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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风 第一章 父亲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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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的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当然,人人都会有一个母亲。我自然也不例外。

    我之所以一直小心地避免谈论她,绝不是故意卖关子。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不愿意提及我的母亲。个人的痛苦乃至于多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羞耻感,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确实不知道应当如何去谈论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而村子里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在说起我母亲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闪烁其词。各种戏谑、推诿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揭示事实背后的真相,相反,这些说法将那个真相层层包裹起来,越包越紧。不过,我意识到,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我在这里都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来到村东的唐文宽家听他说书。那天他所讲的故事是《水浒传》,还是《聊斋志异》,抑或是《小五义》,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打起了瞌睡,伏在天井的一张小矮桌上睡了过去。不用说,我很快就做起梦来。

    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阒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她的面容看上去也很不真切,影影绰绰的。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在井中和池塘里所看见的倒影——每当我就要看清她的面容时,一阵风来,吹起一片涟漪,她的形象就在无声无息中变得扭曲、破碎,最终消迹于无形。

    我从小矮桌边上醒过来,身上汗津津的。我能够记住的,就是母亲那甜美、虚幻而又破碎的幻影。当时,村子里的小孩都走光了。天井的地上落满了花瓣,春风吹拂着池塘边的青草,午后的村庄安静极了。一个外村来的拾荒老妪,背着一个破竹篓,手拿一根竹钳,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正朝村子里走来。

    唐文宽的老婆王曼卿见我独自抽泣,一个人呆坐在桌边不走,就去灶下热了一碗红枣汤,端过来,放在我面前。一开始,她没有搭理我,也坐在桌边,皱眉,叹气,掉眼泪。后来,她悄悄地移身到我坐着的板凳上,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轻轻地将我搂在怀里,用一种我听到过的人世间最令人心醉的声音轻轻对我说:

    “是不是梦见了妈妈?”

    我能感觉到她的泪珠掉在我脖子里——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我喝完了那碗枣汤,抬起头,看着妓女王曼卿那张好看的脸——它被浓密的乌发遮住了一半,心里偷偷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那该多好啊!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心里藏着一个小秘密:在我漫长而纷乱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以王曼卿的形象来记忆母亲的。每当我半夜醒来,置身于阁楼的黑暗中,我就会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对母亲说:妈妈,妈妈呀,你究竟去了哪里?你会不会像老福奶奶说的那样,到了春天,当河边的野蔷薇全都开了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出现在风渠岸的春风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王曼卿那俏丽而娴静的面容。有时候,当我无缘无故地走到唐文宽家中,他们夫妇俩茫然不解地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的时候,我才猛然惊醒:我频繁造访他们家,其实就是为了多看王曼卿一眼。

    那天中午,王曼卿把碗收走之后,被更生的老婆叫去打牌了。独臂的老菩萨笑嘻嘻地来到跟前,在我的鼻子上刮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对我说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鬼话。见我不搭理他,唐文宽就指了指门外的树林,对我说:

    “你看见那个在树林中捡破烂的女人了吗?”

    我点点头。

    “她就是你妈妈。你看她穿得破破烂烂,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旁人啊。她其实一点都不穷,家里有的是钱。她是在装。每到春天,她就会化装成一个拾垃圾的,悄悄地到村子里来,为的是看你一眼。她的家住在江对过的高桥。他们家隔壁有一个油条铺子,有一个麻花铺子。他们住的那条街就叫糕饼街。他们家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金雀子飞到油条铺子里叼油条,银雀子专门去叼麻花。他们家的油条麻花从来吃不完。她就是你妈妈。你走到她跟前,叫她一声妈妈,你看她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也不要紧。你一步不落地撵着她就行。她到东,你到东。她到西,你到西。一直跟着她,回高桥。将来你们家的麻花油条要是吃不完,别忘了捎两根回来给我……”

    在老菩萨唐文宽一再怂恿下,我迟疑不决地走到了屋外,来到了村头的树林里。当时,那个老妪正在垃圾堆里翻拣她认为有用的东西:像什么碎纸片啦,生了锈的铁钉子啦,玻璃瓶子啦,牙膏壳啦,诸如此类。我就蹲在草坑边望着她。

    她看上去五十出头,头上包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汗酸味。见我在不住地打量她,老妪就朝我笑了笑,露出了一口稀疏的大黄牙。面对这样一个老人,你大概可以想见,“妈妈”这两个字,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的吧。不过,我还是按照唐文宽的吩咐,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当她走到燕塘与菱塘之间的石桥边时,她见我仍然跟着她,就突然冲我吱哇乱叫起来,一边叫,一边胡乱比划。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老妪原来是个哑巴。她的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从她挥舞手中竹钳的动作来判断,她明显是希望我不要再跟着她,赶紧回家。

    我又跟着她走了一段。老人似乎失去了耐心。她不由分说,举起了手中的竹钳,朝我猛跑过来,装出要打我的样子,想把我吓回去。我只得返身往回跑。等到她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又不远不近地跟上了她。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就像老菩萨所预料的一样。她拿我毫无办法。

    最后,我们走到了窑头赵村前堆放砖瓦的场院边,我听见了身后远远传来的父亲的叫喊声。父亲没有沿着小路走,而是从麦地和棉花地里斜插过来。他跑到我身边,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我抱起来,放在他肩头,慢慢往回走。

    这时候,我看见村头的池塘边已经聚集起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虽然隔着很远,可我还是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和哄笑声。我们回到燕塘边,那伙人就像过节一样,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与父亲打趣。说什么的都有。我看见老菩萨唐文宽也在其中。不过,他倒是没有说笑,只是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做鬼脸。父亲嘿嘿地跟着他们笑了几声,这才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别人的话可以听,老菩萨的话是绝对不能相信的。这个人老没正经。”

    虽说那天在全村人跟前出了丑,可这件事,我倒没怎么往心里去。当天晚上在吃饭时,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关于我母亲的事,我也许应该认真地与父亲谈一谈了。可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解答。一个人板着脸,闷闷地吃饭。最后他这样对我说: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丽娟偷了生产队的香瓜,被她妈妈打成什么样子?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礼平把洋钉钉在了牛屁股里,被婶子吊在猪圈里打得嗷嗷叫?小英不肯去寻猪草,被她妈妈一脚踢在心门口,一口气差点没倒过来。可我打过你吗?一次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有妈妈在,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我们两个人,不是挺好嘛?自由自在,什么都不缺。”

    第二天,龙英把我叫到他们家中,让我对着一只陶钵撒尿。我在撒尿的时候,她儿子小满褪下裤子,也凑过来撒尿,被他母亲一把推开了。龙英的丈夫牛皋病得快要死了。她要用童子尿做药引。趁着她心情好,我就向她打听我妈妈的事。龙英先是一愣,然后就纵声大笑起来。她一定是想起昨天的事来了,立刻撇下我,走到她丈夫的躺椅前,把昨天我跟哑巴去高桥的事说了一遍。牛皋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还是一只眼睁着,朝我哑哑地笑。等到他们笑够了,龙英就对我说:

    “你妈呀,跑了,没了,飞了,上天了,没影了!”

    说完,她把我粗鲁地往门外一推,顺手就把门关上了。

    我细细琢磨着龙英的话,有些担心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心里没着没落的,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在村里胡乱逛了一通,就去了老福奶奶家。我一提起母亲,老福就撩起围腰来擦眼泪。她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小天主,你知道你这条小命是谁给捡回来的吗?你那个妈呀,简直不算个人!孩子还没断奶,她怎能下这个狠心。那一年,你还不满周岁,不吃不喝,小眼睛闭得紧紧的,眼看就没气啦!你爸爸已经去桑树林里替你挖了一个小坑。要不是我把你抢过来,当晚就给埋啦!我把你抱在手上,撬开牙齿,一点点地往你嘴里灌米汤,灌菜汁。折腾了一个多月,算是白捡一条命。快别提你妈啦,就是做了官太太又怎么样?狗屎啊!我一点都不稀罕。”

    听老福奶奶这么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不管怎么说,我母亲还活着,心里总算还有点安慰。

    有一年,我记得也是春天,我和婶子在桑树林里采桑叶。婶子的嘴唇紫黑紫黑的,全是桑葚汁。她拨开茂密的桑叶,摘下又大又肥的黑桑葚往嘴里送。

    “你爸爸这个人,心术不正。”婶子打了个呃逆,顺手往我嘴里塞了一颗桑葚,对我说,“他头上戴着一顶富农的帽子,又是个算命的,谁能跟他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他出去算命是假,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轧姘头是真。换成我是你妈,也不会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人都有个命,其实根本就用不着算。运气这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捏在手里攥出水来,它还是要从你指缝里溜走的。你妈算是交上好运了。那年村里选农会主任,严政委多大的官?人家在台上讲话,她不过是一个童养媳,却偏要插嘴插舌,与人家没大没小,直上直下。那天她要站起来发言,我一下没拉住她,这下可好,跌跤捡了个金元宝,被送到县里学习去了,后来就入了党,回乡当起了妇女主任。有一次,你父亲在给人算命的时候,老不正经地摸人家黄花闺女的奶子,那户人家倒不含糊,找来三四十个亲眷,黑压压一片打上门来,你说这事怎么弄?你妈就狠了狠心,与他离了婚。再后来,她就傍上了一个大官,从此远走高飞,音信全无。别再惦记她了。妈不在,还有婶子呢。往后凡事不论大小,都由婶子给你做主,替你出头。村上要是有人敢欺负我们家宝宝,你只要跟婶子说一句,我一巴掌把他脑袋打得缩到屁眼里去!”

    梅芳提到我母亲,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嗔怒与轻蔑。她甚至不屑于提我母亲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有些人”。比如说,有一次,村里开社员大会,梅芳在台上作报告,曾公开这样说:

    “有些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干革命是假,爱慕虚荣、投机取巧、贪图荣华富贵是真。这些人呐,不让出头强出头,临了虚晃一枪,这不,进了城,摇身一变,喝!当起了官太太。黄鹤一去不回头,白云千朵空悠悠。”

    我父亲脸一红,偷偷地打量了我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坐在他旁边的小木匠赵宝明有些不忿,悄悄地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对我小声嘀咕道:“你妈妈要是知道梅芳在背后这样编排她,只要勾一勾小指头,就够她喝一壶的啦!”

    仔细琢磨一下宝明的话,似乎母亲后来嫁给的这个人,官不是一般的大。

    在所有那些对母亲的议论中,也许同彬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他的“情报”直接来自于师娘冯金宝。有一天中午,同彬一路小跑来到了我们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有情况,十万火急”,就拉着我往阁楼上爬。我们坐在阁楼的窗前,放下竹帘,他这才喘息未定地对我说:

    “你妈妈姓章,立早章,叫章珠。平时在村里,大家都管她叫珠子。她老家在江北的兴隆镇。家里穷,很小就被卖到江南,给南徐巷的一户人家当养女。跟你爸爸成亲后,忽然就时来运转,被调去了县里。七弄八弄,就入了党。后来跟一个什么部队副司令认识了,两人搅在了一块。先是去了南京,后来又到了合肥,现在据说在湖北的襄樊。上街买菜都由警卫员帮着拎篮子。坐在马桶上拉屎,也有警卫员拿着一叠草纸在一旁蹲着。这都是老太婆亲口对我说的,错不了。你也别巴望着你娘能回来了,回不来啦!”

    如果我们把村里有关我母亲的各种传闻拼合在一起,再适当地加以补缀,我想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想必也能看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满师,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再后来,祖父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祖父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祖父的身体一向硬朗,自打父亲回来以后,忽然就真的生起病来,不到半年,就归了道山。

    接下来,不用说,就是土改。祖父刚死,腿脚有残疾的叔叔便在婶子的撺掇下,以倒插门做女婿的名目,来到了婶子家。这一来,算是离门离户,与祖父撇清了关系,最后如愿以偿,被评了一个贫农。而祖父留下的几十亩田地,外加一处油坊,还有朱方镇的一家药店,只能算在我父亲的名下。那顶富农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到了他头上。据说,刚开始定的是地主。赵德正上台以后,与工作队的人拍桌子打板凳,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才在第二次土改时,勉强把成分改为了富农。父亲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偏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回到了村里,仿佛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上一顶富农的帽子。到了后来,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一时间,在村里被视为笑柄。他那赵呆子的名号,就是从那时落下的。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离婚或改嫁,倒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她辩护。你想想,在那个年头,对一心要求上进的母亲来说,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会给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据我婶子说,母亲在当上乡妇女主任之后,她与父亲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她认为,父亲生活作风的不检点,是父母反目的根本原因。

    但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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