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盘龙村回来之后，杨正义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处理幸福村的超生问题，他率领一个调查组悄悄地进驻了幸福村。

    幸福村是一个自然村，“文化大革命”之前叫做寡团村，没有人准确知道它叫寡团的来历，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的妇女生女孩的多，妇女比男人寿命长，村子里几乎清一色都是女人，青壮年男人少之又少。人们称它为“寡团”，也就是“寡妇团”。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坚决要求将“寡团村”改为“幸福村”，寄希望全村妇女多生儿子，男人身体永远健康，大家生活幸福美满。这个村子有3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是育龄人口。“寡团村”改为“幸福村”之后，人口仍然没有见旺，妇女照样是生女孩多、生男孩少，男人死得早、女人寿命长。于是，幸福村的人们私底下到处烧香拜佛，请风水先生，希望改变这种阴盛阳衰的局面。希望生育儿子成为幸福村村民最大的心愿，因而也成为计划生育工作最大的阻力。

    在赵永明的领导下，红星乡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根据“提倡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的政策规定，幸福村的育龄夫妇都实行了计划生育手术。为了现实和长远的考虑，绝育手术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男人，这是因为一旦夫妻双方发生意外需要重新怀孕，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男人输精管恢复疏通比女人输卵管恢复疏通不仅成本低廉，而且安全可靠。在所有育龄夫妇全部实行了计划生育手术之后，其中一个已经生了二胎的妇女又重新怀孕并生了一个男孩。生三胎是一个严重的超生事件，红星乡政府受到上级部门的严厉批评。事后乡政府要求这个女人的丈夫重新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这个男子的绝育手术是成功的，他没有重新生育的能力。那么这个妇女生育三胎就一定另有隐情。为了防止他们继续超生，乡政府要求这个妇女去做绝育手术。这对夫妇大声喊冤，说他们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丈夫挨了一刀，现在妻子还要挨一刀，实在太不讲理，太不公平了！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乡政府作了妥协，只对他们罚款了事。因为这对夫妇的的确确做了绝育手术，责任不应该在他们，而应该在乡政府和做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

    过了大约三个多月时间，幸福村另外一个妇女也怀孕并且生了第三胎，她也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妇女的情况与前面那个妇女差不多。当然最终的处理也相差无几。直到第三个妇女生下孩子之后，乡政府才感到事情非常蹊跷，事态非常严重。

    进驻幸福村之后，杨正义他们把目标锁定在计划生育手术做假上，这是一个在各地普遍发生的问题，一些计划生育对象给做节育手术的医生行贿，医生给他们做了假节育手术，双方各取所需，最后瞒天过海，生育者照样生育，医生照样当医生。虽然这种弄虚作假行为受到了严厉惩处，但照样有人执迷不悟。杨正义经过反复调查，他没有发现幸福村的计划生育手术有假。杨正义和工作队的成员只好另辟蹊径，他们将目光锁定在这些女人与别人私通上。经过调查了解，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情况，如果生育三胎的几名女子与别人私通，那么她们的丈夫就会醋意大发，家庭必然面临危机。这几户家庭却没有一户发生危机，由于产妇都生了男孩，他们几乎是皆大欢喜。其中的一户家庭在女人生了男孩之后还放了鞭炮，办了满月酒，全家满心欢喜，气氛热闹异常。既不是做计划生育手术失败，又不是男女之间私通，那是什么原因呢？

    正在杨正义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未婚的年轻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有一天，杨正义和大家正在屋子里分析情况，突然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小伙子紧张地对杨正义说：“杨秘书，我要给你们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杨正义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看来他的确是心情紧张，额头上已经沁起了汗珠。杨正义对他说：“你慢慢讲。”接着就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请他一边喝水一边讲话。

    小伙子说：“我昨天晚上与我们村的王大牛一起喝酒，王大牛喝多了之后给我吹牛皮说他已经有三个儿子啦！我根本不信，说他是酒喝多了胡说。王大牛还逞能说没有喝多，他具体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他们来找我借种，我已经播了种，是不是我的孩子呢？’他说的那几个人都生了孩子，我感到事情太严重了，因此来向你们报告。你们可千万别说是我报告的！”

    听完这个小伙子的介绍之后，杨正义对他说：“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重要情况。今天你先回去吧。记住不要对外乱讲，要不然别人会告你诽谤罪的，那些家庭的事情你也要替他们保密，否则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对于这个小伙子反映的情况，杨正义将信将疑。怎么会发生“借种”这种荒唐的事情呢？如果真的是“借种”，那么这算是谁的孩子？会不会引发伦理和其他的社会问题？一个封建思想如此严重的地方，人们能够接受“借种”生育的孩子吗？杨正义和大家反复进行了分析研究，最后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锁定王大牛进行调查。

    最终的调查结果怵目惊心，一个刚刚高中毕业回乡的年轻人，居然与五个已婚妇女发生了性关系。在他们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妇女的丈夫都知道其中的情况，发生性关系的地点基本上都在这些妇女的家里。在发生性关系之前，妇女们把王大牛请到自己家里，亲自给他煮上几个荷包蛋，在把荷包蛋吃完之后才正式进行“工作”。在发生性关系之后，这些妇女还要给王大牛准备一些小礼品。这就是他说的“借种”。那几个“借种”成功，生育了男孩的家庭，事后还给了王大牛500块钱的酬金。

    如何处理王大牛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事关红星乡的计划生育工作，而且事关政策和法律，不能有半点疏忽。杨正义将调查结果及处理建议报告了全史进和李爽爽，全史进和李爽爽不敢单独处理此事，他们将杨正义的调研报告报送给了梁光跃和赵永明。赵永明也不敢单独决定此事，他要召开乡党委和乡政府领导班子联席会议来研究决定这个重大问题。

    赵永明在联席会上开宗明义地说：“幸福村王大牛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事关红星乡的计划生育工作，而且事关政策法律和伦理道德，如果处理不好后患无穷。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

    在赵永明说完之后，乡长梁光跃接着发言。他是一个粗犷、直率的人，不像赵永明考虑问题那样周全。他说：“幸福村的计划生育问题都出在妇女身上，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育龄妇女都做一次绝育手术，免得她们没完没了地生下去！”

    赵永明提醒梁光跃说：“现在男方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如果要求女方再做绝育手术，这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些育龄妇女们也不会答应。这样做将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严重恶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还是要研究更加可行的办法。”

    全史进是红星乡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红星乡各种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他沉吟片刻之后说：“我看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把妇女都重新做一遍绝育手术牵涉面太大，不太可行。我们还是应该多在王大牛的身上动脑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王大牛管不住自己的小将军。既然王大牛管不住他自己的小将军，我看只有我们才能够管住他的小将军。我们要围绕王大牛的小将军做文章。他不是有本事给别人‘借种’吗？我们杀一儆百，把他的小将军给阉了，我看他拿什么去给别人‘借种’！”

    全史进还没有说完，李爽爽就接着他的话说：“我完全赞成全史进副书记的意见，王大牛管不住男人那东西，我看这几个妇女也不自重，管不住自己巴掌大那块地方。我们既要对王大牛进行处理，也要对这几个不要脸的女人按相同的办法进行严肃处理！”

    赵永明看了全史进一眼，不太满意地说：“史进同志，我们现在要作出决定，请你讲具体一点，不要云山雾罩的!”

    全史进尴尬地笑了笑说：“我的意思是既然王大牛给别人‘借种’，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他实行计划生育手术，我们把他给结扎了，你看他还能去‘借种’吗？李爽爽副乡长的意思是同时把那几个妇女也结扎了，这就是对她们的一种处罚！”

    赵永明犹豫地说：“你说的这个办法不行，一个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子，被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手术，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如果他要到法院去告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就违法了吗？”

    全史进给赵永明打气说：“如果他要去告我们，我们可以考虑把他按流氓罪论处，把他送给司法机关处理，让他坐几年牢！我看他是愿意坐牢，还是愿意结扎？”

    对于全史进这个人，杨正义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道貌岸然，突发奇想，这些别出心裁的想法往往居于正义与邪恶之间。杨正义在心里既赞同全史进的想法，又反对他的想法。作为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负责人，杨正义也必须表明态度。他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处理计划生育问题也必须合乎法律。我们要做到尽量少处理人，尽量合情合理合法，只有这样才能行得通。我建议依法对王大牛进行教育处理，让他正确认识并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全史进打断了杨正义的话，他说：“什么依法进行教育处理？还是那句话，计划生育是第一位的，由此引发的一切问题都是第二位的！”

    全史进、李爽爽和杨正义的意见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的人赞成依法对王大牛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但认为这样做太复杂。包括梁光跃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全史进的意见，认为依法处理不如快刀斩乱麻，对王大牛实行结扎手术最经济实用。

    面对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赵永明陷入两难之中。但这是一个需要决断的问题，他必须展现领导能力。赵永明最后总结道：“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法律，但计划生育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理王大牛的问题既要符合法律，又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对王大牛采取计划生育措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既能起到警示作用，又不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联席会议最后一致同意将王大牛送到医院做结扎手术，大家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等到哪天王大牛结婚的时候，还可以帮他实行输精管疏通手术，保证他能够正常地结婚生子。当然还得对他进行严肃的法纪教育，也要求他为今后生活着想而保守自己已经被结扎的秘密。

    在这次划时代的会议作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之后，杨正义反复思考了这个平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复杂问题。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是多么顽固，它居然成功地挑战了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底线。杨正义既为那些“借种”妇女的丈夫们感到悲哀，他们为了要个男孩，宁愿自己的老婆与别的男人上床，完全不顾个人尊严和社会公德；同时又替王大牛悲哀，一个高中毕业生居然是一个道德和法律方面的盲人，敢于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现在王大牛尚未结婚即被强行送去医院实行绝育手术，这实在是一个流传千古的莫大笑话。

    处理了王大牛的问题之后，杨正义再次把曾思儿的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作为乡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负责人，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做好曾思儿的工作，曾思儿的老婆已经怀上了第三胎，并且已经有了六七个月时间，如果不尽早去做计划生育手术，不仅影响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而且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有影响。杨正义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做工作，他必须再次登门。

    杨正义又一次来到了曾思儿在乡政府附近卖肉的摊子前面，他知道这是自己无法逾越的障碍。

    杨正义来到肉摊的时候曾思儿正在给一个农民卖肉，他抬起头来很勉强地朝杨正义笑了笑说：“杨秘书，今天不是来做我工作的吧？”

    杨正义也笑了笑说：“不做你的工作就不能来你的肉摊了吗？”

    曾思儿言不由衷地连声说：“不是！不是！我还希望杨秘书经常来呢。你年轻有为，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这样负责任的干部，我想巴结你还来不及呢！”

    杨正义听到曾思儿的话里有明显的嘲讽意味，但他不能和曾思儿计较。前几天与赵永明一起下村使杨正义感受到，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我们真正与老百姓交心，替老百姓着想，老百姓最终还是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杨正义说：“我今天想买几斤猪肝，我们几个同事要在一起喝点酒。”

    听到是要买猪肝，而不是来做他思想工作的，曾思儿放下心来，对杨正义说：“今天正好还有一副好猪肝，我干脆都卖给你吧，你随便给几块钱就行了！”说话间就把猪肝收拾好了。

    杨正义并不急于离开曾思儿，他的真实目的当然不是买猪肝，即使买了他也不会炒，他是来与曾思儿套近乎、做工作的。杨正义拿起猪肝来左看右看，然后对曾思儿说：“你这个猪肝的质量还真好，我小时候想吃猪肝总是吃不上呢！”曾思儿接过话来说：“那个时候家里都穷，有几个人能够吃得起猪肝？一年到头也没有杀猪，别说猪肝，就是猪毛也很难看见！”

    杨正义很高兴曾思儿与他聊天，只要进行交流，他就有做好曾思儿工作的机会。杨正义说：“那个时候真是太穷了，我就是因为家里穷才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我家可比你们村里还要穷啊，到外面借粮食是经常的事情。那时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穷呢？想来想去发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政策方面有问题，一个村子上百口人，只有一个人想问题，其他的人都不能想、不愿意想；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的确太多了，田还是那些田，地还是那些地，但人口却成倍地增加，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不穷才怪呢！”

    一听杨正义说到人口问题，曾思儿的神经立刻警觉起来了。他对杨正义说：“杨秘书说得不对，过去我们农民生活困难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发挥好人的作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人多力量大，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

    杨正义戏谑地说：“曾师傅，你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呀！”杨正义继续说：“毛主席还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有文化的人则是世界上更宝贵的因素。我们老家有一句话，说是吃饭怕人多，做事怕人少。这的确是一个矛盾，那么多的人口，用什么来养活他们呢？我们那个村子就是那么大，田地是一个不变的常量，但人口却是一个持续增加的变量。田地不增加，人口却持续增加，人们怎么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如果一碗饭让一个人吃，他或许能够吃饱；让两个人分着吃，那就要差不少；如果是八个人、十个人分着吃呢？那不就只能喝稀粥了吗！温饱问题没解决，他就很难去学习科学文化，就很难获得幸福的生活！”

    曾思儿叹了一口气，对杨正义说：“其实杨秘书讲的道理谁都懂，我们现在与我们的上一辈也不一样了，过去他们都生五六个孩子，我们现在只要生两三个就行了。但我们农村有一条还是相同的，那就是家家户户都希望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没有男孩在当地可是抬不起头来的呀！我有六姊妹，在我前面的都是女孩，我父亲无论如何要生一个男孩，最后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思儿！”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的确深入了人们的骨髓。对于曾思儿说的传宗接代问题杨正义再清楚不过了。

    王大牛就在幸福村，对幸福村的情况，曾思儿不可能一无所知。当然杨正义不可能将王大牛的故事告诉曾思儿，因为这个故事包含了太多政策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

    杨正义给曾思儿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前不久，主角是跃进村70多岁的老人刘贫农。刘贫农的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就离开了人世，两个儿子都是由他一手抚养成人的。后来两个孩子都相继结婚成了家，开始的时候刘贫农在两个儿子家里各住一段时间，那时刘贫农的身体还好，能够自食其力，两个孩子都没有嫌弃他。但随着刘贫农年事渐高，并且疾病缠身，这两个孩子都把他当成了包袱，不仅不给他看病，甚至不给他饭吃，后来干脆不让刘贫农住到自己的家里了。刘贫农只能住在一个简陋的茅棚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村子里的人过意不去，跑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希望政府教育那两个不孝之子。后来杨正义根据赵永明的指示去跃进村找到了老人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先是矢口否认他们的父亲受到虐待，在杨正义拿出证据之后他们又表示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务事，别人无权干涉。直到杨正义表示如果他们不照顾好父亲，将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这两个孩子才勉强同意轮流照顾父亲。虽然杨正义迫使他们签订了赡养、善待父亲的协议，但他仍然为老人的未来深深地担忧。

    讲完刘贫农的故事之后，杨正义动情地对曾思儿说：“这个养了两个儿子的老人比那些只生了女儿的人更加不幸。不是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吗？这两个不孝子连饭都不让自己的父亲吃，这叫什么养儿防老？其实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生多少个孩子，更不在于生男还是生女，而是在于培养教育，使孩子成为一个有能力并且有良心的人！”

    曾思儿面色不悦地说：“杨秘书，你把思想工作都做到我卖肉的摊子上来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打地洞。我曾思儿生不了虎仔，我只想生一帮狗仔！你不用给我说了，你走吧，不然就要影响我的生意啦！”

    见自己工作做得没什么效果，杨正义无比沮丧，他缓缓离开了曾思儿的肉摊。杨正义没有把自己的沮丧情绪表现出来，他友好地对曾思儿招了招手，他知道还有艰苦的工作在等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