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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风 第三章 余闻 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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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珠,小名珠子、珠儿。一九三零年九月生于沙洲兴隆。在章家的四个姐妹之中,章珠排行第三,所以母亲又叫她“小三子”。在她六岁那一年,父亲在遍尝各类仙丹妙药之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和大笔的债务。为了确保章家的这根独苗能够在兵燹和饥荒中存活,母亲只能从四个女儿身上打主意。

    大女儿被卖到了苏北的东台;二女儿由一艘下水船带到了常州的夏溪,给人当童养媳;而章珠则被“过继”给了长江对岸南徐巷的一户人家。那一年她十三岁。

    南徐巷的这户人家姓彭,养父长年在无锡与河南许昌之间往返,贩卖烟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家中只有养母一人。养母刚过五十岁,眼睛几乎全瞎了。章珠除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之外,还要时常陪她去庙上烧香拜佛。如果你认为,一个白白胖胖、成日在家吃斋念经的女人脾气也一定很温和,那就错了。这个瞎子念及自己的双目失明、丈夫的薄情寡义,以及世上的种种不顺,满腹的怨毒无从发泄,就会变着法子来折磨这个羸弱的“江北佬”。养母在心情比较好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候,也会教她认几个字。有时在庙里的禅堂吃茶,在外人面前,她总是亲昵地称章珠为“我的小拐杖”。

    章珠在彭家待了不到半年,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当她顶着六月的大太阳,凭着自己离家时的模糊记忆,终于抵达江北老家时,母亲正在村头的秧田里拔草。她见到章珠,先是惊愕,继之以笑,然后是哭,最后则是一整宿辗转反侧的愠怒与哀叹。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将半碗大麦粥端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字一顿地问她道:“告诉我,你姓什么?”章珠一愣,忙说:“我姓章,叫章珠啊。”母亲立刻神色严厉地纠正她:

    “不对,你不姓章。现在你姓彭,你叫彭小三。你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与我们这个死人的人家,再无半点瓜葛。记住,若让我再看见你回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不要怪我心狠。这扬子江,一年到头水流不绝;那南徐巷,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口井。你若是熬不下去了,可以投江,也可以跳井,这家你不能回。喝完了这半碗大麦粥,你就走你的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和你永生永世不再相见。”

    章珠见母亲这么说,就知道这家待不住了。她没有喝那半碗大麦粥,回到房中,和躲在门后偷听的妹妹相拥而泣。然后,她在熟睡弟弟的脸上亲了一口,狠狠地吸了口气,咬了咬牙,出了家门。

    从他们家到长江的渡口,整整十二华里。她只顾着哭,没看见母亲在身后一路跟着她。在等候过江船的时候,母亲将手里的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递到她手中。那是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米,隔夜为她煮好的白米饭。那团装在袜子里的白米饭,在六月的酷暑中早已变了味。瞅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瘦弱母亲,章珠默默流着泪,将它吃得一粒不剩。母亲安静地坐在女儿身边,用手撩起她的头发,问她头上的包是怎么回事。章珠说,那是在墙上撞的。母亲又问她眉角上的疤痕是怎么落下的,章珠说那是“江南的妈妈”用熏炉砸的。最后,母亲的手久久停在了她胳膊上的一大块淤青上。章珠原以为母亲会问她这块淤青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只是哭,没再吭气。等到她哭够了,就将女儿的头扳过来,死死地搂在怀里,说:

    “你走后这半年,娘没有一次睡觉不梦见你。不要怪娘,要怪就怪你上辈子投错了胎。儿啊,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可少了哪一根,都连着筋,带着肉,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自己去奔你的生,奔你的死。船已经靠岸了,娘看不得你上船。这就先回了。去吧,上船时不要回头看。”

    章珠一上船就开始呕吐。当她把刚吃下去的米饭都吐干净以后,船已到了江心。她一抬头,发现母亲并没有离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江边的堤岸上,身影越来越小。她知道母亲在哭,在喊,在呼天抢地。除了船侧静静的水响,她听不到任何声音。

    章珠第二次从南徐巷出逃,是在一年后的春末。这一日,她没敢贸然回家,而是躲在家门口外的一片竹林里。她在那里一直躲到天亮,终于等到了早晨来河边挑水的妹妹。妹妹告诉她,母亲已在浙江富阳镇上给她找了一户人家,让她跟那里的一个茶叶商人做小。妹妹送她去渡口,两人坐在江边的芦穗丛中,哭了一下午。等到最后一班过江船渐渐拢了岸,妹妹从怀里取出一双油皮纸包着的布鞋,交到姐姐手中。她让章珠把脚上的那双旧鞋子换下来。妹妹噙着眼泪,对章珠说,那是母亲给她新做的一双绣花鞋,本打算出嫁那天穿的,“如果我们姐妹今生不能相见,就让这双鞋子做个念想。你看到它,就如同看见了我。”

    正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章珠就是我母亲。

    一九四八年冬,我祖父带着媒人马老大(还有我父亲的一张小照)来到了南徐巷的彭家提亲。一路上,马老大不时地提醒我祖父,据她探知来的消息,那个瞎子的脾气颇有些古怪。“他们从江北辛辛苦苦收养这么个女儿,为的就是防老。万一她提出让男方入赘,我们如何答复?”祖父让她见机而作,便宜行事,但也给了她谈判的底线,“倒插门的买卖我们不做。一闻此话,我们扭头就走。”

    马老大的担忧是多余的。瞎子除了对彩礼的数目稍微表示了一些异议之外,对这门亲事倒是一口应允。据马老大后来说,瞎子在无锡卖烟草的丈夫,叶落归根,要回到南徐巷来养老。这老头对养女的非分之想,让瞎子成天忧心忡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不妨碍她从丈夫跟养女说话时那“丑态百出”的腔调中,推断出我母亲的容貌。她巴不得我母亲即刻从南徐巷消失。最后,她甚至对马老大这样说:“我们当初买她是多少钱,你们就付多少钱。就当我们白养了她五年。人呢,今天下午就可以带走,何时成亲,全凭你们一句话。”

    当马老大笑眯眯地来到前厅,将正在和香烟贩子喝茶的祖父拽到一边,眉飞色舞地告诉他下午就可以把人带走时,我祖父把眼一瞪,苦笑道:“带什么带?乱弹琴。我儿子人还在上海呢!”

    我的父母在第二年春天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两年后,他们生下了我。后来的事,各位都知道了。在我出生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撇下了我,从此离开了朱方镇,直到她去世,再也没回来。

    据我婶子说,导致他们离婚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马祠村给人算命时,对一个黄花闺女动手动脚,做出了“没出息的丑事”。事后,这户人家纠合了三四十个亲眷和乡邻,连夜打上门来,闹了个鸡犬不宁、天翻地覆。这话也许不错。可老福奶奶对这件事的说法,则要详尽、具体得多。那是我即将去南京的前夕。老福说:

    “有一年,你爸爸去马祠,就是魏家墩后的那个小村,给一个睡觉老梦见蛇缠身的姑娘摸骨。不知道你父亲对人家用了什么法术,他前脚从马祠回村,那姑娘后脚就跟了过来。她这一来,就不走了。拽着你父亲的衣袖,死活不撒手。你母亲那阵子在乡里当妇女主任,晚上回到村上,见家中多出这么一个哭哭啼啼的黄花姑娘,如何不气恼?事情闹开了,德正、宝亮、银娣和新珍他们,都赶来劝解。新珍让你妈在我家先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银娣负责将这个姑娘送回家。可当天夜里,马祠那户人家访到了姑娘的踪迹,带了一伙人,举着松明火把打上门来了。这也不能怪人家,一个十八九岁的独生女,凭空就不见了,怎能不急红了眼?我听见那伙人口口声声要放火烧你们家房子,就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好嘛,邻近各村的人大晚上不睡觉,都赶来看热闹,把燕塘围得密不透风。你妈一边在窗前给你喂奶,一边哭着问我,万一将来有个山高水低,能不能帮着照顾一下这个孩子?我当时就知道事情不太好。还真别说,那姑娘对你爸爸也是铁了心。后来,你父母办了离婚,这户人家听说了,又回过头来托人上门找我,有心要撮合这门亲事。那姑娘成天在家中寻死觅活的,眼见得就要疯了。我去探听你父亲的口风,他一脸苦笑地对我说:‘我连杀她的心都有了,如何能与她成亲?’”

    如果老福奶奶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远比我婶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假如没有发生那个轰动乡里的事件,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可以挽回的。

    好吧,我现在长话短说。

    事实上,在母亲离开我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给我写信。它们被记录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笔记簿上。这些信本来就没打算发出,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信件吧。但若称它为日记,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在不同时间里写出来的文字,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有时候称我为儿子,或者老儿子。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叫我小宝、宝贝、小屁屁、香咕隆咚宝、心头肉、小混球,诸如此类。这些被我编了号的文字多达七百六十余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有的则长达十多页——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我能判断出这些长信不是一天写成的。我还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辗转合肥并最终调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写信。

    顺便说一句,她从南京去湖北,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劳动改造。先是在武汉,随后到襄樊,最后则是咸宁。

    如果把母亲的第一封信与最后几封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很难相信这些信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亲的字迹歪斜、稚拙,文法颇多舛误,至于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后,她那笔工整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已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时常引用古典诗词,甚至能用晓畅优美的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么一番抽象的思索:

    假如她的父亲没有过早离世,她“如今”的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假如她的养父从无锡来家,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没有悄悄溜进她的房间;假如她当时选择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并在他的腿上扎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没有在祠堂里因“一时冲动”站起来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亲首次提到了严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严政委名叫严御秋。这封信长达十一页,母亲详细记录了她与部队“首长”的结识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她后来与我父亲离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亲在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严政委有一次去省里开会,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母亲,让她去南京长长见识。三天的会开完后,严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在部队的老首长,也“顺便”捎上了她。首长家的院子异常阔大,“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给客人端茶倒水的“仆人”,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戴着雪白的手套”。老首长其实并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话不多,可句句话都“耐人寻味、掷地有声”。吃晚饭时,首长亲自给她斟酒,让她一时手足无措。她说她从来没喝过酒。首长说:“哎,不会喝酒干什么革命嘛!”于是她就喝了酒。酒醉之后,她和严政委都留在那个大院里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四肢无力,头痛欲裂。她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转悠,看见首长那么大的官,竟然头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手执铁皮花洒,亲自给花草浇水,心里“不知为何,就有些感动”。

    母亲从南京回到了县里后不久,就接到了首长本人给她写来的一封长信。她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封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找到了严政委,向他报告说“有人冒充首长的名义,给我写流氓信”,可严政委读完了这封信,只是哈哈一笑,“你胡说什么呀!正常的感情表达嘛!你看噢,人家与你见了面,又不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对你表示好感,这怎么是流氓信呢?现在是新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人家有表达感情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嘛!”

    母亲回到住处,又偷偷把这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她觉得这封信写得光明磊落,情真意切,可“怦怦乱跳的心,连一秒钟都静不下来”。“他那样一个人,莫非也会看上我这样一个人?”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惊愕中,她对首长的尊敬增加了。

    几年之后,母亲在南京与首长正式结婚之前,她给严政委写过一封信。在严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问候与祝贺之外,真正的内容只有“早该如此”四字。这四个字,让聪慧的母亲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这些年的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之后,对严御秋的为人,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怀疑:

    “这个严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在编号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中,母亲记述了她生命中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她丈夫(当然是后来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门任职。一年夏天,他来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刚刚破获的一宗绝密案件:他们在追查国棉六厂一桩贪污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被围捕的过程中,为首的两名骨干在开枪击伤了多名公安干警之后,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脱。

    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个字,如雷轰顶,惊醒了母亲长年饲养在心中的那条毒蛇,让她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之中。经过接连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亲确信,如果不把那条盘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会发疯。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她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将我父亲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个秘密和盘托出。检举信送出后,那种让她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一阵更为凶猛的锐痛,顷刻间刺穿了她的心脏。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没错。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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