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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奈保尔第三度周游印度，这次的主题是从他特里尼达的童年生活中所感知的印度，验证对照已是单一实体的印度。近距离观察之后，他所看见的是它如何分解成宗教、种姓、阶级的拼图。对奈保尔而言，这多样性正是印度的力量所在。与前两次游历印度相比较，他的看法又如何呢？最显著的，也许就是奈保尔更加接近或者说成为了一个印度人，也就能更准确地向我们描述印度。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英国作家比迪亚达尔·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之一。从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中他看到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以及它受伤的文明。在这第二次返乡之旅中，透过敏锐观察，以分析手法探讨了印度同胞，以机锋毕录、时而悲怆的文采，重现了千年古国的种种难题，无一不切中核心，令人景仰欣喜兼而有之，也让此书成为世人了解印度不可或缺的大作。
→奈保尔作品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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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孟买剧场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翦影
第三章 打破禁锢
第四章 小型战争
第五章 战役之后
第六章 势力终端
第七章 妇女时代
第八章 师尊之影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致谢
附录 奈保尔作品年表
书摘
戈提先生的父亲做过纺织工人，他每个月赚400卢比，相当于30英镑多一点点。他们一家人口不少，小孩子有五男二女，原本有四个女儿，其中两个已经过世。他们全家人所住的一个房间是标准的分租宿舍房间，面积为10英尺见方。孩子小时，这还相当过得去。早餐他们只喝茶，没有烹煮的食物。从早上7点到下午1点，小孩子上学去了。因此，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戈提先生的父亲在早上可以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戈提先生的父亲在纺织厂轮班工作，每个月换班一次。
我想起拉欧提先生关于每个马哈拉施特拉人都是有文化的那番话，因此问戈提先生小时候是否也上过健身学校。他说没有。不过，这问题跟他有些相关，因为他接着说他曾经热中运动。我向他问起宗教，他在分租宿舍长大时，如何认识宗教，学到圣人的训示?他说他自己不是笃信的教徒。这么说来，他在某方面已经向过去告别了。不过，他说，他父亲在家里会做礼拜——虽然他父母都没有受过教育，而且直到他上大学之前，家里没有一本书。
听起来，那是一段没有余裕、艰苦的日子。不过，一家人总算熬了过来。他结婚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妻子从她家的分租宿舍搬到戈提先生的分租宿舍；接着，他们生了一个小孩。这下子，那10英尺见方的房间就住了十个人。家人之间会有“分歧”，争端不断。因此，戈提先
生带着妻儿搬到火车车程三四十分钟之外一个郊区的“员工住宅”——公寓大楼里的单户公寓。
那应该会让他们过另一种新生活——跟家人保持距离，不再有争端，宽敞的空间。原先是十个人住100平方英尺的分租宿舍，现在是三个人住300平方英尺的新公寓。可是结局却是一团糟。戈提先生的太太过去只住过分租宿舍。现在，大半天独自待在自成一户的300平方英尺里，见不到任何人，找不到一个人聊人，她恐慌了起来。她开始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几乎快精神崩溃。
于是他们又回到他们生长的纺织工厂区。戈提先生运气不错，在分租宿舍找到一个地方。像他们所住的这种两房套房或公寓在孟买叫作“单房一厨”。实际上，这间主房比标准的10英尺见方的分租宿舍稍大。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并没有空间不够的问题。
他在1985年买下这两个房间。购屋的方式大略如下：这些分租宿舍——其中许多已有数十年屋龄，早在印度工业革命之初就盖了——原本属于纺织工厂，是为了安置工人而建的。原则上，工厂老板现在还是分租宿舍的所有权人，不过，工厂老板(由于租金管制法令的关系)已经不再照管分租宿舍，甚至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它们。租户如今可以把他们房间的承租权转卖。买者付给承租人一笔金额，往后再向工厂老板缴房租。1985年，戈提先生为这两个房间付了35000卢比，相当于1400英镑左右。现在，他付给老板的月租只有12卢比，相当于50便士——从这看来，难怪工厂老板不再照管这些分租宿舍。
戈提先生现在是有保障的承租人：他说他可以在这两个房间永远住下去。从他谈话的样子看得出，在先前试图挣脱之后，他现在正打算在这种地方住下去。他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许多做不到的人也会做着公寓梦。他自己做得到，他可以向银行贷到钱：但是他在目前这个地方过得很舒服。
我在他房间比较新鲜的空气里恢复了元气后，开始试着以他的眼光来看这房间。我注意到几样很管用的东西。天花板有一台吊扇：地板上有一架坚固的四脚梯，是爬上爬下夹层时用的。夹层下方有一个储藏空间，放了各种用具：一个衣橱、一只木凳、一个晾衣架(现在挂着毛巾)、一截橡胶管、一个脚踏掀盖式蓝色塑料垃圾桶。储藏空间在戈提先生背后，靠近一扇打开的窗子。房间前头的部分是办公的地方，组合型大橱柜就在那一头。仿佛为这奢侈品感到不好意思似的，戈提先生说他在前一年买了这橱柜，因为他的湿婆军职务必须处理许多文件。
“接下来我们全家必须靠我哥哥150卢比——相当于14英镑——月薪度日。他在一家工厂当英国经理的秘书，工厂位于郊区。于是我们得离开那间三房公寓，搬到我哥哥工厂附近一个较小的房子。
“我压根儿不敢有上大学的念头。我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而且，不管如何，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决定学最容易想到的东西，比如打字。离我们新住处不远有家打字学校，学费是一个月4卢比。刚开始是我哥哥付的学费，但接着我就可以赚一些钱自己付学费了。我在打字学校做一些打字零工。那时我积极地找工作，但时机不好。我常常走10或12英里路去找一位朋友，想通过他的帮忙谋份差事。这时我大约是16岁。”
拉赞虽然长得结实，却是矮个儿。我很想知道，在他所谈到的那个时期，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问他：“那时候你觉得身体是强壮还是虚弱?”
“我总是觉得体力不足，但是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让我撑了下去。我告诉你我曾经做了什么。有一天，我居然找我哥哥工厂的一名英国人商量。他说：‘你太年轻，你应该上学的。’另一个我找的人说：‘你嘴上都还没长毛哪。’
“我患了好多回沮丧与忧郁症。那差不多就像我过去坐在我姐姐家台阶上时的感觉。我甚至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有郊区火车，要不，恒河支流胡格里河(Hooghly River)也总是在那儿。但是，一位好友的忠告改变了我的念头。
“我没有青春期。我从童年直接进入了成年。而且我觉得营养不良。我父亲过世后我们的食物就变差了，因为我哥哥微薄的收入得喂那么多张口。这时期使我不顺心的生活更加不快乐的，是我和同父异母哥哥的关系——他可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靠山。我们从来就处不好。他差不多大我九岁，老是把我揍得很惨。有回就是这种情况，他狠狠打了我一顿，我便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年，1957年，情况好转。我和一位朋友不期而遇，他说他可以在一家马尔瓦尔人(Marwari)的公司为我找份工作。马尔瓦尔人正在接收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事业，他们那时是当地的主要商人——一直到现在都是。他们接收了黄麻工厂、茶园、煤矿等。
“我在一间家族公司谋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薪水是每月90卢比，相当于7英镑，我就快要可以为自己买第二条长裤和一件上衣了。到公司的路途遥远，回来也是长路漫漫。那个月，我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到10卢比，我把剩下的收入交给哥哥，作为我对家庭开销的分担。我来往乘坐二等车厢；我不看电影，我的午餐不超过2安钠，即八分之一卢比，相当于1便士。
“我进公司一个月后，一位主管传唤我：我打一份报告时把复写纸放错面。我被开除了。幸好，在七天内我碰到另一个朋友——我们搭同一辆电车——他带我去见另一个雇主。这位也是个马尔瓦尔人。他在他家里给我面试。他的公司是一家报社——现今印度最大的。
“我就在他们新设的广告部门上班，打出广告业务报表，领125卢比的月薪。所以我的境遇稍微好了一点。我拿出整整100卢比给家里，自己只花25卢比，包括我刚就读的夜间学院的学费，我修的是中等商业课程。
“DMK对这不在乎吗?那不也是他们的艺术品?”
“DMK不会浪费心神在这上头，他们是在对付敌人。在那同时，新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政策，把寺庙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不过，这是有名无实的政策。有人可以提出一份包含两百人的名单，宣称其中每个人部分配到一英亩的寺庙土地，而实际上那些土地可能都落入一个人或党的手中。老百姓什么都没得到。”
在沙达南话中，这种行径是“打劫”寺庙：他所使用的“打劫”(looting)要依照通行于印度的意义来理解——这个词源自印地语，而这事实多少反映了印度历史的某些特点。婆罗门是否因此变穷了?
“在大多数寺庙里，婆罗门变成只是仪式的主持者，也就是祭司。贫穷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依照沙达南的说法，比较重要的是寺庙被贬抑的事实。“人们原先所设想的寺庙大体上是社会机构。每间寺庙都有学校、谷仓、大型蓄水设施——寺庙水池就是这样来的——医院、牛舍。寺庙也赞助艺术。但是DMK把不同的东西硬扯在一起。他们把寺庙等同于某种压迫，于是寺庙都一视同仁被破坏了。”
DMK运动声称它跟古代非婆罗门的泰米尔纳德——特别是8至10世纪的注辇国历代皇帝——有历史关联。但根据沙达南，这也是空口说白话，不符历史事实。
“注辇国王室施行民主——如果你能想像在封建体系内也能有民主的话。但他们也是那地区的帝国主义者。DMK运动以注辇国王朝为其象征时，只体现了泰米尔帝国主义那个层面，没有别的。根据记载，注辇王族学识很好，写过天文方面的书，也赞助过艺术。DMK所引用的注辇国象征却与这些无关。历代注辇国王在坦朱雷地区兴建了令人称奇的灌溉系统。DMK从未关心过灌溉问题。”
在孟买的一席晚餐中随兴谈到《妇女时代》现象时——那时她(或我)还不知道我后来会对妇女杂志大感兴趣——尤英夫人描述印度妇女杂志必须争取的新读者是哪一类人。这个读者是职业妇女。她早早起床，照料家人，打发他们去上学、上班，接着她自己也出门工作——或许是在公司上班。5点半她离开办公室。在前往公车站或火车站的路上她买了做晚餐的蔬菜，然后在回家途中把菜择好。
这个坐火车回家途中把蔬菜择好的情节吸引了我。但我只消搭一两次郊区火车就了解在孟买这个情节不过是异想天开，是一幅田园式的幻景，那一两次经验就让我明白郊区火车有多拥挤，上班妇女必须要奋战——拼足了力气——才上得了车，遑论在火车上择菜。后来我在《妇
女时代》读到一篇故事，通篇写的是一个女孩在抢搭一班郊区火车的推挤中和她姐姐失散的情节。
几天之后我到尤英夫人的办公室去拜访她时，她承认那是想像。她说，她只是想形容印度城市职业妇女的处境。我或许会认为她只是在做个风趣的描述；但是，职业妇女的生活可——点都不有趣。
“我们和这些人及她们的朋友谈过。我们得到一些反应。职业妇女通常天一亮5点左右就起床，装满当天要用的水。我们大部分住家不是二十四小时输送自来水。清晨有水，然后一整天停水，到晚上又供应——两个钟头。这是下层中产阶级地区的情况。所以，一起床，她就把找得到的盆子、桶子等装满水。然后她做早晨的家事，给丈夫和小孩准备了茶、早餐等之后，就为他们装便当。这些事主要由她动手。然后她自己出门去上班，通常要在拥挤的火车上坐上一大段路。她难得有位子坐。”
“她丈夫做什么工作?”
“职员啦，银行雇员啦。或是工厂的中级职位，薪水大约1000到1500卢比。太太的工作可以赚600至1000卢比不等。”
“听起来很辛苦。”
“非常辛苦，一点都不好玩。她一整天没和小孩在一起，她在5点半或6点下班。她可能要先搭公车到火车站。或者——这更折磨人——她可能必须全程搭公车间家。有时排队等公车的队伍会有1英里长。路过时，我经常纳闷她们究竟何时才搭得上车。前往公车站或火车站之前她会先买蔬菜或任何她需要的东西。蔬菜就装在她小小的‘提拉’(thela)——手提袋——里。
“她终于回到家。在自己喝杯茶之前，她必须先端一杯给她的丈夫大人，那个老爷可能已经翘着二郎腿坐在电视机前。尽管收入很低，他们十家当中有九家拥有电视。接着是晚餐。接着看小孩做家庭作业——如果她懂得怎么做的话。她的一天结束得很晚。她得洗碗盘，然后又要烦着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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