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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一场 第四节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

  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

  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

  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开端。

  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

  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意,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腾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得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

  我也深表赞成。

  那时手里不富裕,如遇有人约饭,事先又没有明确由谁做东,所以凡遇饭局尾声,小姐手捧账单目光在一桌子人里寻摸时,一准是目光游移不定,生怕和小姐的视线遭遇,直至听到有人接单,才如释重负又耿耿于怀。心说:别让我挣着钱,挣着钱了,谁抢单我跟谁急。

  想象一下,一定是那副神情。

  先对抢单的人说:没你什么事。

  然后狠狠地瞪小姐一眼,说:你怎么连找谁买单都看不出来呀?

  再然后,接过单来一看,当时就急了,厉声质问:把你们经理找来,谁让你们打折了?少废话,实结!

  付款时,还顺嘴飞个段子(说笑话的意思),令与座的各位不必在别人结账时陷入尴尬。这一点我是从《星工场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姜宏那里学来的。我观察他多次,从中体会出他的细致和周到。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

  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

  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

  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

  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他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他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文章跑了题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她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我姐妹在火中挣扎。

  话题扯远了,回忆往事,千头万绪,砸断骨头又连着筋。令我心猿意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

  文章跑题了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

  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

  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犯愣,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

  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

  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槛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槛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

  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槛儿上,过不去了。

  当时王朔劝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伤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如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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