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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燕云 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三)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尽可能地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中石越下怀。石越在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对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地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徵,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是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入胜闷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至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十月不动声色地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地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地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佣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得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时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地抬头看了司马光和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只有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进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事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怨,为人臣者,岂可遂以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在从容奏秉,亦不至于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恁地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秉,如此岂是忠君?直是庸相误国!”

  韩维被他骂的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做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门,便是只有更加卖力地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读的肯定不少,文采学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到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竟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确实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意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有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王安石、司马光、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要等二人奏疏,方知详委。朝廷固不畏战,然国家正处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战事,哪怕是设计缓一两年,亦要争取。”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狼虎之邦,只怕”郭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

  辽国将要大举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样的消息,对于司马光与石越来说,是当头重击;但对于赵颢来说,却几乎如同天降甘露。

  作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颢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颢,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变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颢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这让赵颢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颢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个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颢坚信,高太后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漂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她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地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会思立长君。赵颢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此时的赵颢,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李昌济与吕渊可并不如赵颢这般乐观,他们只知道形势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发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赵颢之意已决,已无法再劝。但而人对石得一等人的说辞,却不是赵颢所想的“母子之情”,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众人谋划已久,即使此时退缩,将来也终有事发一日,到时都免不了族灭之罪。与其如此,还不如搏一把富贵。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颢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只要牢牢绑住石得一,令他没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没有胜机。而如若能将守义侯仁多保忠拉拢过来,形式便会更加乐观——无论是李昌济,还是吕渊,都对西夏人抱有极深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夷狄之人见利忘义,不知恩义,是唯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过这个守义侯看起来一直在待价而沽。

  但此时皇帝随时可能大行,却实在也拖不得了。李昌济与吕渊悄悄交换眼神,而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没有再留筹码的必要!

  “若仁多能顺应天命,孤自当不吝爵赏。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马政?还是欲进密院?或者想要钱财,孤都可以许他。”这是赵颢慷慨的许诺。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河东折家,世世方镇”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做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颢断然拒绝。

  吕渊悄悄拉了拉李昌济的袖子,摇了摇头,止住了还想说服赵颢的李昌济。

  “大王放心臣曾游历天下,早年亦认得几个河西番僧,恰巧与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说。世人莫不爱高官厚爵,何况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秉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日次以来,既可以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间的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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