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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 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第7节 台湾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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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期刊是个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间,兰熙和我这顾问之间的热线电话从来没有停过。电话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便须见面,譬如书稿的编排,与新的译者见面,分享好文章的发现,文字推敲的喜悦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参加教授访韩团期间,结成谈心的朋友,回台后也常参加我和兰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来。十余年间,每月或隔月聚会,每聚都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写了什么,译了什么,颇有各言尔志的舒坦和快乐。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十六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统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和郑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间客房。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待做渍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与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倦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日本,十余天中,两个人休戚与共,有许多的感想与看法可谈。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潜六年,精译的日本经典之作《源氏物语》。由《中外文学》以五册形式初版,应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学术译本,令我甚为佩服。文人好谈不朽,这才是不朽的功业。在我们聚会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样子,常常是那个“你爱谈天,我爱笑”的笑者。发表意见,也是语调沉稳,不着急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她比我年轻十岁吧!《源氏物语》之后,她接续译成《伊势物语》、《枕草子》。就在我们四人一次餐聚时,海音说要帮她出版新译的《和泉式部日记》。下个月再聚时,初校本已印出来了,海音问她可否在一星期内初校完成,我在旁说:“大概三天就会校好。”果然,这本雅致的书,加上郭豫伦先生的封面设计,不到两个月。纯文学出版社最后的纪念本已经问世了。

    不久兰熙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她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等等。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新。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说些什么呢?”那天正好我们正忙着季刊一百期纪念号的封面,文月正帮我剪许多桂树的叶子,贴成一个桂冠花环,中间嵌上刊名,ChinesePEN100"。不久梅新病逝,我们觉得那天好似来作告别。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有二十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一九九九年出版《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师友相聚情景。此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她的虞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

    文月离开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灯也熄了。

    我从台中搬到台北后,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后梁实秋先生签赠他悼亡妻的《槐园梦忆》,很多人颇为他伤心,那是我对台湾文坛的第一个记忆。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槛)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隐地称之为“台湾一半的文坛”。有《国语日报》、《联合报》和《纯文学》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这里也遇到几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瑶和我始终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瑶自以《心园》成名以后,二十年间有四十多本小说问世,书店都以显著地位摆着她的新书,如《浮云白日》、《这一代》、《磨剑》等。相当受读者欢迎。

    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江河汇集成海的六0年代小说》分析:“这些篇小说的题材都来自现实人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剧。孟瑶擅写对话,在流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对世事变迁的态度。她小说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见长,多是一种独立性格的人,在种种故事的发展中保有静静的刚强。”也许是她写得太多了,大多是讲了故事,无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书,缺少凝聚的力量,难于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来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湾文学系所中会有研究生以孟瑶为题,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0至七0年间一幅幅台湾社会的人生现象,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她是以知识分子积极肯定的态度写作,应有时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瑶几乎是同时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前者是外文系,后者历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挞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艺创作》月刊社征文的二奖,虽是“反共小说”,却以真正的沉痛写抗战时期青年的愤怒和热狂,政治的巨浪在一个女孩人生举步之际卷走了她,淹没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学、远走延安,再归来已家破人亡。过了三十年再写《马兰的故事》,以精炼的文字写乡土风光。人物内心的反响,占全书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虽不浓烈,全书却是艺术之作。

    她后来继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哀乐小天地》之后,十年间只创作一、二篇短篇小说,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袜》以及二00六年逝世前两个月创作的《一关难渡)。堪称艺术精品。

    我从台中“进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说的政治高xdx潮已过,但是我仍赶上尾声,对于张爱玲《秧歌》、陈纪滢《茨村传》和姜贵《旋风》有及时的认识。其实,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犹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从那天地中出来。所以能虔心诚意地写我那篇《千年之泪》和《时代的声音》。姜贵来台湾时已五十岁,经商失败,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顿,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创痛中以大叙述之笔,错综复杂地描写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个山东大家族在共产党窜起之际的兴衰,他的《旋风》和《重阳》必能传世。近半世纪后,此书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写《旋风中的绣花鞋》详述我对传统中女子的处境最强烈的反思,可是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后来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研究。王鼎钧的小说《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涡》是我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学怀乡作品。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二00九年三月刚出版的《文学江湖》,真是文人一生梦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钧的才华和坚强性格才能完成。和记述一九四九年前后苦难的早期出版的王蓝的《蓝与黑》、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彭歌的《黑色的泪》、纪刚的《滚滚辽河》,都是传世之作。

    自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之后,不仅持续读所有的创作新书,我也经常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吴三连等文学奖评审,一直是个认真读作品的评审。笔会季刊有一个很大的初选来源,使是隐地主持的尔雅出版社年度小说选(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间,每年的编选可说是台湾文学点将录,所以仍如当年初编选集时一样心胸——“放眼天下”。

    隐地是台湾文坛一个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后来也成为好友。他由文艺青年起家,二十多岁主编《书评书目》月刊,评论水平高,对台湾文学发展有相当影响。凭借一颗爱文学的赤诚之心创办尔雅出版社,三十三年来,每年固定出二十本书,不受时势影响。出版的六百六十本书,清一色是文学创作,诗集、诗评、诗话竟达一百本。隐地《涨潮日》写父亲由上海来台的种种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虽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书却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

    相对于大出版公同如联经、时报文化、天下文化、远流等,与尔雅并称为“五小”的洪范、纯文学、大地、九歌出版社,是当年文坛佳话。都是由作家创办经营,专印行高格调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推动有不朽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和谐,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台湾文学以中文写作,以沈光文结东吟诗社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长达三百余年。中间虽经日本占据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语,台湾人以日语创作之文学流传至今,且得到中译与多方面的研讨者,赖和、吴浊流、龙瑛宗、杨达、吕赫若等,都已获得尊荣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后来台的作家,六十年来,写尽了漂流与乡愁,对父祖之乡,骸骨的留恋,终也被岁月淹没。但是他们的作品已融入台湾土地,战后生长的孩子,大约都未分省籍地“读他们的书长大的!”在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社团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庆祝会上,钟肇政、叶石涛、纪弦、林亨泰、余光中、周梦蝶、洛夫、痛弦、杨牧、吴晟、琦君、林海音、黄春明、白先勇、李乔、郑清文、张晓风和席慕蓉……并肩而坐,笑语盈盈:被政治选举语言撕裂的读书人,怎能否认,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湾文学的土地,使它丰美厚实,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学面前,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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