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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道德教育

  概括的说,教育环境的总貌是异常严酷的,而最坏的是,鄙俗到了极点。但是,道德教育甚至比体质的培育更糟。且先从我父母的相互关系讲起。

  我已经讲过,我父亲四十岁上娶了一个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的少女。这是后来不能和睦相处的第一个主要根源。其次,父亲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札特拉别兹雷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母亲呢,论出身,是商人的女儿,加上她父母嫁她时没有完全如约拿出陪嫁。一两夫妇无论在性格、教养和习惯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因为母亲是从莫斯科嫁到乡间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家庭里,所以婚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她的地位极其孤立和低微。人们又以异常粗鲁甚至残酷无情的态度使她感觉到这种卑微的处境。

  最初一个时期,特别使她难堪的是几个大姑小姑,她们住在离父亲世袭庄园不远的地方,以极其仇视的态度对待年青的女主人。由于她们全是“怪物”,所以她们的纠缠采取了十分荒谬而恼人的形式。比如说,她们忽然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同时斜眼瞟着母亲。或者,母亲一出场,她们便窃窃私语:“做买卖的女人!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笑得前仰后合。或者,她们问父亲:“好兄弟,您快用年轻老板娘的陪嫁钱买地了吧?”她们做得这样过火,父亲尽管性格软弱。有时也不免大发脾气,高声骂道:“你们这些刻薄鬼,刻薄鬼!你们的舌头怎么不烂掉!”至于母亲,她自然怀恨这些姑子,所以后来,她以并不亚于对方的残忍方法进行报复,证明她对这些侮辱的记忆有多么牢固。

  然而,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角色已经调换了。母亲成了家里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姑子们被整得服服帖帖,扮演着寄人篱下的角色。父亲在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不过,他意识到自己的屈辱,一有机会便给母亲一顿无补于事的咒骂和斥责,出点闷气。他们几乎整天不见面。父亲足不出户的待在书房里,翻阅旧报纸;母亲则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事务来往的信,清点钱财,跟村长总管之类人物商议事务,等等。只有吃午餐和喝晚茶的时候,他们才出来,可是立刻闹得天翻地覆。不幸,这些场面孩子们也一一看在眼里。咒骂总是由父亲开端,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沉不住气,往往会无缘无故地首先挑起家庭的争吵。他谩骂,翻老账,含沙射影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母亲几乎总是默默地听着,她的上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周围立刻静了下来:仆人们踮着脚尖走路,孩子们低着脑袋吃饭;只有家庭教师们满不在意。她们公开站在母亲一边,仿佛自言自语似地小声儿说(但又恰好让母亲听见):“苦命的女人啊!”

  这种场面几乎天天重演。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个中道理,但是我们看出,实力在母亲这一面,同时也看出,准是她在某方面把父亲欺侮得太厉害了。不过,我们总是冷漠地听着这种恶言相待的家庭争吵,它实在引不起我们任何感情;我们对母亲有的是本能的恐惧,对父亲也毫不同情,因为他不仅不能保护我们任何一个孩子,连自己也无力保护。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父母的子女,我们心里对于他们相互关系的一切事都无动于衷。

  事情不能不如此,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太不正常。父亲也罢,母亲也罢,都不照顾孩子,他们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子女。父亲是因为丧失了过问家事的权柄;母亲是因为整个身心沉浸在生财之道中,无暇旁顾。她只有在家庭教师告发了我们,不得不惩罚我们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她气势汹汹地跑来,咬着下嘴唇,不容哀求,恶狠狠的,举手便打。我们不知道父母的慈爱为何物,如果不把那些赐予“可爱的孩子”的、不道德的、使“可恶的孩子”羡慕不已的小思小惠算做慈爱的话。不过,也还有这么一种值得说一说的父母的慈爱。母亲办理“正经事”的时候,总是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在那里,她听取村长和总管的报告,接受代役金①,订立售卖粮食、棉纱、麻布等等产品的合同旧常的现金结算也在那里进行。母亲不喜欢有人看见她清点现金,不过,“可爱的孩子”不在此限。他们发现母亲“关上了房门”,便在她的卧室外面轻轻地踱来踱去,而母亲感觉出他们的畏怯的脚步声,立刻心软了。

  ①代役租是农奴制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地主向农民收取一定数量的实物和现金。有时地主让他的有手艺的家奴到城里去干活,赚的钱缴给地主,也叫做代役金。

  “谁呀?”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是我,好妈妈,我是格利沙……”

  “那就进来吧。进来看看你的老妈妈忙成什么样儿啦。瞧,马克西姆什卡(他是附近田庄上的总管)给妈妈送来了多少钱。我们把这些钱放进匣子里,以后,再凑一些钱,拿去办点正经事。坐下来,好乖乖,仔细看看,多学学。不过,你得老老实实坐着,别碍手得脚。”

  格利沙坐了下来,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因为他明白,好妈妈的心向他敞开了,好妈妈爱他。

  不消说,这个“可爱的孩子”把他的所见所闻转告了兄弟姐妹,孩子们中间便展开了奇特的谈话。

  “她攒这么多钱预备填什么无底洞呀!”“可恶的孩子”中的一个惊叫道。

  “全是替他们,喏,替这些‘可爱的孩子’,替格利沙、替娜齐卡攒的!”另一个“可恶的孩子”回答。

  “格利沙,你去对母亲说。好妈妈,您别光替我们攒钱,您还有别的孩子……”

  “哼,他才会去说呢!”

  如此等等。

  这就是能淋漓尽致地描述母爱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们孩子们对父亲十分冷淡,而且总的来说,全家人都是这样,也许只有老仆人例外,他们记得父亲还在独身时的景况。与此相反,我们却象怕火似地害怕母亲,因为她象个最高执法官,惩办人总是罚不当罪,只会从严,不会从轻。

  总之,各式各样的体罚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虽然不常动鞭子,但是比较方便的拳打脚踢却是家常便饭,“可恶的孩子”被揍得简直没法生存。我幼年时和大多数哥哥姐姐不在一起(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我和最小的姐姐相差三岁),因此,大家都逃不脱的狂暴的殴打,我比别的孩子挨得少一些。但是,当我也长到该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念完女子学校回到了家里,从此灾难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她打人打得十分残酷,仿佛要为她从前的挨打受气泄恨似的。在这种教育方法统治下,上课时常常传来孩子们久久不能平息的呻吟声,下课后孩子们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所以,整座宅子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的儿童蒙难史。如今,在我写到这些往事的时候,亲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儿童感受到的最微小的痛苦都会引起父母心神不安;因此,这类苦难就成了骇人听闻的奇谈了。但是,这部儿童蒙难史的创作者自己决不会意识到他们是恶魔,而且在旁人眼里,他们也不会得此恶名。老话说:“不打不成人。”唯一的限制就是:只要不打死就成!然而,谁能够说出,有多少“没打死”的生命过早地送进了坟场?谁能够确定,在这些少年蒙难者中,有多少人的整个未来的生活被殴打和践踏得不成样子?

  如果说不公道的、严酷的惩罚会使儿童的心灵变得冷酷无情,那么,他们耳闻目睹的那些谈吐和行为便会把他们引上放荡的邪途。遗憾的是,长辈们甚至认为不必在我们面前稍加克制,常常恬不知耻地公开端出一些隐秘的内情;那倒是理解整个生活秩序的一把钥匙。

  当时的地主对待农奴的通常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是“发脾气”。这倒好象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如今这权利已经根本被人忘却。现在任何一位所谓“老爷,都很清楚,不管他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结果都是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农奴制度盛行的时候,“发脾气”这句话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实际的效果。主人“发脾气”,奴仆只会“惹人生气”。这可说是一种玄妙的循环,当时一切并不复杂的关系必然地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至少,我们孩子们每次碰到奴仆们,总是看到他们惊恐的面孔,听到他们同样的私语:“太太发脾气啦”,“老爷发脾气啦”……

  吃饭的时候。主人首先是对厨子发脾气。我们的厨子是个老年人(本来还有几个年青的,但是让他们出门挣代役金去了),耳朵不大灵便,又相当邋遢。如果菜烧得太咸。他们叫他上来,对他说:菜里盐少了,背上就该多放些盐——挨打;如果汤里发现蟑螂,他们又叫厨子上来,强迫他把蟑螂吃掉。有时,母亲找不着她早上订午餐时亲眼见过的一块食物,便又找厨子来,说:你把那一块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送给了你的姘头?总之,很少有一顿饭,这倒楣的老头儿不惹老爷太太发脾气的。

  除了厨子,他们也对伺候用餐的侍仆发脾气。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该这样迈步,不该这样上莱,不该这样看人。“你还敢强头倔脑的,前两天刚挨过骂,你就忘记了?”——“你怎么象没睡醒似的,悠悠忽忽,难道要象前几天那样让你清醒清醒?”——这样的问话和翻老账是不停的。吃饭的时候,打人不方便。因此笃信上帝的父亲,常常采用宗教界的惩罚办法。他要是对那个“不该这样迈步”的瘦高个儿生气,就罚他跪在自己身边,或者命令他不停地磕头,直到主人吃完饭为止。

  不过,家人相聚时倒也并非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并非每次都是主人生气而仆人惹人生气。间或也有交战双方相安无事的日子,这时,口角便让位给谈家常。唉!那些内容龌龊、方式卑鄙的谈吐给儿童幼稚的脑子里留下的东西,几乎比最下流的对骂还要肮脏。话题不外是生财之道及其种种骗人的伎俩,或者亲朋邻里的秽闻轶事。

  “你知道他是怎么发财的吗?”他(或她)先提出问题,然后大讲其勒索钱财的详情细节,讲到得利的一方,便称之为“骗子”或“聪明人”,而讲到受害的一方,则称之为“糊涂虫”或“笨蛋”。

  或者:

  “你的眼睛干吗瞪得那么大?”有时,母亲对某个孩子说,“你大概是在想:爸爸妈妈快死了,等他们一死,他们累断脊骨、流尽血汗挣来的钱财,我们马上就花光它!放心吧,小坏蛋!我们死了,全都留给你们,什么也不会带进棺材里去的!”

  有时又加上一段威胁话:

  “蠢货,你要我把你送到苏兹达尔修道院去吗?好吧,送就送!我这样办,谁也不能派我不是,因为我是母亲。我爱怎样处置孩子就怎样处置!你放心等着吧,等父母死了,他们的财产会留给你这个小骗子的。”

  谈到亲朋邻里的行为,她的评价几乎不超出这样两句话:

  “他一夜到天亮都睡在他姘头的窝里!”

  或者:

  “象样的野男人全不要她,她就去偷神甫……”

  他们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毫无不满之意,而且一点也不想掩盖话里的龌龊含意,倒象是谈的最寻常的事儿。“骗子”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称赞:“真有办法!”反之,“糊涂虫”不仅得不到任何同情,还会激起一种荒谬的幸灾乐祸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特有的警句来表达便是:“就得这样教训教训那些笨蛋!”

  然而,这种交谈很少仅仅限于议论邻里的长短。往往是谈着谈着便转到家人的互相攻讦。他们从闲话邻里开始,然后逐渐把话头引到自己人身上。狂风暴雨的场面出现了,责骂之声不绝,隐私公开地搬上了舞台……

  说来罪过,除了这一类谈话,有时(大多在节日里)竟会发生神学上的争论。举个例子说、我记得有一次过基督变容节①(我们教堂的守护神节),为了祭祷歌②中的一句“向你门徒显示你的荣耀,如囗”,他们发生了争论:“囗”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特殊的光吗?有一次,一位邻近的地主太太,我们县里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很想弄清楚“囗”④是什么意思?是囗⑤吗?父亲对她说:“您怎么搞的,太太,您祷告上帝,却不明白这不是一个字,是三个字:囗……等于我们说‘囗’⑥……”他刚说到这里,她就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①纪念耶稣在门徒面前变容的节日(八月六日),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②祭祷歌是正教教会在庆祝节日或纪念圣者时唱的颂歌。

  ③据说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奴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如囗”即指这种“圣迹”。

  ④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⑤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⑥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你去讲你的三个字吧!还不知道谁的祷告上帝更爱听呢。我可是只用一个字祷告,我的祷告上帝能听见,你用三个字祷告,上帝可不听你那一套。”等等,等等。

  大人的谈话,当然也成了我们孩子们谈心的材料。我们最爱谈的话题是妈妈添置了哪些产业;猜测她死后,谁会得到什么遗产。我们不大谈父亲的领地,因为比较起来,它只是全部产业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已经预定全部留给波尔菲里大哥(我小时候几乎没见过他,因为那时他在莫斯科读大学,出了学校便直接进衙门做事去了);其余的孩子们不得不指望母亲的恩赐。在这一点上,母亲只好向父亲让步,尽管波尔菲里不是她的“可爱的孩子”。然而,在我们孩子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安排是公平合理的,他们并不太乐意承受母亲的“恩典”。

  “红果庄可是块宝地,别看它只有三百六十一个农奴!”天字第一号“可恶的孩子”斯杰班哥哥向往地说。“去年,单说粮食就卖了一万卢布,还有,空地租出去了,又卖了牛油、鸡蛋、棉纱。还有好多好多树木!别处的田庄,给不给随她,这儿可是我们自己的、应得的一份。祖传的应得的一份,非分不可。至于后沼镇,大倒大,就是没出息!”

  “不能这样说,后沼镇也不坏嘛,”“可爱的孩子”格利沙振振有辞地反驳道,“再说,爸爸想把红果庄全部产业留给札特拉别兹雷家的长子。应该尊重老人。”

  “什么爸爸!挂名爸爸!他恐怕想都没想过把红果庄留给我,难道我不是扎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吗?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把沃洛戈德那个只有一百农奴的小村子扔给我,说:‘拿去吃喝玩乐吧!’满热,包尔,索尔替尔①——别再想多得一点啦!”

  ①法语:吃喝玩乐,

  “扔给我的准是梅这卡那边的一个小村庄!”薇拉姐姐忧心忡忡地说:“带着这样的陪嫁,谁肯娶我呢?”

  “不会,梅连卡那边的村庄是给刘勃卡的,你呢,把维特鲁日县的四十个农奴分给你,就算不错啦!”

  “可是,也许她忽然大方起来,说:梅连卡和维特鲁日那边的村子一齐给刘勃卡!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份呀!”

  “她会把布勃诺沃庄园和它附近的村子分给谁呢?这才是了不起的一份呢!前几天我们坐车经过那儿,看见到处堆着麦垛!赶车的阿连皮说:‘简直象个乌克兰①!’”

  ①意为象个大粮仓。

  “布勃诺沃自然是给格利沙的!他替母亲暗中监视我们,总要给他好处的。会给你吗,小密探格利沙?”

  “好妈妈赏给我什么,我都满意,”格利沙垂下他的小眼睛,温顺地答道。

  “前几天我和薇拉算了算她从各处田庄上得到的收入。算呀算呀,算下来有五万……真的!”

  “她攒这么多钱,填什么无底洞呀!”

  “前两天彼得-朵尔米顿托夫从城里来了。他们关在屋子里写遗嘱。我本想在门外偷偷听个清楚,可是刚听到‘至于他,因其件过不孝……’,这时传来他们轻轻推开圈椅的响声,我赶忙三步并作两步逃走了。不过,不管听完没听完,那个他一定是指我!她准会送我上图腾的奇迹创造者①那儿去的,保险这样!”

  ①指修道院。

  “她会把后沼镇分给谁呢?”苏菲亚姐姐担心地问。

  “分给你呀,苏菲亚,分给你,听话的小姑娘……乖乖儿等着吧!”斯杰班尖刻地说。

  “事实上,她总不能把它带进坟墓里去呀!”

  “不,诸位!这件事不能不管!得向彼得-朵尔米顿托夫探听个明白!”

  “我已经问过他:谁分什么,怎么分法。那精灵鬼笑了笑,说:‘全给您,斯杰班,瓦西里依奇:兄弟姐妹一概不给,全给您!’”

  有时,蠢货斯杰班也施展一点狡计。他向家奴们要几个装着毫无用处的符-之类的护身香囊,长久带在身上,希望能迷住好妈妈的心儿。有一回,他捉到一只青蛙,斩断它的脚爪,把它活埋在蚂蚁窝里。后来,他给大家看一块小小的白骨头,要人相信,这就是被蚂蚁啃光了的那只青蛙身上的骨头。

  “这个诀窍是温卡裁缝告诉我的。他说,‘就这样办吧,您一定会看到您妈妈对您改变态度!’说不定她真的会……说:‘斯杰班,上我这儿来,我的可爱的儿子!现在我把布勃诺沃和那边的村子给你……’她还可能分点钱给我。精灵鬼,爱怎样就怎样享福去吧。”

  “你等着吧!”格利沙听着这些大话,心里难受极了,恨不得哭一场,仿佛人家真的抢走了他的布勃诺沃似的。

  因为有进谗言的人,所以这些幼稚的谈话,母亲全知道,虽然不是经常(她很少有工夫过问这种事),但有时也少不了痛斥斯杰班哥哥一顿。

  “你又在骂自己的亲娘吧。你这个没情没义的蠢货!’她对他呵叱道,“前几天挨的打还不够吗,你这个可恶的东西!”

  她说完,就又给斯杰班哥哥一顿毒打,打得感觉迟钝的“蠢货”也泪如泉涌。

  这里需要说说,告密和进谗言的风气在我们家里非常盛行。仆婢,特别是掌握点实权的仆人,爱进谗言,孩子们也爱进谗言。不仅是“可爱的孩子”爱进谗言,就是那些“可恶的孩子”,为了讨取一时的欢心也干这种勾当。

  “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他管您叫母马!”上课的时候有人告诉家庭教师。不消说,听了这种告密,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是决不会轻饶这个“罪人”的。她凶神恶煞似地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一边用尖利的指甲掐他的耳垂,直拍得出血,一边说:

  “看你还叫不叫母马!看你还叫不叫母马!格利沙,过来,亲亲我,好孩子!就是这样。以后要是有谁再说我的坏话,你就告诉我。”

  我在前面说到了主人向那些惹他们生气的仆人发脾气的种种方式,但是我还只讲了男仆,他们遭到毒手的时候,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少的。女仆——特别是被当时的厚颜无耻之徒称之为“姑娘”①的丫头,她们的处境更为悲惨。

  ①这个叫法使我想起一件相当奇怪的事。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地中海一个所谓stationsd-hiver(法语,冬季疗养地——译者)过冬。听说城里有一家小旅馆,是勃朗尼策县(在莫斯科东南——译者)的一个俄国老妇人开的,我当然到那里去了。当我谈到雇佣人的事时,那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答道:‘您叫一个姑娘吧——还不是跟佣人一样!’听了这话,我怎能不高兴呢。这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作者

  “姑娘”不但是一种任人摆布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廉价的东西,这种低微的身价又大大地增加了她那任人摆布的特性。人们谈到“姑娘”,常说:“比焖萝卜还贱”,或者“一个小钱买两个”,而且对她的操劳的评价也与这种话差不离。男家奴还受到一定的重视。一则因为他们大多会一点手艺,或者是个不大容易找到替身的老手。二则因为即使他们没有手艺,但是他们深知老爷的习惯,会递裤子,动作熟练,对答如流,等等。三则因为男家奴可以随时送去当兵,顶正式征兵的名额;收据卖掉,还能赚一大笔钱①。从“姑娘们”身上是弄不到这一类好处的。她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当上了女管家、太太的私房丫头,或者在莫斯科铁匠桥学得一手缝纫手艺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器重。其余的则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轻易地由另一个所代替。她们纺纱、绣花、织袜子、编花边。一到成年,她们便由等着空缺的少女所接替。

  ①地主送家奴去当兵,取得收据,在正式征兵时,将收据卖给别人去顶替名额,从中渔利。

  因此,她们的饮食粗劣,衣衫褴褛,睡眠不足,干活儿却几乎不让她们歇手①,累得筋疲力竭。这样的“姑娘”,每个地主家里都有许多。

  ①自然,也有一些地主家里,婢女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但那里却大都带有后宫色彩——作者

  我们家里的“姑娘”不下三十个。她们白天从事各种缝纫和编织的活儿,天一黑又被赶进那间不大的女仆室里,在油烛头的微光下纺纱,直到夜里十一点钟才收工。女仆室也是她们吃午饭、晚饭,在地铺上倒头就睡的地方。

  由于牛马般的工作和极坏的饮食,婢女们常常闹病,个个没精打采,面黄肥瘦。好看的一个也没有。很多人具有惊人的忍耐心,她们俯首听命,内心热诚地相信:她们在现实生活里虽然被无情地剥夺了快乐和慰藉,但死后一定能得到补偿。在基督受难周的最后几天里,因为受到每日祈祷的感染,这个信仰显得特别坚定,整个女仆室里充满了低沉而虔诚的叹息声。接着,复活节到了,唯有这一天,男女奴隶们容光焕发,好象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似的。

  但是,最无耻、最可恨的莫如对“姑娘”们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刺探活动。

  大多数地主家都有一条规矩。不准男仆与婢女结婚。理由很简单:“姑娘”出了嫁,便不再是婢女;到时候她要生孩子,就不能继续伺候主人了。有的人说得更下流:你推备的种马再多也不够她们这些母马使!主人要“姑娘”们干的活儿,永远比要求已婚女仆干的活儿多:更多的棉纱,更多的花边……因此,保护丫头们的童贞自有其直接的好处。

  刺探活动的花样到了恶劣透顶的程度。设置埋伏,夜间窥伺,搜查脏内衣,等等。一旦发现了罪证,立刻采取酷烈的惩罚。有时,不等怀孕的女罪人(当时人们称之为“抱着篮子的贱货”)养下孩子,便把她送到一个遥远的村子去,嫁给一个农民。而且二定是个家口众多的穷鳏夫。总之,经常发生这种惨不忍睹的悲剧阿是谁也没想到这是悲剧,反而振振有辞地说,对这些“臭婆娘”非如此不可。

  我们孩子们是这些悲剧的目睹者,我们亲眼看着这些悲剧,非但不感到恐惧,而且无动于衷。好象我们也认为非如此惩办这些“臭婆娘”不可似的……

  不过,也有一些自由派地主。他们不侦察丫头是否怀了孕,但同样不准她们嫁人,因为“姑娘”无论失了多少孩子。仍然可以当她是“姑娘”使唤,直到她死掉为止;至于她的孩子,可以送到遥远的乡村去,算作农民的子女。他们施展这些诡计,纯粹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纱线。更多的花边。

  现在的人可能对我说,这全是过去的事;明日黄花,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去提它。我自己也知道,上面写到的事实的确是明日黄花。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它还非常鲜明地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是不是因为除了具体的事实之外,在这悲剧性的往事中。还有某些东西远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如今仍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呢?具体的事实消失了,但它对人们的性格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某些习气已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难道这些影响、这些习气已经随着上述事实一同化为乌有了么?

  临了,我不能不在这里再谈谈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我这里指的是跟大自然的完全隔绝。

  世上有些幸福的儿童,他们从襁褓时期起便亲身感受到和大自然母亲的接触,大自然在每个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的人面前,处处慷慨地展示出它形形色色的宝藏。我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中》①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坦白地说,我几乎是带着嫉妒的心情看完的。诚然,抚育过巴格罗夫童年的大自然,比我们灰暗的穷乡僻壤的贫乏的大自然,要光明得多,温暖得多,内容丰富得多;但是,为了使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光辉照彻儿童的心灵,他必须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密切接触自然,这种接触一经迷住了尚在摇篮中的孩子,便会充溢他整个身心,随后伴着他度过一生。如果没有这种接触,如果在儿童和大自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而生动的联系(它能促使儿童首先对宇宙生命的伟大奥秘感觉兴趣),那么,最鲜明、最绚丽的囹景也不能使他动心。与此相反,只要有了这种接触,只要不把儿童关闭在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的环境中,那么,纵使是贫乏的大自然,也能使儿童的心灵得到欢乐,受到感染。

  ①《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是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的主要作品之一。出版于一八五八年。

  至于我们,只有在上莫斯科或由一个领地搬到另一个领地去的长途旅行时,才偶尔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其余的时间,我们完全困守在黑暗和沉寂中。我们谁也不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家里好象连猎枪也没有一支。一年中,母亲只准举行两三次类似PartiedePlaisir①的活动,让全家人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或者到邻村一个大池塘里去捕鲫鱼。

  ①法语:游玩、野餐。

  那里的鲫鱼,味道鲜美极了,个儿也大得惊人,但是这种捕鱼活动的着眼点纯粹出于经济上的打算,跟熟悉大自然毫不相干。即使从饱口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很少尝到鲜鱼的滋味,因为捕到的鱼几乎立刻全部用盐腿上,晒干了储藏起来,日子一久,便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因此我们家吃不到新鲜的野物和飞禽一般说,除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份食物外,决不许额外增加供给。我们只吃过腌过、煮过、热过的野味。唯有黄猫瓦西卡是个例外,家里人为了让它多捉老鼠,就有意不好好喂它。我还记得有两条狗,普鲁东卡和特列左尔卡,用链子挂在下人食堂旁,不让它进屋于里去。

  总之,我们家里摈弃了一切足以引起想象力和求知欲的食粮。不许说一句多余的话,事事都要考虑利害得失。甚至于连迷信和忌讳也不讲究,但这并非受自由思想的支使,而是因为讲究了这些便会丧失时机,增添麻烦。举例来说,假如村长来报告,能从下星期一起开镰收割黑麦就好了,可惜那一天不是黄道吉日;那么,母亲准回答说:“开镰吧,开镰吧!管它吉日不吉日,万一下星期一麦子掉起粒儿来,谁赔偿我们的损失?”人们只害怕鬼;谈到鬼,他们便说:“谁知道,兴许有,兴许没有——要是真有,怎么办?!”至于家神,他们确实知道,它住在阁楼上。这两种迷信没有人反对,因为它们无损于任何正经事。

  在宗教方面也只限于遵守普通宗教仪式。每逢礼拜日必定去望弥撒,大节日的前夕便在家里作晚祷,举行技水祭,并且严格督促孩子们尽力划十字、叩头。父亲每天早上关在书房里作祈祷,然后一面从书房往外走,一面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硬梆梆的圣饼。但是这一切完全是虚应故事,丝毫也不能使人感到高呼“我们的心归顺主!”时所应有的感情。膝头跪在地上,额角磕碰着地板,然而心却宛如古井死水,纹丝不动。只有在复活节,整个宅子寂然无声,这才多少令人感到内心的宁静和恬适……

  那时候,神甫完全受地主的支配,地主对神甫抱着半鄙视的态度。教堂,跟其他事物一样,属于农奴主,从而神甫也属于农奴主。地主高兴,神甫就有口饭吃,地主不高兴,神甫就饿肚子。我们教堂的神甫略通文墨,是由下级神职人员提升上来的。他是个善于持家、为人正派的老人,他跟所有的农民一样,下地耕田、刈草、割麦、打谷。平时,他满酒不沾,遇到大节日却烂醉如泥。人们对他很不客气,甚至当面管他叫万卡①。我记得,他宣读福音书的时候,父亲常常大声纠正他的错误,使整个教堂都能听见。我还记得每年复活节举行晚祷时照例要发生的丑剧。神甫要关上圣障的中门,父亲不让关,双方争得几乎动武。祈祷结束后,神甫走上讲经台,向父亲屈膝告罪,恳求宽恕。自然,主持圣礼的收入也是和这种待遇相称的。主持一次晚祷,付给他二十戈比,一次拔水祭,付给他十戈比。而赏给其他神职人员的则是几枚磨损得连“斑点”都已看不出的铜币。

  ①万卡是伊凡的车称。

  我虽然几乎完全没有受过宗教训练,但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完福音书的时候,它竟对我起了震撼心灵的作用。不过,关于这个,留待我以后讲述学习情况时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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