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初冬时,洋葱田已消失夏季葱绿的颜色。我们感到天气多么阴冷,当我们带着大堆的麻袋和柳条篮子,顶着寒风,在清晨走近这块广大的田地时,我们知道一切都变了,那里的颜色、气味和温湿度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田地里大片大片洋葱的茎叶都已倒伏,它们相互压在一起,挂满晶莹的寒霜,像是个广阔的垃圾场。我们迈过田埂走进地里,听到洋葱的茎秆在脚下沙沙碎裂,那种声响和其他枯萎植物的声音是相同的。
王宝的脸肿了好久,最近才恢复正常,显然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此刻他的心态已经平静,他私下对我们说,领导和被领导吵架,倒霉的不会是领导,他只能接受了教训,以后不会再跟大春作对,不会再挨大春的耳光了。即使如此,他仍然相信,有一天大春会身败名裂。王宝家住上海横浜桥,他说当地一个开“老虎灶”的小业主邻居,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此人是“阿飞”“白相人”出身,对上海一直心怀不满,不止一次告诉少年王宝,上海的女人如何难看,她们的身材、穿着,根本就不能和过去比,结果就这句话,此人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王宝觉得,这种“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和大春的行为是差不多的。难道我们会有两种政策吗?王宝说,会有好戏看的,等着吧。他说。这番话,王宝已经讲了很多遍,我们差不多记住了横浜桥旁边的那个小业主了,王宝还是愿意提这个人。小业主确实是阿飞的本性,经常盯着打开水的少妇说下流话,经常对少年王宝灌输下流思想。他告诉王宝,目前根本看不出上海女人有什么身段,衣裳和大麻袋差不多,“灯笼壳子”一样,看不到乳房和大腿,女人天生有两件东西宝贵,现如今的打扮,跟没这两件东西一样,为此他极其讨厌上海,胃口完全倒了。当时正是王宝的发育阶段,听了老流氓的话,王宝的幼小心灵完全被“目前女人”的问题侵扰,十分不安。老流氓沉浸在旧上海的回忆中,对准王宝的耳朵说:——喏,老早的女人,霞气标致好看,玻璃丝袜,“蜜斯法特”牌嘴唇膏,旗袍衩开到此地——他指胯骨的部位给王宝看。赤佬,侬现在要是看到,弹眼落睛,骨头酥脱……此人端着茶壶,在店堂里走给王宝看,真是丑态百出,当时王宝就觉得,上海这地方太复杂,想揭发这事。以后,这小业主自取灭亡了,弄堂里人人都知道小业主的问题,包括她老婆曾在“大世界”做过“玻璃杯”,那是一种“一塌糊涂”的工作,她胸脯高挺,即使运动来了也依然如此,邻居都清楚,肯定是假造的,都清楚她是做了几次隆胸手术,打入了空气。她家孩子一同别人吵架,对方就骂:“你妈打空气针!不要面孔!不要面孔!”
我们一直在播种和收获,大春的状态也如此,他担负了对我们的教育和监督任务,并且阻止我们同女孩子们一起劳动,一般到了收菜季节,男劳力就都被大春委派去抢收圆白菜、大白菜、土豆和洋葱的任务,收获这些农作物,人为损耗不大,他知道没人会去啃圆白菜、大白菜;土豆是每天主菜,生土豆不如食堂的煮土豆好吃,包括大部分南方青年根本就不习惯生洋葱的辛辣味,集体的损失相应会减少很多。大春走到白菜地前,做了收菜动员报告,看了看大家说:现在就下地吧,谁要是有牛下水、羊下水,可劲儿去啃好了,我不会管的。
我们按照大春的吩咐,三三两两在地里收白菜,大春已经走开了,他带着一群女生们走进不远的沙果园子和水萝卜地,天气晴好,他的身影同那些顺从的、列队前行的女生们在阳光里融合起来,让我们感觉大春跨进了一幅图画,只要切入这个场景,他的头顶就冒出红鸡冠的亮光,非常诱人,然后,逐渐被那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们所淹没,他和她们一起步入了果树丛和美丽的水萝卜地,像完成了男人的某种梦想。王宝说,看看,大春就是累极了,也是高兴的累,累死了也不后悔的。王宝说完呆呆朝那个方向痴望,几乎忘记了手头的工作。我们也放下了手里的大白菜,像观赏一部纪录电影,紧盯着远方闪烁不定的美景。田地里阳光耀眼,空气中混合着新鲜蔬菜和水果的芬芳,混合着女人们一丝一缕的笑声,我们感觉大春是一头牡兽,他常把这批弱质、无抗衡能力的雄性驱赶到白菜田来,如果他是一匹大角鹿或非洲鬣狗,可能会把后腿抬起来,滴一点儿尿液在草丛里,释放强悍的讯息,划分出一种地盘,让对手们敬而远之,我们联想王宝话中的意思,知道人不可能把自己和动物分成两个群落,在生产劳动中,貌似平静求偶,外表遮挡了内心的凶猛、急迫和自然赋予的排他性,造出比如“心情”这类词用以平衡,在特定时刻,物种之间并没割断内在的纽带,虽然大春是领导,仍然披有远古的鬃毛,是无法改良和进化的,他被委派来到此地充当首领,早也经历了异常激烈的搏斗,如今他可以自由使用权力,划分疆域领地范围,不必再肉搏和苦干,只用特殊气味和指令就可以成事。一段时期,我们的王宝极崇拜大春的职位,甚至表示不久以后,他就会进入大春领导层,当一个干部,对王宝当领导的理想,我们都表示理解,但想一想他极差的工作表现,也明白这是做梦,他再想也无法进入这个层面,当不成什么干部。有人劝他想开一点。表面上他爽直地收回了这个狂想,但直到如今他仍然耿耿于怀,经常质问我们说:啊?对大春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你们就这么无动于衷?就这样一直看他胡作非为?!王宝双脚踩在一棵大白菜上,高声说:有谁代替他当领导吗?我可以让,当还是不当呀?世上有两种人,一是领导,二是被领导,谁来?看他神态,像是一个直属大农场的场长,或副书记。每当王宝胡搅蛮缠的时刻,远方大春的背影,也就更立体了——我们都明白,果园的女孩子们已经星星点点分散开了,我们看不清大春是在干活,还是在聊天,究竟同美芳和根娣这两个女孩在一起,还是独自站着,一切也更模糊起来。所以王宝来回重复这番话,即使大喊大叫,也更幼稚可笑,果园那边无法听见他的内容。也许美芳和根娣她们,本就没在大春身边劳动,她们既不是班长、排长,也不是大春的老婆,她们跟王宝没关系。王宝他这样多虑,毫无必要。
现在已到了收获洋葱的季节,我们一共种了两公顷多的洋葱,需要很多人手来仔细收获,我们没有专收洋葱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的力量。收洋葱和收土豆的程序差不多,如果我们是在青椒田或在洋柿子(西红柿)田里劳动的话,情况就糟糕了,等大春走开,很多人就挑选大个的青椒和洋柿子来吃,要是天气炎热,或没有人往地里送水解渴,这种损耗将更是可观。虽然大春是复员干部,常常也带不好队伍,他跑到田地的东头位置,立刻又觉得拉开了与西边的空间,知道我们在大量破坏秋收成果,他很清楚哪些人是害群之马(比如王宝),警告我们一定要好好劳动,要爱护集体财产,干部讲话也就是“我们要”怎样“要”。可我们知道他不喜欢下乡的青年,他曾到上海跑过一次“外调”,就是查某人档案材料,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他是真心不喜欢城里,不喜欢上海。他说:“上海呀上海,上海的毛病可不少,马路上跑小火车(有轨电车),家家有马桶,上海人一分钱买三根小葱。”以后知道,当时他在福州路某小旅社只住了一天就走了,也许看到这几样特别东西,不习惯才走掉的,他认为上海就这些印象。有人解释,上海人不吃葱,大捆大捆买回去没用,葱是去鱼腥的,上海的葱没有别的用场。他说:人不吃葱,还算人吗?上海的毛病可不少呀。他这么说着,掏出一些虱子扔到解释者(王宝或谁)的被子里。我们如果请他抽烟吃糖,告诉他说,是从上海带来的。他就会问:“是上海吗?‘大前门’不是建在北京吗?一定是北京货吧。”他这么回答,我们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大春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我们毫无办法。如果我们问他,连队总共有多少上海来的上海青年,他不会说我们来自别处(如来自北京或者齐齐哈尔市),引起大家不必要的骚乱。无奈之时,他也就没来由地说:“看你们,站起来五尺多高,坐下来一大堆,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人(吓人)’哪。”说了这个意见,他就离开了。我们已经了解他的脾气,感到无所谓,我们两眼望天,让他这么离开。等他走后,王宝就说:放的屁真臭,挨操打呼噜,这是装死,我告诉你们,他肯定是个反对上海无产阶级的坏分子,他会倒霉的,马上就会暴露反革命本性了。王宝这样一直仇恨大春。我们叹了一口气,不想随着他再多说什么。我们不愿意掺和他们之间的事。王宝说,以为他是跳芭蕾的男一号“大春”?休想,他不是,他会倒霉的,会成为反革命的坏分子的。我们根本不信王宝这个结论。大春能出什么事呢,就凭王宝几句话,就能轻易打倒一个干部?神经病吧。我们都不说话。王宝很注意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没反应,他站到一旁也不说话,然后就直接去睡觉。他是个特别的家伙,大部分的吵嘴过程就这样平静收场。如果王宝突然不高兴,他就跳出队伍,或者跳出被窝,立刻跟大春吵,根本不给当领导的一点面子。他们两人有意思,一开吵双方就各骂各的,王宝骂一串上海话,骂一通然后高呼口号——“破四旧立四新!”“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闹了一阵之后,呼天抢地哭了起来,他这样投入真不太合适,也比较滑稽、娘娘腔,也可怜。他额头上滚落很大的汗珠,不一会儿就口吐白沫,四肢抽风。站在一旁的大春已气得浑身哆嗦,大骂他疯狗。但没有办法,大家已经乱了,有人往王宝口里塞白菜叶子,掐人中穴位,抬着王宝找卫生员看病。这争吵的起始,大家极难预料,都有点兴奋,有些喜欢出这种事,如果正是在地里收菜,这样的混乱起码也可以少干点活儿。
到了以后的一天,正当王宝要发作的时候,大春和另一个干部拿出绑猪的绳索,将王宝捆了个苏秦背剑,扔在田地旁边的草丛里。他们动作熟练,像蜘蛛抓苍蝇一样飞快,让我们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我们感觉,大春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他把王宝轰的一声扔进草丛里,拍了拍巴掌,像做完了一件大事。我们乱了一阵,无法救助王宝。在吵闹中,我们只听见王宝强作镇静在草丛里说,这有什么?不要紧,我没关系的,没什么,我想睡觉了。他真的就这样不再动弹,像是已经睡了。我们只能向他告别,跟随大春一起回去吃饭。等下午我们悄悄赶到了地里,才把王宝解开。当时已经不认识草丛里的王宝了,他的脸在三个小时里被蚊子和牛虻叮得像个猪头,眼睛肿成了两道细缝,仿佛是个面目丑陋的陌生人。这个场面,等于说他虽然一直喊着打倒大春,但他自己已经先于大春,成了个坏分子,像一个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顺着翻松的垄趟排成一行,把泥里的洋葱归成小堆。洋葱都长得圆滚可爱,除有大量酒红色外皮的,还夹杂着白中带青色的品种,看起来都很新鲜。马车送午饭来的时候,有些人把洋葱剥开当饭前点心吃。大春在地里走来走去地看着,每发现一个,他就教育一个,让对方把手里的洋葱扔掉,吃了一半的也要扔掉。我们纷纷在开阔的田野里散开,躲避他和他的声音。他跑到地块的东边,很多人就移到西边去工作。在收割早玉米的季节里,他每天在田地前提醒大家爱工作,爱劳动,等人们一散开,他的讲话也像是蒸发了一样,大家三三两两躲在早玉米地里,视野变得窄小,周围被庄稼遮挡,看不到什么人,人人可以单独地活动,谁也管不了谁。大春在庄稼的海洋里穿来穿去,在沙沙的风声之中,有时能听到他在附近高喊,却看不到,像是隔了一个草垛或是一堵山墙,他就在附近,要找到并不容易,好像是躲猫猫,真让人感到高兴。在这个阶段,在浓密的庄稼之中,有些人一边收割,一边啃嚼甜玉米秆(也有男女打情骂俏,啃作了一处),大春是明白的,却难以发现。庄稼长得过于繁密了,谁也不清楚在青纱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们收了几公顷早玉米的同时,是否也播下各人隐秘的种子。大春的帆布绑腿早就被露水浸湿了,他的镰刀牢牢插在腰后的军用皮带上,挺直的腰板透出一股英气。他从飒飒作响的玉米棵子里蹦出来,给人一种过电影的感觉,仿佛他是三五九旅的南泥湾战士,或者是一位老练的平原游击队员,在一刹那你会有所触动。但想到他只是个监督管束你劳动的干部时,心里就有些沮丧。他拔下了镰刀,用刀尖指着土垄里嚼剩的甜秆渣子说:害人虫,大肚皮蝈蝈,屎壳郎,快干活吧,耽误多少工夫啦。
我们一直在体验农场的枯燥生活,美芳和根娣也是如此,别的女孩忙着恋爱,她们没太多的兴趣,她们的体态已发育得十分动人,却没有急迫的求偶需要。在收工以后,有时她们去大春家串一次门,相信这个过程,是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的。她俩明显是喜欢上了大春的小孩,仅此而已。她们常去抱抱那个小孩子,学做小母亲的样子,哄孩子玩,手工编织小毛衣,去逛一逛农场唯一的那家小卖部。孩子一直有病,才一岁多点,美芳就教他说上海话——“宝宝讲讲看……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美芳说着说着,孩子就睡着了。她重复着“三轮车”这个名词,似乎有点儿凄凉,也使我们觉得耳熟。三轮车,三轮车……缓慢地,耐心地,一遍一遍。我们在心里呵呵地叹了口气,想起“三轮车”是上海弄堂里“八哥”和“鹩哥”学的鸟话,是养鸟者和鸟相互挑逗的话,就等于上海人看见猴子惯常会说:“阿三,老鹰来了!”我们想不通的是,美芳怎会移用它来教育孩子。她的可爱之中,显然是有点儿愚蠢的。她的神态,眉宇之间凝结的恬淡和愁绪,使我们无法安于现状,不免思念了一点上海的往事。那座城市里有连绵阴雨的马路和弄堂、江南丝竹,以及深夜里唱着的沪剧女角的段子,遥远的气息和感觉逐渐朝我们袭来,似乎她在召唤绵绵无尽的乡愁。所幸美芳的样子还算得上富足自得,她的身段是丰满的;她的双眸、肩膀和胸脯充满活力,似乎这些表面条件都消除了怨女的气质,也使我们常常分心去关注她这些外在特点。当她穿着窄小的夏季工作服——她的旧单布衬衣去上工的时分,王宝便按捺不住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在女孩面前,王宝十分地腼腆多虑,不敢轻易搭讪,只是把眼光静静地射过去,射过去——美芳几乎是不懂的,直到介绍人跟美芳说合,她才醒悟王宝的好意,就也立刻婉拒了,她表示自己还不太懂异性间接触的事,自己是正派姑娘,连男人的手也没有碰过,怎么可以在晚上突然跟一个男青年去约会……大家都明白美芳的回话是不真诚的,早在春季割戟柳的月份,有人窥见美芳拉着大春的手,察看他手心的木刺。那一天美芳分明是很嗲的,两人当时听到附近有声音,立刻就不再动弹(柳树很密),过了好久,他们镇静地走出柳树林子,各自走开……但现在美芳却拒绝了王宝,我们认为她只是一种表面上对男人的经验流露,不知王宝心里是否清楚。我们经常这样看看王宝,却不知道他的心情和想法,他仿佛一直默默忍受着感情打击,坚持他的单恋,每次见到了美芳,他仍然静静地把眼光射过去,射过去……相当温柔。而他看待根娣的眼神,明显有一种恐惧。可能他疑惑瘦瘦的根娣从中作梗,进一步坏了自己的好事?根娣的父母是基督徒,根娣也是个安静的姑娘,平时话不多,和气而耐心,非常理解别人,刚到农场时,因为她睡前偷偷画十字的事,被美芳打过小报告,为此,根娣写了几次检查,扫了三个月的女厕所。但她根本不惧怕,也没掉一滴眼泪,明知是美芳告的密,仍对她很好,使得美芳无地自容,最终成为好友。对这样的女孩,王宝恐惧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王宝是害怕自己什么想法被根娣知道,不是恨她,是担心被她发现,王宝看到她不会是恐惧,只是一种深深的敬畏也未可知。我们不清楚根娣真能洞察一切,同样也不知道王宝的内心是什么,每个人也许都那么难以理解。
我们就这样在田间平静地劳动,也经常躺在田间平静地休息。想一想每小时,每天的进程,已在田垄上工作了多少公尺(它们每一条都有两千公尺)。每当太阳缓慢下山,我们会听到鹌鹑拍打翅膀的声音,它们集聚于麦田深处,仿佛发出一阵地心深处的神秘振动。我们扔下镰刀,放平身体。土地的温暖透过每个人的脊背,逐渐传递到了四肢,有些麻木,也微微感到刺痛,似乎身体就此沉沉睡去,不会再醒来。田野逐渐变暗,麦草的苦味徘徊着,空中淡金色光焰也逐渐柔和了,像是一面镜子,流动着叮叮当当的音乐离我们远去,那是驶向西方的一辆马车,最后它消失了。此时,平静的视野中飞扬着时光的灰烬,它们在缓慢地冷淡、消退,缓慢幻灭,它们隐隐离去,逐渐在空中撕破一个裂口,以容纳我们游荡无定的灵魂。麦子整齐排列着,在落日的余晖中摆动,晚风把牛蒡、大蒲公英和麦粒成熟的信息掺和在一起。我们看到远方的雷雨云逐渐浮向此地,记住的却是垄中密密的杂草。在无数个日夜,这些田垄仍留在回忆里无法摆脱。大家磨了镰刀,铲掉锄板上的厚泥,双腿插入繁密的黄色或绿色植物里去。庄稼在啪啪地拔节,空中是它们秀穗时的气味。有关田垄的印象,将是这样永久的一种纪念了,它们的深黑颜色,葱绿,或是蜜黄的成熟色彩,使每个人铭记终生。
我们都清楚,美芳就这样成了别人梦中的偶像。我们劝王宝注意这个现实,不必折磨自己。王宝自己是清楚的,他承认这样耗着没什么意思,对身体有损害。有一次他念出了小业主曾经教他的诗,如:虎丘山出名不是高/头班快船不是摇/浪子燕青慢开拳/要男人的女子倒不骚……他请大家从中也吸取教训,这诗是经过一代一代情种积累流传的,很了不起。我们告诉他不必劝慰别人,别人没什么教训吸取,他自己应想清楚,有什么教训要记取吗?他就不说话,低着头走来走去。他一直以这些诗来考虑问题——他承认这样的恋爱难度太高,是白费精神,但是有一种刹不住车的强烈感觉,突然觉得自己没了办法,像走进了一条死弄堂,内心十分痛苦,到了实在无法抑制的阶段,他脸色发灰,闭着眼睛,像是遇到寒流袭击,搂抱棉被在炕上翻滚,喃喃说着些什么仿佛饱受煎熬,不久便会昏厥。而其实当他这样痛苦之时,他心里已缓和很多,已转入了沉睡的状态中,半小时后可以静静醒来,这时大家也静了,知道他已恢复了体力。他歉意地对我们笑着说,自己太过分了,自己是个脸皮很厚的人,以后肯定会被公安局抓走的。有时候这么诉说,就开始演节目,顺手拿了两个搪瓷茶缸的盖子,用细麻绳绑在胸口,罩了大花床单,挺胸束腰。此时此刻的王宝,显得很满足,极是兴奋,站立在炕上左转右转,摇晃身体,在昏黄的灯光下做一种兰花指给我们看,炫耀一种表演的才能。他的脸是男人的面貌,身段是美女的妖娆,极为特别。我们都感觉他在模仿一个女人的模样,或者一个女鬼附体,他是装神弄鬼,大搞迷信活动。表面上,我们根本不搭理他,同时也不免紧盯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我们的目光当然也集中于胸前那两个搪瓷乳房——那实际只是两个坚硬的茶缸盖子,虽然是搪瓷的,特别引人注目。大家都讶异他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下流之极,但确实也聪明过人。他始终闭紧双眼,不男不女地站着扭动,极其无耻。王宝说,如果世上没了女人,便都没了意义,这是古代伟人的语录,是真理;而有一次却说,是那位上海小业主的语录。我们就此认定王宝是花痴,我们也都明白,他这样折腾了一会儿就好了,脸色会恢复常态,逐渐平静下来,只是他不知道,他这种经常演出的小节目已声名在外,通过某种渠道,早就传到了美芳的宿舍,清楚了王宝的为人,美芳当然不会有什么表示,绝不理会流言蜚语对她的侵害,保持沉默是女人们惯常的做法,美芳仍然平静地生活,她和根娣在一起过得很好。
我们有时在田垄边散步,看一看农场的风景和人们的平凡生活。我们吹口琴,吹一会儿笛子。太阳即将落山了,小羊羔叫着找妈妈,排着队伍的麻鸭也摇晃着往家里走。空气多么醉人,我们的心情也舒展起来。在这疏朗宁静的时刻,我们会遇到美芳和根娣,她们远远地、神态自若地朝我们走来,她们眼帘低垂,面带神秘的微笑。这种笑容在根娣的脸上,更是一种圣洁,似乎她是一位进入教堂的年轻嬷嬷。在我们交臂而过之时,双方突然不说什么话了。这种男女间心照不宣的、矜持的状态,也许是历史多年来固守的规范与准则。在每天傍晚的迷人景色之中,我们曾多次遇到美芳和根娣,但也只能让她们像小风一样擦身而过。美芳哄着怀里的那个大春的孩子,尽量使自身姿势像一个小母亲,孩子靠在她丰隆的胸脯前玩耍,也因口水弄湿了她的衣裳。她毫不介意,有时仿佛会刺激她的感官系统,使她笑出了声,仿佛这个情景是她盼望的,非常有魅力。根娣则在美芳身旁低头沉默,一刻不停地织毛衣,她正为孩子织一件大红色绒线外套,走路时也织,从不耽误。细心织一种上海正流行的“阿尔巴尼亚针法”。有时她会为这类事情和几个喜欢织毛衣的女青年讨论。她时常对孩子说,宝宝乖乖,阿姨织好看衣裳,蛮好看的,好看的……她们就这样,慢慢在我们眼前走过去了,离开了我们。在农闲时,她俩经常离开女青年宿舍,坐在大春家门口晒太阳。我们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她们,以及她们怀中的小孩,这是很合适的一幅“抚幼织衣”图卷。她们在细心照料这个大春的小孩,关心爱护他。孩子体弱多病,并不吵闹,比一般的小孩整洁安静许多。我们相信,当这个孩子学会走路之时,应该不会像当地孩子那样老是跟着运菜的马车,争夺地上那几根新鲜的韭菜去吃。美芳和根娣,就这样和大春的孩子宁静地生活着。秋天已经来临了,当我们远远地、不经意地看到了她们的劳动和生活的状态,我们发现,根娣手里那件没完工的红毛衣是最醒目的,根娣的手工和针脚不可说不精细,她也是一个粗心的女孩,她织了很多,也拆了一个袖子,她不厌其烦地织,静静地织,那件毛衣在她怀中有时变得稍宽些,有时又缩小了许多,但它永是一块鲜红鲜红的颜色,即使我们离它很远,也看得清楚,知道这是一件红毛衣,她在慢工出细活。王宝曾经忍不住对她说,根娣在磨洋工吧?要织到什么时候才算好呢?我们也这么逗她,她的脸就潮红起来(也许她暗暗画了十字)。就这样,我们远远离开了她俩,一直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农场的房屋便只有火柴盒那么小了。举目四望,浅棕色的田野随风起伏,如大海一般没有边际,鹰在高空盘旋。美芳和根娣都像空气一般消失了,包括代表着毛衣的小红点,都已蒸发在远方的空气里,逐渐不见了。我们在心里哼着歌子,机械地往前方的田野走去,包括我们最后一次照料洋葱田。如果天气晴朗,远方那些集中在一起的房舍,或许会有星星般的闪光,那也许是有人正在开窗、在擦拭镜子,也可能那是根娣的毛衣针在忽闪着亮光,她手中新颖的环形针是托人刚从上海带来的新产品,亮光闪闪。我们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根娣又织毛衣了,她什么时候才算个完呢。
过了一个月,记得是起风那天夜晚,大春的小孩染上急病,天亮就死了。当时根娣还没织完孩子的红毛衣外套,几乎不相信消息是真的,美芳也受不了这个噩耗,她们第一次接触“死”这个字,惊慌失措,愁眉苦脸,像得了重感冒,浑身没有力气,两人围着小孩,仔细哄着他,过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小脸,给他洗头,抹“百雀灵”,抱了孩子一会儿。她们对这个结局非常无奈,只能给他穿上那件红毛衣,一个袖子还没上袖口,总算勉强穿上,另一袖子短了四寸,就不那么妥帖。根娣发现匆忙缝起的毛衣“方翻领”并没弄妥,要做的毛线纽扣还没有做,孩子却已经离开了她们,倍感心酸,一切都像是晚了,即使根娣再如何心灵手巧,也没时间弄好这件毛衣了,这结果好让她们伤心。第二天,大春和他的婆娘走到小卖店,要了一个装糖水菠萝罐头的木箱。他们和美芳、根娣一起,用这口木箱子把小孩装殓了,根娣把织剩下的一团红毛线也放在木箱里。夫妇两人抱着箱子走出门,按照本地习俗,不能把箱子埋葬在坟地里,没带上铁锹和䦆头,只是默默走着,走了很远,经过种有洋葱的五号地,经过那块最高的慢坡,一直走到洋葱田的尽头,才停下了脚步。那儿是一片荒草,他们歇了一阵,就把箱子随便停放在草地里,夫妇俩看了那箱子一眼。在风中,草地嗖嗖地发出不安的响声,听着这种声音,他们没有说话,站了一会儿便回来了。本地规矩如此,箱子露天放在草丛中,以这样的方式处置死去的小孩,女人更容易受孕。那个时期,地里的洋葱叶还有些绿意,天气已经变凉,印着“糖水菠萝”字迹的箱子就一直露天放在那片草地里。某一天,当我们下田劳动时,美芳和根娣经过我们眼前,穿过我们所在的整个地块,赶到慢坡下那片草地看了看,然后返回。那是一片长满萱草的地方,如果是初夏,她们会采回一大捧萱草花(金针菜)作为纪念,而在这个秋凉的时节,除了草中纷纷洒落的干燥草籽,就是那口小木板箱子。她们只绕着它空转一圈,根娣把一个柳条做的小十字架放在箱盖子上,以寄托心中的哀思,她们就离开了。以后,一个割蒿条的老汉对我们说,他没看到箱子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有早霜了,木箱子挂满了霜花,像一块整齐的白石头,一个路边撞倒的水泥碑座——根娣的柳条纪念品,早就被好奇的乌鸦叼走了?还是被大风吹落?谁都明白,这片紧临坟墓的草地很少有人去逛,谁也不会提起它,想把它忘了。在劳动中,我们每一回接近这片草地,不会走进去看看,它离农场也实在太远,中间隔了几个大地块,包括我们播了洋葱的那个大慢坡,如果我们不去那地块劳动,不走下慢坡,是无法看见草地和木板小箱子的。我们不想看到它,不可能想到这个箱子。只有王宝说,天气变了,草地那儿的风,一定刮得很猛了。确实如此,天气已经转凉,植物已逐渐走过它们的轮回,看它们倒在田垄上的姿态,使我们想到春天的景象。或者想到了明年的夏天,田垄里的庄稼和那片遥远的荒草,还会重新变绿吗?
她不厌其烦地织,静静地织,
那件毛衣在她怀中有时变得稍宽些,
有时又缩小了许多,
但它永是一块鲜红鲜红的颜色,
即使我们离它很远,
也看得清楚,知道这是一件红毛衣。
上午九时,阳光融化了田垄间的寒霜,地头已经堆满了刚收下的洋葱,有人正把它们装入麻袋,倒入围有苇席的马车上。拉车的四匹骡马打着响鼻,我们的双手、衣裤和头发都充满了洋葱的气味。这一天王宝有些反常,他已收了整整六麻袋的洋葱,干劲十足,眼明手快,不断把洋葱装进柳条篮子和麻袋,一分钟也不休息。大春注意到王宝的表现,口头表扬了他。为此王宝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假笑着解释说,是因为连队的进度太慢,大春是在着急的情形下才表扬了他。王宝看看我们说,时间要紧,马上就要封冻了,洋葱收不完就会冻坏,你们不懂吗?我们呆看着他。王宝说,我就想干活,快一些干到地头,可以早一些收工。看吧,过一会儿,大春就要带那帮女孩子过来帮忙了。估计她们中午就会来。我们看看王宝,他说了这个消息不久,大春果然看了看表,匆匆离去。王宝说,这个建议是他先提出的,因为天气不对,马上要封冻了,你们该高兴对吧,已好久不和女生一起劳动了,男女混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有多好。这是真的吗?我们问王宝,他说肯定是真的,其实昨天他就知道了连队这个计划。他一边说,一边把土垄里的洋葱飞快捡到柳条篮子里,同时抹去洋葱的泥巴,放入篮子,另一只手已急迫地在土里搜寻,熟练而利落。是知道了大批女生要来的消息,王宝才有了这样的活力吗?我们这样想。王宝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习性和趣味有变,其实一点也没有变,他这样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在地里劳动,怎就不摔一跤呢。我们对王宝说,假如没了女人,一切就毫无意义,收再多的洋葱也没有意义。此刻王宝像是没有听觉,没有感觉,只是弯腰奋力地抓取一个个洋葱,顺着田垄一步步前行,急于离开我们,勇往直前的样式,看他这样劳作,知道他并不是想得到什么表扬,也不想以自己的劳动态度影响带动整个连队。他并不是大春。我们无言以对,各自俯身在挖开的垄趟中,捡拾大大小小的葱头,土垄中弥漫着洋葱的刺鼻气味,使我们时常感到劳累,时常想找个地方躺下歇息,根本就不愿意这样一直往前,赶着收那些收不完的洋葱,赶去慢坡下那个终点方位,我们想知道什么?这是个容易困扰的问题,天色逐渐明亮,逐渐昏暗,我们每天就这样缓慢地出现并消失。庄稼都已经成熟,当我们收完了洋葱之后,整个大地只留下摇曳的枯草和仍然整齐的田垄,直到明年春耕,这里再不会有人来了。我们弯腰捧起洋葱,一次次装进篮子和麻袋,让马车一次次将它们运走,仿佛永无尽头,也算是向土地一次次地作别,每年必须经历这样大规模的喧哗和搬运,但是土地仍然如此,并没有缺少什么,一年年人来人往,田地依旧不多不少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想到它无尽的静态和沉默,眼前便飘来了大块的乌云,似乎大地即将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了,当它显露出那种愤慨情绪时,有谁会为此深深地恐惧吗?为此,我们只感到一种迷惘。
我们顺着田垄劳动,逐渐走上了那个慢坡,有两辆马车一直跟随我们,等待装满洋葱,便掉头朝菜窖方向疾驶而去。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不断地朝大路那边遥望,回头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只有王宝在埋头苦干,一直往前收获不止,他一直是低着头说,别担心,女孩子们应该会到了。他并没有看表,低着头说,女孩子们和大春,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了。很显然,我们的工作进度已经放慢,我们像是在等待那些女孩子到来,也已经接近慢坡的顶端了,秋风强劲地掀动我们的衣襟,吹乱我们的头发,马车上围紧的苇席也刷刷地响着。待我们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一股旋转的寒风将地里的枯枝败叶卷上了天,尘土飞扬,马匹也嘶鸣起来。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回头遥望,忽然都情不自禁欢呼起来——我们和王宝等待已久的那支队伍,已经出现在远远的地头,她们由大春带队,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移动。我们站在高处,像攻克堡垒的士兵那样向她们挥手示意,山呼万岁。我们似乎得到了谁的承认,才这么大叫大喊,蹦蹦跳跳,在混乱之中,我们都以为王宝的喊声是最兴奋和强烈的,而实际上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有丝毫的感觉。他背对着我们,面朝慢坡草地的方向忽然站立起来,他没有回头,像什么都没听到,他的眼睛凛然地直视前方,脸上带着少见的棱角,一言不发,汗水顺着发际静静流淌下来,似乎是遇到什么劳作的极点,即将崩溃一般,他一定听见了大家的呼喊了,已经知道大春和那些女孩即将与我们会合,但他并没有高兴,也没有转过身体,像是极其紧张。我们走近他说:王宝,怎么啦?我们还打算再说一些什么,但就是在一瞬间,在一时之间,什么都凝滞了。我们一眼看到在慢坡下方不远的那片草地里,有个穿着鲜红色毛衣的小孩,稳稳地站立着,像是倚靠背后那个罐头小木板箱子站着,两脚竖在地里不至于倒下的样子,孩子的躯干是僵直的,有一种玩偶、稻草人的木然和死板,两手抱胸,看不见毛衣的袖口有什么缺点,看不见织剩的那一团大红毛线有什么牵连,毛衣仍然鲜红鲜红,一点没有褪色。小孩一动不动,但他的头发随风在动,草也在动,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孩子早已经死了,我们仅仅是一群过路人,我们会以为草地呆站的这个红衣小孩是活的,是在呆呆地等待着什么,看着什么,希望什么人的到来,他就这样,已经站了有多久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此刻,我们立刻想到了大春、美芳和根娣,明显感到极其的寒冷,感到神志错乱,我们看着不远处这个模型状态的小孩,浑身那一块鲜亮鲜红的色泽,我们的口中只是喃喃自语:“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