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郾城，三姨给我留下了一支很好听的儿歌：

　　喔喔喔，鸡叫了，义勇军来到了。

　　打红旗，骑白马，雪亮的大刀腰中挎。

　　你送饭，我烧茶，大家都来招待他。

　　母亲到漯河励行中学教书以后，我就把这支儿歌从郾城唱到了漯河。

　　漯河油坊胡同一号的孩子们不会唱这支儿歌。在那个狭窄的长条形院子里，依次住着身分各异的房客——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向他的弟子们讲授“孟子曰”的私塾先生，无儿无女、全靠做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寡妇，按时上班、风雨无阻、天上掉炸弹也一往无前的银行职员，未向官方注册而把太阳穴上的一小块“俏皮膏药”作为营业标志的妓女。他们各自做着与那支儿歌毫不相干的事情。

　　一天黄昏，白胖胖的妓女照旧倚门而立，照旧用微红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斜乜着小巷里的行人。巷子那边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她就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扭动腰肢，胳膊交叉胸前托起了高耸的乳峰，但她很快又松了发条，乳峰像瘪了气的布袋耷拉下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一只脚上穿着张开嘴的破鞋，另一只是沾满泥巴的光脚丫子。

　　我正跟银行职员的孩子比赛“撞钟”——在迎壁墙上撞铜板，看谁的铜板撞得远。我有一个杰出的铜板，在墙上“当”地反弹出去，“叮叮咚咚”地滚出门楼、蹦下台阶，绕着一只沾满泥垢的赤脚踅了一圈，躺在一个高傲的大拇脚趾头旁边不动了。我弯腰捡起铜板时，脚趾头向我梗了一下，脚趾头的上方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一张长满了黑胡茬子的脸庞，黑亮的眼睛一闪，我就跳起来，叫了一声：“姨父！”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都骨碌着眼珠转来转去地瞅他，像瞅着一个沿途行乞的流浪汉或是发配天边的囚徒。母亲听了他的低语就骇然变色，急忙让我领着他抄小路翻过寨墙，到沙河里洗了澡，换上了我父亲留下的服装，又特意请来一个剃头挑子，把他一头刺猬般的乱发变成了整齐的“寸头”，满脸黑胡茬子也一扫而光。母亲急急去到离漯河不远的郾城找姥爷去了。

　　从母亲与小姨的低语里，我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一群拿枪的人抓走了三姨，正在追杀姨父。姨父让我母亲立即转告姥爷，请他设法营救三姨，给母亲留下一个密闭的信封，来不及考察我是否用弹弓消灭过老鼠或是否击中过鬼子的飞机，又在我和大杂院沉入梦境的时候悄然离去。

　　二十六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气恼地说，“外调”人员怎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你姨父从南阳逃到漯河的事情？还给我拍桌子！

　　母亲说，姨父是从南阳石桥的一所中学侥幸逃生的。他和我三姨从郾城潜逃到那里，分别以教导主任和国文教师的身分隐蔽下来，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人“咚咚”地敲门，接着又听到杂沓的脚步“噼里啪啦”地踏着泥水急急跑开的声音，感到情况异常，没有开门。他们做对了。解放后，有两个落网的特务供述说，国民党谍报机关从豫西得到了情报，急来南阳石桥抓人，还下了死命令，抓不住活的要死的！雨夜敲门的就是这两个特务。他们听说我姨父是“双枪将”，不敢贸然破门，就把一个班的军警埋伏在门外的小巷里，敲了门就跑，试图把姨父和三姨诱出，在街巷里抓捕。姨父和三姨没有开门，却被堵在屋子里陷入绝境。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姨父的眼睛盯住了屋子的后墙。那是一面土墙，他看到墙上有一块水湿的印渍，目光就霍地一亮。那是连阴雨泡湿了墙根脚的印渍。他急忙操起一把铁铲，在墙上捅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与三姨抱起不满一岁的婴儿穿墙而出。他们没有吹灯，甚至没有忘记从屋子里拖过一个柜子，堵住了墙上的窟窿，才悄没声儿地跑到一个菜园子的小草庵里隐蔽下来。特务供述说，他们还在小巷两边埋伏着，“以逸待劳”呢！

　　姨父和三姨躲在菜园里，却听不到学校里有任何动静。姨父想，如果并没有发生变故，就这样穿墙而逃，岂不暴露了自己？就把三姨留在菜园里，只身潜入学校看个究竟。他刚刚进了校门，正碰上一群特务闯进来，提着马灯在学校里四处乱窜。姨父远远地避开马灯，在暗处与特务打转，却在黑暗中与一个工友撞了个满怀。工友大惊失色说：“你赶紧跑吧！他们把你太太抓走了，用鞭子抽她，我听见了！”姨父以为三姨在菜园里遭到了不幸，急忙踩着工友的肩膀，越墙而逃。

　　那些天，姥爷家和我们家的人都在惊恐不安。“打红旗、骑白马”的儿歌没完没了地在我脑瓜儿里盘旋。一天晚上，三姨却抱着婴儿令人大喜过望地来到了油坊胡同一号。她面黄肌瘦，披头散发，如风雨中的弱柳摇摇晃晃。当她得知姨父已经来过这里，意外的惊喜使她身子一软，歪在母亲的怀里。母亲问，学校工友说，你不是怎样怎样了吗？三姨说：“工友误会了，那是特务拷打我们同院的一位老奶奶，追问我们的下落。我在菜园里，一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他回来，倒以为是他出事了呢！”

　　母亲说，三姨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她抱着婴儿逃出菜园，跑到从省城来石桥逃难的堂哥家里，不料特务又接踵而至。三姨又抱着孩子从墙豁上跳出去，躲在寨墙底下的防空洞里。特务也紧跟着钻进了防空洞。三姨想，这次真是插翅难逃了！却发现防空洞里柩着几口棺材，最里边是一口早已被盗贼掏空了的棺材。三姨抱着孩子钻进棺材里进行了假装死人的体验。一具比特务可爱一些的骷髅，不事声张地接纳了她。特务堵严了防空洞，举起马灯晃了几下，大概闻到了腐尸的气味，就骂骂咧咧地踏着烂泥呼啸而去。三姨出了防空洞，从寨墙上吐噜到了积水的寨壕里。

　　三姨说，还有一个奇迹哩！她怀抱中的大毛正害“百日咳”，特务敲门以前，大毛还咳嗽不止，吃了一包“止咳灵”，此后在一连串地钻窟窿、进菜园、翻墙头、钻棺材的危急时刻，这个可爱的小表弟竟在三姨的怀抱中酣然入梦。当三姨抱着他从寨墙上“吐噜”到野外，终于逃出魔掌的时候，他才为长久失去发声的自由进行报复，在黑夜笼罩的原野上放嗓咳嗽如连发的快枪。

　　母亲和小姨都一惊一乍抚着心口说，天哪！天哪！

　　母亲说，他们的生命是用一个个“偶然性”组成的奇迹。

　　“外调”人员合上本子说，你不要为他们歌功颂德了！

　　母亲说，不仅是他们，许许多多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以前都有过与死神“失之交臂”的经历。“外调”人员说，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右派。

　　母亲说，是的，是的，我得到这个称呼，只是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的事情。

　　“外调”人员说，你还曾经是一个语文教师，你很会编造故事！

　　母亲闭上眼睛说，那么，你们何必找我听故事呢？

　　母亲没有兴趣再向“外调”人员说明，她曾把姨父留下的一个信封交给了三姨，而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接近于、或者说是十足的传奇。但是我记得，三姨撕开了那个信封以后，就和她怀抱里的婴儿倏地没了踪影。

　　解放后，三姨才对我母亲说，当她和姨父受到追杀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姨父走了一步“险棋”，从漯河离开我家，就直奔国民党谍报人员绝然不会想到的一个地方——郑州警备司令部。姨父的堂兄贺石是那里的少校机要参谋。当我追随姨父回望历史的时候，同时也追随着一个令人怦然心跳的悬念——在势不两立的政治营垒里，将怎样容纳两兄弟的手足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