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奇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不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场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得依靠她们！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而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勤劳的妇女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摆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设有你，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次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期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最后可走到绝路上来了……1942年5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122毫米榴弹炮炮位上差不多没有炮弹了；我的车子给装上炮弹，装得车顶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装运活儿，干得军服的肩膀都让汗湿透了。我得鼓足劲儿赶，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而且已经闻到焦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我说：‘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还问这个干什么呢。同志们也许正在那边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呆在这儿不理不睬吗？我就回答他说：‘什么话！我应该冲过去，这就是了！’‘好吧，’他说，‘那就快去！开足马力！’

　　“我就开足马力进去。我生平没有开过那样的快车！我知道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得非常小心，可是弟兄们在那边空着一双手作战，一路上又是炮火连天，这种时候哪儿还谈得到什么小心呢！跑了约莫六公里的样子，眼看着就可以拐到村道、开到炮兵连所在的深沟里了。但这时候我抬头一看——嚯，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边的原野上跑着，而迫击炮弹已经在他们中间炸响。叫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就拼命开足马力！离炮位还有一公里的样子，车子已经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却没有能开到自己弟兄那儿……大概是远射炮的一颗重磅炮弹落在我的车旁了。我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觉得头脑里好原有一样东西破裂了。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的脑袋抽动，浑身哆嗦、好像发寒热一样，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发响，周身疼得要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两天两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阵，才勉强站了起来。不过，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记性丢得干干净净。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摇摇摆摆，好保暴风雨中的杨柳。

　　“等到恢复知觉，冷静下来，往四下里一望，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周围横七竖八地散着我运来的炮弹，我那辆车子翻倒在不远的地方，车轮朝天，车身给打得稀烂，可是战斗已经转移到我的后头去了……叫我怎么办哪？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的两腿发软，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心里明白，我已经落在包围中了，说的更恰当些，给法西斯俘虏了。是的，在战争中就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