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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风 第三章 余闻 高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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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一九七四年冬天,高家兄弟就已反目成仇。为了平息日甚一日的闲言碎语,高定邦一赌气,就依了马老大的撺掇,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匆匆忙忙结了婚。但谣言并未就此歇绝。两年后,高定国与梅芳离了婚。知青小付调到朱方中心小学任副校长,夫妻二人在朱方镇上找了个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很少在村里露面。村子里有人议论说,如果高定国早一点离婚,或者说,高定邦晚一点和寡妇结婚的话,梅芳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大伯子的怀抱。当初,高定邦单身的时候,村里人编出瞎话说,兄弟俩合娶了一个老婆。如今呢,梅芳一个人落了单,与哥嫂同在一个屋檐下,村里人又说,高定邦等于是娶了两个老婆——前半夜和寡妇睡,后半夜与梅芳睡,“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翻过来,覆过去,闲话一样有的说。

    一天晚上,高定邦去野田里岳丈家喝酒。在回家的路上,他醉醺醺地走到便通庵附近,往金鞭湾里撒了一泡尿,心中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来:金鞭湾的水直通长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个排灌站,把长江水调入新田,再在新田里开挖一条河渠,取之不竭的长江水将会沿着水渠注入全大队的每一寸良田。他让弟媳梅芳帮忙,连夜给公社起草了一份报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陈公泰正在四处抓典型、树标兵,也很想闹出点动静来,当即就拍了板。他亲自出面,和野田里所属的东升公社协商,不到一年,就在便通庵旁修了一个排灌站。剩下的事情就变得极其简单了——高定邦只需在村庄与便通庵之间,开挖一条两三米宽的人工渠就可以了。他对陈公泰夸下海口说,半年之内,就请陈书记来村里为新修的水渠剪彩。

    可是这一次,高定邦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在祠堂里召集了社员大会,到场的人寥寥无几。定邦又让银娣和新珍去各家动员,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满口答应,可到了开工的那一天,除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十几位干部之外,只来了三个人:老鸭子、春琴和王曼卿。

    那时,年老色衰的王曼卿傍上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位相好赵柏生,两人搭伙在菱塘养鸭子。王曼卿只干了半天活,下午就溜了号,去菱塘边照料她的鸭子去了。

    这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开渠的人驱赶到了便通庵中。高定邦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望着屋檐的雨帘发愣。小武松潘乾贵走到他身边,挨着他蹲了下来,递给他一支烟。小武松说:

    “时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所谓的大集体早已名存实亡。除了我们这几个老杆子,你说说你还能指挥得动谁?你要修这条日屄的水渠,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旱排涝,多打粮食,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说。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风调雨顺,村子里也没人愿意种地了。种地不赚钱,弄不好还他娘的赔钱,邪门啊!我们大队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个人做梦都想办个厂子,做点生意,一夜发家。就连王曼卿那等货色,也都知道从鸭屁眼里往外抠钱。我劝你不如趁早收手,别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了。我的话先说到这里,你琢磨琢磨。”

    那时,高定邦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发呢,小武松的一番话,句句都戳到了他的痛处。定邦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对小武松道:“如果你不想跟我再打一架的话,就请你滚远点吧!”小武松也不愿示弱,他把头抵到定邦的胸前,挑衅似的笑道:“老哥,别那么不识相。如果我们再打一架,你掂量掂量,谁会赢?”说完,没等雨停,就一把拽过他老婆银娣,回家去了。小武松夫妇这一走,干部们很快也溜走了一大半。第二天来新田的工地上干活的,就只剩下了四个人:高定邦、梅芳、春琴和新珍。

    没过两天,新珍从公社的卫生院弄来了一张“腰椎间盘突出”的证明,向定邦告了假。春琴本来就和梅芳不对付,新珍在的时候,她还有个人可以说说话,新珍这一走,春琴总觉得哪儿有些别扭。她在村中遇见了回娘家探亲的赵金花。金花说:“人家大伯子和弟媳妇正打得热火朝天,你一个寡妇人家,硬要搅在里边,碍手碍脚,有意思吗?”经她这一顿抢白,春琴一生气,也就不去了。

    当高定邦与梅芳在新田里挖沟的时候,村里的几个二流子就聚在更生家的山墙边,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看他们的笑话。这个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个说,“累了有什么要紧?亲个嘴,加点油,接着干,浑身是劲。”这些话传到梅芳的耳中,她就哭着离开了。

    新田的工地上终于只剩下了定邦一人。

    春琴的家就在新田的边上。她从窗户里看见高定邦挥锄开渠的身影,心里就有点着急。她知道定邦是在跟自己斗气,知道他跟当年的丈夫赵德正一样,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掉在自己挖好的坑里出不来了。她把儿子龙冬叫到跟前,央求他“好歹给定邦叔叔去做个伴,搭把手”。龙冬倒是很听话,他二话没说,扛起一把铁锹就出了门。可他还没走到新田,就被龙英的儿子小满截住,几个人去祠堂打牌去了。

    高定邦没撑多久。他在吐了几口鲜血之后,终于晕倒,被人送到了公社的卫生院。当天晚上,高定邦在病床上醒来,发现除了哭哭啼啼的老婆和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儿子之外,病房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等到眼前那影影绰绰、重重叠叠的影子终于在瞳孔中聚上了焦,定邦才认出来,那人正是我的堂哥赵礼平。礼平告诉他,他已经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并从镇江的江滨医院请来了一位专治胃出血的内科主任,“你安心养病。至于新田的那条河渠,你也不用操心,我来替你挖!”

    高定邦一听礼平要替他修渠,不由得笑了,“你来挖?你会变戏法?”

    礼平道:“这你就不用管了。蟹有蟹路,虾有虾路,我自有办法。”

    定邦瞥了一眼堆满床头柜的水果和补品(还有一束鲜花),在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之后,再次笑了起来:

    “赵董事长,这么大的人情,我高某人可还不起啊!”

    “高书记客气了。”礼平不紧不慢地笑道,“要说人情呢,高书记求我的时候少,我求高书记的时候多。过去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你好好养病。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说完,礼平站起身来,朝定邦拱了拱手,弓着身子,倒退着离开了病房。

    大约半个月之后,大病初愈的高定邦在老婆的搀扶下,沿着刚刚竣工的河渠堤岸漫步的时候,不由得百感交集。他听人说,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整齐的塔松,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

    老婆看见定邦哭,也跟着他哭。两人哭了半天,老婆道:“老高啊,自打我跟你成了家,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过呢。”

    高定邦吃惊地回过头,望着老婆瘦小的身躯,心中悲悯难忍,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最后,他噙着热泪,对老婆笑了笑,道:“高兴。高兴。”

    这年秋天,高定邦辞去了大队书记一职。他的职务由我原先的小舅子斜眼暂时代理。

    但事情还没完。

    一年初春,来自福建的一位蒋姓老板,酒足饭饱之后,由赵礼平陪着,在村里村外转悠了一整天。据说,蒋老板对我们村一带的风水赞不绝口。他站在便通庵的那处破庙前,手在空中胡乱地划了一个大圈,要把这一带的土地“全都吃下来”。礼平问他怎么个吃法。蒋老板说:“这好办,我们各出一半的钱,把这块地方盘下来。至于将来做什么,再说。只要有地,我不怕它长不出花花绿绿的票子来。我在朱方镇找地方建造安置房,项目报批和全部的拆迁,你来负责。”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等到了第二年夏末,朱方镇的安置房已悄然封顶,可礼平这边的拆迁仍然一筹莫展。他咬咬牙,将原先许诺给村民的拆迁补偿费提高了一倍,村民们照样不理不睬。礼平一着急,就把刚刚在刑警大队升任大队长的高定国叫到了跟前,责令他找来些虎狼枭獍,动用“非常手段”,给那些冥顽不化的村民们一点颜色瞧瞧,“出了事,我担着。”

    高定国哭丧着脸道:“人好办,你要多少,我给你叫多少。可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下不去手啊!”

    最后,新上任的村长小斜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斜眼紧盯着高定国,实际上却是在跟赵礼平说话:“当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条水渠吗?他娘的,一次也没用过,如今正好派用场。干脆,我们来他个水淹七军!”

    赵礼平一动不动地望着小斜眼,虽说两个人的眼神怎么也对不上,但他还是笑了。

    那时的金鞭湾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厂污染,浓稠的黑水顺着高定邦下令开挖的水渠倒灌进来,很快就将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叫毒太阳一晒,村子里到处臭气熏天。燕塘的水面上漂着满满一层死鱼。青蛙和蛇类也都自暴自弃,翻起了白肚皮,在树林里静静地腐烂。就连井里的水,喝上去也有一股刺鼻的火油味。

    没有任何人责令村民们搬家,可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吃了暗亏的村民,并不怎么憎恨赵礼平。他们在大街上看见赵礼平那辆插着国旗的宝马车远远驶来,仍像往常那样纷纷让道闪避;当赵礼平的形象出现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用“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来教育他们昏昏噩噩的子女。他们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高定邦的头上——定邦当年提议开挖水渠,仿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拆迁的僵局中给予村民最后一击。他们一刻不停地咒骂高定邦,咒骂他痰中带血、尿中带血,咒骂他全家死光光。

    高定邦育有一子,取名高国柱。孩子长到十六七岁时,老婆苦口婆心地劝定邦“放下臭架子”去求求赵礼平,好歹给孩子在朱方集团谋个职位。高定邦用“除非我死了”这样的狠话让老婆闭嘴。至于说孩子的前途,定邦早已经为他谋划好了。一旦他年满十八岁,就让他去部队当兵,因为据他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高国柱连续两年参加了新兵入伍的体检,两次都因身体单薄(外加哮喘)被刷了下来。最后,定邦就把自己在部队时练就的一手做菜的本领传授给了儿子。父子二人挑着锅碗瓢盆,在朱方镇走东家,串西家,靠给人烧菜做饭,勉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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