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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亲手给我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我收到了您的短封，亲爱的子爵。我将非常高兴明天十点左右能见到您，如果这个时间对您适合的话。
愿我们历来的、真诚的友谊常青。
德·波利尼亚克王子
这张便条对我来说，不像个好预兆；他那外交辞令上的保留语气令我担心会遭到国王的拒绝。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内阁，我找到了德·波利尼亚王子。他朝我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他内心里抒发的情感来看，我宁愿相信是真诚的。然后，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们开始慢慢地从内阁花园中的长廊这一端走到另一端，来回走着。他说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国王不同意，我得返回罗马去。每次他重复最后这样一句话时，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为什么，”他对我说道，“为什么您不愿意像拉·费隆内和波利塔斯那样同我共事呢?我难道不是您的朋友吗?在罗马，我会给您想要的一切的；在法国，您会比大臣更大臣，我会听您的建议的。您如果要退下来，那会引起新的分裂的。您不想让政府造成损失吧?如果您坚持要退休，国王会生气的。亲爱的子爵，我求您了，别做傻事。”
我回答道，我不会做一件傻事，我做事有充分的理由。我还说他的内阁太不得人心，偏见是不会公正的，然而偏见的确存在。我还说，整个法国必得实行大众的自由，而我正是这些自由的捍卫者，我不可能同站在自由一边的敌人乘坐同一条船起航。在这次辩论中，我相当尴尬，因为实际上，我对新内阁不能马上提出什么异议，我只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能否认什么时才能向他们发起攻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发誓说，他喜欢宪章①并不亚于我；但他是以他的方式来喜欢它的，他喜欢它近似于过分。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名誉受到了玷污的姑娘，而你对她还脉脉温情，那对她有多少用处呢?
①指法国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谈话围绕着同一话题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德·波利尼亚克结束谈话时对我这样说道，如果我同意继任旧职，国王就会高兴地接见我，并听取我想同他说的反对他那位部长的话；但如果我坚持辞职，国王陛下则会认为他没有必要接见我，因为他和我之间的一场谈话只会是不愉快的事情。
我反驳说：“那么，瞧着吧，王子殿下，我的辞呈就算呈上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出尔反尔过；既然国王认为接见他的一位忠臣不适合，那么我就不坚持了。”讲了这些话之后，我便出来了。我请王子殿下重新委派拉瓦尔公爵先生去罗马当大使，如果他还愿意承担此职，那时我将向他办理有关移交手续。然后，我步行走上了荣军院大道，那是通向我的诊所的大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我离开德·波利尼亚克时，他在我看来，在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任中，使得他明显地变得哑口无言，而这种哑口无言足可以扼死一个帝国的。
我辞去罗马大使的决定已经下达，我便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圣父：
作为一八二三年法国的外交部长，我有幸担当了已故国王路易十八的代言人，他让陛下登上了圣皮埃尔的宝座。作为查理十世陛下驻罗马的大使，我更有幸看到了您洪福齐天登上了教皇皇位，并且聆听了您对我说的那番话，那是我一生的光荣。在结束我有幸在您身边担任的高级使命时，我来向您证实一下那些我不断了解到的要害憾事。圣父，对您的善行善举，我要向您表示忠诚的感激，同时我还请求您赐我使徒的祝福。
顺致崇高、忠诚的敬礼!
您最谦卑、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经过好几天时间的搜肠刮肚，我在我的于蒂克①中总算搞出了些眉目；我写了一些信，用来拆毁我花了那么多的爱心修建起来的大厦。像一个人的死亡一样，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关系到家庭的、家族的活动；在一个梦的死亡里，毁灭这个梦的现实是更使人心碎的。永远的流放在罗马的废墟里曾经是我的幻想。像但丁②一样，我曾作好了安排，不再回到我的祖国去。这些有关遗嘱的明确解释，对《回忆录》的读者来说，不会有兴趣的；而对我来说，它却相反。年老的鸟儿从它避难的树枝上掉了下来，那是它离开它的生命走向死亡；它被流水带走，那也只是变成河流的一部分。
①公元前四十六年，继法尔萨尔之后，小卡通在于蒂克被赐死。于蒂克，非洲北部城市。
②但丁(Dante，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意大利作家，政治家。
报纸上的溜须拍马
当一群燕子要出发时，总有一只要先飞出来，通报其他燕子马上就要出发。我第一个展翅飞翔，赶在公正无私飞行的前面。报纸对我备加赞扬，它们让我入迷了吗?一点都不会。我朋友中的一些人用保证我会成为首相的话来安慰我，说这一局玩得那么爽快，会决定我的未来：他们以为我有那种野心，其实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不明白，一个人只要同我共同生活一个星期，而且很融洽，他不会不发现我缺少的正是这种激情——这种激情是能把人推到政治生涯的最高位置的。我时刻在寻找退休的机会，我之所以对罗马大使馆那么感兴趣，正是因为它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它是个退隐的好处所。
说到底，我把对立面推得那么远，我在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的感觉，我将不得不成为焦点、中心和靶子；我被吓坏了，这种恐惧增加了我对失去了的宁静避难所的惋惜。
不管怎么说，在走下祭坛的偶像前要多烧香。德·拉马丁先生，法兰西新的、光辉的典范，就法兰西科学院候选资格①问题给我写了信，那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①以接替达吕的位置。拉马丁在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当选。
德·拉·诺②来我家里待了一些时候。他对我说，他离开了您，耽误了您一些用来在法国建立一座纪念碑的宝贵时间。您的每一次自愿的、勇敢的免职都能给您的姓氏增添荣耀，为您的国家增添荣誉。
②德·拉·诺(deLaNoue，一五三一—一五九一)，法国剧作家。
《诗人的沉思》的作者这封珍贵的信收到之后，马上便收到了德，拉克雷泰尔先生的信。他对我写道：
他们竞选择了这么个时候来侮辱您!您，是个鞠躬尽瘁的人，对您来说，卓越的工作比高尚的行为更值钱!您的辞职同选定新的部长，在我看来，这两件事事先就联系在一起的。您的献身精神使我们亲密无间，如同波拿巴用他的胜利赢得我们的好感一样。但是，他手下有很多人，而您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两个很有功德，很有文学功底的作家，阿贝尔·雷米扎先生和圣马丹先生①，起来反对我时只是软弱了一点，他们是同德·达马斯男爵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设想他们对于蔑视社会地位的这些人有些恼火：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原谅那些蛮横无礼的人。
①阿贝尔·雷米扎(AbelRemusat)和圣马丹(SaintMartin)都是东方学者、极端保皇党人。
基佐先生赏脸亲自参观了我的住所。他认为能够越过大自然设置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走近我，对我讲了他应该讲的话：“先生，真是今非昔比啊。”在今年(一八二九年)，基佐先生需要我帮他竞选，我便给利西厄地区的选民写了信，他被提名了。德·巴罗格里②先生为此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②阿希尔·德·巴罗格里公爵(AchilledeBroglie，一七八五—一八七○)，娶了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先生，感谢您给我写信。我很好地用上了这封信，就像应该做的那样，而且我坚信，像一切来自于您的东西一样，它将结出硕果，结出有益的果实。就我而言，如果只牵涉到我自己，我同样地感谢您，因为没有任何事件会让我看得更重要，也不会让我产生更大的兴趣。
七月的日日夜夜让基佐先生当上了众议员，由此我成了他政治上高升的部分因素：卑贱者的祈祷有时候是会让上天听到的。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是德·布尔蒙先生，德·拉·布尔多内先生，德·夏布洛尔先生，库瓦齐埃先生和蒙特贝尔先生。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在根特①从国王家里出来下楼时，在楼梯下面遇见了一个身着礼服、脚穿沾满泥浆的长统靴的人，他正要上楼去见国王。从他的精神面貌，从他的机敏灵巧，从他那温和、漂亮、像游蛇似的眼睛，我认出他就是德·布尔蒙将军。他于十四号脱离了波拿巴的军队。德·布尔蒙伯爵是一位优秀的军官，擅长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但他是属于这种人中的一个：身居高位，看得见障碍却无法克服它，原因是被人家指挥而不是指挥人家。幸运的是，在他的征途中，阿尔及尔会给他留下一个好名声。
①比利时城市。
德·拉·布尔多内伯爵，过去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最难相处的人，你一靠近他，他就会对你尥蹶子；他在议院里攻击演讲者，就像在农村里谩骂他的邻居一样；他会因为一句话，跟你闹翻天，比如为了排水沟什么的，他会同你打官司。我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当天上午，他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要同我绝交：·因为我当了大臣。我笑了，任这个无赖撒泼；他也笑了，活像个泄气的赖皮狗。
德·蒙特贝尔先生先是公共教育大臣，后来德·布尔多内先生退休时，德·蒙特贝尔先生便在内部取代了他。而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则取代德·蒙特贝尔先生当了公共教育大臣。
双方都在准备开战：大臣一方出版了一些讽刺小册子，反对代议制；反对派组织了起来，并扬言：如果违反宪章，就拒绝纳税。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布列塔尼联盟”的组织来对抗政府：我的那些同乡常常在最近的革命行动中采取主动行动，在布列塔尼人的脑瓜子里有着我们那半岛上特有的肆虐海岸的“劲风”。
一份其宗旨是推翻旧王朝的报纸大大鼓起了人们的士气。年轻而又英俊的书商索特莱早有自杀的企图，几次想用显赫的方式为他的党英勇献身。他曾负责共和国的文库工作的管理；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卡雷尔先生是编辑。《国民报》①的老板塔莱朗王子没给金库里带来一分钱，他扔进金库里的只是一份背叛和腐化，只是污染了报纸的精神。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梯也尔先生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①这是共和国文库报纸的名称。
先生：
不知道一份开创的报纸是不是会做到它应该做的那样，我把第一期《国民报》先寄给您。我所有的同事和我一起，请您赏脸予以评断，不是作为订户，而是作为义务评论者。如果在第一篇文章里——那是我极为关注的文章——我成功地表达了您赞成的见解，我就放心了，也能肯定我的路走对了。
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阿·梯也尔
我会回过头来谈谈《国民报》的编辑们的，我会说说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但现在我要单独谈谈卡雷尔先生。他是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的上司，在我同他有来往的时候，他能单纯地看待自己，由于他在作家中后来居上，他用他的剑维护着那些文人“拔”①出来的观点。
①这些文人满足于“拔”出(陈述)那些观点，而他，“拔”出了他的剑：是不是应这样来理解?
远征阿尔及尔
在打算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远征阿尔及尔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作战大臣布尔蒙将军被任命为这次远征的首脑：他预料即将要发生政变，难道他想逃避这次政变的责任吗?从他的过去和他的手段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这对查理十世来说，是个不幸。如果不幸发生期间，将军留在巴黎，作战大臣的职位就不会落人到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手中；德·布尔蒙先生无疑会把全部皇家军队集中到巴黎来；他会筹集必要的资金和给养，让土兵什么也不缺。
我们的海军在纳瓦兰②战役后，经过休整，从法国过去被荒废的各个海港出发了；锚地上挤满了开航远去的舰队船只。蒸汽船，人类天才的发明，来来往往在各师之间传达命令，像美人鱼，像海军上将的助手，活跃在军营之中。王太子③站在岸边，市民和乡民也来到了那里。他，这位王太子，把他的亲人、西班牙国王从革命中挽救出来以后，看到旭日东升，基督徒们也应得到解脱，但他是不是能以为接近大功告成了呢?
②指一八二七年十月英法俄与土埃(土耳其、埃及)之间的战争。
③指昂古莱梅(Angouleme)。
现在再也不是卡特琳·德·麦迪西请求土耳其把阿尔及尔王国当作封地授与亨利三世的时代了，也不是为人作嫁的时代了!阿尔及尔将成为我们的掌上明珠，我们的战利品，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不用担心英国敢阻止我们去夺取这座“皇宫”；这却能使人想起夏尔五世和他的财产的变化。这对聚集在这里欢呼的法国群众、欢呼博絮埃的群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和巨大的幸福。豪华的大船准备用船头拉开环链时，海雕的叫声使胜利的欢呼声更加高涨。当欢呼声里喊道：未来的成就属于伟大的国王时，就像将来有一天在他的坟墓里对他安慰道，他的家族已散布四方：
你在征服者面前，要么屈服，要么倒下，阿尔及尔，你堆满了基督徒的尸体。你在你那颗吝啬的心里说：我用我的法规守住我的大海，国民是我胜利之本。你的战船的轻捷让你信心十足，但是，你将看到你会在你的舷侧受到攻击，就像你要到悬崖上的鸟窝里去抓一只正在喂它的孩子的迷人的鸟儿一样，你也要受到攻击。你现在交还了你的奴隶。路易已经砸碎了枷锁，你的枷锁使奴隶们受不了了，他们在光荣的帝国里生来就是自由的。惊讶的水手们事先就大声叫道：“谁像蒂尔?然而她在大海中已自杀身亡①。”
①玛丽·泰雷兹(Msrie-Teerese)王后葬礼上的祷词。
精彩的话语!你没有能够推迟王位的崩溃吧?国民们朝他们自己的命运走去，像但丁的某些影子一样，要他们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幸福之中。
这些战船给努迷蒂的大海带来了自由，也带走了合法性；这支在白帆下的舰队，是君主政体的开航出海，它远离了圣路易上船时的港口，那时死神在加太基正叫他。从阿尔及尔苦役犯监狱里释放的奴隶们，那些把你们送回你们国家的人却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祖国，那些把你们从永久的流放中解救出来的人们自己却遭到了驱逐。这支庞大船队的主人乘坐一只小船穿过大海逃了，但法兰西可以对他说科内利对蓬佩说过的话：“这是我财产的杰作，而不是你的，我看你现在龟缩在一叶小小的可怜的扁舟上；而你却想划着它与五百只战船一起航行①。”
①普吕塔克的《蓬佩的一生》(埃约译)。
这群聚集在土伦海岸上的人群目送着开往非洲的这支舰队；这群人中没有我的朋友吗?德·勒·普莱西，我姐夫的兄弟②，不是在船上接待一位漂亮的女士吗?那位女士是勒诺芒太太，她在等着从尚波利翁返回的朋友。这次对非洲的突然进击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还是听听我的同乡、德·潘奥昂先生怎么说吧：“自从我们看到这同一面旗帜在这些同样的海岸对面五百只战船上空飘扬以来，还不到两个月，六万士兵就急不可耐想去非洲战场上大展拳脚了。到今天，几个病人，几个伤员艰难地行走在我们三桅战舰的甲板上，这是战舰上的唯一随员了。……在哨兵拿起武器，像往常一样向这面旗帜的升降致敬时，甲板上的一切谈话声便戛然而止。我也马上脱帽，带着只有在年老的国王本人面前那种无比的崇敬行礼。而在我的心底里，我是跪在深遭不幸的陛下面前的；我是悲伤地看到了这种不幸的迹象的③。”
②安娜·比松·德·拉维涅(AnneBuissondeLavigne)，夏多布里昂的姐姐，一七八九年嫁给了埃尔韦·德·勒·普莱西。普莱西骑士，海军军官，是埃尔韦伯爵的弟弟。
③《一位作战参谋军官的回忆录》，由巴舒·德·潘奥昂男爵著。
一八三○年会议的召开——进谏——解散议会
一八三○年的会议在三月二日召开，关于王位问题的演说使得国王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些罪恶的阴谋对我的政府造成了我不能也不愿预见到的障碍，我会找到一支力量来克服它们的。”查理十世讲这番话时的语气，就像一个男子，在通常的情况下又害羞又温和，在偶尔的情况下勃然大怒，声色俱厉：讲话的声音提得越高，解决的办法越显得南风不竟。
作为辩白的进谏书是由艾蒂安先生和基佐先生起草的，上面说道：“陛下，宪章跟法律一样，它认可国家有权干预公益事业的审议。这种干预应把您的政府方面的长期资助和人民的意愿变成公共事业的正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陛下，我们的忠诚，我们的献身精神使得我们不得不向您挑明：这种资助并不存在。”
进谏书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八十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德·洛热利尔先生的修正案去掉了“拒绝资助”这句话；这个修正案只获得二十八票。如果那二百二十一票早能预测投票结果，进谏书可能被否决了。为什么上帝不能偶尔把盖住未来的面纱揭起一角!但它确实给了某些人一种预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十分看清他们应走的道路；他们害怕挨骂，或者，如果他们按他们的预感行事，怕别人不会相信他们。上天没有挑明问题的关键；当一个人忍受了巨大的挫败以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这抱负延伸在总体的计划中，展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而又在我们的后代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国王在回复进谏书时，表示他的解决方案不会变，也就是说他不会解除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职务。议会解散了：德·佩罗内先生和德·尚特洛兹先生取代德·夏布洛尔先生和库瓦齐埃先生，让他们退休：卡佩尔先生任贸易大臣。在他周围还有二十来位先生能当大臣；还可以把德·维莱尔先生召回，还可以任用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德·维莱尔先生下台以后，当修道院院长弗雷西诺奉命要我去当公共教育大臣时，我就向国王推荐了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可是不行，他们害怕有能力的人。在他们追求庸才的热潮中，似乎是要使法兰西蒙羞似的，他们要寻找它所拥有的更加无能的人来当它的头。盖尔农先生是那些不为人了解的人当中最勇敢的人，他们发现了他，然而王太子却恳求德·尚特洛兹先生去拯救他的君主制度。
根据议会解散后的安排，一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区级头头会议，省级头头会议在七月三日召开，在制止长房分支毁灭前仅仅二十七天。
那些十分活跃的党团把什么都推向了极端：极端保皇党人扬言要对王国实行去政；共和党人则想建立有个督政府的共和国或国民公会下的共和国。这个党的《论坛》报出版后，其发行量超过了《国民报》。全国大部分人还是要实行合理的君主政体，但要放开，要摆脱宫廷的影响。野心勃勃的人活跃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想当部长：雷雨过后，百虫逞能。
那些想迫使查理十世成为立宪君主的人，觉得他们合情合理。他们认为自己十分合理合法，但他们忽视了人的脆弱性，王权可以受到猛烈攻击，而国王本人却不行：他失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的制度。
新议院——我动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新议院的代表都已到达巴黎。原二百二十一个代表中有二百零二人再次当选；反对党获得二百七十票，内阁一百四十五票，王权那部分全部丧失。选举结果自然是内阁隐退：查理十世执意冒犯一切，政变已不可避免。
我七月二十六日去迪耶普，早上四点便动身了，那一天正是敕令签发的日子。我相当高兴，很想再去看看大海；但是几小时以后，伴随着我而来的是一场吓人的暴风雨。我吃住在鲁昂，什么也不知道，真后悔没能去参观圣鸟昂，跪在博物馆漂亮的圣母像面前回忆着拉斐尔和罗马。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到达迪耶普。我下榻在我以前的公使馆秘书为我安排的旅馆里。我穿好衣服就去找雷卡米耶夫人。她住在一套窗户朝沙滩开的套房里。我在那儿聊天、看波涛，不知不觉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亚森特先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德·布瓦西先生①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对发布的敕令大加赞赏。过了一会，我的老朋友②巴朗谢进来了。他从驿车上下来，手里拿了一些报纸。我打开《箴言报》看了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都是官方的文件；还说一个政府故意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跳楼!”我向亚森特要了几匹马要返回巴黎去。晚上七点左右我登上了马车，把我的朋友们留在那里惶恐不安。一个月以来，常有政变的传闻，但谁也没有理会这种看来荒谬的议论。查理十世向来生活在王位的幻象之中：王子们四周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安澜，使得他们不去看现实的东西，而去看天上的虚幻景象。
①德·布瓦西(deBoissy)法国贵族院议员，以前他是夏多布里昂在伦敦的使馆秘书。
②原文为“我过去的朋友”，为作者笔误。
我随身带着《箴言报》，一天亮，也就是二十八日，我读了又读，为敕令作些评论。给国王的报告的前言给我留下了两方面的深刻印象：对于新闻界弊端的评价是正确的；但同时这些评论的作者却显得对当今社会的情况完全无知。无疑，自一八一四年以来，持自己观点的大臣们受到了新闻界的骚扰；无疑，新闻界有意控制统治权，迫使君主和议会服从它；无疑，在王朝复辟时期最近这些日子，新闻界只凭自己的热情，不顾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攻击阿尔及尔的远征，对其原因、方式、准备工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机遇大加发挥，泄露了武器装备的机密，把我们军队的情况、部队和战船的数量、以至登陆的地点都泄露给了敌人。要是事先把他们谈判的秘密这样泄露出来，或者标明他们的部队的宿营地，里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岂不早把欧洲置于法兰西的脚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呢?新闻事业在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人们以前没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现在它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它的话语比得上雷击，它是社会的电流。你能不让它存在吗?你越是要压制它，它爆炸起来就更具有威力。那么你得学会与它共存，就像你与蒸汽机为伴一样。你得学会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让它逐渐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点一点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习惯和你的法则同今后支配人类的规律融合在一起。新闻界在某些情况下的无能为力的一个例证就是来自于你对它就阿尔及尔的远征发出的谴责：你不顾新闻自由夺取了阿尔及尔，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这种自由最猛烈的大火发动了西班牙战争那样。
在内阁的这个报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无耻的妄自尊大，即：国王对法律有先决权。那么宪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王对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变，那么为什么要用虚假的保证来欺骗人民大众呢?该报告上面的签字人是那么相信他们所说的东西，以致他们几乎不提宪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这一款提出了有人会把宪章当成自己的私货。他们想到了这一款，但是仅仅是想到而已，并且认为它是法律的累赘。
第一条敕令取消了新闻在各个部门的自由。这是十五年以来警察局在他们的小黑屋子里精心设计的上乘之作。
第二条敕令重写了选举法。这样，两项首要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彻底地取缔了：这两项自由的取缔，不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的法令而是通过这样一条随心所欲的敕令来做出的，虽然制定法令的机构腐败，它制定的法令虽然极不公正，但它却是合法的。这样有五个并不缺乏见识的人，他们、他们的主人、君主政体、法国和欧洲，以史无前例的轻率猛然跌进了深渊。我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种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权辞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坚决不插手其间，不写、不说反对这些违反宪法措施的东西。
如果外交使团的成员没有对敕令直接施加压力，那么他们是支持这些敕令的。整个欧洲是厌恶我们的宪章的。当敕令的消息传到柏林和维也纳，当他们以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取得成果时，昂西隆先生大呼欧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接着不久，当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后，他沮丧的程度同他原来高兴的程度一样强烈；他说他受骗了，还说舆论是绝对自由的，他早已习惯奥地利宪法那种思想了。
7月敕令颁布后，国会议员的任命便落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是在候见厅里，通过他们的见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我们从名单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对代议制的人。是不是甚至就在国王的内阁里，在国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办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仅有大臣参加的会议上，还是在一次有几个反对宪法的帮闲才俊参加的会议上?是不是在重压下，在一次像那种十人①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起草了这些七月决定(按照这些决定，合法的国王被判处在叹息桥上绞死)?还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这大概是历史永远也不会向我们泄露的。
①秘密十人委员会，一三一○年创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真正的实权机构。
到吉索尔后，我听到了巴黎暴动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议论；这些议论表明宪章是多么地为法兰西人民所接受。在蓬图瓦兹，还有更新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在埃布莱，驿站没有马，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有人建议我绕过圣德尼，因为走那里会有路障。在库贝瓦，驿站的马车夫摔掉他那件钉着有百合花图案的钮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开往巴黎的敞篷四轮马车开枪，因此，他对我说他不准备带我走那条大街，他要在星形广场栅栏的右边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栏，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巴黎了。我看到了飘扬的三色旗，于是我断定那不是骚乱，而是一场革命。我有预感，我的角色变了：我本来是跑来保卫大众自由的，却将要不得不保卫王权了。白色的硝烟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间升起；我听到几声炮声和机枪齐射的声音，不时夹杂着警钟的嗡鸣声。我仿佛看到古老的卢浮宫从荒芜的高原上倒了下来；那处高原是由拿破仑指定用来建罗马皇宫的。
我的车子从斜坡上冲下去，穿过耶拿桥，上了沿着尚德马尔斯铺了石板的路。一切都显得很孤寂。我发现一队骑兵站在军校的栅栏前；那些人看起来很悲伤，像是被人忘却了似的。我们走的是荣军院大道和蒙帕纳斯大道，路上遇见了几个行人，他们都吃惊地瞧着一辆驿站马车像平时那样在路上跑。昂佛尔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树拦住了。
回到我的家门口，邻居们夹道欢迎我回来；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是他们的保护神。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的返回，既高兴又惊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给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后还有附言。信的全文如下：
我给您写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为邮车已停开。
我是在隆隆的炮声、枪声和警钟声中进入巴黎的。今天早上，警钟还在响，但我已听不到枪声了。似乎大家正在组织起来，只要敕令不收回，反抗就要继续下去。这就是大臣们违背誓言的直接后果(还不说它的决定性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大臣们已把他们的错误归咎于王权了。
国民自卫队，巴黎综合科学校，一切都乱套了。我还没有见任何人。您判断一下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夏大太的吧。像她一样，见过八月十日和九月二日暴乱的人，仍心有余悸。一个团的士兵，第五纵队，已倒向宪章派这一边。很明显，德·波利尼亚克是罪大恶极的，他的无能是一个很蹩脚的托词，有野心又无能，这就是一种罪过。有人说，宫廷准备迁到圣克卢去。
我自己的事不用同您说了；我的处境很艰难，但立场很明确。我不会背叛宪章，更不会背叛国王；我不会背叛自由，更不会背叛合法的王权。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做；只有等待和为我的国家哭泣。外省会怎么样，现在只有上帝知道；已有人提到鲁昂的起义了。修会要武装朱安党人和西部的保皇党人了。统治者们坚持有什么用?一个敕令和六个无能(或无德)的家伙足以把我们这个最平静的也是最繁荣的国家变成最混乱不堪也是最不幸的国家。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战火又烧起来了。好像已向卢浮宫开火了，国王的军队固守在那里。我住的郊区也开始暴动了。人们开始谈论着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其首脑会是热拉尔将军、舒尔译尔公爵和德·拉·法耶特先生。
这封信可能发不出去，巴黎已宣布戒严，由马尔蒙元帅替国王掌权。有人说国王已被杀死，但我不信。望您保重，不要过于担心。上帝保佑您!我们还会见面的。
中午
这封信是昨天写的，没能发出去。一切都结束了，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王在所有的方面都作了让步，但我担心人们会要他让出王位。我今天早上已写信给皇上。此外，我为我的将来，做了一个令我开心的完美计划。等您到了之后，我们再谈。
我自己马上去邮局发这封信，只怕会要跑遍巴黎。
星期五
七月革命二十六日这一天
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刊登在二十六日的《箴言报》上。秘密保守得很严密，连自己军参谋长、担任值勤的元帅拉居兹①公爵、警察局长芒让先生都没被告之。塞纳省省长也只是看了《箴言报》才知道这些敕令的，副国务秘书先生也是在看了这份报纸后才知道的。然而，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各个兵种的武装力量。德·波利尼亚克王子负责代理德·布尔蒙先生大臣的职务，远没有想到要留心敕令这些琐事，二十六日那一天他在军务部主持工程招标会议。
①拉居兹(Raguse)，即马尔蒙(Marmont)。
二十六日，国王在《箴言报》运到圣克卢之前就打猎去了；他从朗布耶回来已是半夜了。
后来，德·拉居兹公爵收到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一封短信：
阁下想必知道国王陛下以他的英明和对于民的爱护采取了一些为维护王权和公共轶序的特别措施。在这一关键时期，陛下凭依您的热忱以确保在您管辖的范围内的秩序和平静。
这些最脆弱的人再大胆，也决不会反对一支即将粉碎一个帝国的军队的；这种人的大胆只能用一种幻觉——人们不再认为是危险时刻一个小集团驱使的后果——来解释。报纸的编辑们，在咨询了迪潘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巴尔特先生和梅利洛先生以后，决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他们自己的文章，以防让人抓起来，针对敕令的非法性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们聚集在《国民报》的编辑部：梯也尔先生起草了一份抗议，在上面签字的有四十四个编辑，第二天，二十七日早晨，发表在《国民报》和《时代报》上。
黄昏时，几位众议员在德·拉博德家里集中，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去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家里碰头，即将占领政治舞台的三种权力之中一种第一次在那里出现，其他两种是：君主政体在议会，占据着皇宫；共和派在市政大楼。晚上皇宫前有几次集会；人们朝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汽车扔石头。拉居兹公爵去圣克卢见了国王，他要从朗布耶返回时，国王向他打听了一些巴黎的消息。“年金降了，降了多少?”王太子问道。“三法郎。”这位元帅回答道。“会升上去的。”王太子又说。于是，各自散去。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
二十七日这一天一开始就不吉利。国王委任拉居兹先生为巴黎总指挥官；这全靠拨给他的那笔肮脏的钱来支撑。这位元帅一点钟便去了卡鲁塞尔广场的自卫军参谋部坐镇指挥。芒让先生派人去抓《国民报》的人，卡雷尔先生奋起反抗，米涅先生和梯也尔先生以为大势已去，那两天躲起来了：梯也尔先生去了蒙莫朗西峡谷，躲在一个叫库尔尚的太太家里。库尔尚太太是两位贝克先生的亲戚；这两个贝克先生，一个在《国民报》工作，另一个在《论坛报》工作。
在《时代报》报社，事情的性质则严重多了。记者中真正的英雄非科斯特先生莫属。
一八二三年，科斯特先生领导着《历史记事报》，被他的同事指控出卖了这份报纸，他奋起反抗，身上还挨了一剑。科斯特先生到外交部去见我，我同他谈到了新闻自由；我对他说：“先生，您知道，我是多么热爱和尊重这个自由啊!可是，当您每天都在攻击王权和宗教的时候，叫我怎样在路易十八面前来捍卫这项自由呢?我请求您，为了您的利益，也让我省点劲，您就不要去破坏这千疮百孑L的壁垒了，说实在的，一个勇敢的人去攻击它应该感到脸红。我们做一笔交易吧：您呢，不要再去攻击那几个自身都难保的老头儿了，王权和宫殿也几乎保护不了他们了；我呢，我拿我的个人作交换，您早晚攻击我好了，您想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吧，我永远不会抱怨；我自愿作您攻击的目标，但不要把国王当作靶子。”
科斯特先生对我这次会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时代》编辑部里，在博德先生和一位警察分局局长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宪法的争论。
国王在巴黎的检察官，签发了四十四张传票给在抗议书上签了字的记者。
两点左右，革命中的君主政体分裂派像前一天晚上约定的那样，在佩里埃先生家中集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议成。众议员们推迟到了第二天，即二十八日，在奥布里·德·皮拉沃先生家里集中。卡齐米尔·佩利埃先生，是个生活有条理又富裕的人，他不想落在人民的手中，他对通过某种调整后的合法王权仍抱有希望。他激动地对舍朗先生说道：“不搞合法化，你们就会失去我们；你们在让我们离开高级职位。”这种合法的思想到处存在，在两次截然不同的会议上也体现了出来：一次是在卡代——加西库尔先生家开的，另一次是在古尔戈将军家里开的。佩利埃先生是属于这个由一般人民群众和士兵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阶级。他有勇气，思想固执；他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是为了阻挡它；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太关心自己的生活了，他太看重自己的财产了。“对一个老在镜子里照他舌头的人，您要拿他怎么办呢?”德卡泽先生对我说道。
人群里人越来越多，并且似乎有动武的苗头。宪兵队的军官去告诉德·拉居兹元帅，说他的人手不够，他担心会被迫动武。于是，元帅作了军事部署。
二十七日，当军营里接到带武器的命令时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巴黎宪兵队在自卫军队几支小分队的支援下，试图恢复里舍利厄大街和圣奥诺雷大街的交通。一支小分队在波尔多公爵大街①受到石子的猛烈袭击。该小分队队长在金字塔街躲过从皇家酒店投出的一块石头以后，便下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他发现住在这酒店里的一位叫福克斯的先生手里端着他的猎枪，在窗口朝经过那里的自卫军队开火，士兵们给以回击，对着这座房子开火，福克斯先生和他的两名仆人当即被击毙。这些英国人，本来龟缩在他们的岛上，却要向其他地方输送革命，你可以看到他们混在世界各地，插手一些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售一匹白布，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他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置于深重的灾难当中。这位福克斯先生有什么权力朝法国士兵开枪?是不是查理十世触犯了大不列颠的宪法?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玷污了七月战斗的话，那就是一个英国人射出的这颗子弹激发的。
①今天的七·二九大街，在圣罗克教区。
二十七日这一天的首次战斗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还没正式开始，天一黑就停止了。军火商把他们的武器给了群众；路灯有的打碎，有的没有点上；三色旗在巴黎圣母院顶上的黑暗中升起；警卫队的拥进；军火库和火药库的夺取；常驻部队步枪手武装的解除，这一切是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在二十八日天亮时进行的，到八点一切都结束了。
革命中的无产者民主党人个个穿着军服或者半裸，拿着武器走在前面，顾不上他们的烦恼和褴褛衣服了。人民，由几处在不同地点聚集的人群中选出来的一些代表在卡代一加西库尔先生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篡夺党这时还没有出现，它的头头①躲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他不知道是去圣克卢还是去皇宫。资产阶级政党或君主专制政党的代表们对被运动拖着走表示不满。
①他后来成了路易·菲利普。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去了圣克卢，二十八日早上五点让国王签署了巴黎戒严令。
七月二十八日：战斗的一天
二十八日，聚集的人群更多了；人们高呼“宪章万岁!”的口号声还可以听得到，中间还夹杂有“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也有人高喊：“皇帝万岁!”“黑暗中的王子万岁!”在所有革命当中，在老百姓的想象里，这种黑暗中的神秘王子总要出现。于是，回忆与激情一齐涌向心头，毁坏和烧毁法国武器，把武器用绳子绑在毁坏了的路灯柱子上，扯掉驿车车夫和邮差胸前的百合花勋章，公证人取掉了他们的盾形纹章，执达员扯去了他们的帽徽，马车夫扯掉了盖戳的单据，宫廷供应人拒绝送食物。那些以前把拿破仑的鹰饰勋章涂上百合油漆的人，他们只用一块海绵，沾上调稀的胶水就可以去掉那层漆，还帝国的雄风。
德·拉居兹元帅写信给国王说，必须尽快采取绥靖措施，到第二天(二十九日)就太晚了。一位警察局长的使者去问元帅，巴黎是不是确实已宣布戒严，元帅自己一无所知，显得十分惊讶。他跑到内阁总理那里，看到大臣们聚集在一起，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给他重新下达了命令。因为那个践踏世界的人，曾经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宣布过戒严，查理十世认为可以仿效他。大臣们对元帅说，他们将坐镇卫队的参谋部。
二十八日九点，当时已不是守住一切的时间了，而是要重新夺取一切，可是圣克卢没有一项命令下达下去。元帅下令所有部队离开军营，当时实际上有一部分在前一天夜里已出动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能把给养运到卡鲁塞尔总部。因为他们忽视了派重兵把守，军用面包干已被夺走了。德·拉居兹公爵先生，是个有思想有功绩的男人，勇敢的战士，学者，却是一个倒霉的将军，从他可以上千次地看出，一个军事天才在处理内乱时是微不足道的，随便哪一个警官都会比这位元帅更懂得他应该怎么做。也许他的聪明才智被他的往事弄麻木了，他只能在他那赫赫大名的厄运重压下苟延残喘了。
元帅，手下只有一小撮人，他制定的计划，应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执行。此时，一些纵队已被派往远方作战，另外一支将去夺取市政府大楼。这些部队，在完成维持各地的秩序的行动之后，应该集中到军营里去。勒·卡鲁塞尔坚持在司令部里：那是发布命令和收集情报的地方。一支由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围着圣婴市场打转，肩负着维持往来在中心和边远地区部队的联络。波蓬库尔军营的士兵分成几个分队，准备随时奔赴召唤他们去的地方。拉图尔——莫布尔将军住在荣军院①内。当他看战事进行不利时，他建议在路易十四大厦里收容残兵败将，他坚信他能把他们养起来，以对付巴黎市民的攻击。过去他把他的人放在帝国的战场上没少受非议，但波罗蒂诺的人知道他会遵守诺言。但是，一名残废老兵的经验和勇气能值几何?这样他的建议没被采纳。
①他是那里的司令。
在圣夏芒伯爵的指挥下，卫队的第一纵队从玛德莱娜大教堂出发，沿着大路向巴士底狱进发。没走几步，萨拉先生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就受到了攻击；该小分队队长是个保皇主义者，他奋起还击，打退了进攻。队伍越往前赶，留在路上的交通驿站一个个离得太远，防守又太薄弱，被人民群众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在它们之间用伐倒的树隔开，还设置了路障。在圣德尼门和圣马丁门之间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德·圣夏芒先生路过菲埃斯希未来战功剧场，在巴土底狱广场遇上了一队队人数众多的男女。他劝他们自行解散，并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有人不停地朝附近的房屋射击，他不得不放弃从圣安托万大街返回市政府大楼，过了奥斯特里兹大桥，他从南方大道才回到了卡鲁塞尔。对小路易十四①的母亲来说，在还没有毁坏的巴士底狱前面的蒂雷纳要幸运得多。
①在一六五二年投石党运动期间，他打败了孔代，回到了巴黎宫中。
占领市政府大楼的小纵队沿着杜伊勒利宫、卢浮宫和拉丁区的岸边，新桥过了一半，夺取了奥洛热码头、花卉市场，从巴黎圣母院桥拥向沙滩广场。卫队的两个小分队通过急行军，把一直到新吊桥的地方都箝制住了。第十五区的一个营稍微支援一下卫队，也得在百花市场留下两个小分队。
在过塞纳河的圣母院桥上打起来了，老百姓们大鼓打头阵勇敢地冲向卫队。指挥皇家炮兵的军官下令监视人群，结果他们白白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没有炮，只会被打垮而无任何成功的希望。居民寸步不让，炮兵开火了。士兵们拥人堤岸码头，拥人沙滩广场；在沙滩广场，从阿尔科尔桥上突然又冒出了另外两个卫队的小分队。他们不得不强行驱散在圣雅克区集结的大学生队伍。市政府大楼被占领了。
在穆通街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处路障，一队瑞土士兵把它搬走了，于是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在一片欢呼声中重新夺取了他们的防御工事，但路障最后还是落到了卫队的手里。
在所有那些贫穷、人民大众居住的街区，人们迅速投入了战斗，没有什么个人的盘算；法国人的那种冒失轻率、戏弄嘲笑、无忧无虑、勇敢无畏一下子都涌人了每个人的头脑中。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光荣有着香槟酒的清香。妇女们在交叉路口鼓励男人们上街；军官中，谁倒向人民的一边，谁就得挨元帅的拳棒；可队伍在小提琴的乐曲声前进着。这是些可悲又可笑的场面，是集市上的那种露天舞台上的凯旋的场面：在人山人海当中，有欢笑声，枪声中夹杂着咒骂声，沉闷的吼叫声。一些临时召来的车夫光着脚、头戴警察无边软帽，带着一张通行证运送着一些不知名的军官；这个伤员车队在斗士们中间穿行，斗士们为其让出了一条道。
在那些富裕的街区，则是另一种情形。国民卫队的兵士已重新穿上了原来被人剥去的制服，在第一区区政府大量集中，以维持秩序。在战斗中，卫队比人民群众遭受了更多的疾苦，因为他们暴露在躲在房子里的看不见的敌人的炮火之下。另外一些人认识卫队的军官，在客厅里就叫得出那些勇土的名字，他们以攻打他们取乐，而他们自己躲在百叶窗或壁炉后面，是很安全的。在大街上，苦力或士兵的敌意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他们是相互救助的。群众救了好些个伤员。两位军官，戈荣先生和里约先生，一场英勇的保卫战过后，他的得救就应归功于战胜者的不念旧恶。卫队的一个上尉，柯芒，头上挨了一铁棒，晕过去了，双眼流血，但他用他的剑拨开了他的士兵们对准那个工人的刺刀。
卫队中多数人是波拿巴的投弹手。好些个军官丢了命，其中有努瓦洛中尉，他是个特别英勇的军人，在一八一三年，他被欧仁王子授予荣誉勋位团的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卡尔迪埃拉①参加过棱堡之战。德，普兰塞尔维上校，在圣马丁门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以前参加过帝国在荷兰、西班牙的战争，在大部队里呆过，也在皇家卫队里呆过。在莱比锡战役中，他亲手俘虏了奥地利将军梅尔弗尔德。他负伤后，由他的士兵抬到了大石子医院，他要等到七月中最后一个伤员包扎完了之后才肯让人给自己包扎。在别的战场上见过他的拉雷②医生，看到要救他已为时太晚，只好截掉了他一条腿。那些看到那么多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的高贵的对手，如果他们没有被某些自从胜利以来在胜利者的队伍里得到了自由的苦役犯的子弹所击中，他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些苦役犯没有能亵渎共和国的胜利；他们只对路易·菲利浦的王权构成了危害。因此，这批逃过了莫斯科、吕真③莱比锡④大炮的著名兵士的幸存者们隐隐约约地在巴黎街头出没，他们说他们正在查理十世时期屠杀那些他们在拿破仑时期那么崇敬的英雄。他们只缺一个人：那个人在圣赫勒拿岛上不见了。
①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
②拉雷是“大军”外科医生的儿子，这里，夏多布里昂似乎把他与另一个拉雷搞混了。
③均系德国城市。
④均系德国城市。
夜幕降临，一个乔装打扮的副官给市政府大楼里的部队带来了从那里撤往杜伊勒利宫的命令。撤退的命令被大胆地顶回去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抛下那些伤员，而且大炮要越过路障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后来还是顺利撤走了。当部队从巴黎各区撤回以后，他们以为国王和王太子同他们一样来到了他们的身旁，他们找也白搭，只看到了钟楼亭子上的白旗，他们却让人听到了军营里雄壮的声音。
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说市政府大楼被卫队从人民群众手中夺回是不真实的，而是人民群众把它从卫队手中重新夺了回去。当卫队走进市府大楼时，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里面空无一人，连省长本人也走了。这些大话把真正的危难减轻了，并使人怀疑这种危难的存在。卫队在迂回曲折的大街上行进很艰难；他们执行的路线，先是以中立的形式出现，后来又背叛了它；这种原来很漂亮的理论，到头来是行不通的。在市政府大楼里进行战斗时，第五十分队赶了来。由于疲惫不堪，他们被很快撤到了大楼的围墙之内，只是把他们全部的、无用的子弹给了那些精疲力尽的同志。
留在圣婴市场的一个瑞士营被另一个瑞士营营救出来，他们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地朝工科学校的河岸边走去，驻扎在卢浮宫。
此外，设立路障是巴黎人民的自卫手段：从查理五世至今，在历次内乱中早已有之。
“人民群众看到部署在各街道上的军队的同时，”埃斯托瓦尔说道，“已开始用大家所熟悉的方式布置路障。几个瑞士人被杀了，埋葬在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墓穴里。居伊兹公爵穿过街道，得到人们最热烈的欢呼：“居伊兹万岁!”他呢，摘下他的帽子，对他们说道：“我的朋友们，够了!够了!先生们，过分了；叫国王万岁吧!①”
①据《埃斯托瓦尔》报记载。
为什么近来的路障效果这样好，却很少赢得人们去谈论它，而一五八八年的路障几乎没产生什么效果却引得人们那么有兴趣去读它呢?这要看不同的世纪和不同的人：十六世纪把什么都放在它的前面，而十九世纪把什么都放在它的后面：德·皮拉沃还不是脸上有刀疤的人。
七月二十八日，无战事日
这些战斗进行期间，紧接着武力革命而来的是非武力的政治革命。被拘禁在阿拜①的士兵被释放了；在圣佩拉吉②监狱里的那些因债务问题而坐牢的犯人逃走了；政治犯被释放了。一场革命就是一次大赦；它免除了所有的罪行，罪行再大也是如此。
①过去的圣普——日耳曼阿拜监狱；在第二帝国时期，因开通圣日耳曼大街而不复存在。
②圣佩拉吉修道院，在圣梅达尔区，自一八一一年以来便成了政治犯和债务犯的监狱。一八九五年被毁。
大臣们向参谋部提议：他们决定逮捕这次运动的首要人物：拉菲特先生，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马尔谢先生，萨尔韦特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元帅已就此下达了命令，但稍后不久，他们作为代表被派遣往他那里去时，他不相信他有幸让他的命令得到执行。
由贵族院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君主制党的会议在基佐先生家中举行：布罗格利公爵参加了会议；重新露面的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尽管有别的看法的卡雷尔先生出席了会议。就是在那里这个篡夺党首次亮出了奥尔良公爵的名字。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到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家里同他谈起了王子的事，将军含混其词也作了回答；奥尔良公爵，能不能保证不再这样把他摆在他的手里，他没对他作出任何承诺。
还是在二十八日的当天，中午时分，众议员全体会议在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家里举行。德·拉·法耶特先生，共和党首脑，二十七日回到了巴黎。拉菲特先生，奥尔良党首脑在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夜间才到，他去了皇宫，在那里，他什么人也没找到。他派人去纳耶：未来的国王也不在那里。
在德·皮拉沃先生家里，大家讨论对敕令起草一份抗议的事。这份抗议用词温和，对那些大问题只字未提。
卡齐米尔先生建议赶快派人去找德·拉居兹公爵，而那五位选出的众议员则作好了动身的准备，阿拉戈先生却还在元帅家里。但他在给德·布瓦涅夫人的一封信中，是决心赶在特派代表们之前的。他向元帅指出了尽早结束首都不幸的必要性，德·拉居兹先生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家里探听情况。德·波利尼亚克得知部队正犹豫不决，他声明说，如果军队倒向人民一边，就得受到暴徒一样的镇压。特罗梅兰将军，听到这些话，对昂布吕热阿克将军生气了。这时，代表团到了。拉菲特先生说道：“我们来请你们制止流血事件。如果战斗再持续下去，不仅会带来最残酷的灾难，而且会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元帅在军事荣誉的问题上打圈圈，提出什么人民应该首先停止战斗；然而在他写给国王的一封信的附言里却这样写道：“我想陛下应该事不宜迟地利用向您提出的那些建议。”
德·拉居兹公爵的军事助理柯尼埃罗沃斯奇上校被带入国王在圣克卢的住所，把那封信交给了国王。国王说道：“我会看看这封信的。”上校退了出来，在等待命令：看到没有下达命令，他请迪拉公爵先生去国王那里催问。公爵回答说，按照规定，他是不允许进国王的宫殿的。后来，柯尼埃罗沃斯奇先生被国王召去，要他向元帅传达坚守的命令。
樊尚①将军从家里赶到圣克卢，强行闯进，但被拒绝了。他告诉国王，一切都完了。查理十世对他说道：“亲爱的，您是一位好将军，但您对此什么也听不到。”
①樊尚(Vincent)，国王的马术教师。
七月二十九日，军事日
二十九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些新斗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与他们的一位老学友夏拉斯先生取得联系，他们不顾禁令派去了他们中的四个同学：贝泰兰先生，洛通先生，潘索尼埃尔先生和图尔纳先生，让他们去为拉菲特先生、佩里埃先生和拉斐特先生效力。这些年轻人一八一四年便来到了巴黎，通过学习，个个都很杰出；他们在联盟会上相互认识了。只有几天，他们便成了人民的领头人；人民以极为朴实的方式把他们推到了领导的地位。后来，有些人回到了奥德翁广场，其他的人回到了皇宫和杜伊勒利宫。
发表于二十九日早上的命令冒犯了卫队：这项命令宣布国王对他的英勇之师表示满意，同意发给他们一个半月的工薪。法国士兵觉得此举不合适：这是用英国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而英国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或者是：如果他们领不到薪水，他就造反。
在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夜里，人民群众在大街上每隔一段路面就拆掉二十来步的铺路石，到第二天天亮时，在巴黎已设置了四千处路障。
波旁宫已由纵队驻守，卢浮宫则是由两个瑞士营驻守，和平大街、汪多姆广场和卡斯蒂格利奥纳街由纵队五分队和五十三分队驻守。将近一千二百人的步兵部队已到达圣德尼、凡尔赛和吕埃尔。
军事位置是比较好的：军队比较集中，要穿过很大的空间才能到达军队驻地。认为这种安排十分合理的埃格泽尔芒将军十一点来把他的才能和经验推荐给了德·拉居兹元帅；帕若尔将军则自荐给众议员去担当国民卫队的指挥。
大臣们置身于运动之外，吃尽了苦头，他们想在杜伊勒利宫召开宫廷会议。元帅催促众议院主席收回敕令。在他们交谈时，他们请来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他本来已同贝埃蒂先生出去并回家了。贝埃蒂先生是一七八九年第一个牺牲者的儿子，他曾跑遍了巴黎城，他断言皇家的一切事业都在朝好的方面转化；致命的事是让这些人有报复的权力，这些人在我们经受第一次动乱时就已经被扔进了坟墓了，最近的不幸又让他们复活了。这些不幸不再是什么新东西；自一七九三年以来，巴黎已习惯了事件的发生和王位的更替。
至于与保皇党人的关系，一切进行得那样好，以致有人说纵队的第五分队与五十三分队同人民群众情同手足，他们背叛了。
德·拉居兹公爵让人提议休战：事实上有几个地方已经停火了，但在别的地方却没有执行。元帅已派人去找驻扎在卢浮宫的两个瑞土营中的一个营；让这营派人去找另一个防守圆柱走廊的那个营。巴黎市民看到这个圆柱走廊已无人看守，便走近围墙，进到了里面，再由通向皇家花园的假门，进到了内部。他们进到交叉通道，朝在院子里的那营官兵开火。想到八月十日的恐怖，瑞士人从宫中冲了出来，分散到了散布在巴黎各个哨所的他们的第三营驻地。同那些士兵在一起，停火得以遵守。人民群众，从卢浮宫到了巴黎博物馆的长廊里，在那些贵重的展品之间开始朝排成行的骑兵竞技场的枪骑兵开枪射击。巴黎各个哨所看枪骑兵挨打，中止了停火又打了起来。瑞士人拥向凯旋门下，把枪骑兵推向钟楼亭子的柱廊里和拥向杜伊勒利宫的花园里。年轻的法尔西①在这场冲突中被打死：他的名字被刻在咖啡店的角落里，他是在那里倒下的；一个甜菜加工厂今天在泰莫皮尔还存在。瑞士人有三四个士兵伤亡：这么少的伤亡，这里却被说成了可怕的屠宰场
①法尔西(Fairy)，哲学家和诗人，他当时刚满三十岁。
人民群众同托马①先生、巴斯蒂德先生和吉纳尔先生通过皇家桥进了杜伊勒利宫，一面三色旗插到了钟楼的亭子上空，像波拿巴时期一样，它象征着自由。一些家具被毁坏了，一些画被军刀一下捅成了两截，在大橱里找到了国王的打猎日记本，其中记载着打山鹑的那几次漂亮射击：这就是猎场看护人关于皇上守猎的古老传说的由来。他们把一具尸体放到了皇宫大厅里空着的宝座上，如果法国人今天不再继续上演悲剧了，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哩。在圣托马一阿坎的大炮博物馆，被抢劫一空，从戈德弗鲁瓦·德·布荣②的头盔到弗朗索瓦一世③的长矛，这历史的长河可流淌了好几个世纪。
①托马(Thomas)，作为将军，他后来在巴黎公社时期被枪毙。
②戈德弗鲁瓦·德·布荣(GodefroideBouillon，一○六一—一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之一，一O九九年创建了耶路撒冷王国。
③弗朗索瓦(Francois，一四一四—一四五○)一世，布列塔尼的公爵他支持查理七世反对英国的斗争。
当时，德·拉居兹公爵离开了司令部，放弃了箱子里放着的十二万法郎。他从里沃利街出去，回到了杜伊勒利宫花园。他下令部队撤退，先从香榭丽舍大街撤，后来一直撤到星形广场。人们以为和平了，王太子来了；人们看到几辆马车和一辆运货车，穿过路易十五广场开走了：那是大臣们工作完了之后回家了。
来到星形广场，马尔蒙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国王已任命王太子先生担任部队总司令，元帅听从他的指挥。
卫队第三连被遗忘在罗昂大街的一家制帽厂的厂房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抵抗，最后厂房还是被夺去了。默尼埃上尉身中三枪，从四楼的窗口跳了下来，掉在下面的房顶上，被送到了大石子医院，他居然大难未死。巴比洛纳军营在中午到下午一点受到瓦诺、拉克鲁瓦和乌沃利埃这三名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学生的袭击，当时这个军营只有一队大约一百来人的瑞士新兵看守，由有法国血统的迪费副官指挥。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我们中服役，他在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一些大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勒令他投降时，他拒绝了一切条件，把自己紧闭在军营里。年轻的瓦诺死了。消防队员们朝军营的大门开火：门在猛烈的攻击下倒了，迪费副官马上走了出来，他身后由他的山岳派的人跟着，那些人手里端着刺刀。迪费被附近一家小酒店里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他的死拯救了那批瑞士新兵。那些新兵回到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部队。
七月二十九日，无战事日——博德先生、德·舒瓦瑟尔先生、德·赛蒙维尔先生、德·维特罗尔先生、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
莫特马尔公爵在二十八日(星期三)晚上十点到达圣克卢，他是去担任一百来号瑞士兵的上尉一职的，他只能在第二天同国王交谈。二十九日八点，他在查理十世的身旁作了几次尝试，劝他收回敕令。国王对他说道：“我不能像我兄弟那样去坐双轮运货马车，我决不后退一步。”而在几分钟之后，他却将退出整个王国。
大臣们全到了：他们是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维特罗尔先生。德·塞蒙维尔说他同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诚心诚意地跟他谈到了太子妃的种种危害，还是没能改变国王的决心。他对他说：“到明天中午，不再会有国王、王子了，也不再会有波尔多公爵了。”而国王却回答他说：“那您就让我到下午一点吧。”我不相信这些话中的任何一句。吹牛皮是我们的错：去问一个法国人吧，相信他对你讲的话，他什么都会干的。大臣们在德·塞蒙维尔之后，都进了国王的住所；敕令被撤销了，撤职的大臣德·莫特马尔被任命为众议院议长。
在首都，共和党刚找到了一处住所。博德先生(《时代》编辑部的审稿人)在街上跑时，发现市政府大楼里只有两个人，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他马上想到自己是即将到这里来办公的临时政府的一员，便叫来了省政府的雇员，他命令他们马上开始工作，就像德·夏布洛尔先生还在这里一样。在那些变成了机器的政府里，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每个人忙碌奔波为自己失去职位时有块地方安身。谁使自己当上了秘书长，谁就是实权派，谁就有了财权，谁就有了人事权，谁就可以在他的朋友中录用工作人员。那些叫人把他们的“床”搬了来以避免被炒的人有之，甚至跳过即将要空缺的职位的人也有之。外号叫将军的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被看作是临时政府军事部门的长官。博德先生，这个不知名的政府的文官代表，作了一些决定，起草了一些声明。然而，人们看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些布告，这些布告上说创建了另一个由德·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和舒尔泽尔先生组成的政府。但很少把最后这个名字与前面的那两个名字相提并论，为此，舒尔泽尔先生提出了抗议。这个自由党人老头儿，为了活着的人，僵直得像具死尸；他曾移居国外，又在加来遇难，回到法国后，只在他的祖国的巴黎歌剧院找了一个包厢作为他的住所。
下午三点，出现了新的混乱。按照日程，召集留在巴黎的众议员们在市政府大楼举行了例会，以商议要采取的对策。市长们应回到各自的市政机关去，因此他们得派一名副手到市政府大楼来，组成一个协商委委员会。这项议程已被签署：让·博德代表临时政府签的字，而齐默尔上校是根据迪布尔将军的命令签的字。这三个人的胆子真大，居然以只存在于街头巷尾他们自己所贴的布告中的政府名义说话；这种大胆证明了处在革命中的法国人的那种少有的才智：很明显，这种人天生就是带领其他人的头儿。如果说波拿巴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而留给我们的竟是这种无政府主义，那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众议员们聚集在拉菲特家里，德·拉斐特先生一七八九年复职，他声称他也要恢复国民自卫军统帅的职位。大家向他鼓掌，接着他回市政府大楼去了。众议员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他们是：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拉菲特、德·洛博先生、德·肖南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像拉斐特先生以前做的那样，将住到市政府大楼去。这一切乱七八糟地摆到了迪布尔先生的临时政府面前。莫甘先生被派往这个委员会，也就留到了那里。华盛顿的朋友把一面军旗插在市政府大楼楼顶，这是迪布尔先生的主意。
晚上八点半，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和德·维特罗尔先生在圣克卢下了车，他们在圣克卢马上得知敕令已被撤回、原来的大臣被解职、和德·莫特马尔先生被任命为议院主席的事，他们跑遍了整个巴黎。他们是以国王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市政委员会的。莫甘先生问掌玺大臣，他是不是有成文的委任状。掌玺大臣回答说，他还没有想到这件事。代理官员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拉菲特在会议上得知在圣克卢发生的事情后，为德·莫特马尔先生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并补充说，在他家开会的众议员们等他，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高贵的公爵没有来，众议员们便走了。
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留了下来；拉菲特先生在料理着奥尔良公爵和要发表的声明。法国五十年的革命给实践家们以重组政府的才能，给理论家们以更换宪章像换鞋底一样容易的经验，以及设置机构和bers①的经验；这样的政府就是用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也是在这些东西上面倒下去的。
①这个词一直用到十五世纪，它的含意相当于造船厂的“下水架”。大船在下水架上建成，又用它把船滑进水里去的。
我写信给在圣克卢的国王；他口头的回复——贵族部队——地狱街传教士住所遭劫
二十九日这一天，也就是我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也没让我无事可做。我的计划中断了：我想有所行动，但我只想根据国王的手谕行事，而且给我一些必要的权力，以便和眼下的当局对话；我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不干不适应于我。我向来通情达理，德·阿尔古先生、塞蒙维尔先生和维特罗尔先生都十分清楚。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圣克卢的查理十世，由德·吉雷先生负责送去。我请国王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但德·吉雷先生空手而归。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迪拉公爵先生，由他转呈给了国王，国王让人转答我说，他己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首相，而且他希望我同他沟通沟通。那位高贵的公爵，我到哪里去找?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我没有找到他。
遭到查理十世的拒绝后，我的思想转向了贵族分庭，作为最高法庭，它能提出诉讼和审理纠纷。如果它在巴黎没有安全保障，它可以自由转移到某个地方去，甚至可以在国王身边，它可以在那里作出大的仲裁。它有成功的希望，它的成功往往是由于它有勇气。总之，它屈服了，它遭受的失败也有利于道德准则。可是，我会在这分庭里找到一二十个随时准备效忠的人吗?在这一二十个人里面会有三四个同意我的关于公众自由的理论吗?
当贵族议会成为最高也是唯一享有立法权力的时候，它很风光地处于统治地位。它能提供最强有力的保证；但是，在那些联合的政府里，当有重大危机出现时，它就会失去其价值，变得十分悲惨……它在反对国王时软弱无力，没能阻止专制主义；它在对抗人民大众时，也是很软弱的，没能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在民众的动乱中，他们只能以发伪誓或者以他们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存在。贵族议院挽救了查理一世吗?它挽救了它曾向其发过誓的里夏尔·克罗威尔先生吗?它挽救了雅克二世吗?今天它能挽救德·阿诺沃尔①的王子们吗?它自己能挽救自己本身吗?这些自称为平衡力量的贵族只能妨碍平衡，迟早会被扔出巴黎盆地的。从前一个富有的、习惯管闲事的贵族，当权利要从他手中失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去保住它：那就是走南闯北，义结金兰，自己当上新运动的头儿，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冒险打一场内战。
①指从乔治三世以来统治英国的王朝。
在我等待吉雷先生返回的时候，我一直忙于保卫我这个地区。郊区居民和蒙特热采石工人通过地狱街的路障大量拥人到了我们这个区。蒙特热的采石工人同蒙托马尔的采石工人一样：蒙特马尔的采石工在德·莫尔内小姐逃离圣巴尔特莱米的屠杀时，他们给她造成的恐慌几乎把她吓死。在经过我这条街上的修道院时，他们闯了进去，二十来个教士只好赶紧逃走。这些狂热的教徒的巢穴任他们抢劫一空，他们的床和书籍也被扔到大街上烧掉了。然而，这场不幸，大家并没有提到它。大家为这帮教士可能失去的东西担心过吗?我招待了他们中的七八个人，他们在我家里躲藏了好几天。我通过我的邻居阿拉贡先生给他们弄到了通行证，让他们到别处布道诵经去了：“圣徒们的逃走往往对人民有益；为了人民的利益，让他们暂时委屈委屈吧。”
众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
在市政府大楼建立的市政委员会任命路易男爵为临时财政委员，博德先生为内务委员，梅里卢先生掌管司法，夏尔德尔先生掌管邮政，马夏尔先生掌管电报，巴沃先生掌管警察局，德·拉博德先生任塞纳省省长。这样，随着博德先生的晋升，他自任政府委员的那个临时政府实际上自动处于被毁灭的地步。商店重新开门营业，各项公共设施重新启动。
在拉菲特家里召开的会议上，已决定众议员中午在议会大厦集中，到会的有三十多个人，会议由拉菲特先生主持。贝拉尔先生说他曾遇见了德·阿尔古先生、德·福尔班——让松先生和德·莫特马尔先生；他们去过拉菲特先生家，以为在他家里能遇见众议员们。他还说他邀这三位先生跟他一起去议会，但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①已疲惫不堪，他回去看德·塞蒙维尔先生去了。据贝拉尔先生讲，德·莫特马尔先生说过，他已有一张签了名的空白证明，而且说国王已同意了所有的一切。
①查理十世早己任命他为议会主席。
事实上，德·莫特马尔先生带来了五项命令；他没有首先同众议员们通气，他的疲劳使得他先去了卢森堡宫。中午，他派人把命令送到了索沃先生那里；索沃先生回答他说，没有得到众议院或市政委员会的允许，他不能把命令刊登在《箴言报》上发表。
贝拉尔先生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把情况说明以后，议会里讨论开了，’以便弄清是接收还是不接收德·莫特马尔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坚持表示赞成；莫甘先生则说，如果德·莫特马尔先生在场，他就会要求听听他怎么说，但事情紧迫，就不能依德·莫特马尔先生的意愿来行事了。
最后，他们指定五个人专门负责去同贵族们商议。这五个人是奥古斯坦·佩里埃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先生、基佐先生、邦雅曼·德莱塞尔先生和于德·德·纳维尔先生。
但很快，德·絮西伯爵被领到了选举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要他把命令介绍给众议员们。在议院里，他对他说道：“在掌玺大臣先生不在时，有几个贵族，只有几个人，在我家里聚会，德·莫托罗尔公爵先生把这一封信交给了我们，这封信是给热拉尔将军或给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的。请允许我把这封信向你们传达一下。”信的内容是这样：“先生，您夜里去了圣克卢，我找您没找到。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您。我请您告诉我，我昨天就带在身上的命令的内容。”
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夜里从圣克卢动身了；他口袋里揣着命令已有十二或十四小时了，照他的说法，从昨天起就揣在身上。他既没有遇到热拉尔将军，也没有遇到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德·莫特马尔先生真不幸!贝拉尔先生对这封传达过的信作了如下的批语：
我不得不指出，这里缺少诚意。德·莫托马尔先生今天早晨在我遇见他时，他去了拉菲特先生家里。他正经八百地对我说，他要来的。
那五条命令宣读了。第一条是撤回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第二条，八月三日召开议会会议；第三条，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外交大臣和议会主席；第四条，任命热拉尔将军为作战大臣；第五条，任命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为财政大臣。当我终于在掌玺大臣家里找到莫托马尔先生时，他对我保证说，他是迫不得已留在德·赛蒙维尔先生那儿的，因为步行回到圣克卢时，他只得绕道从一个缺口进了布诺涅林园，他的长统靴或是他的皮鞋被划破了，伤及了他的脚后跟。德·莫特马尔先生对自己在为王权制定那些法令之前没有努力去看看那些具有影响的人物，没有让他倾向于王权的事业，深感遗憾。那些法令突然之间拿到毫无思想准备的众议员之间来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了，也因此抬来了德·邦雅曼·康斯坦这个可怕的回复：
我们早就知道贵族议院要对我们说什么了，它会不折不扣地要取消这些命令。至于我，我不会对王朝予以正面的支持的；我只会说，这对一个向人民大众开枪的国王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事过之后他只会说：他对此什么也没有干。
德·邦雅曼·康斯坦，声明他不会对王朝予以正面的支持，要是有人对他提起过去对他的才华和雄心所说过的那些赞美之词，他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话吗?当我刚才想到合法的君主制可能已被推翻，因为掌握了国王的权力的大臣，在巴黎没能碰到两个众议员，而他疲于奔波，步行了十几里路，磨破了脚后跟，我就由衷地喜欢一个像莫特马尔先生一样有勇气有荣誉的人。任命圣彼德堡的大使①的命令为德·莫特马尔先生取代了他的老主人的命令。啊!我怎么拒绝了路易·菲力甫当他的外交大臣或重新当我最心爱的驻罗马大使呢?不过，唉!我最心爱的罗马使馆，在台伯河边我干什么?我一定会以为她会红着脸看我的。
①在一八三一年，路易·菲力甫把法国驻圣彼德堡大使的职务给了德·莫特马尔，但早在一八二八年查理十世就已把这个职务托付给了他。
在巴黎奔走——迪布尔将军——卢浮宫柱廊前的葬礼——年轻人把我带到贵族议院
三十日上午，我收到掌玺大臣①一封短信，他邀请我出席在卢森堡宫举行的贵族会议。我早就想了解过去的一些消息，我便从地狱街、圣米歇尔广场去了多菲内大街。在有缺口的路障四周，仍有一些不安的因素。我把我看到的情况同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运动作了一番比较，这场运动好像还算有秩序，也比较平静：道德风尚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①负责在文件上盖上议院图章的法国贵族。德·塞蒙维尔候爵在一八四年至一八三四年担任此职。
在新桥，亨利四世的雕像手中握着一面三色旗，像神圣同盟的军旗一般。一些平民百姓瞧着这尊国王的铜像说道：“你没干那蠢事吧，老兄。”一些军队集中到了巴黎高等理工学院的河岸码头上，我从远处看到了一位由两个副官陪着的将军，也骑在马上。我向那个方向走去。我拨开人群，把视线落到了那个将军身上。他腰上系着一根三色腰带，帽子歪戴着，帽角朝前。他发现了我，对我大喊道：“喂，子爵!”我大吃一惊，认出了这位迪布尔上校或上尉，我在根特的伙伴。我们回到巴黎，他将以路易十八的名义去夺取几座没有设防的城市。就像我在第二卷里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半只羊，我们在阿尔努维尔的一间破屋里当作晚餐吃了。就是这位军官，各种报纸把他介绍为留着灰色胡子的共和党人朴实的军人；他是个不愿为帝国的暴政效劳的人；他是那样的贫穷，以致在一七九五年督政时期，他的上司不得不在旧衣店里为他买一件制服。看到他叫我，我也叫道：“啊!是您!怎么样……”他朝我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周围的人围了一圈。“亲爱的，”这位临时政府的军事首脑指着卢浮宫大声对我说道，他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千二百人的兵力，“我们从后面用子弹掩护了他们的两侧!他们尽管往前冲，往前冲!……”迪布尔先生的副官们哈哈大笑了起来，周围的人也笑成了一团。将军刺了他的小驽马①一下，它旋转半圈，像是一头累坏了的牲口；它后面跟着的两匹瘦马在石板上滑动，像是要在骑手的两腿间趴倒到地上去了。
这样，他神气十足地走了，一副英姿勃勃、气宇轩昂的样子，把我留在市政府大楼的后面。我见过一些认真看待一八三○年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各种事件的人，他们为这样记述而脸红，因为这种记述有损于他们的英雄信念。看到最庄严的革命那可笑的一面，和用什么方式大家可以嘲弄人民的诚意，我自己也感到可耻。
①一种小劣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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