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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爸爸许世友

    五个将军一桌席。

    许世友,我的头皮剃得闪出神秘青光的父亲,望着揭了盖的茅台酒瓶,笑细了眼。两只血与火洗炼过的厚重的手掌亲切地抚过胸腹,又兜回来交叉着手指满怀喜悦地按在心口窝。几十年后我想起那情景,便同时想起《少林寺》中的“名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他舒服地哼哼有声。那盘子里的辣子鸡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苗条可人;汽锅里的辣子鸭,贵夫人一样丰腴白嫩;还有铺一身尖辣椒的红烧鲤鱼,疯狂歌女一般张圆了略带野性的嘴巴。于是,父亲的哼哼声便在我耳中有了诗意。他喜欢哼哼着吟诗,讲述过负伤后那吟诗一样的哼哼可以使人进入修炼的最佳境界,终于涅槃一般,美妙极乐无比……

    我透过汽锅上袅袅浮升颤动的水雾望着父亲,那时的心情用成人后的语言来表达便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八岁夺过土匪的枪,八岁出家当和尚,十六岁学成下山,十六岁赤手杀人;戎马六十年,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偏偏又能吟诗,亲手写出四十万字文章留人间。我的传奇的父亲,他已经小山似地立起身,腿关节轧轧作响!

    “人生得意须尽欢……”父亲不清不楚地哼哼着,忽然干脆响亮地骂一声:“妈了个×的,开始吧。”

    于是,满桌粲然。酒未酣,兴已起。

    “牛首山上打来的野鸡,长江水里打来的野鸡,鱼是我自家池塘里捞的,饭菜是我自己种地收获所得。”父亲将手在桌面上划个孤,便将酒菜的腥香一阵风似地送入每个将军的鼻孔,“只有茅台酒是花钱买的,算是我请客。”

    将军们都坐上首,我们几个“小崽子”坐下首。贴近我的将军方头阔面,由于后面发生的事不宜提名,姑且叫他方叔吧。

    “哈哈,”方叔笑了,指点着可爱的鸡鸭鱼:“许司令,许和尚,五戒十善你破了两戒,难成正果啰。”

    “少林寺的武和尚不在五戒中,自唐太宗便有定论。”父亲抡掌一指,“来,斟酒。”

    卫兵应声出动,圆敦敦的瓷瓶小心翼翼捧在手,一个立正一杯酒,五个立正便将晶明透香的酒液注满五个酒杯。

    父亲将一只大白碗放在鸡鸭鱼围拱的茶托中心,然后端起酒杯祝酒:“能喝不能喝,三杯以内倒不了人。三杯以内,滴酒罚一碗;三杯以外,各随其便。”他左手示意大家起身,右手的酒杯便转着圈碰去:“来,干杯!”

    一阵叮当声,现在想来颇有些楚文化的遗风,就是那种轻击编钟的音韵,正觉得悦耳,却又传来咕咚一声吞响,父亲已将空酒杯倒垂于手下:“喝酒能看出人是不是忠厚老实。”

    忠厚老实的父亲空酒杯里没落下一滴酒。

    四个将军面面相视,便有一位壮声壮色道:“许司令不减当年,咱们也是条汉子。来,干了!”

    四个将军或咕略直灌,或长吸而尽,或如喝中药般艰难下咽,痛快不痛快,潇洒不潇洒先后干了杯。

    “吃菜,”父亲豪兴初起,“斟酒!”

    卫兵又开始立正,卫兵又开始敬酒。谁也没有正眼看这个卫兵。许司令的身边自然不会有女人斟酒,也无须女人增添色彩。这里的一切都如兵营一样硬梆梆铿锵有声,使文人领略到武威,使武人感怀金戈铁马的岁月……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父亲早又举起杯,“来来来,将进酒,杯莫停。干!”

    父亲粗壮的脖颈一伸,咕咚之声如雷贯耳。慑于先声夺人之气,方叔怯酒了。别人刚刚干光第二杯,父亲已经在灌第三杯。于是,方叔将杯中酒倾了一半在后勤部副部长的杯中,作势作态吃干剩下的半杯。

    父亲本是仰面干杯。方叔捕捉“战机”,动作比打地道战还隐秘。可是父亲推金山倒玉柱般地歪靠着椅子,摇头喷出一团团酒气,“不忠厚不老实,不是条汉子!”

    “不信你许司令长了三只眼。”方叔决心不认帐。

    “我多长四个眼呢!”父亲摸完身子摸屁股,那里不是枪眼便是刺刀眼。

    “国民党恩宠你。”

    “嘿嘿,我就恩宠你。”父亲倾身抓过鸡鸭鱼肉围拱的白瓷碗,放置面前。茅台咕咕叫着钻出细瓶口,又哗哗唱着在白瓷碗里翻跟斗。父亲那张脸便如鼓涌的酒花一般笑的粲然:“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你是自找哟。”

    “倒吧,倒了我也不喝。”方叔亲见地吮舔那油滋滋的野鸡屁股,咬嚼得啧啧带响。

    “没事,吹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

    “砍掉脑袋也不喝。”

    “留下人头干革命,留下这碗酒可不好做人。”

    “不做人也不喝。”

    “吭!”父亲朝椅背上一靠,闷闷咳声响。

    于是,不起眼的卫兵脱颖而出,露脸了。

    “首长,您还是喝下去吧。”卫兵在方叔身侧立正,身体和身影活脱是三角板的两条直角边。

    “妈的,我说许和尚没有三只眼么。”方叔笑骂出声:“原来是你这个小鬼搞特务盯梢。”

    “首长,做人要忠厚,喝酒要老实。”卫兵正经得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方叔的脸便如烫过似的蛋壳一般红将上来,又爱又恼地欣赏那无地自容的小卫兵:“啊哈,你也成个人物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讲话?”他将那“直角边”几乎逼成了“斜面”,才心满意足地念出解咒:“还不下去!”

    “首长,你喝了我就下去。”不识抬举的卫兵喃喃。

    “混蛋,滚!”

    “首长喝掉我就滚。”

    “我揍你个……”方叔的手被人扯住了。一个将军劝父亲:“许司令,闹过分了,闹过分了。都快五十岁人了,不比当年在大别山。算了算了……”

    父亲靠在椅背上只是笑,看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正在推他的小卫兵:“你怎么没眼色呢?下去下去,这种场合也是你好凑热闹的?”

    卫兵只差哭了,却顽强而又狼狈地笑:“总得让许司令下台阶呀。”他挣扎着抓起酒碗:“首长,让我替您喝了吧。”

    将军们松开手,大眼对小眼,又共同对准卫兵。卫兵叉步擎碗,头与碗相对运动,我的心便为这个运动配上了隆隆惊雷般的声响。当两片红唇夹住雪白的碗沿儿,喉咙深处那咕咚的响声便在饭厅里回荡。他喝得太老实,没有酒液流出两腮。

    他喝得忠实感人,碗底朝天了,咕咚声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去。

    “是条汉子,好样儿的!”方叔被感动得两眼湿漉漉。

    “来来,快吃口菜。”方叔疼爱地搂过小卫兵,扯下一条肥嫩的鸭腿朝他嘴里塞。

    卫兵嚼咽下鸭腿,骨头也没吐。他用手掌抹嘴时,身子开始晃。方叔忙扶住:“哎呀,他要醉!”

    说醉就醉,卫兵耍起酒疯。又抓起一瓶茅台,哗哗往碗里倒,直着舌头嚷:“我打的——鸡!我打的——鸭!首长吃鸡又吃——鸭!不信首长就、就不喝我的——酒!”

    方叔朝着厅外喊:“卫兵!卫兵!”

    外面静悄悄。方叔的卫兵不见了,父亲的卫兵只剩这个醉汉,嘻嘻哈哈搂住方叔动弹不得。

    “许司令,许和尚!”方叔叫喊,“你叫他滚!”

    “皇帝见了醉汉还要让三分呢。”父亲缓缓起身。

    我们的身边乱了阵。将军们劝不住,骂不得,谁能对一个醉汉讲道理呀?偏这醉汉又会少林武功,又是酒后力量大得出奇,不知用了什么擒拿术,方叔哎哟一声张开嘴,那斟满酒的白瓷碗便嵌入齿间,喉咙里响起匆匆的受压迫的咕咚声。

    “许司令,不能胡来呀!”

    “吭!”父亲咳一声,卫兵立刻从那张被压迫的嘴巴里拨出碗,这里边还剩半碗酒。

    “许司令,许和尚!”方叔打一个嗝,喘一口气;打两个嗝,喘两口气:“今天我放不过你!”

    “先把旧帐清了。这碗酒还剩下一半,我代劳了。”父亲笑得开心友好,半碗酒三口喝个精光。

    方叔怔了怔,仍然愤愤不平:“我砸你的桌子!”

    父亲把儿个酒瓶抱走,吩咐卫兵:“放开他,叫他砸。”

    卫兵对方叔道:“首长,我滚。”话落手松,逃一样跑走了。

    方叔什么也没砸,大约是父亲代劳半碗酒的缘故。他把头扭来扭去喘粗气,忽然拍响桌子:“许和尚,你别走,你给我过来!”

    父亲把酒瓶交给换上来的卫兵,笑容可掬:“我过来。”

    “不秃不毒,你坐下!”

    “我坐下。”

    “一杯对一杯,今天我放不过你!”

    “我不要你放,我等着。”

    “斟酒!”方叔吼一声,看来是真醉了。

    “首长吃口菜我就斟。”卫兵磨时间。

    “倒上!”“首长吃口菜。”

    “你找打!”方叔起身未立稳,卫兵趋近桌旁,“我倒,我倒。”

    卫兵替方叔斟了一杯“凉白开。”

    “呸!妈的,是水!”方叔看来不算醉。卫兵管方叔斟了第二杯“凉白开。”

    “呸!妈的,你许和尚还有酒没有酒?”

    “有酒有酒。”卫兵出去抽一支烟,回来给方叔斟了第三杯“凉白开”。

    “嗯,好酒!许和尚,不喝的爬着走!”酒劲上头,方叔真醉了,白水认作酒。当然,里边多少还是兑了一点点酒。就拿兑了一点点酒的白水跟父亲叫阵,一杯对一杯地赌着喝。方叔坐在椅子上东摇西晃,扯南聊北,一会儿大别山,一会儿上甘岭;一会儿说中了许和尚的奸计,下次赴宴须带一个连的兵来;一会儿又讲起那种不适合孩子听的玩笑……

    “去,你们都出去,吃完的走,没吃完的端走吃。”父亲朝我们大声喝令。建军和援朝稍示不情愿,父亲已经一手一个,将他俩拎起来,离门一米远,扔一袋土豆似地把他们丢到大门外。

    于是,那屋里便越来越热闹……

    事后,父亲和方叔都说好久没喝过这么痛快的酒了。

    “你父亲的酒量可没有遗传给你。”我接过许桑园递来的香烟,她帮我点燃。“那个小卫兵其实是监酒的角色,大概不少人吃过他的苦头。”

    “我见到这几位叔叔伯伯吃苦头,特别是总医院的那位院长,我见他醉过几次呢。”许桑园带着回首往事的神情,静过片刻,莞尔一笑:“那时父辈们正当青壮年嘛,跟我们现在年纪差不多。”

    “总之够鲁的。”

    “刚从朝鲜战场下来,也难怪,没仗打了。”

    “可人们还不知道他会吟诗,又有文采。我看过他写的两本书,文笔真不错呢。”

    “等我长大懂事后,再不曾见到监酒的强人所难。”

    “有人说五十五岁是个坎。”

    “可他到老喝酒也从不认输,从不耍滑。逢上酒量过大的,一杯对一杯,醉倒也不讨饶。他说,我这辈子没软过,喝酒也不能软。”

    “这你可讲错了。那要看遇到谁。”

    “遇到谁也不软。”

    “遇到总理就软了。”

    “我不信。”

    “他喝不过周总理。”

    “喝不过就倒嘛,也不会软。”

    “不但倒,后来一听总理来了就逃……这些故事将来我是要写的,那时你父亲就不会雄赳赳气昂昂了。”

    “你别给他抹灰。”

    “实事求是嘛。‘九大’时你父亲喝醉了,选林彪当接班人他迟到了。总理批评他,他最老实。好,不侃了。继续我们的合作,你接着讲吧。”

    那年,我上小学了。

    领回新课本、新作业本,小心翼翼摆满一床。手摸摸,鼻子闻闻,忍不住将脸贴了上去。一种说不出的欢乐在心头跳跃,像上礼拜偷喝了父亲的酒一样,身子忽然轻浮,便云里雾里地飞起来……

    “哎呀!”我尖叫着团身,两手乱抓,像搂住石墩子似的,听到一阵聒耳的哈哈大笑。

    原来是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他那刮得精光的头皮就在我眼皮上边闪烁。

    现在常有人说父亲生得丑,我就不服气。他们的印象来自父亲的暮年。世上有几个人年过花甲依然像周总理那样英俊潇洒?

    青壮年时的父亲是英武的。那时他的脸孔结实硬棒有棱有角,黑黝黝地洋溢出男性的光泽。两道浓密的黑盾有力地弯在眼眶的棱骨上;他是双眼皮,很深很迷人的双眼皮。当我成为一个少女时常常遗憾自己没有父亲那样动人的双眼皮。他的眼珠乌黑晶亮,凝聚了强悍武勇的烟烟光彩。他的鼻子坚挺高直,我曾多次试过,可以把他和界尖扳弯,却无法像姐姐的鼻子那样按扁。他的嘴唇又红又厚,肉嘟嘟地嘬在我嘴里时,比嘬妈妈的xx头还可心。他的耳朵大而柔韧,我的小手刚好握满,将它转圈揉动。

    父亲用一根指头指点我的鼻子,说:“桑园,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童子兵了。”

    “真的?”我睁大眼睛,高兴地喊:“教我武艺!”

    父亲嘴角一抽,脸上笑出两团黑油油的疙瘩肉。我忍不住放开他的耳朵,去抓那两团疙瘩肉。这疙瘩是最近一年新添的,我一时有些接受不了呢。

    “学武的人要勤快,那就要看你勤快不勤快了。”父亲虽然小心,手指头还是碰住我的鼻子。我眼睛立刻一酸。但是我没叫。既然当童子兵了,再不像花似地经不起父亲的指头一碰。

    父亲一辈子起床早,在院子里舒身展腰、踢腿伸臂。活动开筋骨,远处军营的起床号才悠悠传来。

    和尚才肯起这么早,我哪里做得到呀!闻号起床只坚持了三天,逢了礼拜天,被子蒙了耳朵,身子蜷成一团儿,舒舒服服偷个懒。

    起床出门,阳光早已布满庭院。父亲正带着警卫班战士舞棍。听说那是上乘的形意风火棍,当年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便是这种棍法。贺龙伯伯喜欢讲三侠五义,父亲喜欢讲少林寺的和尚。有人传说父亲八岁就杀过人,才冤枉呢。八岁时他只是夺过一支土匪兵的枪,他可没杀人。最后被逼入少林寺,当了八年小和尚。

    我喜欢听棍风呜呜,再配上战士发力时那短促的呐喊,由不得人心族摇动,热血翻涌。疏懒懈怠瞬间烟消,我立刻跑到树荫下,从抢棒架上用力抽出一根哨棍,拖拉着往警卫战士堆儿里钻。却听父亲一声大喝:“站住!”

    我吓得一哆嗦,哨棍落地。

    “许桑园,你当了几天兵?”父亲边问边走过来。

    我在心里搬手指头,然后说:“三天。”

    “你可起了三早啊?”父亲在笑,可是忽然又一虎脸,“今天为啥偷懒?”

    我知道他是装着吓唬我,我才不怕呢。

    “今天我晒网。”

    “什么?晒网?”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妈了个×的,谁教你的?”父亲骂起来。他高兴时喜欢骂这句话,发怒时也喜欢骂这句话,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学会了这句骂人话。

    现在父亲绝不会是高兴地骂人,我便有些怕了。

    “你,你说的……”

    “老子什么时候教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你跟聂叔叔讲的,”我眼里含了泪,“三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父亲怔了证,大概想起来了。眉毛像两条黑虫一样往一起爬,爬成一团又猛地窜上两边额角:“我那是讲什么?我是讲战士们太累了……算了,我一下子也给你讲不清。当兵的,思想工作下边做,现在是上操。注意听命令:立正!”

    我顿时挺成一根棍。

    “向后——转!”

    转身间,阳光从树梢上方箭一般射来,我立刻眯下眼帘。

    “一二三四五,今莫睡糊涂。念!”

    “一二三四五,金佛睡糊涂!”

    “朝着太阳念,念一百遍!”

    “一二三四五,金佛睡糊涂!一二三四五,金佛睡糊涂!……”

    我念得头晕目眩,也不知够不够一百遍?父亲舞罢棍走过来,侧耳听一听,忽然眨巴起眼:“什么,你念什么?金佛睡糊涂?”

    “你告诉我金佛睡糊涂。”

    “哈哈哈!”父亲大笑,伸一只手把我拎上半空。我尖叫起来。父亲在我脸上有声有色地亲一口,说:“你呀,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金佛怎么会睡糊涂?今、莫!今天莫要睡糊涂。记住了吗?”

    此后,我再不曾睡糊涂。我们在家的兄弟姐妹六人,很快都学会了“一二三四五,今莫睡糊涂”。

    于是,我们六个孩子不论上学的没上学的,都成了许世友的童子兵。在我记忆的长河里,童子兵的生活永远荡漾着涟漪,永远是明光闪烁。每天总好像在等待着一种美好的、希冀着的东西。

    那时,我们住在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这儿曾是日本使馆,院里有池塘和草坪。每当军号声悠悠入耳,我们便会怀着雀跃的心情穿上衣服争抢着朝大门外跑。

    “立正!”父亲打量着他的“半个班”,嘴巴一抿,颧骨上便鼓起两团已被我们熟悉接受了的疙瘩肉,满意地点点头:“向右转,跑步走!”

    我们高唱着“我是一个兵”,踏着露珠晶莹的青草地,绕着郁郁葱葱的池塘跑,太阳迎面微笑着露出半个橘红色的脸蛋。父亲开始喊:“一二一、一二—……”这种旋律在青草地和池塘上空游荡,在我们渴望成长的胸膛里起伏。

    可是,屁股后边远远地传来小妹带了哭腔哭调的叫喊:“不么,不么,我不干……”

    哈,她想跑第一,却落在了老后。

    “立定!”父亲突然下令,露出一丝亲切,眼皮轻轻一眨,快速喊了一串口令:“向后转!跑步走!一二—……哎呀,现在谁跑第一了?”

    “我,我,我第—……”小妹扬起双臂,尖声叫着,激动、兴奋、自豪,父亲急迎几步,小妹一头扑进父亲的怀抱,父亲一把将她举在空中,她一声接一声尖叫着,面孔兴奋得通红。于是,父亲的面孔也变得像刚出烤炉的面包一样闪着黑红的光波,迎着太阳放开粗憨的喉咙:“经建第一,小经建跑第一喽……”

    草坪上有哨棍、钢鞭、朴刀、弓箭和吊在树上的沙袋。父亲教建军和援朝打沙袋、舞哨棍,教我少林红拳,教华山使钢鞭……

    那天,父亲叫人在池塘对面立起胸靶,弯弓射箭。那弓箭是体育界朋友送的,弓立起来比我还要高一截。我费尽力气,一直未能把箭射过那个池塘。父亲笑了,把弓抓过去,搭箭轻轻一拉,说:“遇事莫逞强,学艺莫急躁,学到知羞处,武艺才能强。”唆!那箭便流星般飞出,啪!钉在圆心右侧一寸远的靶标上。

    父亲皱皱眉,朝我们一噘嘴,摇头叹气:“唉,荒疏了,荒疏了!”

    练武之后是洗漱。

    我最爱看父亲洗脸。他经常先“砂洗”,后水洗。房前有半缸砂,他用两只手朝里一戳,便将整个手掌都插入砂子中。开始,他动作很慢,先要运口气,然后“嘿”地一声将手插入。渐渐地,频率加快,情绪也亢奋起来,“嘿嘿”声便连成一串,缸里顿时翻涌起砂浪,那汗水便小河一样顺着涨红的脸颊淌下来。

    太惹人激动了。我们几个孩子便围上去,也憋一口气朝砂子里戳下手。转眼间又哎哟哟地叫着纷纷缩回了手。父亲手下那松软的一缸砂,在我们面前却突然坚硬起来,越插得猛越如碰壁一般狼狈。

    父亲无声地笑。父亲放声笑会张大嘴巴,脸上的肉便如拉长的橡筋;父亲无声地笑会抿紧嘴巴,甚至嘟出厚厚的嘴唇,脸上的肉便如汤圆一样鼓突起来,眼里流出孩子气的洋洋得意。终于,他用鼻子哼出家乡酸溜溜的调子:“山南绿荫荫,山北雪银银,同是大别山,为何不同仁?”他“唉”地一声停住唱,用食指轮次指点我们:“吃鸡吃鱼又吃鸭,缺少一肚子青菜屎。你们活得太安逸了。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你们吃香喝辣就是少了吃点苦哟。”

    实在说,父亲很有些出口成章的本事,可惜我们那时听不大懂,只觉得新鲜上口,喜欢学舌,直到成人后才越想越明白父亲的苦心。

    有趣的是父亲洗过脸后的一盆剩水,呈黯褐色,像化开的盐水一样黏稠。上面没有香皂沫,父亲是极少用香皂的,除非手上染了油墨不好除掉。他并不泼出去那洗脸水,而是放在草地上,朝我们摇头晃脑,眼皮狡黠地上下眨动,诡秘的目光撩拨得我们心痒痒的,不知又要出什么新花样?

    见我们都围过来睁大好奇的眼睛,他抑制不住得意的摆动双臂,熊一样粗壮的身躯夸张地晃动着,原地雄赳赳一番,踏那么七八个高抬腿步子,这才神情凛然,盯紧那盆水,背了手左走一圈,右走一圈,胸腹沉重缓慢地大起又大落。然后停下步,成半蹲式,胸腔里起来一道龙吟似的颤音,身体向右倾去,左腿斜伸,右腿弯曲,抖抖地举起右臂。天哪,右臂和右手已是筋肉暴凸,似乎凝聚了暴风骤雨雷鸣电闪之势在其中!

    “嘿!”

    惊天动地一声吼,簸箕大的大巴掌扇落下去,仿佛划过一道黑色的闪电,那洗脸盆中“砰”地一声闷响。我们这些“小崽子”在掌风扫荡中发一声喊,齐齐跳将起来:那一盆水竟如活了一般,黏黏的一团跃出脸盆,如疾风驱赶的云片,似飞涌疾进的浪花,终于铺成扇形,边缘飞卷四溅着水珠泡沫,将阳光折射出七彩的光辉。

    我们再次发出不同的怪叫,仿佛面前被人施过魔法一般出现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那脸盆空空地在草地上兀自战栗,而父亲水淋淋的巴掌已经重新举起,举得庄严缓慢,像京剧演员亮相一般,两腿沉重缓缓地站直,姿势很像十几年后一度风靡舞台的《红灯记》中李玉和高举红灯的造型。

    最初的惊愕一过,激动和兴奋之情席卷了我们。一片尖叫吵嚷声中,我们纷纷拿着脸盆装满水来试,噼噼叭叭地拍水声搅得庭院沸沸扬扬,鸦雀惊遁。

    父亲得意地用两手抓住衬衣襟扇凉,一边踱步一边唱起那酸溜溜的家乡小调:

    小和尚,

    背箩筐,

    拐个弯,

    我骑上。

    这时,他那黑白分明威风凛凛的眼中就出现一种落拓不羁的光彩。我们尽兴拍水把自己变成了水猴子,盆子里的水仍未拍尽。我从下面悄悄向上凝望着父亲,只见他舔了舔嘴唇,他有吮舔自己厚唇的习惯,他又接着唱下去,调子带了点村野的味道:

    小杂种,

    尾巴长,

    爹吃杏,

    骂啥娘。

    这正是我的父亲。时光倒流,我看到了像我这般年龄时的父亲——

    中午,在蓝得耀眼的天空,阳光溶化了一般白闪闪的。中原腹地的高山,笼罩在艾蒿的苦涩气味中。树叶打卷,蝉鸣不止。有棍风呜呜,似要荡尽窒人的署热。通体黝黑的小和尚,闪展腾跃,喝声阵阵,袈裟飘舞,汗气腾腾。瞬间身停棒止,顿觉酷热难当,蝉鸣难耐。小和尚黑眼珠溜溜儿转,棍棒放于树下,蹑手蹑脚闪出寺门。

    寺外的溪河清幽碧澈,好不诱人。河边一株大杏树,红艳艳黄橙橙的大杏累累成串。小和尚四下里一瞄,纵身跃起,按住一枝硕果累累的枝条,摘了香朝嘴里塞。松手时,杏枝弹起,又有几颗熟杏扑扑落地。小和尚弯腰拾杏,却不料早惊动草丛中打盹的几个娃儿,探出头揉眼察看。只见一个小和尚一边吃香,一边脱下袈裟僧衣,赤条条跃入河水。

    于是,河边草丛里跳起四五个娃儿顿脚唱骂:“小和尚,背箩筐,拐个弯,我骑上!”

    初时,那偷了份家甜杏的小和尚还有几分羞愧难当,听得骂狠了,便耐不住野性放开嗓子回骂:“小杂种,尾巴长,爹吃杏,骂啥娘!”

    俗家娃儿们没料到小和尚如此粗野,嗷嗷叫着,跳入河中围攻上来,挥臂击水将黑黝黝的小和尚裹在水箭中。小和尚被激得兴发,奋起反抗,双方激起的急流水箭冲撞交锋,少溪河一时间变成水花翻飞,水雾朦胧的战场。

    “阿弥陀佛!”岸有和尚大声宣佛号,是师兄来了。向俗家娃儿们赔礼道歉,喝斥小和尚回寺。

    小和尚受到圆兴师父严惩,跪在经堂做了一夜功课。第二天又被罚去淘米做饭。

    “水仗打赢了?”师兄椰渝地朝他挤挤眼。

    “他们人多,我反正也没输。”小和尚犟头犟脑。

    “遇事莫逞强,学艺莫急躁,学到知羞处,武艺才能强。”师兄说着,突然拍出一掌。那发面缸里的半缸水忽然飞涌而起,跳出缸沿,劈头盖脑浇了小和尚一身……

    小和尚就是我的父亲许世友。

    “我在少林寺练了八年才练出这点本事。”父亲望着我们说,“也只能拍出脸盆里的水,换了发面缸就不敢露丑了。”

    “那你就教我们拍出脸盆里的水吧。”我央求着。

    “你们不能学了。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官逼民反,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应该下功夫学文化才对。”父亲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你讲的许世友和我过去知道的许世友不一样。”

    “你知道的是许司令,我知道的只是父亲。”

    “他在我脑子里已经生动起来,你帮我继续生动下去吧。”

    风雨已经过去,北戴河仍然惊魂未定地骚动着。哗哗的海涛声深沉浑厚,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势。太阳艰难地爬起一杆子高,却无法冲淡海深处冒出的阴森冷气。巨浪悠悠卷起雪白的泡沫一道道追逐着扑向沙滩,在可怕的轰响中一下子吞掉了暗黄色的斜岸,便即又沉重地叹息一声,无奈地吐泻出来。不间断地吞吐,使沙滩惊吓得通体僵硬。

    潮湿的海风中,忽地响起刺耳的尖叫:准确地说,那是吓得走了魂的嘶叫。

    我的父亲,右手拎着已成半大小子的许建军,左手拎着上了小学的许援朝,大踏步朝着海浪迎去。他要教儿子游泳呢。

    建军和援朝,像被虎豹攫住,似被蟒蛇缠绕,一切挣扎都是徒劳,叫得那份惨!建军全身都在抽缩,睁大一双惊惧的眼睛盯紧迫近的阴沉沉的大海,叫喊时,上颚骨同下颚骨不停地打颤。援朝猛烈地运动四肢,眼睛鼻子嘴同时淌下黏稠的液体,呼天唬叫喊救命。我们女孩子吓得心惊肉跳,紧追着父亲又时刻准备逃跑。父亲的身躯是那么粗壮剽悍,黑黝黝生铁锻铸的一般,每一脚下去,僵硬的沙滩都要沉陷似地回进一大块。我看到父亲两臂筋肉暴突,宽厚的脊背绽出黑宝石一样闪光的肌肉,脊柱处深深一道沟,仿佛灌满水就可以行船。

    刹那间,父亲已经追波踏浪冲入海中。

    父亲兴奋豪迈的笑声盖过海潮的喧啸,淹没了建军和援朝的呼号。他毫不费力地拎着他的两个儿子,大潮袭来时,便将他们浸人苦水中,大潮退下时,便将他们拎出苦水,一任他们呼号、喘息、咳嗽、呕吐……

    他就是这样教儿子学游泳。

    父亲终于把他的两个儿子拖出苦海,掷在沙滩上,不无得意地说:“喝几口水没关系,再有几次就学会游泳了。”

    我的可怜的哥哥和弟弟,瘫在沙滩上悲惨地抽泣、喘息、呕吐。听到父亲的轻言笑语,建军喘得更欢,援朝却奋起一股反抗力量,爬起身,抓起两团湿纱,尽毕生之力愤然掷出。父亲似乎早有准备,那么粗憨的身体,竟如狸猫一般灵活地跳到一边,闪过一击又闪过一击,在儿子的追击下朝着大海不紧不慢地跑。

    援朝不断抓沙,不断投掷,却始终未能击中父亲。他哭得更委屈更愤慨,够得上嚎了。他伤心地停住步,因为再往前走一步就会重新落入苦海中。父亲竟热烈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往来驰骋,面对儿子在海水中直直地立起身来。直到我也学会游泳后才知道那是踩水。

    “牛毛杂税霸王鞭,茫茫苦海哪有边?铁板租子阎王殿,死也难来活也难。”父亲在海水中悠悠地唱顺口溜。他和我们在一起时总喜欢说一些顺口溜、打油诗。对这类民间文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后来,看过《乔老爷上轿》,他便挖苦我们“看你丑得像苦瓜,肚里哪有才华?”看过《刘三姐》,他茶余饭后常用浑厚的男低音唱过一段又一段。也不知记住了多少段?

    我的一片苦心的父亲,他有自己的经历和习惯。他六岁便拿起放牛鞭,鞭绳用山榆皮编成,鞭上的红布条条是从他娘、我的奶奶出嫁时的布袄上扯下来的。他吞尽生活的苦果,尝尽流浪的辛酸,这使他在以后的任何困难面前,不会失去前进的勇气。做父亲的总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规定儿子的道路。他又在唱:“一年三百六十天,糠菜难得饱一餐……”他怕儿子没吃过苦,他希望野蛮儿子的体魄。

    可是,援朝在岸上兀自哭号叫骂,没完没了。于是,父亲不再跟儿子嘻嘻哈哈,竟有些黯然神伤。

    突然,大海里响起一声炸雷:“妈了个×的,你劲还很足嘛!”父亲冲波踏浪扑上岸。援朝开始还迎上一步投沙团,马上发现形势不对,掉头就跑。却哪里逃得脱?父亲几个纵跃便又将他拎在手中,老鹰捉小鸡一般,又毫不留情地将他重新投入苦海中浸泡……

    就这样,他的子女先后都在哭号中学会了游泳。

    我的父亲,他把意志强加于我们的时候,他是怀了多么美好感人的理想与希冀啊!

    父亲叫我们野蛮体魄,却绝不允许我们恃强凌弱。记得建军抢了同学一个皮球之类的玩具,被人家告到门上来。

    那天,父亲阴沉着脸回到家,把我们叫到面前。看到父亲这种脸色,我们便有些心惊肉跳,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父亲用手指点我们,他在同我们谈话时习惯用小胡萝卜粗的指头挨个指点我们一遍:“你你你……你们听着,我不到八岁就打人,知道我为啥打人吗?”

    我望着父亲,他曾经刮得青亮的头皮已经长出半寸长头发,脸腮和下巴却是青光闪亮。他的胡子在山东曾被称为“许铁胡子”,顶顶有名。据说有个战士修枪托,找不到木挫,他就用胡子替战士将枪托挫光了。传说难免虚构,却也是无风不起浪,至少他的胡子可以轻易挫伤我的脸,而且只需一下。现在他的胡子天天刮得很净,青幽幽泛出金属的蓝光,于是,那脸一旦沉下来,便实在有些骇人。

    “不知道。”我的妹妹华山最受父亲宠,她还敢壮起胆子回话。

    “好,我告诉你们。我第一次打人是打了咱们家乡一个地主的二少爷。为什么打他呢?”父亲眼皮一掀,一道灼人的目光突然扫向建军:“因为他欺侮穷孩子,抢了他们的东西!”

    许建军身体猛一抽缩,挨鞭似的,转身就跑,大喊一声:“妈吔,救命啊——!”

    父亲轻易地把他捺在大腿上,屁股蛋正好鼓鼓地撅出来,像切成两瓣的小西瓜。一股凉风从我们界尖上掠过,我们不由得朝后踉跄,便觉眼前划过一道黑影。

    啪!父亲抡圆的巴掌有声有色地扇在哥哥的屁股上。哥哥的身体像簧板一样弹直,鼓鼓的屁股一下子便不见了。我不由得想起那跳出盆外的一盆水,失声尖叫:“哥哥的屁股打没了,妈吔,哥哥……”

    我没头没脑撞了人,撞了一个屁股墩。便听到母亲的喊叫,她已经扑上去要夺回自己的儿子。可是父亲一把便将她拒之千里,第二巴掌又实实在在扇到哥哥的屁股上。

    “哎哟!饶命啊,饶命卜一”哥哥叫得比杀猪还凶。警卫班的战士们冲了进来。母亲惊慌地张扬着双臂喊着:“拦、拦住他,抢,把建军抢过来!”

    警卫班的战士都有几下拳脚,冲上去四五个制住父亲,夺过建军。却又不敢太无礼,夺过建军便慌忙松开他们的许司令。

    父亲吼一声,顺手抢过一根短棍。母亲吓坏了,一推建军:“快跑哇!”

    建军已经吓得忘记哭号,受惊的兔子似的,唆地一声钻到床底下。父亲提着棍子去拨拉,挥几下木棍够不着人,因为那是一张大床,哥哥已经蜷缩到犄角旮旯。

    父亲暴躁一番,终于放过了哥哥。

    我仍在心惊肉跳,想象哥哥的屁股一定似那盘水一样被拍飞了,没肉了。可是,母亲替他脱下裤子检查时,肉一点没少,反而又多了一倍似的,红红地闪着光。

    “哎哟,哎哟,别摸了!”哥哥哀哀地哭泣,“我可怎么坐下听课呀……”

    我便想象:如果父亲打我一巴掌,我的屁股会不会也多一块肉呢?

    没多久,我和华山逃学跑出去玩,被父亲知道了。

    “站过来!”父亲皱起眉头看看华山又看看我,我们怕死了却乖乖听他喝斥:“立正!”

    我们俩赶紧挺胸直立。

    父亲再次打量我们。我们的嘴唇在抖,喉咙里已经跳出憋不住的低泣。父亲出手如闪电,突然把华山拎起来,凌空就是一巴掌,结结实实打在屁股上,比打沙袋的声音清脆响亮得多。华山本能地叫起来,叫声不像杀猪倒像杀鸡,格外刺耳惊心。

    我不逃不躲,老老实实在原地立正抽泣。马上就该轮到我尝那巴掌的滋味了。我可别叫得那么难听……

    然而,父亲似乎听不惯那杀鸡似的叫声,一怔愣,旋即放开手。鼻子哼哼着踱几步,斜着目光扫射我们。

    我眼珠贴着上眼皮怯怯地望父亲,哭腔哭调:“爸,还没打我呢……”

    父亲将粗糙的大手用力搓了一下更加粗糙的下巴,那之间便磨出“嚓”的一声响。

    “打一个就够了。”父亲宽宏大量地将那张八面威风的大巴掌挥过:“她是姐姐,所以打她!”

    华山本已剩下低泣,闻声嘴巴一咧。哇!以新的势头惊心动魄地嚎起来。她可冤枉透了!

    “爸,你弄错了。”我擦着泪说,“我是姐姐,华山是妹妹。”

    “啊?我看了半天……”父亲征愣着喃喃,华山趁机充分放开音量,哭得更痛快更热烈。于是,父亲沮丧地叹口气:“乱弹琴,你怎么当的姐姐?你比妹妹还矮了两指头!”他被华山哭得懊恼起来,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掌,骂出声来:“妈了个×的,那一仗就打的不是地方,你妈生你也生的不是地方!”

    母亲生了我们六个子女。

    姐姐生在经夫山下。父亲在山南打,母亲在山北生,仗打赢了,大姐也出生了。父亲挂一身烟尘下来,怕他的“许铁胡子”伤了大姐,嘟山嘴唇的大姐脸蛋上一贴,说:“就叫许经夫吧。蛮有味的。”大姐参加工作后觉得味儿不对,改名许丽,这是后话。

    哥哥许建军也是在战斗中生的。周围无山无林全是兵,父亲说:“军队是搬不倒的山,就叫许建军吧。”

    我是老三,也是生在战火中,与山无缘,生在一个叫做桑园村的村子里,因此便叫了许桑园。

    大妹仍是生在战火中。战斗发生在山区,那座山叫华山,仗打赢了,大妹也因此得名叫了许华山。

    弟弟生在抗美援朝期间,顺理成章取名许援朝。

    小妹生于1953年,国内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父亲从朝鲜回来,说:“搞经济建设了,就叫她许经建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妹说:“这年头我也别‘经建’了,还是去当小兵吧。”母亲便对父亲说:“改个名字也好。我给你生了半个班,总该有个随我的姓吧?”于是小妹就姓了田,叫田小兵。

    “山”高“园”低,妹妹华山比我这个姐姐桑园高出半头便是天经地义了。也难怪父亲要抱怨母亲不曾将我生在山上。

    回到屋,华山扒下裤子,红红一只大手印烙满她半个屁股蛋,半个红火半个白反差强烈。从此我再不敢妄想尝试那巴掌打屁股的滋味。

    唉,没能尝试父亲的巴掌实在是我一生极大的缺憾。

    吃晚饭时,华山只敢用半个屁股落座。父亲便不无懊悔地伸出那只铁砂里练出的大巴掌仔细瞧,那巴掌的威力大约连他自己也估计不足。

    他将巴掌的四个指头收拢,剩一根食指依次指点我们:“你你……你们要记住,我只上了几天学,是打了火把走几里山路赶去识几个字。我想上学上不起,只能握牛鞭。你们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学,反而逃学,天地不容啊!”

    那以后,我们再没逃过学,父亲也再不抡巴掌了。

    父亲最后一次抢巴掌的情景,我还记得。

    那次,大姐欺侮我和华山,把我们欺侮惨了。

    大姐也怕父亲找她算帐,听到熟悉的脚步声便逃回自己房间锁了门。我和华山向父亲哭诉告状,父亲果然怒火满腔,脚步咚咚地赶到大姐门口。

    “大丫头,你出来!”父亲常把姐姐叫大丫头。

    没人应声,只听到拉动家具声,砰地顶到门上。

    “我看你是找死!”父亲抡起了大巴掌。我兴奋得全身抽紧,坚信父亲的巴掌无坚不摧,会一下子拍碎那道门。

    可是,父亲的巴掌停在半空,僵持几秒钟,还庄严地侧了脸望一望竖立肩上的张开了的巴掌,鼻子里沉重地哼一声,便将巴掌收了口来。用左手握住,似乎怕它不小心又会抡出去。

    “许大眼儿,二混子,小麻雀,你们都给老子站过来!”父亲大声叫喊,他叫援朝许大眼儿,叫建军二混子,叫小妹麻雀。听到父亲叫外号,我便泄了气。他喊出外号来是不会再打人了。

    我们按照父亲的吩咐,环立在大姐门前,父亲雄赳赳站在最前边。

    “反对压迫!”父亲举起拳头对着屋门吼。

    我们精神顿起,举起拳头跟着喊:“反对压迫!”

    父亲振臂,声震屋宇:“打倒法西斯!”

    我们兴奋地跳起来:“打倒法西斯!”

    父亲举起两只拳头在胸前,打着拍子:“团结就是力量,预备——唱!”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我们唱干了泪,唱出了笑,唱得上下顺气通体轻快。

    不久,我们房前那半缸砂消失了。父亲不再练铁砂掌,也再没对人抡过巴掌。

    “立地成佛了。”我调侃道。

    “父亲到岁数了。”桑园纠正。

    “可我听说他始终喜欢杀生。”

    “他始终是名军人。”

    那是一个美妙的早晨,最初几道橙黄色的阳光穿透城市的幽蓝,将缕缕温暖与即将消逝的夜的清凉交流在一起,使人心里浮漾出甜丝丝的感觉。

    欢乐的喧嚷声中,我们纷纷钻入吉姆车,驶出院门,驶向中华门外的牛首山。惺松朦胧的城市被甩在身后,前边是清丽新鲜的郊野。父亲坐在前边司机身旁,一出中华门便摇开车窗,醉人的清新空气呼呼涌人,凉凉地灌满车厢。

    吉姆车可以多拉出一排座位。我们六个孩子和警卫员挤在后面两排座里,一路叽叽喳喳,开心极了。

    在家时,父亲只是指点我们打靶。倘若叫他来打,他便不屑地微微抬高泛青的下巴:“打死靶算不得兵。”我疑惑他会像射箭一样射不住靶心,援朝和华山倒是经常能射中靶心!

    吉姆车驶上荒野小路,两侧渐渐林木葱茏。这种车底盘比伏尔加软,颤悠悠像一块负重过度的簧板,遇上坎坷,底盘嘭嘭便响着碰了地。我们互相挤挨着望向窗外:林木疏散处,视线可以无遮拦地落在牛首山。

    牛首山双峰耸立,状如牛头,每当望见它我便想象它是被孙悟空砍下来的牛魔王的脑袋。这时父亲叫喊:“许大眼”、“二混子”,问我的两个兄弟看没看过《说岳全传》?

    “知道吗?那时南京城叫建康,牛首山叫牛头山。金兵十几万人攻打南宋,金兀术率几万大军占了建康。岳飞岳武穆就在牛头山上设立营垒。先命精兵百余人乘夜黑混入金营,扰乱敌兵。金兵大乱,自相攻击,岳飞乘机率三百骑兵,二千步兵飞驰南门新城,奋勇砍杀,大败金兀术。金兵逃到静安镇,就是现在的江宁镇,准备渡江逃窜。岳飞又在清水亭阻截……”

    我们望着牛首山静静地听父亲讲故事。他的这种故事特别多。正听得入神,一个意外的事变发生了。

    砰!车厢里忽然一声爆炸,震耳欲聋。

    “啊!”我们齐声惊叫,吓得魂飞魄散,本能地挤成一团。小妹干脆钻进警卫员的怀抱,顾头不顾腚地撅着屁股簌簌发抖。耳朵里嗡嗡声久久不逝,我闻到一缕火药味。

    司机条件反射一般在爆响中踩下刹车,我们在慌乱抽缩中又滚成了团儿。

    响起开门声,警卫员跳出车外。我们正要拥挤着朝外爬,却听到父亲平淡柔和的声音传来:“岳飞在清水亭再次大破金兵,险些捉住金兀术,一举收复了建康。如今,岳飞破金故垒就在牛首山后。”

    我们吓晕了,便听得云山雾罩。只见父亲拉栓,朝枪膛里吹气;又见警卫员四面张望,尔后俯身朝车里问:“司令员,打、打住了?”

    父亲并不下车,努努下巴说:“你去找找看嘛。”

    我们终于定下神。是父亲在行车谈笑中,随手开了一枪。

    “掉在哪边?”警卫员又问。

    “那边。”父亲顺了枪筒朝那片林子一指。

    警卫员便撒腿跑去。我们挤下车,嗷嗷叫着跟着跑。林子里静悄悄湿漉漉,草叶上露珠晶莹,远远望去,像绿毯子上敷了一层银粉。我们跑过的地方,留下一条新鲜的绿痕。

    我们放慢步子,目光匆匆地扫过草丛树木,谁都想首先发现奇迹。

    “爸,啥也没有呀!”“二混子”建军首先不耐烦地喊叫起来。

    “还远点!”父亲跳下车,左手拄腰右手扬起枪:“再往前,往前,就是那块了!找细点,许大眼儿,找不着就别回来!”

    援朝本来就眼儿大,如今瞪得更大。我们排成一行,像梳子一样慢慢往前梳理,不放过每一棵树,每一丛草。

    仍然一无所获。

    我和小妹泄气地停了下来,索性摘黄花,用石头打野果子玩。我们姐妹中,小妹长得最漂亮。她常举出证据:故事里总是最小的姑娘最漂亮。当她插了一头山花时,真像童话故事中的仙女,叫人又爱又嫉妒。

    警卫员仍然深信不疑地寻找着,遥望汽车的方向计算着,然后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朝树上望,终于盯住我们打野果子的树顶笑。他朝手上摔口唾沫便抱了树窜上去。

    “给我摘果子,要那一枝,一枝都摘下来。”小妹伸着手指叫喊,却见警卫员冷不丁扔下一个黑物件。吓得小妹尖叫一声跳开身。

    呀,一只野鸡!脖子根还在淌血,把漂亮的羽毛都染红了。小妹欲抓不敢,我用指头捅了一下,便有些叫人心惊的毛哄哄的滑腻腻的感觉。不容我蹲下身选定下手之处,“二混子”一阵风似地掠过,抓了野鸡便欢呼着朝父亲跑去过功。“许大眼儿”紧跟身后追着欢呼,试图抢过那只野鸡。我和小妹如梦初醒,也跟着追,跟着叫:“我的,我的,我们先发现的……”

    第一次收获使我们兴致陡涨,随父亲登上牛首山。于是,砰砰叭叭的枪声便搅乱了这一片静土。

    华山和援朝的枪法来到山上便全然不济。援朝尽管还是“许大眼儿”,却是眼大漏神,气喘吁吁见不着猎物,见到了也手抖得端不起枪。父亲和警卫员倒是满山野奔跑跳跃,不时砰砰放两枪。我们难得追上一次,只要追上便能拿到新猎物。

    夕阳顺着斑驳的云排朝着地平线悄悄滑落,父亲开始吆喝我们回家。我们喜气洋洋地满载而归。翻捡堆在车下的猎物:六只免,十几只野鸡。怪不得我们家有吃不完的野味呢,原来都是父亲猎到的。

    回到家,父亲将一半猎物送警卫班,一半交炊事员老王叔叔。然后抓起电话给聂叔叔、高叔叔等几个酒友打电话。若是有老战友从外地来南京,他的情绪会更加高涨。冲着电话:“叫你来你就来,不来我去捉你来!哈哈哈……”

    叔叔伯伯们都说,父亲餐桌上的野味好吃,只是酒不好喝。

    我的戎马一生的父亲,吃饭缺不了三样东西:辣椒、烈酒和野味。

    一日三餐,父亲的饭桌上常备辣椒酱,辣椒油和炸好的红辣椒。不论什么炒菜,少了辣椒便不香。而且常对我们说:“辣椒刺激人嘛!”辣椒象征革命!能吃辣椒的人才会革命性强。”几十年后我才明白,父亲这样说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

    他离不开酒,但只喜欢喝茅台酒和古井酒。早晨可以不喝,中午晚上必喝六杯。在他晚年,医生说得多了,减为四杯。但是来了客人,至少要加倍。

    野味是餐桌上不能少的酒菜。父亲说,一只鸡不如一条鸽子腿,一条鸽子腿不如一只鹧鸪眼。怕万一断了顿,家中养许多鸽子。他还买来鱼苗放塘里养,自己和司机一道编网捕捞,从不肯用街上卖的网。他说自己编网捞上来的鱼吃了才有味。父亲总是把自己划入自然之列。当他拿了自己手工编织的渔网走向池塘时,脚步便带了孩童般的雀跃和欣喜。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次他奋力抛出渔网时,身体像舞蹈家似地探向前,两臂优美地送了出去。单腿支撑着倾斜的身体,正当他为自己舞蹈化了的姿态陶醉之际,不料脚下的泥土在重压下沉落流失,他“哎哎哎”地叫着,两臂慌乱地划动,便听“扑通”一声,庞大的躯体将一塘池水砸了个波涌浪掀,在警卫员的惊叫声中,父亲兴奋地哈哈大笑。

    父亲水淋淋地爬上岸,一边揪扯缠在身上的水草,一边朝炊事员老王叔叔喊:“今天不吃别的,光吃鱼,我保证你们吃着最有味……”

    我的农民出身的父亲,戎马生涯不曾改变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他在院子里种了麦子、玉米、茄子、冬瓜、白菜、瓢儿菜,自己上粪,自己浇水,自己采摘,亲自送厨房,这饭这荣才吃著有滋味。

    有一种野味我们始终不喜欢吃,葛根、杨桃以及我早已忘记名称的各种野菜。父亲并不强迫我们吃,但他自己有瘾,隔段时间吃不到就犯馋,而且一吃就很多。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他当年在木兰山打游击和长征路上三过草地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从我的父亲身上,可以感觉到农民朴拙、敦厚,军人的武勇强悍和当过少林寺和尚的淡泊超脱。他早饭不喝牛奶,喝稀粥;不吃鸡蛋点心,吃咸菜馒头。他不愿穿便眼,总是一身军衣,或者在部队穿的粗布衬衣衬裤。喜欢穿草鞋。在城里、机关穿草鞋太惹眼,便用硬布条编“草鞋”,自己编自己穿。不是为了标榜艰苦朴素,而是穿习惯了,舒服。他一生未穿过细线袜或尼龙袜子,只穿过高筒布袜子。袜底用针线密密麻麻纳过一遍,又硬又结实。里面还要用白色裹脚布裹了脚。

    他喜欢深山老林,不喜欢都市生活。一星期至少要去野外过一天,否则准生病。我们体内流淌着的野性,大约同自小便跟随父亲出猎杀生有关系。

    父亲只要一出动,必得狼狐鸡兔满载而归。他常常半夜来到长江,登上小艇。父亲可以在寒冷的江风中一卧几个小时,捕捉猎杀野鸭。那时没有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懂什么保护生态平衡。有时一次就要猎杀几十只上百只野鸭,大部分留给艇上的官兵,其余带回家分赠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南京城来了个许司令,方圆百里便没了飞禽走兽。这话确实不假。

    于是父亲的出猎便越走越远,一直打入安徽境内。

    记得那天发现了一只山狸子,父亲立刻命令警卫员分路包抄。我们追不上,便利用新学的几何原理,选择直线奔跑。

    跑过一个山包,不曾望到山狸子,却看到了持枪瞄准的警卫员。顺枪口瞄准的方向望去,哈,一丛小树在刷刷摇动,那摇动的所在恰是朝着警卫员瞄准的方向。

    我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等待枪响的那一刻。

    这一刻就要到了。树丛晃动了一下,忽然响起喊声:“别开枪,是我!

    这是父亲的喊声。

    然而,就在喊声响起的刹那,我们分明听到“叭”的一声脆响,接着便是警卫员惊恐绝望的大叫“哎呀!”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里,疯狂地喊着:“爸爸——”连演带跑地扑向父亲隐身的那片树丛。

    没跑几步,树丛里又一声枪响。

    “叭!”

    枪声中,警卫员身体一跳,扔了枪,像跌落的鸟一样扑倒在地。

    我们却跑得更急更猛,边跑边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爸爸——”那短短的时间里真是万念跃动,似乎父亲已经不行了,因为警卫员是弹无虚发的水平。似乎父亲在血泊中报复了警卫员一枪……

    “爸爸!爸爸!”

    树丛里响起“二混子”和“许大眼儿”凄惨的叫喊。我已跑得头晕眼花,胸膛似要爆炸一般。听到这叫声,便又生出悲枪的一般邪劲,摔一个跟头爬起又跑,不顾一切地扑进那丛树林。

    “爸爸!”我尖叫着,看清了我的父亲。他仍然坐着,我的心浮起一丝希望;但他分明坐在血泊中,又使我惊惧得近乎绝望。“爸爸!”我叫着,扑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双手紧紧捏在大腿根,皱着眉头,忽然朝我们咧嘴一笑:“不要紧。”

    我们一齐“哇”地大哭起来。正哭得热闹,头上响起怯怯的颤音:“司、司令员……”

    脸色苍白的警卫员,浑身颤抖地立在父亲面前。

    “好了个×的,笨蛋!”父亲低低地骂一声,便放开嗓门道:“还不给老子捏住腿!”

    我们除了哭再没有别的本事。警卫员比我们强不到哪里去,大概父亲那一枪把他吓破了胆吧?他在父亲身边蹲下,那姿势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式,抖抖地伸出双手去替换父亲的手,捏紧父亲的大腿。

    “捏紧!你的劲都哪去了?”父亲瞪一眼警卫员。

    警卫员重新蹲下,咬牙切齿地捏住父亲的大腿根。

    父亲吐了口唾沫。他戒烟早,没有痰,只啐唾沫,啐出去便无影无踪,找不到痰痕。

    “哧啦!”父亲撕开了裤腿。我们分明看到腿上那个弹洞,不大,却血糊糊地吓人。

    父亲将手指朝那弹洞里探进去,深深地,深深地探进去。黏稠的血随着他手指一次次地探入,一股股地被挤出来。父亲的神色严肃而坦然,额上却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粒,随着手指在伤口里活动时的咕叽咕叽骇人的声响,聚成条条细流顺下巴淌落到腿上。

    “好了个×的,捞不着么。”父亲骂一句,又啐一口。

    “司、司令员,别、别担了……”警卫员一副哭腔哭调。

    那一刻,我们全惊呆了。父亲伤的这么重,还要打猎呀?

    在这短暂的惊愕和静寂中,父亲兀自将手在弹洞里抠索,不时抠出白肉红肉,立刻又被淹没。我们呆立着,一时间感到惊心动魄。

    “司令员,不能抠,快去医院吧!……”警卫员脸孔痉挛着,流着泪,哀哀地央求。

    于是,我们都以新的势头放声大哭,围拢成一圈,抱着父亲哭喊:“到医院去吧!”“爸爸,快到医院去吧。

    “孬种!”父亲皱着眉头环顾左右,“扫兴!”

    他扯下裤腿上一块布,扎了伤口,扶着警卫员立起身,朝石滩里一指:“二混子,去把那只山狸子捡回来!”

    父亲把手一挥,一瘸一拐地朝来路返回。嘴里兀自在骂:“好了个×的,扫兴!本来找点瓜瓤儿就能糊住伤口……”

    建军和援朝从石滩那边拾回一只嘴里仍在渗血的山狸子。我望警卫贝,警卫员望山狸子。父亲中弹后仍能跃起身来打中山狸子,警卫员却误解了那一枪面扑倒在地。

    至少我在惊恐之下,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和满足。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已经能够鲜明地想象出他当年的戎马生涯: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

    父亲被送进医院治疗,我们先回到家里。

    炊事员老王剥山狸子皮,剥到血糊糊的伤口时,我一阵哆嗦,想起父亲的伤口。我移开目光,却遇到山狸子僵痴悲凉的黑褐色眼球。又一阵哆嗦,我生出恻隐之情,不忍地说:“多可怜呀,咱们劝劝爸爸别打了。”

    炊事员老王叔叔在我出世前便跟随着父亲,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说:“懂啥?你爸爸少年时就开始杀坏人。杀恶霸地主,杀土匪汉奸,杀日本鬼子,杀国民党兵,又杀美国兵。现在天下太平不能杀人了,再不叫他杀点狼狐鸡兔还算什么将军?还活不活了?”

    我的喜欢杀生的父亲,负伤后一星期,就又拿了枪一瘸一拐地“出征”了……

    “壮哉,上将军!”我掷笔感叹,痛快酣畅地吸掉一支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就不讲父亲走麦城?”

    “因为他没有走麦城。”

    “大串联时我在南京见过那幅标语。”我谐谑地朝她挤挤眼睛:“许和尚仓惶出逃。”

    “放屁。”桑园骂得干脆痛快,“是撤退!”

    那天,门卫来电话,保卫干事接过电话后向父亲报告:“司令员,有人要见你……”

    “不见!”父亲吼一声,在屋里背着手继续踱步。他喜欢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特别是心情烦躁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情绪一直不稳定,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紧张忧虑。看到他时常脸色阴郁地驻足凝神默想,我便隐隐觉得父亲在不知不觉地衰老。他的躯体开始越过结实、粗壮的界线,令人心痛地朝着臃肿发展。眼窝出现浮肿的虚肉,两腮该有棱角的地方渐渐被多余的垂肉遮掩。

    但他的眼神仍是凛然不可欺的。

    “是陶勇的四个孩子。”保卫干事小声补充。

    “嗯?”父亲一怔,迅即朝我们挥手:“你们去,快接他们进来。”

    陶勇将军是父亲的金寨老乡,同时参加革命。他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受到残酷迫害,被投入井中淹死了。他的爱人朱兰阿姨漂亮无比,风度迷人,一直是我们女孩子羡慕的偶像。她为陶司令生了八个子女,现在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都失魂落魄地跑到我家,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他们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父亲房间,立刻放声大哭:“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

    “我的部队招!妈了个×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操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操练!”

    “……”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

    “我这是军事要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从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掼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X的!”

    父亲要去看看演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口,身子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我呼喊着,冲上前扶住了他。他脸色苍白,身体软软地靠住我。我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医生紧张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感冒。

    我知道,他虽不怕死,却包袱很重,已经快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因为这不是跟国民党斗,而是大有对抗中央之嫌。他宁死也不敢戴对抗中央这顶帽子的。

    父亲病倒了。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喜也有忧。

    造反派坚持揪斗许世友,决定在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周恩来亲自派调查组赴江苏,并交待说:“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是跟父亲一道进入大别山的,造反派让他回去接受批斗,大概上边也有人发了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父亲劝说:“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司令员回去了,结果很惨,被装进麻袋里打,被扔在火车厕所里,一次次批斗,受尽各种污辱,落下一身病。父亲事后曾难过地说:“那么好的一员战将,就叫这群兔崽子毁了,妈了×的!”

    记得1969年10月的一天,父亲病得很重,在房间里生起小火盆。几年前,他在严冬里还去长江打鸭子,在八卦洲上静卧几个钟头不当回事。可是现在才十月份,他已经受不住大别山的秋凉了。

    我同袁鲁生、张丹义一道看父亲。袁鲁生的父亲袁仲贤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一生只介绍过两个人参加共产党,袁仲贤就是其一。张丹义的父亲陶勇,和父亲更是一道参加革命的老战友。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招了招手:“来吧,过来,坐这儿,都坐吧。”

    我们在父亲的病床前依次坐下,我望着父亲,心里有些酸楚。不因为他形容憔悴,而是感到他的精神有些垮了。他何曾用过这样沮丧的语气讲过话啊!

    “唉,我年纪大了。”父亲叹着长气,伤感地望着我们,两眼暗淡,“桑园、阿胖、毛头,”父亲叫着我们的名字。阿胖是袁鲁生的小名,毛头是张丹义的小名。父亲声音沙哑地说,“现在又生一病……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火葬场……”

    “爸爸!”我不忍听下去,心里难过极了。

    父亲用手势阻止我,严肃认真地盯紧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到我的父母身边。我生没有尽孝心,没办法回家,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时,我选了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到父母身边……”

    父亲的两眼潮湿了,红润了,闭拢了。

    我的眼睛也湿漉漉地朦胧了。我已经记不起奶奶的面容,却能忆起一个场面,那场面便在朦胧中浮出。

    “世友,给俺买张车票送俺走吧!”被父亲接来供养在家的奶奶,清闲享福的日子没过十天,便全身难受地提出请求。

    “走?去哪儿?”

    “回家。”

    “这儿不是家?”父亲睁大眼,有些急:“娘,是俺还是儿媳没照顾好你老人家?”

    “不,你们都挺好。是俺命不好,生就受苦的命,俺实在享不了这份福啊。”

    “娘,你拉扯我长大不容易,我早早参加了革命,光是拖累你老人家,可一天孝心也没尽过。现在好了,你,你就不能让儿子尽尽孝……”

    “俺那菜园子,现在……唉,还有十几只鸡鸭,世友,俺得回去,还有一担棉花没有纺呢!”

    “娘,不行,俺这几天忙,没时间送你。你再住段时间吧,等我忙完了……”父亲希望奶奶多住几天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料奶奶第二天便病倒了,而且越病越重,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父亲慌了。奶奶坚持要死回老家去。父亲只好派工作人员护送奶奶回老家。工作人员回来后报告:“老人家一回到家乡,第二天病就好了,喂鸡又喂鸭,接着就上了纺车……”

    奶奶再也不曾来我家。她劳作吃苦一辈子,虽有当将军的儿子,却始终连颗鸡蛋都舍不得吃,最后倒在纺车上,那车上还留有半个线穗没有纺完!

    奶奶病故的电报发到部队,父亲军务在身,未能赶去诀别。他痛苦地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淌下遗憾和内疚的泪水。

    我大忠大孝的父亲,在意气沮丧之标,怀疑生命不久,便庄严地向我们三个女孩子首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实行土葬,与父母葬在一道。

    多少年后,他正式向中央写了请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别无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对此,有各种不同议论。想到父亲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平,都能够理解他的这一选择。

    党中央派出赴江苏调查组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召见了我的父亲。父亲闻讯,立刻振作起来,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听主席身边的卫士讲,父亲在上海一见到毛主席,冲前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磕了一个头。

    毛泽东快步赶近,双手搀扶,说:“世友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

    父亲放声大哭,诉说委屈。毛泽东主席扶他起来,抚着他宽厚的脊背说:“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这是我的意见。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的!”

    之后,毛主席将父亲接入中南海,保护起来。每谈起这段经历。父亲总要含泪嘱咐我们:“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一家人世世代代不能忘!”

    “跪主席,跪母亲,一忠一孝。”我露着咀嚼的微笑。

    “父亲生在清朝,长在民国,学在少林,然后投身革命……”

    “不用解释,我不但理解,而且很受感动。许司令不但传奇,而且可敬可爱。‘文化革命’中跪拜主席的可以找出许多,敢‘武装割据’的大约只有许世友将军。”

    我陪同父亲回到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

    家被造反派彻底抄过了。院门两侧刷满“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标语,院子里像办了“大字报园地”。进楼门,迎面一条“活捉许和尚”,至于“绞死”、“油炸”、“枪毙”更是铺满过道、地毯,涂遍玻璃墙壁。瓶瓶罐罐自然破碎一地。我抱着戳满窟窿的裙子问警卫:“你们为啥不开枪呀?”

    “不叫开,这是军令。”警卫怪滑稽地耸一耸肩。

    “那你们也可以拦住么,你们不是会武功吗?”

    “不许动手,只许我们伸脸。”

    “伸出脸去挨打呀?嘻嘻。”我笑了。

    “没打耳光,只把我们的头按在沙发上,不许抬。”年轻的小警卫吐口痰,轻松地说:“害得我落枕好几天,脖子动不了。”

    父亲见到了这副劫后景象没有生气,反带一脸轻松的笑,大约见过毛主席,身上没了压力缘故,脚步恢复了矫健轻捷,匆匆往屋里走,一路走一路淡淡地评论:好么,抄的多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可以少点……”

    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迳直奔向厕所。那是他专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个小橱子。我们将那卫生间又叫储藏室,父亲个人的全部财产都藏在里面,准确地说,是藏在那个小橱子里。

    “哎呀,糟了!”父亲一进卫生间便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一声:“这群酒贼哟……妈了个×的不得好死!”

    我和警卫战士忍不住都笑了。

    父亲一生,除了酒没什么财产。那储藏室的小橱子里,满满装的全是茅台酒和古井酒,在大别山时,他便惦念着这一橱酒,现在果然被抄得一干二净。父亲伤心地一屁股坐倒,不愿起来了。

    母亲已察看过各处,恼火地赶来说:“跟中央告他们去,东西全抄没了!”

    “可惜了我的那些酒哟!”父亲只顾望着空酒橱伤感。

    “没抄走的也全毁了,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并不在意那些酒,她心疼地抚摸一只皮箱上的四五个洞眼。

    “我的茅台酒,我的古井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不讲政策的酒贼,一瓶都没给我留!”

    “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向中央报告。”母亲怨愤难平。

    “算了算了,你不要闹了,你告谁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不清,反正是一群酒贼。”父亲挥了挥手。

    然而,周总理来了电话,关心地问父亲:“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父亲伤心地说:“总理呀,全被他们贪污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哈哈哈,”周总理在电话那边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我们的家搬到了中山陵八号。

    记得搬家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可以看到房间布置上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次回家,刚进客厅便大吃一惊,以为走错地方误入了博物馆。客厅正中摆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地瓜,我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大的地瓜,据说有几百斤重。其他各种农产品标本,铁矿、煤矿,各种金属标本摆满一屋。

    原来,父亲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管工农业生产,所以家里有了这种新变化。

    父亲正与一位将军谈话,神采飞扬,兴致勃勃。我立时感到,工作和事业使父亲变得年轻了。父亲见到我只是随意招呼一下,又继续他的谈话。

    他跷起来二郎腿,右脚上下颠动。我便看到鞋底处有杯口大的一块白。定睛细瞧,天哪,是露出的袜底。

    父亲只有这一双皮凉鞋,是母亲先斩后奏替他买的,强迫他在公开场合穿。可是磨了这么大个洞,竟没人发现。真不知此前已出过几次洋相了。

    我的小妹田小兵来拉我叙姐妹情,我悄悄说:“小兵,你看爸的脚,露袜子了,你快告诉他,别跷二郎腿了。”

    小兵望一望,卟哧笑了。轻轻绕到父亲身后,耳语几句。父亲放下腿,哈哈笑得很开心。

    “怎么了?”客人莫名其妙。

    “没什么。”父亲做个手势请客人起身,“娃娃叫我给你讲讲这些丰收成果。咱们搞武的人也要懂生产才行。”

    于是,父亲开始介绍地瓜、各种标本的产地和那里的生产形势,又请客人参观了一番他那“博物馆”里的全部展品。

    客人走后,父亲对我们说:“我全省走了个遍,鞋底能不穿吗?形势很好哩!”

    父亲两腮上的垂肉已经消退,重新变得紧绷结实。他高兴时,眼里又闪出那种我所熟悉的落拓不羁的波光:“八月里来桂花香,红军游击到我乡,孝感花园打一杖,小郎哥呀!缴获枪支无其数,还有八挺机关枪……”他得意洋洋哼着歌,取下心爱的枪,吆喝着,“走,桑园,打几只鸡兔欢迎你!”

    那天饭后,父亲给警卫人员讲课,秘书一定要我去听听。我去了,父亲正在讲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刺杀的事,用指头指点着警卫人员问:“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吓得逃命呀?”警卫人员都暴雷一般回答:“我们不会逃!”父亲说:“不要光嘴上说得好听,闹不好到时候也许还要我这个司令员会保护你们呢。”父亲稍停片刻,又说:“不过,要对付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们试试,你们出去,看能不能一下子找到我?去,都出去。”

    我们迷惘、疑惑,又好奇。纷纷退出门。不待站稳,屋里响起一声:“来吧,找我看!”

    我们又都拥进屋,咦?屋里空荡荡!大家迅速查看了门后、床下、沙发后,都没见人。小小的屋子,都藏哪儿去呢?

    “哈哈!”一声笑,父亲喘息着说:“不那么容易吧!”

    我们同时蹲下身,才看清父亲是在桌子下,身体紧贴桌子底层,张开四肢悬在上面。匆忙中还真不易发现呢!

    “这就是练过功的好处!”父亲钻出桌子,脸憋得通红,却笑得心满意足。

    第二次回家探亲,一上楼便见厅里一幅裱好的书法杰作挂在正面墙上。那是一首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毛主席亲自推荐给我的。”父亲很自豪地一拐厚嘴唇,颧骨上便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黑油油颇富光彩的疙瘩肉。他抬臂指点诗句:“据说桦树还是杨树,须长七年以后才能看出来。玉要烧三天才能辨真假,人比这些东西更要复杂多了哟!”父亲深深吸口气,双臂猛一沉,又吐出去。他哼两句《刘三姐》:“财主嚣,半夜举起杀人刀……”他哼歌总是别有一番韵味,那是从胸腔里不拐弯地喷出的粗音,每次哼一个音,一个音便哼到底,中途不弯不拐,再哼第二个音。每个音都贯穿首尾,由许多不变的音组成变化的整体旋律。我们时常跟父亲逗趣:“爸爸唱不出圆,只能唱出多边形。”

    其实,多边形若有无数个边,就成了圆。父亲是直性子,没有那无数“边”,所以不成圆。

    他盯住我睁大眼,微颤着头说:“林彪这个人当初多谦虚呀?拿着个小红本本……啧啧啧!”说着,他背手在厅里蹁步,不时独个儿地摇摇头,兀自感慨不已。

    渐渐我得知,当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迷雾环绕的庐山之上召开时,林彪的一伙人吵吵嚷嚷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决心反击,便召集一批人在他住处开会。毛泽东将他扭转乾坤的大手覆在父亲操枪舞刀的手上,深动感情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我的忠心耿耿的父亲,回来便四处做工作,大会小会上舞动大刀一样挥着那只沉重的手臂:“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有人坚持设主席,那是另有阴谋,我们要将其戳穿!……”

    父亲的忠心,毛泽东是深信不疑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父亲应声道:“我就起兵造反!”1973年底毛泽东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时,毛泽东望着问:“世友,世友在哪里?”父亲立正报告:“我在这里。”毛泽东招手:“你过来,坐前边来。”父亲从后排坐到前排。毛泽东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么!”

    父亲不曾读过《周勃传》。会后他叫秘书找来这本书,读过之后暗暗吃惊。

    林彪在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自我爆炸之后,父亲迅速动手收拾了他在华东的几个死党。现在毛主席又提出防止有人篡党夺权,是说什么人呢?他读过《汉书·周勃传》后,曾朦胧地给我们讲过:“周勃跟随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后来吕后的私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等人把诸吕消灭了……”

    正是由于此,父亲后来坚定地站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边。听父亲讲,在党的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曾怪声怪气对他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的纪录片,你的镜头很突出嘛。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

    “放你的狗屁!”父亲一拍桌子,粗鲁地骂开了。那时全党只有一个核心,张春桥这顶帽子扣上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叫喊起来:“影片不是我拍的,我他妈看也没看过。我不要‘以我为核心’,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

    张春桥做一副表情摆摆手,那意思是:算了算了,我犯不着认真跟你吵。

    党的十大主席台上,父亲坐江青右边,张春桥坐江青左边。记者分段给主席团拍照,原来把父亲和江青拍在一张照片上。江青审查时叫道:“我不要和许世友在一起,这张不行!”以后就发表了她同张春桥并肩而坐的那一张。事后有人意味深长地对着报纸感慨:“江青是要文不要武哩!”

    十大结束不久,便开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我的差点戴上“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帽子的父亲,被调到广州军区工作。

    “厚重少文,这是你父亲不曾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发表见解。

    “他一定是这样认为。”我点头赞同,“不过,他对调去广州不会很高兴吧?”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许桑园教训式地指点我,然后说:“当然,也有不习惯之处……”

    “广州乱,资产阶级东西多。”父亲告诫我们的神情,就像小时候给我们讲狼狐鬼怪的故事一样,“你们不许上街乱逛乱买东西,问了就跟我出去打猎!”

    打过预防针,父亲才带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当时最高级的宾馆叫东方宾馆,他一次没进过。叫他去住他就骂娘。广州的名莱是“龙虎斗”,他一次没吃过。请他吃一次他还是骂娘。便再没有人敢献这份殷勤。

    父亲的廉洁俭朴在广州是留了好名。父亲曾问:“桑园,你看我脸凶吗?”我说:“不凶。”父亲说:“可是有人说我脸凶。”我说:“那就多笑笑嘛。”父亲把眼一瞪,做个“凶相”,说:“笑?嘿嘿,不笑他还想违法乱纪哩,一笑不是更要投其所好吗?共产党的官有时候就得脸凶,凶得他心惊肉跳,老鼠见了猫一样,不敢偷油水,不敢向你买好。”

    我理解父亲。在南京时,一位副市长要给父亲送匾,为父亲祝寿。他拿了尺子来客厅量尺寸,碰上父亲一张凶脸,那次真的是骂得粗鲁,凶得吓人,此后再也没人敢提祝寿的事了。

    但也有不理解父亲的时候。我结婚时,母亲为我备置了两床丝棉被。父亲烦躁地皱起眉头说:“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搞资产阶级的一套!”

    我不平地反驳:“两床被子算什么?还不如你一礼拜的酒钱呢!”

    父亲一怔,吮了吮唇。他的工资差不多全买酒了,没什么积蓄。他不再说我的丝棉被,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我和你妈那时候就两床军被,一样养了你们六个崽儿。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叽叽咕咕!我们那时是组织介绍,见面五分钟,互相问问对方情况,愿意不愿意?都愿意,那就结婚。五分钟结婚,痛快干脆,像你们叽叽咕咕玩半天虚呢……”

    我也听得目瞪口呆。

    我生了两个女儿,很受父亲宠爱。便想借机沾点光:“爸,是不是一个月给我三十元补助?我给你养了两个外孙女嘛。”

    “你不要想好事。”父亲不悦地瞪我一眼:“算算你们工资,完全养得起。怎么总想搞剥削呢?以后不要跟我说这种话,我不想听!”

    父亲身边只剩了援朝一个儿子在家,可也被他赶出了门:“你们都大了,自力更生,自己过日子去吧!”

    我们只能在休假时看望父亲。他独自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他仍然嗜酒,肝区常常作痛,他便系紧腰带。他仍坚持打猎,常常哀叹广州没什么东西好打,只能打到大田鼠。他不屑吃鼠类,打了便送给老百姓。广东人爱吃鼠,得到父亲给的大田鼠,便高兴得过年一般。

    父亲的餐桌上,越来越难得出现一盘野味。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去广州看望父亲。保健医生说,他指挥作战,由于疲劳,身体浮肿,血压高,正在休息。

    我见到父亲时,他虽然面部浮肿,但还是精神抖擞,嗓音洪亮,眼睛熠熠放光。显然,能够在晚年继续为国尽力疆场,对他来说是生平一大幸事。

    “妈了个X的,我在广州只能打老鼠,到了南宁还是打老鼠。”父亲揎臂捋袖,意气轩昂,讲话时表情像说书人一样生动:“越南人面对面打不过我们,就钻地道,把毛主席的地道战学去了。妈了个X的,地道战是毛主席的专利,打地道战我是他们的祖宗,抓老鼠我是一抓一窝啊。”父亲伸出一手做掏摸动作,接着脑袋向后一仰,哈哈大笑。

    父亲滔滔不绝,讲孙子兵法,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谈到克劳塞维茨、杜黑和吉德里安等等我闻所未闻的军事家的军事理论。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在他的晚年,很是注重读一些书。读了不少军事理论著作,也读一些科技文艺书籍。因为毛主席在1973年底曾和父亲谈过一次话。毛主席问:“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父亲说:“看了。”毛主席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着五遍。”父亲接受军令一样回答:“坚持照办。”

    从此,《红楼梦》便常跟随父亲,外出也不离。

    父亲还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论》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其中文合印本还是毛主席亲手交给父亲,请父亲阅后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

    和父亲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哎呀,爸爸,你怎么像个文官了?想当儒将啊?你还做起诗来了!”

    父亲是在做诗,而且还练字。他的诗确实文如其人:“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档次似在顺口溜和律诗之间。

    “主席曾劝我搞点文,文武结合。”父亲脸上显出追忆往事的庄严。每当他回忆起毛主席,总会出现肃然之情。“主席说,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父亲讲这些话时,目光仰视着空中的某一点,似乎毛主席正在那里望着他。他的眼圈忽然红了,默立很久很久。他虽在养病,仍是穿着军装,帽子也戴着不曾脱下。他就像士兵一样军容整肃地立正于想象中的毛主席面前。他的一生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西讨、杀伐过来的,他对那位战无不胜的统帅的敬仰、热爱和崇拜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全部了解和体会到的。

    我心里莫名地泛起一阵酸楚,我以为,喜欢回忆往事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唉。”父亲叹息一声,眨眨湿润的眼睛。强打起精神说:“来,桑园,跟我杀一盘!”

    军棋摆在茶几上。父亲运动棋子时,仍然痛快干脆,落地有声。可是,他的话却不像他走棋那么威风凛凛:“还能不能再打一仗哦……让我再打—……”他举起棋子,眼神忽然黯淡下来,出了一阵儿神,稀里糊涂将棋子装进兜里,长叹一声:“唉,也许只能写写回忆录了……”

    我喊道:“爸爸,你要输了,你怎么把司令揣兜了?”

    父亲怔了怔,茫然掏兜,掏出那个“司令”放在鼻子前边望着望着,忽然露出一种沮丧的苦笑……

    父亲终于离开了他的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

    上级请父亲去北京,住玉泉山。他不愿住北京,仍住南京。仍是整月整年地在外奔驰。他不要小轿车,只要一辆北京吉普。视察部队,观看军事演习,教练战士打拳刺杀。他尤其迷恋大别山,穿一双草鞋走遍那里的山山水水,身边始终不离一杆枪。

    他越老越胖,腰带却系越紧。长期饮酒使他的肝硬化,肝区疼痛得厉害。然而他离不开酒。在三○一医院住院,医生不许他喝酒,结果他连饭也不吃了。他是吃不进去。医生只好允许他一次喝一杯。有一杯酒他就能吃饭。

    他总喜欢到军营里去,只有到了军营,他才会出现青春的活力,脸上放出片刻恢复青春的光泽。可是他忽然不去了。因为他没有了军装。当旧式军装和新式军装混穿的阶段结束后,他彻底病倒了。

    1985年9月中旬,父亲病重,我带了孩子赶回南京看望父亲。

    我穿便衣来到父亲房间。病床上的父亲,仍是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装,没了帽徽的旧军帽。他眼泡浮肿,泪囊肿胀,两腮垂肉松弛。我的粗犷剽悍的父亲,年龄和岁月竟将他折磨成这副惨样儿!我的大女儿冬宁在病床前立正,高声向姥爷问好,祝愿他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可是他毫无反应。他的目光从他的外孙女身上扫过,仿佛扫过一片空旷无人的荒野……

    我的曾经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父亲,他本是最喜欢冬宁的呀!我的心泛酸,赶紧扭开脸。

    我哭了。

    父亲肝硬化后期,转为癌。两腿已不能走路,血氨高,缺钾,电解质紊乱,轻度肝昏迷。每天往静脉里推注葡萄糖和人体球蛋白,靠打针维持生命。

    母亲整天守在父亲身边,用匙子刮苹果喂他。一点一点,像喂婴儿一样。父亲吃得比婴儿还费力,剧烈的呕吐使他难将食物咽下肚。

    华山想喂父亲吃点素菜豆腐,父亲仍是一吃就吐。不但肝区疼,而且全身搔痒。那是血氨刺激皮肤的缘故。大姐许丽便帮父亲抹风油精解痒。

    医生说,如果父亲肯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可是父亲一条也不答应。

    父亲昏迷时,我对医生说:“送医院吧,趁他昏迷。”

    “不行。”医生摇头,“他醒过来会发脾气,大家都完蛋。”

    “那就输液!”

    “他醒来会拔掉针管。”

    父亲清醒过来,我附耳劝他:“爸,到医院动手术吧,哪怕输输液也好啊!”

    “我,我起来。”父亲艰难地说。我扶他坐在沙发上,他沉重而软弱的身体坐稳时,他喘,我也喘。

    “桑园,我的时间不久了。动手术、输液,就,就不能动弹了。”父亲在嗓子眼里喃喃,虚弱又坚定:“我受不了,我要动,我要动一动,不动不行,不动受不了……”

    他软软地抬起臂,手指并扰着扇动一下:“来、来帮我一下,我要出去,见,见见阳光……”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直到停止呼吸,只要头脑清醒便不安于门在屋子里,坚持要去户外,坚持和阳光、清风、白云、花草、树木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

    我和援朝、华山,把父亲抬出户外。他眯细了眼,将脸缓缓仰起,朝向太阳,静止不动了。他的躯体轻轻起伏,脸上悄悄流出一丝惬意的浅笑……凝固了。

    我伤心地皱着眉头问医生:“他时间不久了,不能想办法再让他站起来一次吗?”

    医生犹豫片刻,说:“除非给他一杯酒。”

    我便不再言语。父亲是肝癌,再给一杯酒?

    那是父亲去世前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空气鲜得醉人。

    父亲显得格外的清醒和精神。华山便想喂父亲吃下一点饭。可是,饭一入口,精神的父亲又狼狈了,呕吐不止。

    我忽然动了灵机,将酒杯用茅台酒润湿,然后递给父亲。父亲接过那洋溢着酒香的空酒杯,眼睛刹那间闪出了光芒,呕吐立刻停止,洒杯抖抖地举在鼻孔前吸吮着。我正感到一丝欢乐,更加惊人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的卧床已久的父亲忽然挪动身体,两腿奇迹般地移下床,试探着要站起来!

    “爸爸!”我惊喜地叫着,扑上去扶住他。工作人贝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都上前帮忙。于是,我的父亲又像小山一样站立起来了!

    “我感觉可以。不要,不要你们。”父亲移动脚步,向卫生间走。我们不放心地上前搀扶,却听出他的声音带了烦躁:“不要2我自己……上厕所。”

    父亲几十年确立的权威,尽管到了他如此衰弱的时刻,仍然没有一个人敢斗胆违拗。我们都不安而又乖乖地松了手。

    父亲缓缓地缓缓地走进卫生间;缓缓地缓缓地关住门;撞锁停滞了三秒,终于跳出“咯嗒”一声响。

    我们守候在门口,疑惑不安地看着表:一秒、二秒……一分。二分……

    不安和焦虑起来越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我们挨掌,我们踱步。我们嘀咕。已经一刻钟了,工作人员终于叫起来:“不行,要出事!”

    我开始敲门,越敲越重,始终听不到回音。工作人员接过母亲递来的钥匙,打开门冲了进去。

    满屋的酒香!

    父亲的酒橱打开了,可以看到那排列整齐的酒瓶子。父亲倒在地上,倒在醇香的酒液中。那开了盖的茅台酒瓶仍在父亲手中,歪倒着静静朝外流淌浆液。

    “爸爸!”我呼喊着,同大家一道将父亲抬回床上。

    父亲脸上仍然带着满意而刚强的笑,嘴唇翕动着,我凑向前去,终于听清了他的声音:“许世友,就是许世友。许世友能喝酒,一息尚存,就不能,变成不能喝酒的……别的人。”

    父亲性情刚烈,至死也没人敢动他那一橱酒!

    第二天,他又显出格外的清醒。让我们把他抬出屋,抬上面包车。他要去梅花山行猎!

    我们明白,他已不久于人世。一个人应该把他的终点与他的起点连接起来,我们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汽车驶出中山门。秋凉气寒,四野空旷。随着汽车的颠簸,父亲开始呕吐,身体抽搐着憋红了脸颈。医护人员都在皱眉,小心翼翼劝他回去。

    “不,不,往前,往前开……我行。”

    忽然,他忍住了吐,憋得湿润的双眼陡地闪出亮光,车窗外是钟山!

    父亲嘴角哆嗦,目光哆嗦,呼吸变粗,变得亢奋。

    车厢里静极了,静极了。于是,我们听到了父亲用心脏击节诵出的诗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主席、主席、主席的诗!”

    父亲连呼三声主席,将头依在了车窗玻璃上,只剩颤抖的呼吸声。

    父亲对毛主席感情极深,就连他现在的名字也是毛主席给取的,他原名许仕友,参军后,将做官的“仕”改为士兵的士。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担任军长的父亲说:“你还是叫世友吧,你应该做世上所有劳苦大众的朋友。”就这样,父亲叫了许世友。

    汽车轻轻地、轻轻地行驶,父亲又开始剧烈呕吐。他不肯回头,梅花山已经在望,他示意拉开车窗,用手捂住嘴,目光凝视着色彩斑斓的群山,似要寻找什么对他来说最可珍贵的纪念。

    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悲雁哀鸣,林寂山冷。父亲的两手哆嗦着摸索,摸索那只心爱的猎枪,想端起来。

    手臂勉强抬高半尺,枪口不曾抬及车窗,又是一阵剧烈呕吐。

    汽车速度似乎慢得不能再慢了,灵车一样悲壮地逼近大山。父亲吐过之后便大口大口喘息。慑于他那刚烈的性情、倔强的脾气,他不张口,没人敢替他拿枪。

    喘息稍缓,他再次试图举枪。枪身一点一点向窗外伸去。突然,他震颤着,两臂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斩断了,猝然跌落下来,连同那只心爱的枪。

    他脸色苍白,猛烈喘息,大汗淋漓,却依然犟着脖子不甘不休地瞪视窗外。

    渐渐地,他眼圈变红、变湿,泛出一层水帘,水帘又凝聚成泪花,沿着眼眶转啊转。可以看出,他在咬牙坚持,竭力想让那泪花转回去。他失败了。他生平第一次彻底失败了。扑噜噜,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立时久蓄的泪水一泻而下……

    “爸爸——!”我呼喊,我痛哭,我的英雄一世的父亲啊,你的泪要比你的血更令我惊心动魄,更令我痛苦万分!

    父亲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和嫂子、弟媳、表弟、表妹几个搞医的轮流值班。除了记录体温、脉搏、血压、呼吸之外,主要是帮他翻身。他翻身特别勤,工夫稍长便无法忍受。

    他未能登上梅花山,只剩下翻身这一种运动。

    检查报告很快送来:腹水中发现大量癌细胞,肾功能已经衰竭。

    我本被安排白天休息,夜里值班。可是,下午忽然来叫我,我心里咯噎一下,明白父亲不行了。

    赶到父亲床前,他正大口大口喘气,胸膛剧烈起伏。嘴唇抽搐,似乎不甘心,似乎有无法按捺的欲望要表达。我扑上去:“爸爸!爸爸!”他在说什么?我俯下身侧耳细听:

    “翻、翻、让我再翻……一次……身!”

    我用自己颤栗的心听到父亲最后一个请求。我托住他沉重的身躯,那身躯痉挛着正变僵硬。我颤抖着,瘦小的手臂在这座山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然而,我鲜明地感受到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没错,那力量正来自父亲渐渐僵硬下来的身体。他的膀子一晃,仿佛恢复了当年在少林寺练就的千斤神力,带动那冷却下来的僵硬的身体一转,实现了生命的最后一次运动。

    父亲停止呼吸,松弛安静下来。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这是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他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只留下半橱酒,五只枪,四双草鞋和两把刀。其中一只小口径步枪,送给了我的女儿他的外孙女冬宁。

    父亲的墓前摆了一杆枪。

    一瓶醇香的茅台酒浇奠在父亲安息的土地上,浇在那只弹无虚发的步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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