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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巴比伦 正文 第九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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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这件事写出来很肉麻,到此为止吧。

    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么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但还是写一写吧。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自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

    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的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丑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拚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后来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拚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

    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四十五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

    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刻,全场无人说话,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我们都静静地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啰嗦。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L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嚎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嚎叫谁不会啊?

    那天在大礼堂,别人把我推上去比赛,我唱了一首《吻别》,又唱了一首《风再起时》,下面的工人哗哗鼓掌,还有一些比较骚的师傅,拖着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谊舞。两曲唱毕,评委亮分:9.99!工会的干部在一边直龇牙。我高举右手,挥动,又抚着胸口做鞠躬告别状。电工诗人路小路从此就要阔别白班舞台,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啦。比赛结束之后,我拿了个第二名。我还奇怪,9.99怎么还是第二名?六根说有个小阿姨上台唱歌时,把裙子撩了撩,昂头挺胸撅屁股,评委师傅们都看傻啦,给了她10分,只能委屈我做第二名了,没胸没屁股的,第二名也该满足了。我想想也对,去拿奖品,第一名是电饭锅,第二名是水瓶,我只能提着个热水瓶走了。出门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群上中班的师傅们又闯进礼堂,对工会的人说:“不许收摊,我们还没唱呢。”工会的人都快昏过去了。据说一直搞到半夜,工人一茬接一茬地进来唱,后来把那片的电闸拉了,才算结束。这些场面我都没看见,我回家了。

    那次闹过之后,我知道自己说话得罪了白蓝,想请她吃饭。那天是我生日,她不知道。我摇了个电话去医务室,她说晚上有事,不能来。我独自在外面吃了一碗面,加了一块排骨和两个荷包蛋,吃饱之后,无处可去,就骑着自行车到新知新村去闲逛,那是秋天的夜晚,一些枯叶掉落在我头上,昼夜温差很大,我穿着一件薄夹克衫有点顶不住。我把自行车锁了,坐在她家楼下的台阶上抽烟。

    我想起自己已经二十周岁了,一事无成,坐在这里,不久之后就要去上三班造糖精。这种生活不是我要过的,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混到哪里是哪里吧,人活在世界上,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我看见白蓝从那里过来,骑着自行车,边上还有一个男的。我没喊她,把香烟藏在身后,以免闪光的烟头暴露我的行藏。她和那男的交谈了几句,相互道别,然后男的就走了。她锁好自行车走进来,发现有个人坐那里,定睛一看是我,吓了一跳。

    她说:“怎么你在这里?”

    我说:“我等你。”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上来,我跟你说。”

    我默不作声地跟她上楼,在拐弯的地方被一个破箱子磕中了膝盖,疼得要死,但我还是默不作声,瘸着腿走了上去。进了房间,她拉亮电灯,关上门,然后她说:“那个是我复习班的同学。”

    我问她:“什么复习班?”

    她说:“考研复习班。”然后她说,“不要到厂里去说。”

    那天,我看到了她的考研资料,厚厚的一摞,我全都看不懂。我问她,什么时候考试,她说是在一月,录取之后转档案,然后她就去读研究生。

    “去哪里?”

    “上海。或者北京。”

    那时候我本来可以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些。但我忘记质问了,我在这种时候总是懵头懵脑,好像庄子梦里的蝴蝶,事后回忆起来,又觉得很羞惭。用我妈的话说,卡车迎头开过来也不知道躲一下。我什么话都没说,拉开门往外走,但她靠着门,不让我走。她歪过头问我:“还要再谈恋爱吗?”

    我说:“谈啊,为什么不谈?但我现在想回家睡觉。”我再次去拉那扇门,这次她没拦我。我下楼的时候觉得膝盖生疼,她以为我会像上次那样一溜烟窜下去,但我其实是无声地走掉了。

    时光倒退到九三年秋天,我在车间里玩我的电工刀。那把刀是红色的塑料刀把,刀刃有十公分长,这刀是不开口的,后来我在钳工班的砂轮上把它打磨了一下,这就成了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器。我还想镗出两根血槽,但师傅们不肯帮我镗,说是会闯祸。这把刀陪我走过很多城市,揣在兜里,不算是管制刀具。天气潮湿的时候它会生锈,但蘸上水在砖头上磨一下,它就会恢复往日的锋利。

    那天我玩刀子,我用它练飞刀,我能把刀子抡圆了飞出去,也能把刀子缩在袖子里从肋下飞出去,五米之内必中靶心。我右手练完练左手,站着练完躺着练,还有犀牛望月、凤凰展翅、小鬼拍门、老鹰捉鸡等等姿势。我很想找个活人来练练,不是往他身上戳,而是像马戏团里一样,顶着个苹果,我一刀飞过去准能把苹果劈开,要是伤了他半根头发,我甘愿抵命。但别人看到这种被打磨过的电工刀就哆嗦,死活不肯让我试一下。后来我觉得无聊,把刀子收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在自己虎口上划了一下,起初没觉得疼,几秒钟后,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把整只左手都染红了。伤口一跳一跳的剧痛。

    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能把电工刀玩得像马戏团一样,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并且高举左手,去医务室找白蓝。一路上鲜血顺着胳膊淌到了腋窝里,路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在振臂发飙,走近一看才知道又发生惨案了。出了这种事故是很糗的,但我无所谓,我马上就要去造糖精了。

    我在医务室包扎时候,大肥婆在白蓝身后站着,非常讨厌。我看着白蓝把纱布一层层缠绕在我手上,我问她,筋断了吗?她说没有,然后拿了一块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迹擦干净。大肥婆说:“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献血多好。”白蓝就回过头去瞪着她。我说:“化工厂的人不能献血的,血里面全是毒。”

    白蓝对我说:“想自杀?”我说:“不是。不小心的。”她说:“这样子就像个亡命之徒了?”我说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博尔赫斯说,记忆总是固守着某一个点。我记忆中的二十岁,亡命之徒就是那个被固守的点。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实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连献血都没人要,嫌脏。我在一个不必亡命的时代里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被杀,我会被送去造糖精,犯了错会被扣工资,如此而已。在这种时代我可以把自己杀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不会为了糖精和工资而自杀,也不会为了爱情,但是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

    那天在医务室里,我坐在体检床上,白蓝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大肥婆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我他妈也不知道这肥婆想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对着白蓝笑起来。她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大肥婆也不那么讨厌了,就让她在一边呆着吧,这样很好。我的神经分裂的爱人终于无声地站在了彼岸,与我遥遥对望。

    九三年秋天,闹了一次地震,是东海海啸引起的。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哨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那天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我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

    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摊摊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嚎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楼房,他们就聚在楼房之间,那么多人,掉个花盆下来都能砸死好几个。

    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白蓝,找了一圈,发现她正趴在自家窗台上看热闹,还叼着香烟,比我更吊儿郎当。白蓝对着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车。三步两步蹿上去,进门之后一看,不得了,这娘们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衣,胸开得很低,赤脚坐在书桌上,嘴里含着一根咖啡色的摩尔烟,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脑袋上顶着十几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我想了半天,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后来想起来了,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就是这么个打扮。

    我冲她喊:“地震了,你不知道?”

    她不理我,两根手指夹着香烟,那只手在窗台前比划了一下,好像伟人指点江山,大声说:“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乱唱些什么,好像是诗词,又听不太懂。她转过头来,嘴巴里喷出一股酒气,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诗怎么样?”

    “气势还可以。听着很熟,忘记是谁写的了。”

    “还他妈诗人呢,这都不知道。这是我爸爸改编的。”她吐了一口烟在我脸上,“今天地震我就想起我爸爸。”

    我用手指在她眼前晃了晃,试了一下,还好,只是有点喝高了,不是烂醉。我将她拦腰抱起,扛在肩上。不是我要占她便宜,而是窗台上太危险,一个小震动就能把她掀到楼下去。我将她蹾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胸脯猛烈地起伏。我说可能还有余震,这破楼万一倒了,我们就全死在里面了,到底跑不跑。她看着我,嫣然一笑,把脑袋上的塑料发卷一个一个摘下来,鬈发披散下来,非常好看。后来她把丝绸睡衣脱了,睡衣从床上滑落到水泥地坪上,她站起来,顺脚将它踢开,就这么开始吻我。

    她说,卷头发的时候听到动静,起初没在意,后来邻居都跑了出来,高呼地震。她也想出来,但穿着睡衣感觉到有几分淫荡,她就留在了屋子里。她从书柜上拿了半瓶红酒,倒在杯子里,只喝了一杯就觉得身上发烫,头开始飘。以前她的酒量没这么差。这种感觉令她忘乎所以,好像漂浮在河流中。后来她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哭的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在戴城的街道上狂驰,形同亡命之徒。再后来,她看见我在楼下,就向我招手。

    她说一九七六年她妈妈带着姐姐去唐山探亲,她妈妈也是医生,地震发生以后,她们两个都被埋在了里面。这些事情我都没听她说起过。她问我,鬈发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她说:“我妈是天生的鬈发,我不是。”

    她说她爸爸是语文老师,七六年那会儿,她爸爸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也不说话,到了秋天,头发全都白了。她被寄养在亲戚家,偶尔看到爸爸,觉得他像一棵发疯的树。她说:“后来熬了十年,熬不过去,走了。”

    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里。

    我在她身下颠着她,她忽然问:“这样好吗?”问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我故意说,不好。她睁开眼睛,对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样?”我说不是的,像目前这种姿势,万一天花板砸下来,首先是令她脑浆进裂,我将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这样很不好,万一我没死会被吓成个阳痿。我情愿用开始时候的姿势,天花板砸在我的背上,说不定还能救她一命。

    她哈哈大笑,继续在我身上起伏。她说这样也不好,路小路的眼珠子会被砸出来,掉在她嘴里。然后她从我身上跨下来,伏下身子,从床沿上抄了一个枕头垫在腹部。她说这样就好了,你被砸出脑浆我也看不见。我再次进入她的身体,那感觉有一点特别,因为失却了她身体的包围,我不再是河流中的船,而是在浓雾中狂驶的摩托车。后来她说,要命,轻一点。然后继续呻吟。

    她让我躺着,再次跨上我的腹部,然后用手把我拉起来,我的头被她抱在胸口。她说这样也很好,天花板掉下来,两个脑浆一起进裂。我就说,既然一起进裂,你就不用把我脑袋抱那么紧,我他妈都喘不过气来啦。

    后来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姿势,我把她的腿举高,我们都不再说脑浆进裂这件事,因为体会到近似脑浆进裂的感觉,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我射精的瞬间,她用力喊了一声。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床架子剧烈抖动,身后的玻璃窗发出哗啦啦一片撞击声,楼下像炸了锅一样,“快跑啊!又震啦!”我用尽全力覆盖在她身上,双手撑住床沿。我这个亡命之徒,和她这个亡命之徒,在第二次地震的时候到达了高潮。等到我的精液全部射出,等到阴冷而酷烈的死亡穿过我们的身体,我喘得像一台生锈的马达,而她却凝固在我身下。房间里,吊灯影子在微微晃动,楼下一片嘈杂,哭爹喊妈。这时床架子停止了抖动,她闭着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问我:“不震了?”

    我说:“本来就没震。是我们干得地动山摇。”

    她嗤嗤地笑,“我现在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一次地震的时间,相当于一次射精。”

    那天,事毕之后,我们靠在墙壁上抽烟。床沿紧贴的那一堵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块布。她抽她的摩尔,我抽我的红塔山,烟缸放在我的肚子上。这感觉不错啦,像是情侣了,两个人并排靠在墙上抽烟实在有点像监狱里的难友。她说:“刚才很危险,真要砸下来,两个肯定一起死掉。”

    我说:“死就死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她说:“我以为你会跑。”

    我说:“我情愿死在床上。”

    她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把我肚子上的烟缸挪开,就这么赤身裸体地代替了那只烟缸。然后坏坏地对我一笑,说:“再来一次。”

    那天干完第二次,外面的风越来越大,雨水打在楼下人家的雨篷上,发出有节奏的噗噗声。楼下很安静,没有第三次地震。假如再来一次地震,我估计我的神经也受不了,大概会赤身裸体地逃到楼下去。莺声初啼,对人生骤然有了信心,不甘心就这么被砸死。

    我说,我要给你起个绰号,叫抽水机。她说,你他妈终于把绰号起到老娘头上了,说完又打我。打过之后,我从床上跳下来,到窗口张望,楼下一个人都没有了,怪不得这么安静。天色浓黑,从这浓黑中降下的雨也应该是墨汁吧,我也不知道原先楼下的人是跑光了呢,还是都回家睡觉去了。后来一看闹钟,凌晨三点半,对面楼里的灯倒是还都亮着,好像除夕守岁。白蓝问我:“你要不要回家去看看?你妈妈还在家里吧?”我说没关系,既然新知新村的破楼没塌,那么农药新村的破楼一定也还矗着呢,我妈比你机灵多了,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这都是在农药新村练出来的。她说:“那你妈就不担心你?”我想想也对,就说,要是家里有电话就好了,这会儿杂货店的公用电话肯定是没人接了,等雨小一点我就回家。我说完这话时,她已经穿好衣服了,没办法,我也只能穿衣服。

    她说:“这么安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说,本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嘛。我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中了她的套,就回过头去看她。她也在看着我,目光很难捉摸。我讪讪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手翻她的书,一摞很厚的考研教材,我也看不懂,都是些很深奥的东西。我对她说:“你不会酒醒了就不认账吧?”

    她说:“我要认什么账?”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还想和你做爱。”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说:“你想吃泡面吗?我饿了。”

    我说:“我也饿了,太消耗体力了。”

    吃泡面的时候,我对白蓝讲起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嫂子,也就是我堂哥的女朋友。白蓝不解,我为什么会没来由地说起她,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跟着我堂哥他们一起看黄片的,当时就是录像带,他们几个小青年关在屋子里偷偷地看。那时我才读初三,不过也发育了。我去找我堂哥,结果撞上了,他们几个小青年就让我跟着一起看。后来有一天,我嫂子忽然从外面进来了,见了这场面就朝我堂哥没头没脸打过去,说他们把我带坏了。我堂哥哈哈大笑,让她把我领走。我嫂子带着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不高兴,又不能说,只能装出懵懂无知的样子,以骗取她的宽容。我看见她的乳沟,很深地嵌出一条缝,当时就起了坏念头。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后来她拍着我的头说,小路,你长大了不能学你堂哥,你要做个有出息的男人。

    我经常想起我嫂子,别人都叫她阿娟,我也跟着叫,她不喜欢,让我叫她阿嫂。她是开服装店的,没读过几年书,但我觉得自己很爱她。她曾经对我堂哥很好,给他零花钱,为了他堕胎。北环帮和小公园帮火并的时候,她为了救我堂哥,拿着一根水管敲开了对方的脑壳,被称为那一带的红星十三妹。为此,她的店都被人砸了,但她也没说什么。后来我堂哥打她,打得那叫一个狠啊,她受不了了,就独自跑到南京去做羊毛衫生意。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的那种东西就是爱。我对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无所谓。我嫂子也给过我零花钱,她甚至说,等我长大了她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她去南京以后,我就不大和我堂哥来往了,我从心里觉得他王八蛋,后来他脑袋上被人砍了六刀,再也没人替他挡着了。

    我对白蓝说,所谓有出息,这是一个很虚幻的词,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我知道什么叫没出息,并且知道,没出息的人不可爱。但是,我活了二十岁,仍然有人长久地爱着我,也有些人短暂地爱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那天我说完这些,就回家了。我很想和她睡在一起,但忽然有了一种很挫败的感觉,好像脑子里的精液也都射光了。现在我回忆的时候,知道那种感觉叫作虚无,当时却无法表达。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下子挫败了,如果当时知道那是虚无,大概也不会难过了,虚无就是这么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

    下楼的时候我觉得腰里有点酸,心想,这该不是肾亏吧,如果二十岁就肾亏,到四十岁肯定变成阳痿啦。脑子一走神,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直刺剌地摔了下去。那块绊脚石哇哇大叫。我点亮打火机一看,妈的,二十多号人全都蹲在楼道里打瞌睡。这也难怪,外面下雨,又没有防震棚。我连声喊抱歉,这些人全都醒了,对着我看。有个教授模样的老头说,哎呀,谁家唱了大半夜的卡拉OK啊。我再不是东西,这时候脸也不由红了红,知识分子就是厉害,损人都这么有艺术感。

    回忆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后,糖精厂岿然不动,只是塌了河边的泵房,那里平时没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巡游。这些耗子都很嚣张,而且聪明,比如它们过马路的时候,先是一只耗子出溜过去,蹲在马路边上吱吱地叫几声,后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气定神闲地向它走去。这么有组织有纪律的耗子,我们根本不敢打,怕招致严重的报复。

    我和白蓝发生关系之后,陆续还做过几次,地点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她家卫生间蹲着,可以听见隔壁卫生间里小便的声音,当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听见,那简直就等于是布帘子了。不过,这也着实说明房子质量之差。白蓝说,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预制板拼起来的,虽然不够私密,但是这种房子很牢靠,特别防震,刚搬进去的时候都乐坏了。我可以证明,有一些年份里,中国人特别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碍了。

    在那种房子里做爱,如果当时没有喝醉酒,就会觉得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怕隔壁邻居扒在墙壁上偷听卡拉OK。我知道很多种偷听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拿个玻璃杯子杵到墙上。耳朵凑到杯子口。但是这种把戏在新知新村几乎不需要,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听见隔壁的声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来。

    我把那天老头损我的话告诉白蓝,白蓝说,无所谓啊,随便他去说吧。但真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

    干过之后,我还问她,为什么隔壁做爱的声音我听不到,难道他们也这么克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

    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来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倒B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她对我说:“你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说,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净的。”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那时候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做完之后会随手捞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后来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莱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莱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伫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

    那天我吃兔子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

    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她说:“你不也一样吗?你又写诗,又要绑雷管,搞得一会儿崇高一会儿暴力,我也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那天我吃完了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盘子里的兔头。我说吃饱了,兔头吃不下,再说那玩意有点像人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她说:“不吃就不吃吧。其实啊,我们就是两个精神分裂。”

    有关她的温情,我都品尝过了,有关她的残忍,我只是从兔子身上间接地体会到。我对她说,我不想领教你的残忍,我总觉得你有一天会把我杀掉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赤条条地躺在被窝里,毫无睡意,非常清醒。白蓝披着一条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了一口烟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又说:“如果你是想为我去死,那没什么价值。如你所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做爱,竟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做爱也不大成功,时间很短。我归咎于三班颠倒,内分泌失调,但她也好像有点蔫,做爱中途还突然睁开眼睛看我,把我吓了一跳,当场失控,这种射精几乎等于是遗精。我觉得当时在她眼里看到的是一种杀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错了。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总而言之,会有一点绝望吧。

    我曾经对她说,我会去火车站送她,不管她去哪里。她觉得这样很好,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后来她真的坐上火车去北方了,我却没能送她,那天我在车间里造糖精,把反应釜里的硫酸和水放错了顺序,应该是先放水后放硫酸,我心烦意乱搞错了,结果那个反应釜发出轰轰的声音,好像烧开了一锅水,带着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了出来。工人们一声发喊,全都逃光了,有个女工在逃跑的时候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摔掉了两个门牙,扬言要让她老公来砍了我。后来她老公冲过来揪我领子,他是甲醛车间的工段长,老婆遭了难,当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任由他揪着,看着他把拳头举起来,但最后他竟没有打我。他私下里说:“这小子的眼神就像个杀人犯。”

    他们把我送到安全科,写检查,一直搞到夜里才放我走。写检查的时候我想到她拎着旅行袋独自上火车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幕也很像电影,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一幕电影更令我难过。我就这么错过了送白蓝的机会。

    五月的时候,我还见到她一次,她到厂里来办手续,顺便到糖精车间来找我。她黑了许多,穿着一件西藏的斗篷,样子很洋气。她把一头长发都剪掉了,像个男孩一样,而我剃着光头,活像个判了徒刑的。

    她说自己被上海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九月份开学,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进修一个英语班。说完,她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光头,说:“怎么搞成这样了?”我摇了摇头,无言以对。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亚硝酸钠往锅子里倒,满头满脸的灰尘,顾不上跟她说话。我们两个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后来她就走掉了,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家里没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踪,以后一直都没再见过她。

    有时我下班经过新知新村,在她家楼底下张望,窗户都是关着的,阳台上没有任何晾晒的衣服。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我想这是一种最好的离别方式吧,最不伤感,就像在雾中走散了一个朋友,事后回忆起来,只有一点点惘然。

    大约六月底,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四月间从西藏寄出的,上面写着:走了几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记你。给我的小路。这张明信片被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后面,人人得而见之,但事实上没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点下班时才发现了它,当时头很晕,明信片正面是布达拉宫和蓝天白云。我看着背面的字。又看着正面的布达拉宫,翻来覆去地看。天色浓黑,只有厂门口的一盏白炽灯亮着,许多蠓虫绕着灯在飞,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爱着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梦境中路过天堂。我一时失控,眼泪落在几千公里的钢笔字上。

    有时候我想,那年白蓝考研,然后和我做爱,又把她爸爸的书送给我,最后辞职离开戴城,我觉得都是她计划好的,她做事情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和我不一样。但我后来想想,我一个上三班的小厮,别人还要计划好了才跟我上床,这也太抬举自己了。在所有的计划中,大概只有和我上床这一节,算是一个意外吧?我只能认为,这种事情就像地震,地震是必然的,但具体压死了哪一个人,则完全是由偶然因素来支配的。

    她曾经对我说,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爱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爱我,还心甘情愿和我上床,这事情传到工厂里,简直不会有人相信。大概连我妈都不会相信吧。我问她:“你知道什么叫奇幻的旅程吗?”和你去西藏一样,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只是你不知道。我说,在我一生中能走过的路,有多少是梦幻的,我自己不能确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这倒是历历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视之为奇幻的旅程。我这么去想,并非因为我幼稚,而是试图告诉自己,在此旅程结束之时,就等同于一个梦做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说,那年送德卵去医院,我把他背进急诊室,我的心脏都快爆掉了,假如我当时发心脏病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为了德卵而死。我活了二十岁,最后为了一个钳工班的傻班长而送命,传出去被人笑死。其实真相是:我是为了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个演员,因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着我的亡命的角色。

    我说,很长一段日子,我都认为自己无人可爱,所以只能爱你。我为这种爱情而羞愧,但在这样的旅程中我无法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担责任,假如无路可走,那不是罪过。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

    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进裂的样子了。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小包。当时是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我笑了笑说:“我大概认错了,我记性不太好。”后来有一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叫她Kisa,并且吻了她的脸。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礼节性的吻。这种吻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有机会表达过。

    她就跟着这个外国男人上了一辆别克商务。

    我曾经对她说过,将来我再遇见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你的名字,因为有情有义,不能装作从来不认识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这种短暂的相遇,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告白,我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去所以又撞见了你。她说,你一个小工人搞得这么伤感干吗。她后来又说,你不会无处可去的,你也不会再遇到我。这些对话我早就忘了,我有时候回忆起它们,觉得这是我血液中的沉渣,也就是血栓,要是堵住脑子就会死掉。

    半夜里,我躺在宾馆的床上,中间陆续有几个鸡打电话进来。我敷衍了几句,把电话挂了,然后等着它再次响起。一直到凌晨,电话铃声在一片静默中轻响,我拎起话筒,她在电话那头说:“我退房了,赶飞机回英国。”

    我问她:“你生日是哪天?”

    她说:“干吗问这个?”

    我说:“不知道问什么好。随便问问吧,一直想不起你的生日。”

    后来我挂了电话,点起一根香烟,在微弱的火光中我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姿态,注视着手指和香烟,坐在一个花坛边等待她,听着张楚的《姐姐》,一场雪即将来临。我就这么坐着,注视着,仿佛这个世界上空无一人。

努努书坊 > 少年巴比伦 > 正文 第九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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