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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 乡俗 第65节 转正

    第65节转正

    马寨小学确实越办越不像话,自从刘庆立当上了校长后,教学的是清一色转正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民办教师,身份虽然变了,仍然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刘庆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刘庆立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两口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把刘庆立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男人没有了这两种东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户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他老婆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刘庆立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待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一股脑儿全部免试转了正,刘庆立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刘庆立,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刘庆立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不久,我们马寨小学校长调走了,乡教办室派不来人员,宣布刘庆立当上了校长。他老婆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马寨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马寨小学里混。好在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个个孩子都能够上初中。但也不能说,在刘庆立校长的领导下,我们马寨小学的老师们没有一点“功劳”,他们教出的学生,由于没有了杜小宝那种学习精神,个个质量不高,上到初中时,就非常吃力。混到初中毕业,想方设法出去打工,为南方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输送出了大批劳力。有十几个孩子,后来就在孙丙豪小儿子在南方办的工厂里打工,挣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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