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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

  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戴着它。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它的意味。它将代替活泼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在冷寂中裸露,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已十分领情了。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对我叮嘱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吞吞吐吐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写上去,希望他体谅我,等等。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连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

  “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亲祖父的。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这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

  “阿爸姆妈要看的。”

  “先看你!”

  “先看阿爸姆妈!”

  “先看你!先看你!”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阿爷先不响了,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沉默了。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越长久的沉默在此刻越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越来越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就越没有摆脱沉默的指望。

  我只好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看见尘土飞扬中,阿爷坐在一把不用的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陈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好不容易,我噎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胡说。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了。他上菜场去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一切贵重摆设全留在这间屋里。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当然知道“好”。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也铺不开的!”

  “没关系。你小人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老头儿迂迂道道地说。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惟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成为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牢靠些。

  我并不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老头儿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决不看它,马上撕掉。

  但我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一点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很牢。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来鱼吃,噢?”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挤挤撞撞、灰乎乎的房子群里,找到阿爷踽踽孤行的身影。阿爷他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已看完那封残酷的信了。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老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顾害臊?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过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年来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包括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感到他好欺负。他是习惯于被人拿捏的,我那个厚道的老阿爷啊。

  我对他欠下的,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担架上是我。由于他们步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这会儿躺着,让人抬着很好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着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八块骨头拼装的;而我呢,其中的一些或许永远拼不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淤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而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这种僵硬和麻木的感觉使我真切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一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来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已统统死去了。对我没用了,首先因为我对它们没用了。

  可他们还在起劲地跑,卖命地跑。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他们就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此地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在一点一点死掉。死亡从我的末梢一点一点往上移,我咀拦不住它。远远的山坳里,有一点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出那红色,除了我。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勾头缩颈地跑,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呀。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再想想,你再美丽,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那时不能全怪我,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个不起眼的姑娘——我。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模样,但还谈不上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徐北方是怎样被我赢得的。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兜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整整一个年三十夜里,我都是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起来。这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质上另有一层温馨的意思。好像这个天大的冤枉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現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借口吧。高力在孙煤冷淡徐北方的当口,请她上了自己的挎兜摩托。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唾弃,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表白越没有人听。谁会想到“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让谁也想不到它那么多鬼花招。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次幼儿园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迷迷的。有次洗澡,大伙发现这狗家伙竟贼眉鼠眼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次把鼓槌叼到猪圈,而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大发雷霆:不喜欢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辱没他,他一定得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牲暗中交换的。日子长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男宿舍去过,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简直弄得所有人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操行都有了疑点。

  有一天,当“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摇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出去。见她抱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上,牙全部报销,对方脑门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住那农民的头。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含糊地说:其他牙碰掉拉倒。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了一个傻瓜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就连死了那头猪,也是“颗勒”头一个发现的。一清早,大伙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脑袋,叫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天天都要欺负那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的。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倒进槽它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的饲料好像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他放味精呢!……死了算毯!”

  大概只有“颗勒”明白它伙伴的死因。那个又丑又蠢的家伙或许生前跟它有过交流,所以“颗勒”在空荡荡的猪圈连日沉思。我们无法了解“颗勒”和它的伙伴。猪为何绝食,道理不一定在饲料上。据有关方面研究,猪脑子里的沟回是动物中最多的。人类主要急于吃它的肉,顾不上研究它的思想。这呆东西或许很聪慧很多情也难说。更难说它的厌世是否因感情的失落——它思念小周。人们大大忽略了它的内心因素;对于它,人们的成见是永远不可改变了。但我敢说,“颗勒”理解它,可惜的是,无人理解“颗勒”。

  我不喜欢高力这个人,尽管他长得很神气。他逼着“颗勒”吃一只死老鼠,这事让我反感透了.但他很快博得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心。对他这样有才有貌的男性不生出某种念头,恐怕是身心不正常的女孩子。就算我不正常吧。孙煤自从上了他的摩托,眼睛里添了一些新内容,显得更楚楚动人。我看出这个高级家伙正变着法地向我们班长献殷勤。

  孙煤抬着担架机械地在枕木上迈步。看样子她不希望我死。可是我死了对她一点坏处也没有,她不必再为嫉妒烦恼。她这样美丽,不知谁还值得她嫉妒。我吗?我一点也不出众,或说我出众的地方都是缺点,比如我这圆鼓鼓的脑门和这对奇怪的耳朵。

  不管她怎样希望我活下去,我还是决定要死。时代需要牺牲者;需要一种忠诚和无私,需要无代价献身来为它提供一个伟大的证明。死去的人总在为活着的人塑造楷模、更新人生观、变换新的奋斗口号、以及为社会创造一种理想的境界。面对我死后将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是不能对死有什么迟疑的。不管怎么说,时代需要我献身。时代要英雄。时代需要光荣的点缀和精神的支撑。时代已为我的献身安排妥了,准备了种种荣誉等在那里,假如我变了卦,不死了,这不成了件尴尬的事情?所以我想,孙煤犯不上这样辛苦地奔跑。

  尽管我生前平凡、平淡,甚至平庸,我和其他英雄相比太普通了,但最后一着毕竟还算辉煌。我想,我最后的行动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根据最后印象来给我的一生下定义,于是我普通的经历便有了新解释,有了深刻含意。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曾径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念头。有一点我还是过硬的:我从不吹牛。就是后来我成了先进人物也没吹过牛。不像彭沙沙,没有一件事她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她说她祖母是“老地下党”,她父亲和几位叔父是“小地下党”。她有位表哥是省革委头头,她可以无上光荣地出入省革委大门等等。

  那时彭沙沙已不热衷每早晨扫地冲厕所了,好像她有了更重要的事可干。每星期天她就要我替她梳头,还要我给她修剪刘海和鬓发。按她的要求,我只好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但她端着镜子,挺乐意地做着媚态。她准以为她那样子漂亮极了。我却想:你已经够丑了,没必要非丑得惊世骇俗。她每星期天必定打扮得一塌糊涂后上她表哥家做客。

  孙煤也注重打扮起来。她再不穿那件补着假补丁的军装。她的军裤总有两根笔直的线。她的辫梢上出现了两根黑缎带。她打扮得如此漂亮突然邀我逛公园。

  要知道,因为“颗勒”的离间,她和我生分了半年,突然对我出奇地好,我大为感动。我和她很快来到公园里。

  然后我们碰上一个人:高力。似乎是偶然碰上的。孙煤一见他立刻两颊绯红,又长又黑的眉毛快要飞到鬓角里去了。他俩一谈就投机,马上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这才明白自己上了班长的闷当。班长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爱搬是非。她这一着很聪明,带我来不仅不碍事,反倒安全,万一在公园碰到个熟人什么的,说起来是三个人在一块呀。

  我对他们说:你们谈吧,我想看看风景。他俩露出巴不得的神色。

  我其实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埋伏下了。这地方种了许多菊花,但常年无人管理,它们已退化成野花了。听说这公园是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修建的。过去菊花丛里有座诗人的胸像,“文革”初期被人拔下来了。可惜这塑像是金属的,怎么也没捣碎。当时有人用绳子拴住“诗人”脖颈,拖到废品店去当铜器卖,废品店不收,说它只是外面镀一层铜,里面是生铁。我发现“诗人”目前的位置仍在花圃中央,不知哪个聪明人把它头朝下栽在泥里,那方方的底座正好相当一张小桌,两个老头在上面画了棋盘格,认真地对弈。我注意到“诗人”的鼻孔正好露出泥土,虽然它被倒栽下去,但还不会憋气。

  我不断窥测高力和孙煤。我的班长正埋头听他倾诉什么。大概尽是些最美妙的语言,隔老远我也看出她听得多么舒坦。盯着他俩干什么?我说不清。好像有个隐约的目的,要替谁看守一件珍贵东西,免得这东西被窃走,或被弄脏。是替徐北方看守孙煤吗?我不愿把这话说得太白。

  想到徐北方,我忽然冒出一种暧昧的期望:假如孙煤真被这公子征服……可我不希望孙煤落到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我的班长。他要得到孙煤可太赚啦。

  班长,我那时就这么想的。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念头要把徐北方趁机夺走。自从我从门缝里看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找对徐北方的感情复杂极了;嫌恶中含有理解。奇怪的是,强烈的嫌恶并没有阻止我喜欢他,这大概基于我对他事业上的追求有较深的同情和理解吧。你不要否认这一点。尽管你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支持他的事业,但你毕竟没有理解过他,或说你远不如我理解他。理解,是我赢得他的惟一本钱吧?你说呢?……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要怪我,那是自然而必然的。从那个年三十的夜晚,我就看出这种趋势。

  远远的一道白光生硬地投过来,紧接着是一声汽笛长鸣。

  “快!火车来了!……”

  抬着我的人们下了路基呼哧带喘地跑起来,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塞进这列车里。车站还远,我估计他们赛不过火车。可他们顽强地跑着,和火车并排,又被一节节车厢拉下。我在担架上起伏有致地欢快颤动。浑身七零八碎的疼痛真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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