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石桩，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地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

    “嗳，金有嫂，饭吃过没有?”

    她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她应对失当。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体，“嗳!吃过了。”她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

    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

    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冈同志，”他说。“顾冈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

    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冈招呼。顾冈有三十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哔叽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褶。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冈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冈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份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决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乡村高。

    他们领客人去看他们搁磨盘与农具的一间房。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把门卸下来做铺板，架两只板凳上。顾同志说好极了。然后他们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赏他们抽签抽到的那只深蓝色花瓶，是他们分到的地方的东西。

    经王同志要求，谭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来。金根是劳模，他老婆又是最近“还乡生产”的，很能代表现在一般的新气象。顾冈对他们的印象很深。这些农村妇女倒是的确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谭大娘说的话最多。别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说两声“现在乡下好喽!”或者“现在两样喽!”谭大娘总是中气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呀?”她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

    顾冈可以看出来，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览品，也许他让他住在她家里，就是为了这原因。王同志临走的时候，顾冈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种宽容的口吻说起那老妇人：“她倒是有一桩——说话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经和他提起过这里的冬学，建议叫他去教书，可以和群众多一些接触。现在他又说：“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来陪你到识字班去，给你介绍介绍。

    他又详细解释识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听他说起来，简直仿佛顾冈现在要和镇上的小学生们轮流担任的这份工作，是全国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顾冈心时想，这王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王的党龄也很长，而且据他自己说，从前在苏北还有过实际战斗经验。他实在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位置。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村干部呢?也许是因为党内派系的斗争，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许曾经跟某一个被毛泽乐“清”掉了的中坚份子。如果是那样，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顾冈因此谨慎了起来，态度也冷淡了许多。王同志一个人走回去，他住在区公所里，区公所就是从前的武圣庙。他离开了顾冈以后，方才自己觉得，刚才他说了很多的话，关于他的过去……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作地下工作，后来风声紧了，又学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提起这些——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何必告诉人家这些话。“英雄不道当年勇。”难道他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大概是因为顾冈对他的态度里仿佛带着点轻视，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知道知道我从前的历史。”他最讨厌顾冈和他说起国内新闻的时候，那神气就像是以为他除了当地村庄里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她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

    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他说。她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她苦诉他，她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她打辫子的事，来向她提意见，因为她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

    “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霖说。“我也没有。我提义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么样?”

    她倒很镇静，他想。当然她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

    “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她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他没有逼迫她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她，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像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两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电讯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她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

    “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

    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喇啪喇响着。在他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但是年轻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作夜间的功课，“托托托托”敲着木鱼，均匀地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

    王霖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魅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她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她来的勤务员送她回去，替她牵着马。此后他每周期接她来一次。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魇似的魅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

    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

    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地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