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和风景

　　我于一八○三年十二月十日去过蒂沃利。在那个时候，我曾在一篇当时出版的记叙文①中这样讲过：

　　①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蒂沃利和阿德拉那别墅》(“TivolietlavillaAdriaha．”)。

　　那是一个适宜于沉思默想的好地方，我回忆过去的经历，感受到了现在的重要，我试图猜想我未来的生活二十年后我会在什么地方?我会干什么?

　　二十年呀!这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世纪。我想，在这个世纪过完之前，我一走已经长眠于我的墓中了。那时，从这个世界消逝的不仅是我，还有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和他的帝国本身!

　　几乎所有古代的和现代的旅人在罗马乡下都只看到了一些他们称之为恐怖和光秃秃的地方。蒙田对那些不乏想象力的人说过：“在我的左面，远远地看去是亚平宁山。看到这个不怎么可爱的地方的全景，千沟万壑，光秃秃的土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真是个贫瘠的地方。”

　　新教徒密尔顿以同他的信仰一样枯燥冷漠的目光看待罗马乡村，而拉朗德和布罗斯地方的主席也和他一样对其视而不见。

　　德·邦斯特当②先生于一八○四年(也就是我写信给德·封塔纳先生、一八○三年底刊登在《信使》报上的那封信发表一年之后)在日内瓦出版的《埃内德游记新十篇》中，我们几乎找不出对那种惊人的孤独的真实感情，而且里面还掺杂了一些愤怒的指责。在埃内的天空下，可以说是面对荷马诸神阅读维吉尔的诗歌，那是多么惬意啊!邦斯特当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只看得见大海，一些毁坏了的树林，田野和大片的牧场，而看不到一个居民。这里多么荒凉!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只看到一所房子，而这所房子就在我身旁的小山顶上。我走了过去，房子没有门。我登上楼梯，走进了一间卧室，只见一只猛禽在那里筑了一个巢。我在这所已被弃置的房子的窗边待了一会，看着我脚下的这片海滨。在普利那①时代，这一带多么繁荣富饶，而现在这里竟一个农夫也找不到。

　　②德·邦斯特当(deBonsteten，一七四五—一八三二)，瑞士作家。

　　①普利那(Pline)，公元一世纪拉丁诗人。

　　自从我对罗马农村作过描写以后，人们对此也由诋毁转向热情，英国和法国的旅人步我的后尘，他们的足迹从斯托尔塔②到罗马，一路上心旷神怡。德·图尔农③先生在他的统计学研究中，走进了我有幸发现的、值得钦佩的古罗马大道。“罗马乡村，”他说，“每走一步，都更加清晰地层现它那无边的线条、众多的景致及山脉的美丽轮廓的壮丽美。它那独具的庄严使人震动，让人心驰神往。”

　　②斯托尔塔(storta)，往佛罗伦萨去的路上，距罗马十二公里的一个驿站。

　　③德·图尔农(deTournon，一四八九—一五六二)，帝国时期的罗马省长，后任波尔多和里昂省长。

　　我差点没提到西蒙④先生了。对他来说，旅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以看到乱七八糟的罗马为乐事。他骤然逝世时，我正在日内瓦。他是个农庄主，那时他刚割完他的草料、高兴地收获了第一批谷物，再回去收集割倒的草和庄稼。

　　④西蒙(Simon)，瑞士旅行家。

　　我们有几位著名风景画家的信，普森和克洛德·洛兰虽然对罗马未发一言，但是，如果说他们的羽笔沉默的话，他们的画笔却洋洋万言：L'agroromano①是一个神秘的美景之源，他们从中汲取素材，以天才的吝啬将之隐藏，像是生怕庸俗会将其辱没一样。奇怪的是，正是法国人的眼睛很快地看到了意大利的光芒。

　　①罗马乡村。

　　我又读了一遍二十五年前我写给德·封塔纳先生关于罗马的信，我承认，在我看来这封信是如此的真实，表达恰到好处。那年冬天(一八二九年)有家外国公司来提出开垦这片罗马的乡间土地。啊，先生们，你们别在雅尼居尔②的那种英式花园吧!为了那些花园，几个世纪以来长满了青草的土地上，森森纳杜斯③的犁铧都被砸碎了。而如果将来有一天，它们使得这片土地更加丑陋的话，我将逃离罗马，永不复足。去别处使用你们的改进过的犁铧吧!在这片土地上，只能挖掘坟墓。有几个家伙跑上跑下地算计着毁掉图斯居兰④的废墟可建筑多少贵族式的城堡，红衣主教们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只怕是要用石灰和大理石来为保罗·埃米尔做石棺了，就像他们曾用排水管和铅来为我们的祖辈做棺材一样。红衣主教怀念过去；此外当他证实罗马乡村提供给土地所有者百分之五的土地作牧场，而却能生产出一点五倍的小麦时，他把经济学家们给弄糊涂了。这不是懈怠的结果，而是实得的利润。平原种植者获得了的先权，罗马农村一亩地的收入，几乎比得上法国最好的土地上相同面积的收入。要让人信服的话，只需读一读尼科拉伊①先生的著作。

　　②雅尼居尔，指台伯河右岸的丘陵地带。

　　③森森纳杜斯名人物，以生活简朴著称。公元前四六○年是罗马执政官，后又两次当上罗马独裁官，最后回乡重操犁铧。

　　④意大利古代城名。

　　①尼科拉伊(一七三三—一八一一)，德国评论家、出版商。

　　给维勒曼先生的信

　　我跟您说过，在我第二次罗马之行开始的时候，我正感到困扰和烦恼，最终重新踏上了那片废墟，回到了阳光下：我还处于初步印象的影响之下，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三日我给维勒曼先生②回信：

　　②维勒曼(Villemain)，当时巴黎大学的教授。

　　先生：

　　我在罗马孤独寂寞的时候，正好收到了您的来信。它驱散了我对这个地方强烈的厌恶情绪，这种厌恶情绪与以前那些剥夺我的双眼以致不能像起初那样看待周围事物的时候是不同的。我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远远不够和现在的罗马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得到慰藉。当我在数个世纪的遗址中散步的时候，这些只为我提供了一个推测年代的尺度。我追忆过去，看到了我曾失去的一切和我以后将拥有的短暂时光的尽头。我努力去追忆那些可以使我停留的乐事，却找不出一件来。我尽力去欣赏那些曾令我为之叹服的东西，却也再没有仰慕之情了。我回到家里体验着那些被acirocco③压坏或被来自地中海的北风刺透的荣誉。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离坟墓不远，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造访这个坟墓④。人们照看着许多摇摇欲坠的纪念物，把它们支撑住，砍掉缠在上面的花花草草。我离开时还年轻的女人们已变得苍老了，而那些废墟却又重焕青春。在这种地方，人们能干什么呢?

　　③地中海干燥的风。

　　④波利娜·德·博蒙(PaulinedeBeaumont)的故墓。

　　我还肯定地告诉您，先生，我只想回到地狱街去永远不再出来。我履行了对国家、对朋友的所有诺言。当您和贝尔坦·德·沃先生进入国会时，我将别无它求，因为凭你们的才干，你们很快就能得到高升。我希望，我的退出，对于停息那些可怕的反对意见多少起些作用。公民自由在法国受到永远的承认。我的牺牲伴随我的职务现在应该结束了。我只要重回我的“诊所”，我只对这个地方感到满意，因为我曾在那里受到过最好的招待。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宽容的政府，除了意大利的事以外，它对各种事情也很在行。但什么也比不上从世界舞台上完全消失这一念头更令我开怀：在别人发现之前就先进入了清静的坟墓，这确实是件欣慰的事。

　　谢谢您乐意与我谈及您的工作。您将会做一件与您的身份相符，而且能进一步提高您的知名度的事。在这里，如果您还有些研究要叫人做的话，尽管吩咐好了。在梵蒂冈作一次挖掘将会给您提供许多宝物。唉!我对可怜的蒂埃里先生看得太重了!我敢肯定对他的追忆使我困惑。他那么年轻①对工作满怀热忱，却这样匆忙地走了!就像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他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完善，在他身上，理智取代了执拗。我仍期待着会有一个奇迹，我为他写作呼吁，可人们甚至不予理睬。我曾为您感到更为高兴，而德·马蒂尼亚克先生的一封信最终使我期望您将受到公正的对待，尽管这一公正姗姗来迟，而且还很不完全。先生，我只为我的朋友们而活着，请您允许我把您也列入我那些剩下的朋友之中。先生，怀着真诚和仰慕之情，我仍然是您的最忠实的仆人。②

　　夏多布里昂

　　①蒂埃里当时三十三岁。

　　②感谢上帝，蒂埃里先生又活过来了，并以新的力量重焕青春，又开始了他的重要工作。但他几乎失明，像蛹中的虫子一样在黑暗中工作a：

　　a．他几乎成了瞎子(原版本的注释)。

　　仙女乐意把自己

　　紧闭在金和丝的坟墓里，

　　谁使她

　　躲过了众人的眼睛，

　　……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两封信

　　“德·拉·费隆内先生告诉我瓦尔纳①，投降一事，这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起您以前也曾说过，整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像这个广场上的瀑布一样。还有，土耳其皇帝只有在俄国人做出一些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做过的举动时，才会想到“和平”二宇。近来，我们的报纸也一度可怜巴巴地土耳其化。他们怎么会一度忘记希腊崇高的利益转而欣赏那些在伟人的国度和欧洲最美丽的国家推行奴隶制、传播鼠疫的野蛮人呢?这就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法国人，个人的一点点不快就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原则和最通常的情感。战败的土耳其人引起了我的一点同情，打赢了的土耳其人使我感到厌恶。

　　①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胜利。

　　现在，我的朋友德·拉·费隆内仍在当政②。我庆幸自己，我作出跟随他的决定将会使他职位的那些竞争对手远他而去。但最终我还是得离开这儿。我只想远离政治生涯，回归孤独，我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独立自主。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将会拥有我曾为之努力奋斗的公众自由。他们会拥有，但不能滥用我的遗产，我要在您的身旁宁静地死去。

　　②德·拉·费隆内(delaFerronnays)(一七七七—一八四二)，一八二八年一月后任马蒂尼亚克内阁外交大臣，身体状况欠佳，一八二九年元月四日，在国王的办公室里差点昏厥，由“前所未有的最不幸的人”波塔利斯(详见第二卷五百九十九页)代其职务，并于三月十五日正式担任此职。

　　前天，我独自去庞菲利别墅散步，多美的享受!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六于罗马

　　在托尔路尼亚①家的举行了首场舞会。我在那里见到了地球上所有的英国人，我仍自以为是驻伦敦的大使。英国人像充当着既定的配角，准备整个冬天在巴黎·米兰、罗马、那不勒斯跳舞过冬。春天一到，他们的任期届满，要回到伦敦去。在卡皮托制遗址上的蹦蹦跳跳和上流社会到处推行的一致风俗真是千奇百怪，但愿我还有办法可以逃到罗马的荒漠里去!

　　①托尔路尼亚(Torlonia)，富有的罗马银行家。

　　在这里有真正不幸的东西，那些与当地自然界不协调的东西，就是那些充斥在这里的俗不可耐的东西：英国女人和那些无聊的花花公子就像蝙蝠被缚住了翅膀一样，把他们的怪模怪样，他们心中的愤懑和他们的妄自尊大送到你的节日盛会上来，在你家里一住不走，就像永久地住在客栈里一般。这些流浪的、扭着腰走路的大不列颠人，在盛大的节日里跳到你的位于上，要与你比试拳击，把你赶下去。他们每天贪婪地吞噬着，好的坏的来者不拒。他们给你带来了许多“荣誉”，却吞吃了你晚会上所有的蛋糕和冰淇淋。我真弄不懂，一个大使怎么能忍受得了这样一些粗俗的客人，而不将他们赶出门外。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于罗马

　　关于将要与读者见面的《回忆录》的几点说明

　　我在维也纳大会上，曾谈到过我的关于东方的回忆录已经存在。当我在一八二八年从罗马寄了一本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德·拉·费隆内公爵时，世界还不是这个样子：在法国，正统王权还存在；在俄国，波兰也还未消失；西班牙仍处于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英国还无保护我们的荣誉。因此，这本《回忆录》中的许多事都是老掉牙的了。今天，在几个方面，我的对外政策也不再相同了。十二年时间改变了外交关系，但真理的本质仍保留着。我把《回忆录》全文刊登出来，以再次为人们不顾事实真相而顽固地对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谬加指责而鸣不平。复辟王朝一旦在其朋友中选拔了各部部长之后，就不停地为法国的独立自主与法兰西的荣誉而操劳。它站起来反对维也纳条约，它要求收回用于防御的国界线，这并不是为了将疆域扩充到莱茵河河畔为荣，而是为了寻求安全的保障。当人们对它谈到欧洲平衡时，它笑了，尽管这一平衡对它是那样的不公平。既然它在北方乐意裁军，那么它当然希望首先向南方扩展。在纳瓦兰①，它重新组建了一支海军，并让希腊获得了自由，东方的问题并未再次使它措手不及。

　　①纳瓦兰(Navarin)，希腊港口。

　　自从我写《回忆录》以来，我对东方问题曾持过三种观点：

　　一、如果欧洲的土耳其将要被瓜分的话，出于扩展国土和在阿尔奇佩尔拥有几个军事基地的需要，我们也应有自己的一份。拿分割土耳其与瓜分波兰相比是极不明智的。

　　二、把土耳其看作处于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下，作为一项有利于我们强国的政策，这就等于在人类历史上删去了三个世纪。

　　三、借口使土耳其文明化，给它一些汽船，为它修建铁路，训练它的军队，教会他们驾驶军舰，这不是把文明扩展到东方，而是将野蛮引进西方。将来的易布拉欣可以使未来恢复到查理——马泰尔时期或维也纳被围的时代，波兰英勇地拯救了欧洲，而国王们的忘恩负义却给波兰施加压力。

　　我应指出的是，我和邦雅曼·贡斯当是唯一指出基督教政府缺乏主见的人，一个民族，其社会秩序建立在奴隶制和多配偶制上，这个民族，真应该送回到蒙古大草原上去。

　　最后的结果是，根据安基亚尔——斯克莱西条约①成为俄国附庸的欧洲土耳其已不复存在了。如果问题得马上解决，我所怀疑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最好把政府设在君士坦丁堡，把希腊形成一个整体。这可不可能呢?我不知道。至于穆罕默德·阿里②这个冷酷的农场主和海关关员，为法国利益考虑，埃及由他看管当然比交给英国人要好。

　　①一八三三年七月八日，俄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traited'Unkiar-Ske-lessi)。

　　②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Ali，一七六九—一八四九)埃及副王，一八一一年他在开罗屠杀了玛木路克人，后又征服苏丹。在法国的支持下，致力重过素丹的统治。

　　但我努力要显现法国复辟王朝的荣誉，啊，谁会为它所做的一切操心呢?尤其是几年之后谁还会为之操心呢?第尔和埃克巴塔尔的利益也同样使我激动，过去的世界不再、也不会再存在了。在亚历山大之后，罗马人开始当政；在凯撒大帝之后，基督教改变了世界；查理曼大帝之后，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孕育着一个新社会；拿破仑之后则是虚无；人们既看不到帝国、宗教，也看不到野蛮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但这是一种庸俗的贫瘠的文明，毫无建树。因为人们只有通过道德才会产生生命，只有通过天国之路才能激发创作灵感，铁路只不过是更快地把我们引向深渊。

　　以上就是我认为理解《回忆录》随后的正文所必要的前言。这个《回忆录》在外交事务中也会有它的地位。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我尊敬的朋友：

　　在您十二月十日的私人信件中，您对我说：“我对目前的政治局势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您一定在回信中乐意把您的想法告诉我。在这方面，您的意见最好不过了。”

　　尊敬的伯爵，您对我的友情使您对我大宽容了，我丝毫不认为附上的《回忆录》能给您以任何的启迪，只是遵照您的吩咐做而已。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于罗马

　　附：回忆录

　　第一部分

　　由于我寓事件发生的地点太远，我对谈判的情况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因此我几乎不能进行恰当的评论。然而，由于我对法国的对内政策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执着，可以说，我是第一个要求解放希腊。尊敬的伯爵，我乐意将我的想法呈献给您。

　　当我出版《关于希腊的笔记》一书时，《七月六日条约》①并不成问题。这个笔记包含有这条约的起因：我建议欧洲五大国给迪范②发个共同电报，紧急地要求他停止在素丹政府和希腊人之间的一切敌对行为。一旦遭到拒绝，五大国将立即宣布它们承认希腊政府的独立，并将接待该政府的外交使节。

　　①一八二七年，根据英国这项条约，法国、俄国也加人进去以保卫希腊，对抗土耳其。

　　②迪范：土耳其政府。

　　政府各部门都阅读了我这本笔记。由于我曾担任过外交部长，这一身份使我的观点显得有些重要性。奇怪的是，梅泰尼王子对我书中的思想表现的反对情绪还没有坎宁先生强烈。

　　我同坎宁先生曾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口才极好，胜过大政治家，真是才能卓越，不亚于政府要人。但他对成就，尤其是对法国的成就一直有着某种妒忌心，当国会中的反对派损害或刺激了他的自尊心时，他便急于进行报复，或是冷嘲热讽，或是口出狂言。就是因为这样，在西班牙战争后，他以调整海外事务为由，拒绝了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马德里政府内阁争得的参加诉讼申请。其实际的原因是：这个要求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不愿意看到，在他的方案里(如果他有方案的话)，再次出席全体大会的英国不受大会契约的任何约束，一直自由地单独行动。也是他，坎宁先生，还让军队开拔到葡萄牙，这并不是为了捍卫他第一个站起来嘲弄的宪章，而是由于反对派因我们的士兵在西班牙而指责他。他想告诉国会，英军占领里斯本正如法军占领卡迪斯一样。就这样，他最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背了国家的意志和希腊人民的利益，签订了《七月六日条约》。他之所以同意这个条约，是因为他怕看到我们和俄国带头发难，独揽解决问题的殊荣。总之，这位后来声名鹊起的部长，也相信可以通过这项条约来限制俄国的行动。然而，很明显，条约正文并没有钳制尼古拉大帝的行为，也没有强迫他放弃与土耳其之间的特种战争。

　　《七月六日条约》是一个不完全的文件，粗糙而有诸多纰漏，文件没有任何预见性，往往自相矛盾。

　　在我的《关于希腊的笔记》中，我猜测到与大国都会参加。奥地利和普鲁士却联合中立。这一中立立场使它们可以随时根据情况，极为自由地宣布支持或反对交战的某一方。

　　回忆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抓住现在。各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一切就是最好地利用已有的现实情况。所以，让我们看一看目前的局势吧。

　　我们占领了莫雷①，这个半岛的一切要塞都在我们的手里，这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

　　①在梅松将军一八二八年八月登陆之后。英雷是今天法国卢瓦尔—歇尔省的首府。

　　瓦尔纳被攻陷，成了一个距君士坦丁堡只有七十小时步程的前哨。达达尼尔海峡被封锁了。俄国人在冬天夺取了西里斯特里和其他几处要塞，去了许多新兵。到春天，为一场决定性战役的一切准备已开始进行。在亚洲，帕斯凯韦兹将军侵占了三个帕夏管辖区，他控制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资源，威胁到埃尔译鲁的交通。这也与我们有关。

　　尼古拉皇帝是不是最好在欧洲进行战争呢?如果可能，我想是这样。走过君士坦丁堡，他就能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一切外交困境；人们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寻求盟国的办法就是取胜。

　　至于土耳其这方面，据我看，如果俄国人在瓦尔纳失败，那他的早对我们宣战了。他们是不是会明智地开始和英、法谈判协商以求两者之中至少能摆脱一个呢?奥地利自然会建议它选择后者。谁将成为这批不具有欧洲思想的人们主人，还很难预料。他们狡猾如奴隶，狂傲似暴君，只有在恐惧时，他们暴戾的脾气才会有所收敛。根据几份资料，苏丹马穆二世看来比近几任苏丹都要好些，政治上尤其有胆识；但他是否具有征服自我的勇气呢?他满足于在国都郊区搞一些检查，任那些要人显贵苦苦哀求他不要去安德里诺普莱，君士坦丁堡的百姓们受胜利的影响之深远甚于国王的控制。

　　不过，我们还是得承认迪范同意以《七月六日条约》为基础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将非常艰难。如果只有希腊的边界线归他管辖，那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边界线将在大陆的什么位置呢?有多少岛屿获得自由呢?曾那样英勇地捍卫自由的萨莫斯①，会不会被抛弃?再远一点，想想那些既定的协商会，会谈会不会使尼古拉的大军陷入完全停顿状态呢?

　　①萨莫斯(Samos)，爱琴海上，希腊岛屿。

　　当土耳其的三个大国联盟全权代表在阿尔奇佩尔谈判时，军队每入侵布尔加里一步，都会改变问题的性质。如果俄国人被击退，土耳其就会解散议会。但如果俄国人打到君士坦丁堡了，那莫雷的独立就至关重要了，希腊人再也不需要保护者和谈判者了。

　　因此，让迪范来负责《七月六日条约》，这只是推迟困难，而不能解决困难。在我看来，希腊的解放和土、俄和约的签订同时进行，是使欧洲各国内阁走出困境的必要条件。

　　尼古拉皇帝对和平中提出了什么条件呢?

　　圣彼德堡内阁想要调整阿克尔芒——伊阿西条约，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吗?1．两个公国完全独立；2．黑海对俄国实行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商贸自由；3。赔偿最近一次战争中的费用。

　　要达到以此为基础的和平，有着数不清的困难。

　　如果俄国想替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挑选国王的话，那奥地利将会把这两国看作是俄国的两个省份，它会反对这桩政治交易。

　　两个公国会独立于任何大国统治之外，还是会成为同时受数个君主控制的保护国?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更喜欢由马穆任命的两国大公，因为这两国一直属于土耳其，在俄军铁蹄之下，是不堪一击的。

　　黑海贸易自由和海域向欧洲、美洲各国的船舶的全面开放，将动摇素丹政府的统治基础。允许战船在君士坦丁堡下面通过，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来说，这无异于允许外国军队有权随时沿巴黎城墙穿越法国。

　　最后，土耳其从哪里去弄钱来支付战争费用呢?所谓的素丹宝库不过是个古老的传说罢了。除高加索外，被征服的省确实可以用来作所需款项的抵押。两支俄国军队，在欧洲的这一支，似乎是事关尼古拉的荣誉所在，在亚洲的那支负责得到财物的实惠。但是，如果尼古拉自从为不受他的宣言束缚的话，英国会不会用无所谓的眼光来看待向印度前进的莫斯科士兵呢?当俄军一八二七年在波斯帝国逾越了一步时，英国不就惊慌失措了吗?

　　如果此项条约的实施以及土、俄之间和平条件的合理解决带来了双重困难，如果这一双重困难使试图克服困难的努力白费，如果到春天又展开一场新的战役，欧洲大国会在这场战争中表态吗?法国又将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就是我在《笔记》第二章中将要审视的问题。

　　第二部分

　　奥地利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对外政策上它们自然而然地联合在一起。不论其政府组成形式多么的不同，对内政策如何相悖，两者都同样敌视和嫉妒俄国；两者都希望扼制这一强国的壮大。它们也许会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它们会感到，如果俄国不屈服，它可以对抗比实际上更强硬的这种联盟。

　　臭地利无求于英国，而英国只有在为奥地利提供金钱的时候才有用处。不过英国自身为债务所累，已无力借钱给任何人了。囿于自己的财源，奥地利在现时的财政状况下无法调动大量的军队，不得不防备意大利，和同波兰与普鲁士的边界上处于警备状态。俄国军队现在的位置，进入维也纳要比进入君士坦丁堡快得多。

　　英国又能对俄国做些什么呢?关闭波罗的海，不再从北部市场购买大麻和木材，摧毁埃当①上将在地中海的舰队，或是派几个工程师和士兵去君士坦丁堡，向其他提供一些食物和弹药，进入黑海，封锁克里米亚所有的港口，还是抢走俄军后备部队的商船和军舰?

　　①埃当(Heyden)，俄军舰队司令。

　　就算这一切都做到了(首先要知道不花一大笔钱是无法做到的，而这笔钱既不可能有赔偿，也不会有担保)，尼古拉庞大的陆军依然存在。

　　奥地利和英国攻打十字军，这有利于土耳其，将增加俄国在一场民族和宗教战争中威望。这种性质的战争没有钱就可以打，由于舆论的力量，它可以便一些国家去反对另一些国家。让那些神甫们去圣彼德堡开始传教吧，就像伊斯兰学者在君士坦丁堡传道一样。他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士兵，对于战绩机会的向往远远胜过对方对人们的热情和信仰的呼唤。这股潮流从北到南势不可挡，这比起从南到北慢慢爬登的那股潮水自然要迅猛得多，因为人流毕竟更倾向于去气候好的地方。

　　如果奥地利和英国声明站在土耳其一边，普鲁士还会对这场大战袖手旁观吗?没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一点。

　　在柏林的内阁中，可能存在一个仇视和害怕圣彼德堡内阁的政党。但这个政党已开始衰败，并且认为反奥地利党，尤其认为那种家族亲情是一大障碍。

　　在君主之间，家庭观念通常很淡薄。但在普鲁士，这种联系却很紧密。菲特勒·纪尧姆三世就深深地爱着他的女儿、现今的俄国皇后。他一想到他的孙子将来能登上彼德·大帝的宝座便格外开心。王子们呢，菲特勒王子，纪尧姆王子，查理王子，亨利·阿尔贝子也都非常依恋其姐姐亚历山大娜。储君最近毫不掩饰地在罗马宣称他是吃土耳其的饭长大的。

　　权衡一番利弊后，我们发现法国处在一个受人羡慕的政治地位上，它可以成为这场争斗的评判员，它可以根据时间和情况的变化随心所欲地保持中立或声明支持某一方，如果它不得不走到极端的话，如果它的建议得不到采纳，如果它高贵而温和的态度不能使它获得它想为自己为别人所争取的和平，在它认为有必要动武的时候，利益会驱使它站到俄国一边。

　　奥地利和英国如结成反俄同盟，假如法国也加入进去，会有什么好处呢?

　　英国会借军舰给法国吗?

　　法国在欧洲是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强国，它的战舰比在必要的情况下摧毁俄军海上力量所需的数量还要多。

　　英国会给我们提供贷款吗?英国目前已经囊空如洗，法国甚至比它还富有。所以法国人根本没有必要受雇于大不列颠议会。

　　英国会为我们提供军士或武器装备吗?法国什么也不缺，更不缺士兵。

　　英国能保证我们的岛屿和陆地面积有所增加吗?如果我们对俄国开战，这会有利于土耳其皇帝，我们会从哪儿获得领土呢?还是试图从波罗的海海岸，黑海海岸或白令海峡登陆?我们或许还有另外的期望?我们打算让英国靠拢我们以便在某一天国内事务混乱时它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帝叫我们提防未来和警惕外国人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英国不重视各国国王和各国人民的自由。它随时准备为它的私利牺牲君主国和共和国。

　　不久以前它还宣布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同时拒绝承认希腊的独立。它派舰队支持墨西哥暴乱分子，在太晤士河扣留了几条留给希腊人的不堪一击的汽船。它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力的合法性，却否认费迪南权力的合法化。它见风使舵，时而忠于专制政府，时而又拥护民主政治。

　　当我们与英、奥协调作战计划对抗俄国时，我们上哪里去找昔日奥斯特里兹老对头呢?他已不在我们的边境上，那我们岂不是要用我们的钱出动十万全副武装的精良部队去支持维也纳戌君士坦丁堡吗?我们得有一支军队在雅典保卫希腊反抗土耳其，还得有另一支军队在安德里诺普莱维护士耳其对抗俄国了吗?我们在莫雷用机枪扫射奥斯芒里人，而在达达尼尔海峡则和他们拥抱吗?缺乏一致性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

　　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我们的努力在这反常的三重联盟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设想一下吧，普鲁士在这场争执中一直保持中立，荷兰也是如此，我们则就可以把力量用于对外，那我们就不会在离巴黎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被迫作战了。那么，我们为解放穆罕默德坟墓而进行红十字军东征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作为土耳其人的保护者，我们从东方回来，会有一件“荣誉袄”。我们将拥有的荣誉会是这样：牺牲一百二十万人，换取奥地利的平静，使妒忌成性的英国满意，使奥托曼帝国的鼠疫和野蛮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里继续横行肆虐。奥地利也许会从瓦拉齐和摩尔达维方面增加几个州，英国也许能从素丹政府那里获得某些通商特权。但如果我们参加的话，却只能得到一点微薄之利。因为我们既无英国那样多的商船，也没有同样的加工成品以打入东方国家的市场。在这个没有共同目标的三重联盟里，我们最终将完全上当受骗，而即使达到了目标，也不过是让我们吃亏而已。

　　不过，如果英国没有任何直接对我们有利的办法，那它至少知道该对维也纳内阁施加影响，让奥地利承诺把莱茵河左岸那些古老地区归还给我们作为对我们付出的牺牲的报偿吧?绝对不会。奥地利和英国向来反对这种让步，只有俄国才会让我们这样做。正如我们随后可以看到的那样，奥地利讨厌我们，而且对我们深感恐惧，甚于它对俄罗斯的仇恨和恐惧。更有甚者，它宁愿让俄国向保加利亚方面扩展，而不愿意法国在巴伐利亚方向壮大。

　　不过如果沙皇俄国把君士坦丁堡变为国都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会不会受到威胁呢?

　　欧洲的独立意味着什么，应该解释一番。我们想说，一切平衡打破了，俄国在征服欧洲的土耳其之后，会不会夺取奥地利，制服德国和普鲁士，最终奴役法国呢?

　　首先，一个无休无止扩展疆域的帝国会耗尽它的力量，它几乎会总是处于分裂状态，那样，我们不久将会看到两三个彼此敌对的俄国。

　　再者，自从签订最后几项条约以来，对法国来说，欧洲的平衡还存在吗?

　　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期间，英国保住了它在世界上三个部分的殖民地取得的几乎所有的战利品；在欧洲，它夺取了马耳他和伊奥民亚群岛；还没到汉偌威举行选举，它就扩大了王国，扩充了几处领地。

　　奥地利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占据了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巴伐利亚的一些边远地区，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它确实失去了荷兰，但地方并未转而归属法国，反而变为了英国和普鲁士反法的一个可怕的帮凶。

　　普鲁士也由于有了波桑公国，萨克斯的一些小块地区和莱茵河畔的一些公国得以扩大。它的前哨处在我们的领土上了，离国都只有十天的步行路程。

　　俄国疆域覆盖了芬兰，延伸到了维斯瓦河沿岸。

　　我们呢?我们从这场领土瓜分中捞到了什么呢?我们的殖民地被掠夺，我们原有的领土没有得到尊重，兰多①脱离了法国，于宁格被夷平，在我国边境上留下一道五十余里的大缺口。小国撒丁岛也恬不知耻地从拿破仑帝国和路易十四窃取了几小块地盘。

　　①兰多(Landau)今属德国。十七和十八世纪时属法国，一八一五年归属巴伐利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何好处让奥地利和英国放心去对付俄国的胜利吗?当俄国向东方扩展，威胁到维也纳内阁时，我们会处于危险境地吗?他们待我们并不客气，以致我们对我们的敌人的担心这么敏感吗?英国和奥地利一直是，将来也会是法国天然的对手。我们将看到了要攻打我们，掠夺我们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愿意同俄国结成联盟的。

　　不要忘记，当我们拿起武器来拯救被尼古拉可能的野心置于危险的欧洲的时候，较少有骑士风度而更显贪婪的奥地利也许会听彼德堡内阁的话的：政策的突然改变对它来说算不了什么。有了俄国的默许，它会夺取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留给我们的慰藉只是让我们为穆罕默德卖命。

　　法兰西已经与土耳其人处于半敌对状态了。法国自己为希腊的事业已花去了几百万，投入了两万多兵力。英国却只说了几句漂亮的话，便背叛了“七·六”条约的原则；法国损失了荣誉兵力和金钱：我们的远征只会得一次政策上的可耻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不和英、奥结盟，尼古拉大帝就会去君士坦丁堡吗?欧洲平衡就会因此打破吗?

　　让这些或真或假的担忧，我们再说一遍，留给英国和奥地利吧。让英国看到俄国抢占东方通道变为海上强国，这与我们关系不大。有那个必要让法国人流血流汗，丧失殖民地、舰队和海上贸易优势，让英国保持海上霸主地位吗?难道应该让那些合法家族动用军队保护那些想尽法子闹得法国鸡犬不宁的非法集团吗?当所有的强国，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它们拧成一股绳，增加它们自己的分量而减少法国的分量，这个欧洲平衡，真漂亮呢!让它们像我们一样进入它们的旧边界，然后我们得跑去向它们乞求独立，这独立要受到多大的威胁啊!它们会毫无顾忌地和俄国结盟以肢解我们，侵吞我们的胜利果实，所以，让它们看到我们和这个俄罗斯加强联系感到难受吧，那样才能回到合理的边界和重建真正的欧洲平衡!

　　此外，如果尼古拉皇帝愿意并且能够去君士坦丁堡签订和约的话，奥托曼帝国被摧毁会不会成为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呢?和约巳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签订了。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差不多欧洲所有的首都被攻占过：奥地利，巴伐利亚，普鲁士，法国，西班牙都灭亡了吗?哥萨克人和匈牙利人两次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安营扎寨，亨利四世王朝被军事占领已达三年之久，而我们要是看到哥萨克人在素丹宫廷里，我们都会感动的；而且我们会把这种可能性看作是野蛮人的荣誉，而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过，这是文明的荣誉，是我们祖国的荣誉。让素丹的自负受到凌辱吧，那时，它也许会被迫承认被它践踏的这些人权。

　　现在来看看我说哪里了，以及我要从前述得出结论。请看下列结论：

　　如果交战的各大国不能在冬天达成一项和解协议，如果欧洲的其他国家也认为在春季里要卷入到这一争斗中去，如果各种联盟形成了，如果法国被迫在这些联盟中作出选择，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法国脱离中立，它的一切利害关系都应让它决心与俄国结盟，各种考虑认为可靠，又可提供某些好处，也就容易让普鲁士加入进去。

　　俄法之间互有好感，俄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差不多全受到了法国文明的影响，法国教给俄国它的语言和道德风尚。处在欧洲大陆的两极，法国和俄国没有毗邻的世界，没有可以遭遇的战场；在商业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竞争；俄国惯常的敌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也是法国惯常的敌人。在和平时期，杜伊勒利内阁是圣彼德堡内阁的同盟，在欧洲不可能动荡；而在战争时期，两个内阁的联盟则可以主宰世界。

　　我曾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法国与英、奥联盟对抗俄国，那是一种骗人的联盟。在这样的联盟里，我们只能白白地流血和损耗我们的宝贵财富。而与俄国联盟，则恰恰相反，我们甚至还可以确保我们在群岛的地位和把我们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莱茵河河畔。

　　我们可以这样对尼古拉说：

　　你们的敌人央求我们，我们希望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我们想保持中立。但最终如果您只能以武力解决与素丹政府的争端，如果您想去君士坦丁堡，那您就同那些宗教大国一道去平均瓜分欧洲的土耳其吧。那些无法在东方扩张的强国将接收一些补偿。至于我们，我们只想拥有莱茵河一线，从斯特拉斯堡到科隆，这是我们的正当要求。您的兄弟亚历山大说过，法国的强大对俄国有利。如果您同意其他强国都会拒绝的这一安排，我们不会坐视这些强国插手你们同土耳其的争端。如果它们不听我们的劝阻去攻打你们，我们将和你们一同战斗，条件嘛，当然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这就是我们可以向尼古拉说的。奥地利和英国永远不可能答应以莱茵河作我国的国界来要求同我们结盟。然而法国的国界迟早要定在那里，这既是为了它的荣誉，也是为了它的安全。

　　向奥、英开战，我们取胜的希望很大，而败北的可能性却很小。首先得设法稳住普鲁士，最终促成它与我们和俄国结盟：这一步做到了，荷兰便没法宣称与我们为敌了。在目前的精神状况下，保卫阿尔卑斯山的四万法国人可能会激怒整个意大利。

　　至于对英国的敌对，如果万一它要开战，应增派两万五千人去莫雷，或者迅速从那里召回我们的军队和舰队。不再搞分舰队，将战船在所有的海面上一只一只分散开来，将缴获的船只擞去一切装备后，命令将其沉入海底。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增加张贴的报复特许状。用不了多久，大不列颠迫于破产和商业危机，会恳求恢复和平。我们不是见到过它在一八一四年向美国的海军投降吗?它现在也只有九艘驱逐舰和十一条战船呢。

　　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我们的特殊利益的双重关系考虑，俄国对素丹的战争不应引起我们的不安。根据大文明之原则，人类只有在奥托曼帝国毁灭之后才能得到发展：对人民大众来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比臭斯曼的统治要好几千倍。道德和政治社会的一切因素实际上渊源于基督教；社会毁灭的根由在于穆罕默德教。有人说目前的素丹已向文明迈步，是不是因为它在几个法国叛徒和几个英、奥官员的帮助下，试图让它那狂热的部落也接受正规的训练?从何时开始，学习武器的机械操作也成了一种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教土耳其学习我们的战术几乎是一种犯罪：应该给经过训练的士兵洗礼，除非有人存心要培养社会的毁灭者。

　　缺乏远见者比比皆是：欢呼建立奥托曼军队的奥地利将是第一个自食其果者：如果土耳其人攻打俄国人，他们会更有理由能与他们的邻国帝国的士兵较量；维也纳这次也在劫难逃。以为素丹没有什么可怕的欧洲其他国家，它们会不会更加安全呢?一些狂热而目光短浅的人想当然，希望土耳其是一个规矩的军事强国，希望它加入文明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共同法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平衡，它的一句空话使得这些人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已实现了的愿望其结果会是什么?当欧洲那些其余的国家取悦素丹，以某种借口攻打一个基督政府时，一支操作精良，有埃及帕夏舰队和有强国柏柏尔①人海军部队参加的君士坦丁堡舰队会宣布封锁西班牙或意大利海岸，派五万兵力在卡塔赫纳②或那不勒斯登陆，那时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把十字旗插到圣索非亚③上，继续训练土耳其、阿尔巴尼亚、非洲黑人和阿拉伯的游牧部队呢?不出二十年，也许伊斯兰教的新目旗会在圣彼德教堂的圆屋顶上空大放光芒，那时你们还会号召欧洲参与反对拥有肆虐、奴隶制和可兰经的异教徒吗?那时就会为时太晚啊!

　　①指北非诸伊斯兰国家。

　　②卡塔赫纳(Canthagene)：西班牙地中海港口。

　　③圣索非亚：君士坦丁堡的教堂。

　　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尼古拉大帝率军取胜时才能得以实现。

　　至于法国的特别利益，我已作了充分说明，它存在于我们与俄国的结盟之中，只有通过这个强国所支持的东方战争才能有效地逐步实现。

　　关于《回忆录》的概述、结论和思考

　　概述如下：

　　一、土耳其同不同意在《七·六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现在尚未决定，土、俄之间的和平未能实现；在巴尔干腹地进行战争的可能性随时会改变那些关注希腊解放的全权代表的论据和立场。

　　二、尼古拉大帝和穆罕默德素丹议和的可能条件容易受到最强烈的反对。

　　三、俄国可以对抗英、奥同盟，这种同盟表面上很了不起，实际上并非如此。

　　四、普鲁士与尼古拉——菲特勒·纪尧姆三世的女婿的联合更有可能，而不会与尼古拉大帝的敌人联合。

　　五、与奥、英结盟对抗俄国，法国只会损失一切，根本无利可图。

　　六、欧洲的独立自主完全不会受俄国在东方征战的威胁。那种不考虑到有任何障碍，让俄国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长驱直入，把它们的桎梏强加在德、法的头上，这种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一切帝国在扩张时，也削弱了它自己。至于力量平衡，对法国来说，很久以前就被打破了。它失去了殖民地，被紧紧地束缚在旧有的国界线内，而英、奥、普、俄则在迅速扩张。

　　七、如果法国不得不放弃中立，拿起武器支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话，从文明的整体利益和法国本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加入同俄国的联盟。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莱茵河作为我们的国界线和得到群岛的殖民地。这是圣詹姆斯内阁和维纳内阁从来不曾给过我们的好处。

　　以上便是对这本笔记的概述。我只能根据假设进行推理。我不知道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英、奥、俄会提出或者已提出了一些什么主张。也许一份资料或一个电报就可以使这些事实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这是由于距离太遥远和推测性政策带来的不便。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法国人的地位是强大的，法国政府能从这件事情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只要它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为任何人所吓倒，并且在坚定的言语上配上坚强的行动。我们有一位倍受尊敬的国王，一位宝座的继承者，他动用了三十万军队在莱茵河畔扩大?他在西班牙赢得的荣誉。我们对莫雷的远征使我们扮演了一个荣耀的角色。我们在政治上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的财政的繁荣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有了这些，我们尽可以昂首阔步；拥有天才、勇气、勤劳和财富，这是怎样的国度啊!

　　此外，我并不认为把一切都说全了，把一切都预见到了。我没有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说法是最好的。我明白，在人类的事务中，有一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人果真能恰到好处地预见最新最普遍的革命成果，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人在细节上会弄错。具体事件往往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变化着；看到了目标，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些事先想都没有想过其存在的方法去实现它。比如，土耳其将被赶出欧洲，这是肯定的。但会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被赶出去?目前这场战争能不能使文明世界赶走这个祸患?我讲的那些阻碍和平的障碍是不是不可以克服呢?如果仅限于类似的推理的话，确实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算计上加上与已经造成战争的不一样情况，那就不可能。

　　现在的一切与从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宗教和道德，大部分实际情况都变化了，即使不是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与人和与事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了。多萨仍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格罗蒂斯仍是一个天才的政论家，皮方多尔夫仍是个判断精确的人，但是，在今天，却不能运用他们那种外交规则，也不能在欧洲的政治权利上重新回到威斯伐利亚条约上去。现在人民群众介入了那些过去仅仅由政府管理的事务；他们对这些事物的感受也不同于以往了；他们对同样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他们看事物不再用同样的角度；他们身上的理智有了增加，想象却少了；实利压倒了豪情和热心的决断；某种情由决定一切。欧洲大多数皇室和内阁坐着一些厌弃革命，厌倦战争，对一切冒险的事时，最小的影响可以决定最重大的事情，相似的事情会走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奴隶可以使一项和约在君士坦丁堡得以签订，而这是整个欧洲祈求、下跪都无法获得的。如果上面所讲述的某种出乎意料的原因导致在冬天引来某种谈判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与《笔记》中的原则不相符合，是不是该马上拒绝呢?也许不用：当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争取时间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我们可以明白那些最好的事，并满足于那些不那么糟的事。特别政治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在国家方面，绝对化有诸多的严重不妥。土耳其人被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人类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次征战我们不负责任，伊斯兰教的丧钟也许还没有敲响：为了不做傻事，仇恨谁应该弄明白，什么也不应妨碍法国进入谈判，但要注意使谈判尽可能接近本《笔记》要求的精神。这就得靠各个帝国的掌舵人。他们要看好风尚，避开暗礁，驾驭好航船。

　　当然，如果北方强大的君主同意降低和平条件，以实施阿克尔芒条约并解放希腊，就有可能让素丹政府听话。但是，有什么可能让俄国满足于不发一弹便可获得的条件?它怎么能放弃那些如此傲慢、公开提出的要求呢?如果有办法的话，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议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会上尼古拉将满足或装个样子满足基督教欧洲的心愿。在人们取得成功的办法就是保全他们的自尊心，给他们提供收回自己的诺言体面地摆脱困境的理由。

　　这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最大的障碍可能来自奥托曼军队在冬天出乎意料的取胜。但愿俄国人或者由于气候的严寒，军需品的缺乏，军力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被迫放弃围攻酉里斯特里①；但愿瓦尔纳再次落到土耳其人的手里(不过这几乎不可能)，尼古拉大帝将听不进任何建议，跌入各国君主末等位置。那时战争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将回到《笔记》所推断的可能状态之中。但愿俄国失去军事强国的地位，被土耳其取而代之，那时欧洲的危难会有些改变。然而，穆罕默德的弯刀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比尼古拉的长剑对我们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如果偶然的机会把一个非凡的王子推上了素丹的宝座，尽管他有宏图大愿去改变法律和道德，他也不能活那么长的时间。穆罕默德快死了，他会把他的帝国，连同他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狂热的士兵，连同他那已掌握了一种新的征服手段——现代战术的伊斯兰教学者——交给谁呢?

　　①西里斯特里：目前是保加利亚多瑙河上的港口，十世纪时曾是土耳其的要塞。

　　当奥地利最终由于错误的估计而惊恐万分时，它将被迫龟缩在土耳其近卫军不至让它觉得害怕的边界内。尼古拉军队丢脸的可能结果，一次新的军事起义也许会在圣彼德堡爆发，并渐渐蔓延开去，在德国北部挑起战火。以上就是那些在政治上停留在普通的恐惧如同老生常谈的那些人所观察不到的结果。一些短函件，一些小阴谋，是奥地利用来反对可能威胁一切的运动的手段。如果法、英采取与它们相称的立场，如果在素丹对和平的建议不置一顾时，法英照会素丹政府说，它将会春天在战场上见他们，这个决心很快会使欧洲的一切忧虑烟消云散。

　　回忆录的存在，已在外交界传播开来，我受到了我从未拒绝过，但也从未奢望的尊敬。我不太看重那些能够突袭事实的事情。我的西班牙兵法是一件很实际的东西。在旧社会发生的普遍的革命，其不停的工作在给我们带来传统政权的倒台的同时，却打乱了有关事实持续性的计算方法，如一八二八年存在过的那些事实。

　　您愿意相信—个大作家和一个大政治家之间在功绩上和荣耀上的巨大的差别吗?我的外交工作因其高度灵活，即取得的成就，已被认可。谁读到这个《回忆录》，谁都会一口气读完。如我是读者，我也会这样做。好吧，不要把这本小小的著作当作使馆文献，人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荷马或维吉尔式的某个章节，上天赐给我他们的天才，你们以为，我会在迦太基漏掉迪东的爱情或普尼亚姆在阿维尔帐篷里流的眼泪吗?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去参观了蒂贝利纳科学院，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听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演讲和优美的诗句。多少才智浪费了!今天晚上，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正沮丧万分地给您写信。

　　这种沉重的心情总算过去了。德·滋夫人很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地球上全部的红衣主教。整个欧洲，在罗马，都同罗马在一起。既然我奉命在这里工作一些日子，我愿意同另一位大使做得一样好。敌人不希望任何成就，甚至最可怜的成就。在他们自认为无与伦比的方面获得成功，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下周六，我将成为圣·让·德·拉特朗①的议事司铎，周日我将为同事们举行宴会。今天将举行一个我无心参加的会议。我和所有的艺术家将在盖兰家吃晚饭，我们将放下您为普森作的纪念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德普雷先生，他将把大画家的一张画像做成一个浅浮雕，勒穆瓦纳先生将制作画家的半身塑像。这里真应有些法国的能工巧匠才好。

　　①法国国王任此职是圣·让·德·拉特朗的议事司铎，他的大使可代理此职。

　　为了补充我的罗马的故事，德·卡斯特妮②夫人到了。这又是一个曾像塞扎琳娜③一样的跳到我膝盖上来的小姑娘。这个可怜的女子现在变了很多。当我跟她讲起她在洛莫瓦时的童年时光时，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看来在这个四处飘泊的女子身上，再无欢乐可言了。多么孤独啊!为了谁?您瞧，最好的不过的是，尽快去见您。如果我的摩西④从山上下来，我将向它借一缕阳光，让我在您的眼前显得光辉灿烂和青春重显。

　　②德·卡斯特妮decastfies，巴尔扎克后来的情人，他后来以她为原形塑造了德·朗热公爵夫人。

　　③塞扎琳娜·德·马代多(Cearined'Houdetot)，于一八一一年嫁与普罗斯佩·德·巴朗特，其祖母曾是让·雅克·卢棱的恋人。

　　④夏托布里昂希望他的不幸悲剧有朝一日能搬上舞台。

　　我在科学院这顿晚餐吃得很畅快，年轻人非常高兴：一个大使第一次在他们中间吃晚饭。我向他们宣布了普森纪念碑一事，这样我好像已经为他们的骨灰增添了光彩。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与其浪费您和我的时间讲述我每天的所作所为，我宁愿等到这些东西在罗马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以后一并寄给您。有十二个月的时间落到我的头上。我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我什么时候会停止在大路上浪费那些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时光呢?只要我是富有的，我是不计较开支的；我曾经认为我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如今，看着它已减少了许多，想到能在您石榴裙下的时间亦来日无多，不由得我心里一紧。但是在地面上的生命结束以后，不是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么?作为可怜卑微的基督徒，面对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我颤抖了，我不知我将去何方，没有您，我在任何地方都会很痛苦。我曾多次跟您讲到过我的计划和未来。毁灭、健康、失去一切幻想，一切都在对我说：“滚开，出去，结束吧。”在生命的尽头，我只看到您。您曾希望我的罗马之行能留下印记，现在我这样做了：普森的墓将保留下来，墓碑上将刻着如下的题字：

　　F·A·德·夏多布里昂致尼古拉·普森：艺术的光荣，法国的荣誉

　　我现在在这里有什么可干什么呢?我无所事事，尤其是在以一百杜卡托①为您最爱的人的您会说，首先爱我而后是勒·塔斯②的纪念碑刻字之后。

　　①威尼斯古金币名。

　　②勒·塔斯(kTame，一五四四—一五九五)意大利诗人。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又要向您祝贺新年了，但愿上帝赠给您健康长寿!别忘了我，我也有这个希望，因为您很记得德·蒙莫朗西先生和斯塔尔夫人，您有很好的记忆，一如您的好心肠。昨天我还跟萨尔瓦日夫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出像您这么美丽而善良的人了。

　　我昨天同教皇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们无所不谈，谈到了一些最高层次、最为严肃的话题。他是个杰出、明智的人，一个庄重的亲王。我的政治生活中本只缺少与教皇的交往了，而这一次正好给我的政治生涯补全了。

　　您想确切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吗?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回到我的办公室，我给您写信，有事干的时候，我办点公务(为了法国的某些机构，或为了法国穷人，要做的具体工作就很多了)。中午，我会在废墟里，或在圣彼德教堂，或在梵蒂冈，东游西荡两三个小时。有时，我不得不在散步前后拜访一些人。下午五点回家，换上晚装，六点吃晚饭。七点半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起去参加晚会，或在家里接待几个朋友。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有时我还要去乡下，尽管那里有小偷和疟疾，去乡下干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干。我去聆听寂静，我一面走，一面看着自己的影子沿着月光下的引水道，从一个廊柱移到另一个廊柱。

　　罗马人对我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了，往往是我为他们当时钟。但愿他们快些吧，我将很快把钟面转完一圈。

　　一八二九年一月三日星期六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真倒霉，在全世界天气最好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雨天，使得我不能出去散步了。然而那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在这些偏僻的乡村里，我就要想念您了。这些乡村是联结我对过去和未来感情的纽带，因为从前我也作同样的散步。我每周要到那个英国女人①淹死的地方去一两次。现在，谁还会记得那个可怜的女人巴蒂斯特小姐吗?她的同胞们沿河奔跑也不会想到她。见过其他许多事情的台伯河也不会为此事操心。它的波涛再起：这些波涛，一如它从前席卷这位充满着希望、美丽和生命的女人时一样的苍白和宁静。

　　①一八二四年三月她沿台伯河骑马而行时落人河中淹死。

　　现在，我被高高挂起，自己尚未觉察。原谅一只被淋湿被关在兔窟的野兔吧。我该跟您讲讲上星期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大使馆来了一大群人，我背靠着一张大理石桌子，跟进进出出的人打招呼，一个我既不知其姓名也未曾谋面的英国女人向我走来，她两眼盯着我，用一种您明白的口气对我说道：“夏多布里昂先生，您真倒霉!”我对于这种责备和这种开场白惊讶不已，我问她想说些什么，她回答说：“我想说我同情您。”说完，她钩住另一个女人的胳臂，一转身便消失在人群里了。在后来的晚会中，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了。这个奇怪的外国女人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然而我很感谢她那神秘的话语。

　　你们的报纸仍然在反反复复地议论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脾气。我真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遗忘了。

　　我通过邮局写信给蒂埃里先生，他在伊埃尔病得很重。德·拉·布耶里先生②毫无回音。

　　②德·拉·布耶里(delaBouillefie)，皇室总管，作者因为奥古斯坦·蒂埃里的事给他写过信。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星期四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