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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

  ——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干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暴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陈冲开始管理柴米油盐了。几天后,哥哥陈川便开始嚷:“我不要天天吃冰棍,我要吃饭!”

  妹妹感到奇怪:这么热的天,还有比冰棍更好吃的饭?她不理睬哥哥的抗议、埋怨,每天照样用一只广口保温瓶从街口拎回满满一瓶冰棍。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开销在冰棍上,半个月便完了。八岁的小管家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饭是做了,竟也做得颇像样。陈冲连学带发明,有了一套自己的食谱。“面拖带鱼”是她那套食谱中的高档菜,陈川看见这道菜便摩拳擦掌:“今天菜好嘛,有面拖带鱼!”

  提了筷子便朝顶肥厚一块叉去。一口咬下来,陈川瞅一眼“带鱼”,脸困惑了。

  “没鱼呀!全是面啊!”他说。

  妹妹说:“再咬两口,就有鱼了!”

  陈川咬到最后,出来小极了的鱼尾巴。

  陈冲笑起来.说:“谁让你贪,拣大块的!大块的是我骗骗你的!”

  无论如何,哥哥还是得让妹妹把家当下去。因为妹妹毕竟是能干的,刚强的,爱负责任的。她会很早起床,提篮子去菜场,在饶舌的妇人中挤出了位置。陈川在这方面自愧不如。

  既是妹妹当家,就得服妹妹管。陈冲做好晚饭,一脸一头的汗扒到窗台上喊:“哥哥,回来!”

  陈川便知道开晚饭了。玩得又累又饿的他立刻往楼上跑,玩热时脱下的衣服全扔在地上,也忘了捡。妹妹总是奔下楼,一件件替他捡回来。

  小兄妹就这样生活着,不断写信告诉在远方牵肠挂肚的父母:“我们一切都好。”

  信上从不写他们如何在夜晚想念外婆,想念父母而掉泪。也不写他们惟一的安慰是那只饼干瓶——陈冲把它放在枕边,常是嚼着糖、饼干,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连陈川发生那么大的事故,他们都瞒住了父母。陈川是少年体校的划船运动员,一天,他结束训练回到家,告诉陈冲他的胳膊疼极了。

  陈冲检查了伤处,并不见伤口,只是一大块血肿。她的诊断是“问题不大”。

  陈川说:“怎么会这么痛?”

  陈冲想一会儿,跑到一家药房,买了一瓶“补血糖浆”,气喘吁吁跑回来,督促哥哥把它喝下去,她很有经验似的把道理讲给哥哥:“你看,你这里是内出血,所以我要给你好好地补血!”

  哥哥听信了妹妹——因为实在没其他人可听信,便把糖浆喝了下去。

  陈冲又翻抽屉,找出所有的肉票,决定全把它们用了,给陈川大补一场。糖浆和肉都补了进去,陈川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血肿也愈发可怕。

  陈冲听见陈川夜里痛得直哭,也开始慌了。她找来一位邻居,那邻居一看便说:“很可能是骨折。”

  医生的诊断果然是骨折。

  医生看着这个把哥哥送来就诊的小姑娘,问:“你几岁了?¨

  陈冲说:“九岁。”

  医生对着消瘦的小兄妹瞪大了眼,又问:“你们家大人呢?”

  陈冲答道:“五七干校。”

  医生再次看看他俩,他们不仅瘦,而且面色黑黄,“那谁照看你俩的生活呢?”

  陈冲说:“我。”

  医生这一惊吃得可不小。不知该说什么,并且也明白说什么都不该。说“五七干校”胡闹、无人道、连个成年人都不允许留下,当然不可以。滥发同情、滥发批评都是要触犯某种“网”和“线”的。那么说孩子们的父母太忍心,太不负责?更不能。任何家长撇下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于绝对的无奈。

  医生苦笑,叹气,替陈川打上了石膏。

  陈川不再去少年体校锻炼了。陈冲留意哥哥脸上的阴沉,她懂得这次不是因为疼痛。她知道哥哥心情不好的原因。

  “哥哥,要是你不去锻炼,会被淘汰的,是吧?”

  陈川不吱声。他一向比妹妹话少。

  “淘汰是件很可怕的事。”陈冲又说。

  少年体校也好,少年宫绘画组也好,对少年们都是一种保障——将来可以凭一技之长不下农村。陈川迷恋画画,他可以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郊公园去画动物写生。而参加少体校的划船队,却不完全出于兴趣。是为了那个保障——假如他能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插队落户就可被免除了。

  陈冲完全懂此刻的陈川。她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淘汰你——你应该坚持锻炼!要我是你,我肯定照样去锻炼,肯定不让他们淘汰我!”

  陈川知道妹妹的好强和倔强,“淘汰”这样的字眼她绝不可能接受。然而带伤锻炼是困难而疼痛的,陈川咬牙坚持。他不想让妹妹失望。

  母亲从干校回来时,兄妹二人都明显地瘦了许多。陈川的胳膊尚打着石膏,陈冲的满嘴牙齿化脓,腮上一边鼓一个大包。

  母亲心疼得泪汪汪。

  听说陈川骨折后仍在妹妹怂恿下天天去体校锻炼,母亲吓坏了,斥责陈冲“瞎做主张”、“出馊主意”。她马上把陈川领到医院,而那位骨科大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长好了!幸亏你坚持活动。”

  母亲意外极了。

  陈冲的牙病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牙周的脓肿已相当严重。牙科大夫摇着头:“哎呀小姑娘,怎么可以嘴里嚼着饼干就睡觉了呢?……”

  母亲不语,满心疚痛。兄妹俩人的信上从未提过他们吃的这些苦。九岁当家的女儿从未抱怨过一句日子的艰难与孤单,这么个懂事、刚强、从不怨艾的小女儿。

  母亲守在牙医的椅子边。陈冲一声不吭,疼得厉害时只是将身体耸一耸,偷觑一眼母亲。

  母亲的疚痛还因为她能给孩子们的实在太少。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医学院教师都属于中薪阶级),家里被一次次洗劫后,生活水准更是逐渐下降。她也常想为女儿添置些衣服——毕竟是个女孩子,并是个长相那么可爱的女孩子,但她不得不打消念头。有次她为陈川买了套新衣,是套草绿的仿军装:陈川把它穿上身时,陈冲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神色有嫉妒,有委屈,更多的是对顿时神气起来的哥哥的欣赏。

  妈妈注意到女儿,轻声对她说:“等哥哥穿不下了,就是你的了。”

  陈冲马上笑了。似乎她已有了预定的所有权。从此她便盯上了陈川,见他弄脏了膝盖和袖口,她会心疼地叮嘱:“你穿得小心些呀!别把它穿脏了呀!”

  有时陈川和男孩子们去玩球,或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陈冲会对哥哥嚷:“今天你不用穿这么新的衣服!你穿那套旧的吧!不然钩破了怎么办?”

  还有些时候陈冲嫌哥哥长得不够快,生怕这套军装不等他穿小就被他穿坏了。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边笑边感到心里不是味。

  还记得那些个冬天的早晨。陈冲不肯起床,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还没决定穿哪件衣服去上学。”

  母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说:“你一共只有两件衣裳!”

  陈冲便躺在那里自语:“军装、小娃娃装——我穿哪件呢?”

  “好啦,只有两件!”妈妈说。

  “你说我穿哪件?军装,还是小娃娃装?”陈冲真的像是颇伤脑筋地做选择。似乎仅仅这两件就够她享受这种选择的快乐,抑或选择的为难。

  她却从来没主动向母亲提出买新衣的要求。一个多么宽宏、体贴的女儿。母亲想着,将陈冲从牙科椅上扶下来。她已痛得满头大汗,嘴却严峻地抿着。

  母亲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一种虚弱,那是被疼痛消耗的。

  护士们拍着陈冲的头,说:“这个孩子好,不哭。其他孩子一进这里就哭!”

  陈冲仍是严峻地抿着嘴,礼貌地看她们一眼。

  母亲雇了一辆三轮车。车上了马路,见陈冲仍是愣愣的,母亲悄声地对她说:“好了,现在没人了,你要哭就哭吧!”

  陈冲这才“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抱:她放开喉咙,伏在母亲胸襟上哭得酣畅淋漓,直哭到母亲衬衫被她的涕泪濡湿一片。她似乎不只为治牙的疼痛而哭,母亲懂得,她泪水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元素。这一会儿,九岁的她不必刚强,不必独当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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