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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 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第7节 一九四三春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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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这封长信祭念我们战火下的青春,依怅取暖时不能遏止的悲与乐。我也将此信寄给了不断催促我回大陆团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讯》将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讯息和催促。

    促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参加四三班的年度聚会,是我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消息。她与我小学中学两度同学,她的父亲是江西人,却在奉直军阀战争中,与我祖父相识,是我同学中最老的父亲。

    我记得她家好像住在重庆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亲带着我很恭谨地拜望他。叔颖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党,却是我沙坪坝家中的常客,与我父母更多一层亲切。两岸开放探亲后,她即写信给我,请我帮她寻找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哥哥赖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听到,却远班友通讯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给北京的吴姓名医,“解放”后受中共高层信任,大约末受折磨。但是怎么七十岁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会,还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时是农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国的春天仍有相当寒意。负责一直与我联络的邢文卫已在旅馆等我。我进了大厅,远远看到她在人来人往的接待柜台前站着的样子,脸上等待的神色就是与众不同。迎向我走过来的,就是邢文卫!南开中学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女生部)”的焦点,她是我所见过最端庄美丽的中国少女。高一时,我座位、排队在她与英茂之间,羡煞许多人。如今紧紧握住我的,当然已不是那冷艳、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与众不同。与她同来的是余瑜之(与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们说柳志琦住在天津,这几年她一直说,等齐邦媛回来时,她一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0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解放军制服,旁边注“随军入太原城”,她信上说那不完全正确。)我充满了想间的问题,但是在十多个人团团坐的场合,确是不知怎么问这些纯属个人攸关生死(Vital)的大问题。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到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

    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入外文系,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栅”生活之后,一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出第三卷,文革后得以出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了。一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

    而当年以“佛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译完并作注释……”。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间却“不得善终”——不准授课、遭批斗、屈辱、逼写检讨、强迫劳动、挨打、罚不准吃饭、挟持急行摔断腿、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是:“宁可杀头……”王教授的后记写着:“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怀念雨僧师”

    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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