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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老胡师 第02节

  她像一个蜘蛛一样不停地吐丝,想把我缠裹起来。四周的空气充斥着一股霉烂、烟臭味儿。我不怀疑她说的这些全是事实,因为她正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我终于明白弥漫于整个建筑物的邪异气息是怎么来的了。"瓷眼"就是这种淫荡气氛的营造者。

  我那时最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狂妄无忌、如此贪婪?他显然在冒险,而这对于一个骗子是异常危险的。骗子在任何时候都有特定的脆弱性。他们有时的确需要小心谨慎、道貌岸然。我觉得事情够奇怪的了。

  现在我总算有了个理解。我知道"瓷眼"这一类人开始进入一个肆无忌惮的时刻了。这个时刻对于他们而言是百求不得的一个机会。他们凭自己的嗅觉不失时机抓住了它。还有时光对于一个恶棍的催逼,使他完全地处于一种疯癫状态。

  他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段时光,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瓷眼"

  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他头上还有一道"著名专家"的光环,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个光环的作用。他像柏老一样,对这个光环在内心里极为厌恶和鄙视,但又不忍放弃;因为他实在太需要它了,没有它,他简直就不能生存,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一个废物。

  总之"瓷眼"的事情早已是半公开的了,几乎没有人持有异议。可笑的是"瓷眼"自己的主动出击——他有一天突然提出要追查"流言",要定一些人的诽谤罪——连同这个一起,揭出一场可怕的阴谋。他说这场阴谋由来已久,其目的完全不是什么道德方面的损伤,而是出于极其恶毒的报复。

  整幢大楼一下子冷肃了。我对面的那个胖女人马上对我声明: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老所长更为严格的人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简直是个清教徒——"你知道什么是清教徒吗?"我不吱声,她又马上随一句:"就是不近女色!"我说:"是的。

  对于有些无耻的女人而言,她们根本算不上什么女色,而直接就是一些雌性动物——生疥的母猪!"

  胖女人惊得大睁双目看我,半晌叫一句:"你是不是说过老所长的坏话?哎呀你……"

  她一溜烟跑走了。

  不久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驻进了大楼,开始找人谈话。这样谈了大约有半月,空气越来越紧张。不少人在走廊上见了我都要小心地规避,好像我身上有什么毒素似的。我突然醒悟了:他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

  这时我的导师已经从野外营地回来,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在办公室呆了不到一周,又返回了营地。我曾对他谈过大楼里发生的事情,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有人为此酝酿了好久,他们正在抓一个把柄、找一个借口迫害人。导师黑瘦的脸干干的,肌肉好像贴紧在了骨骼上。我在看他的一刻,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病得很重很重,也许正在坚持……我后悔不该向他报告这一切,这有点太晚了。我的导师点点头,一只干枯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他没有说什么,那表情好像在说:

  这些都在预料之中……

  他返回了营地。

  就在他走后第二天,进驻大楼的那些人也撤走了。没有了外来的声音,大楼又变得一片死寂。空气冷冷的,天突然就凉了……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办公室的胖女人索性什么也不做了,只是端坐着,等待。

  平时与我来往比较密切的几个朋友像我一样感到费解。

  他们也没有被找过谈话,这就很清楚谈话是针对谁的了。

  一天,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突然有人敲门。门开了,一个穿酱色夹克的中年人阴着脸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一张照片,说你就是某某吗?我说是。他说请跟上走一趟吧——我不清楚他要干什么,迟疑了一下,他就掏出一个证件晃了晃。

  其实这根本无法看清。我拒绝了。那个人"咦"了一声,走开了。

  第二天,大楼办公室的负责人通知我到某某地方去见一个人,还安慰我说:"不要怕,他们不过是随便问问,了解一下情况。这也是公民的职责……"

  我听出通知者的语气有些油,有些幸灾乐祸。出于愤慨,我按他说的去了。

  一间窄窄的小屋里放了一张桌子,桌前坐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去过我宿舍的那个中年人——这会儿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旁边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姑娘,大概负责记录。不能容忍的是桌子前边二米远处放了一把椅子,那显然是让我坐的。中年人冷冷一声:"坐吧!"

  "站着谈就行。"

  小姑娘也冷冷一句:"叫你坐你就坐!"

  我再未理他们,而是直接走过去,走到桌前。他们不习惯这么近的距离,再一次让我坐到我的位置上去——那是个被审判的位置。我说你们非要让我那样我就离开了。中年人摆弄打火机点烟,哼一声:"这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要求你这样,你就得配合,这是你的义务!"

  接着他们问我:"你多次说过所长生活作风方面及其他一些事情,这是严重的诽谤,所长已经在人格上受到了巨大伤害。这一点我们是经过广泛了解的。但是为了爱护同志,我们很慎重,认为你来所里工作不久,有些情况不了解,肯定是有人蒙骗过你。他说了什么,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这样就与你无关了,你只是个轻信者……说吧,抓紧时间。"

  我说我不是个"轻信者",也从未"多次说过所长……"

  中年人拍了一下桌子,对旁边的姑娘说了一句:"给他记上,他否认。"又转脸对我:"你太年轻了,考虑问题太简单了。你以为这样就能顶过去?你就是顶上一年也没有用。你不说出那个人来,那么散布那些话的就是你,你就得认罪!"

  我冷笑一下,尽管笑得很勉强。

  "笑吧,有你哭的时候!"

  我想我绝不会哭的。现在我最想弄明白的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力,随便审讯一个人,把他喊到小屋子里来?有谁又会因为这种可怕的野蛮和黑暗而惩罚他们呢?

  我不得不一再询问他们代表谁?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

  被问的两个人相视而笑。这是真正的冷笑。他们的回答是:这你管不着。我们想审谁就审谁。一直是这样。难道这也是你问的吗?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把你和你的一伙抓起来……中年人越说越气,后来口吐脏字。我请他礼貌一些,他越发骂得凶了。

  时间过去半天,他们疲乏了。后来小姑娘离开了,中年人喊进另一个人,把我推拥到隔壁一间小屋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这显然是故意折磨人,等于拘留。我问他们凭什么拘留人?符合法律程序吗?中年人看看另一个脸上有红色斑点的家伙,说了一句:

  "没有把你揍出尿来就算符合程序!"

  他们把我推搡到那间小屋里。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桌一床:桌上放了一把水瓶,摇了摇是空的。床上有一条脏臭的毯子,一掀毯子,立刻有一些小虫飞跑四散……我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无论如何还是觉得有些突然。这一切来临得好像太快了,以前觉得这只在故事中发生。我很快想到了被监禁的父亲,我小时候住过的茅屋,我特别想念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一会儿门开了,那个中年人走进来,这次是他一个人。他这一回和蔼一些,递给我烟,我没有接。他重复了上一次的意思,只是口气软多了。他强调这次不会轻易放过什么人的——"什么人"显然不是指我;他有些神秘地说:"早知道你们背后有人……那个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年轻人嘛……他谈过了以前老所长——就是前一任所长的一些事了吗?"

  他停止了吸烟。

  我的心像被戳了一下。我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原来想逼近一个人:我的导师!我紧紧咬着牙关,只差一点就跳起来。我忍受着。

  "你挺顽固啊!"他失望地重新叼上烟。

  我再没有吭声。我一直闭着眼睛。这样一直等到他离开。

  这一次大约关了我两三个小时。走出黑屋子是傍晚时分,太阳未落,外面亮得刺眼。走在炫目的夕阳下,我想,从今以后,那些虚幻的想法是一点也没有了。我早就领悟过的绝望不过是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好吧,来吧,我在这儿等待着。

  只是担心我的导师。

  接着又接二连三有人被喊走,他们都是平时与导师来往较多的人。有的被关在那个小黑屋中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被不断推操、喝斥。其中的一个人实在受不了,心脏病复发了……

  我鼓起勇气找到上边,痛诉了一番前后经过,接待者很漠然。但他还是表示要过问一下——我不知道"过问"是什么意思,是"阻止"的意思吗?就这样,我怀着一点希望和困惑离开了。

  "过问"好像并非"阻止",因为还是眼看着一个又一个人被传讯。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直接去找那些骚扰者的头儿。

  谁知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这种事儿!

  这真是奇怪了!但凭经验分析一下,这么多人被传讯和短期关押,绝不可能是"瓷眼"私自搞的;可由于上边矢口否认,又可看出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既然这样,那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揭露。

  传讯仍然在进行,而且"瓷眼"的人叫嚣:"告诉你们几个,不好好坦白就别想溜,看来这一回有人是要进去蹲些日子喽……所长可不是一般的人,岂容随意诽谤?"

  又有人通知我去那个小屋。我干脆不理。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瓷眼"的一个跟班在大楼走廊遇到我,锥子般的目光死盯了一会儿,压低声音问:"您想捱过去呀?我劝你是不是主动些,免得吃后悔药……"我直觉得拳头发痒。我问:

  "你和非法审人的那一伙儿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逼我催我?

  你想干什么?"那个人猛地往旁闪了一下,不停地眨眼,嚷叫:

  "这可是你说的,你记住,你记住!"他跑开了。

  我直接冲到三楼,砰砰敲"瓷眼"办公室的门。我敲得凶急,因为我听说他的门是很难敲的;因为这家伙屋里常有个把女人。有人实在要找他,即便住在隔壁也要打电话……

  狗娘养的,快把人逼疯了,他这边倒一切照旧。我想用脚把门踹开。直敲了三五分钟,过来一个陌生人,黑着脸说:"别敲了,所长住院了!"

  大楼上人很多,常常出现一些从未见过的人,谁也弄不清他们来自何方,是否占据所里的正式编制,分工做什么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瓷眼"的人。"瓷眼"长期在一个保健病房占有一套高级房间,每年都要去几次,虽然没有什么大病。他在这个时候躲进去,显然是别有用意。

  果然,几天以后有人传出话来:所长被诽谤者气病了,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住院了;这一回,恐怕事情闹大了……不严肃处理,所长是出不了院了……

  有人照旧来传讯,一次比一次凶。我拒绝传讯,也拒绝上班。朋友们很少来玩了,他们都处于惊慌之中。一天深夜,一个被多次传讯的人找到我,小声说:"怎么办?坏了,他们看来非得查出一两个人来不可……他们引着我说副所长,还有,还有你……我总不能胡编,我说关于所长那方面的事儿,其实在大楼里都知道的,平时常有人议论……我这句话未经考虑说出口,他们立刻抓住威胁:谁说的,谁议论过?说,说,说不出就是你造谣!他们把我的话记下,还让我按上了手印……糟了!"

  我安慰他。后来他哭了。快四十岁的男人,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看了让人难受。我试图给他鼓鼓劲儿,但没用。他已经完全被恐惧所笼罩。最后还告诉一个消息:"瓷眼"的人伙同搞审讯的那一伙,目前正在搬弄大楼里一部分人的档案!

  "为什么?""因为有人写了骂所长的匿名信,他们要核对字迹——专门找了有这方面技术的人……"

  好长时间我的头嗡嗡响。"档案"两个字一下就让我想起了柏老的暴怒,以及他围绕我的"档案"做的文章——特别是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在大山里的流浪……我轻轻自语一句:

  "好吧……"

  "怎么办?"他像个孩子一样望着我。

  我紧握着他的手……我们往前走去。天上没有星星,阴得黑黑的。这座城市因为电力不足,疏疏的路灯像萤火虫。北风掀掉了一个小屋顶上的铁皮,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他拐过一个巷口,用衣服裹紧身子跑了。

  就在我走进宿舍楼楼梯口时,正好两个人下楼。黑黑的楼道看不清脸,他们两个故意往中间靠了一步,挡住了我。我想侧一侧身子让过他们,他们却故意挤在那儿。这样闪了两次挡了两次,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拳头在衣兜内攥得紧紧的,我啊,我只是独身一人,没有牵挂——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靠左边的一个飞快扭住我的手,同时用膝盖狠狠顶了我一下。巨大的疼痛使我弯下了腰,差一点顺着楼梯滚下去。可我最后攥住了栏杆,憋足了全身的劲儿撞过去……那个家伙倒下了,另一个抽出橡皮棍打在我的背上——如果不躲闪,它就会打在我的脸上。我不顾一切扑上去,刚刚抓住握橡皮棍的手,刚才倒地的那家伙就拉住了我的腿。我倒在楼梯上,又滚动了几下。他们一齐扑上来……

  那个夜晚是我走出大山以来遭受的最重的一次肉体折磨。整整几个小时我动不了也不想动,鼻子里淌出了很多血,嘴里也是血。我在楼梯口一直躺到了黎明。

  不知何时起,那座大楼开始安静下来。好像上边干预了一下,那伙偷偷审查档案的家伙溜开了,搞传讯的也不见了。

  大楼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这期间有人联名上书呼吁,○三所之外的朋友闻听了这场骚扰大为愤慨,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援助——大概是这一切才促成了眼下的结局。

  但我相信,我和朋友们对此一生都不会忘却。

  ……留给我们的似乎比预想的残酷十倍——我甚至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就要急急地奔到我的导师病榻前了。他又一次吐血,由野外勘查营地转回,不得不一次次到医院检查。

  "瓷眼"仍然呆在医院不出来,整座大楼依旧充满他的气息。

  我的导师作为副所长,在去医院检查时连一辆车子也要不出来。分管车辆的人笑嘻嘻地说:打招呼晚了,车都派出了,实在没有办法。谁都明白这是故意刁难,因为楼下停车场上小车班的司机都在那儿打扑克……当时我不在场,不知最后我的导师是怎么去了医院。但这的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需要动用公家车辆了,因为他接受了这次检查之后再也没能出院。

  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

  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伏在导师床前,强抑着没有掉下眼泪。他微笑着看我,问我这一段忙些什么?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把那些事情告诉他。伤嘛,是在黑夜中跌成的……他枯干的手啊,那么温暖地抚在我结了瘢痂的脸上。为了这抚摸,我会一生爱着恨着,永不遗忘。我将因为对这抚摸的回想而幸福、感激。我告诉他:我全知道了,老师不该这么折磨自己……他平静地望着我,手指插在我肮脏的头发中:"我原以为时间还够用,只是有些紧,现在看……"我再也忍不住,几乎是喊道:"老师,听从医生的安排吧,赶快手术吧!"他点了点头。

  大约是准备手术了。医生又进行了一连串的检查,然后让人通知单位和家属。单位的人姗姗来迟,来的是一位搞行政的副主任,从头至尾皱着眉头。他被医生告知,单位需要值班的人,需要陪床的人,他都皱着眉头。

  半天的时间,医院里涌来了十几个人——他们被医院的人赶走又涌来,哭着。更多的人从门缝望着床上蜷成一团的病人,满脸悲伤低下头。医生把大多数人都阻在门外。我提出由我自己值班,顶多再找一个人。

  一直到最后,亲属也没有来。找亲属的事儿导师既未同意,也未反对,只是嘴唇动了动,说出了电话号码等等。我们都知道他与爱人分居二十多年了,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手术的事情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医生们会诊之后告诉,一切都太晚了。

  这最后的决定使我忍不下去。我躲到走廊上哭了一会儿。

  导师喊我,那微弱的声音一传到耳膜,我赶紧擦干眼泪……

  他的枯手伸着,伸着,我奔过去抓住了它。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我那些笔记全交给你了,还有……"

  这是我所度过的最长、最艰难的一个夜晚了。疼痛开始折磨他,他忍着,尽量不发出呻吟。这使我想起在野外作业时,我常常在夜晚听到的牙齿磕打、屏气声,原来他早就开始忍受了。我求医生打止痛针,一夜里打了好几次。他偶尔昏迷,但一醒转过来就伸出手臂寻找我……我一直伏在他的床边。

  一天,两天,第三天夜里他又吐血了。这一次吐得好凶,好像再也不能停止。我吓得大叫起来,一边托起他的后背,一边叫喊。走廊里响起啪啪脚步声,医生们跑来了……我的左侧沾满了他的血。他的头歪到一边去了。

  他昏迷了。他再也没有醒来。

  我的导师离去了,从此整座大楼都空空荡荡。我踏着走廊、踩着台阶,都像走向了一片荒野。死亡的气息在这儿第一次压过了淫荡的气息。那些男男女女暂时呆在角落里,再不到处乱窜了。往日他们像白天的耗子,迅速而无耻地游动。

  ……

  老胡师,这差不多就是我参与那场所谓"争执"的全过程了。您真的认为倒下的是一个势利小人吗?他直到最后还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他面对的是一个生满了疥疮的雄性恶兽。

  您的轻信、您的满怀善意的指责已经深深伤害了我。我对您几次想放弃回答辩驳的机会,因为这差不多已经有点多余。那时我被郁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心如死水。我满眼里看到的都是那只雄性恶兽作践的狼藉。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平复创伤,咀嚼着往昔——我不能不怀念您银发下闪动的善良的眼睛,于是我最后还是对您说了。我认为这不仅是叙说我的导师一个人的苦难历史,而是关于我、你、他——我们所有人的历史。这更不是在为我自己辩白,而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那些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的辩白。

  我已目睹着几个人死去:外祖父家里最忠诚的男仆,即后来开创林中茅屋的老爷爷;我的外祖母;大山里结识的地理老师;再就是我在○三所的导师了。他们化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分别是我的恩师、长辈、亲人,是我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人。可是他们死去了。这就不能不使我思考死亡。

  原来它离所有美丽的人生如此之近,而离那些蛆虫和兽类好像又如此之远。死亡的神秘比之于生的壮丽,不知要大上多少倍。人不可能忽略死亡、可是人不能害怕死亡。一些最美丽的人生突然中断了,那么还有什么值得自我斤斤计较呢?

  如果不怕死亡,那么剩下的就是专注于美丽人生了。它们将长存于我们心中,再也不会消逝。我们在这之前没有竭尽所能挽留它们,而且还偶尔地、不同程度地容忍了对它们的毁灭。于是我们现在的怀念、小心翼翼的维护、满腔的挚爱,都不过是一种赎。

  回忆他们,我对自己充满了愧疚。那一张张或微笑或沉默的面孔,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强大。他们的强大在于他们的纯洁,人纯洁才能高贵。半生过去了,我才有了对"高贵"这个概念的重要认识。这对我太重要了。人应该是高贵的。

  人为了追求高贵,可以贫困,可以死亡。这是不变的至理。关于它的认识,一直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心灵之中。但他们究竟靠什么才把这种认识传递到遥远的未来?我一直不解。

  过去我曾认为依靠典籍,即纸页和竹简,现在看这种理解多么浅薄。文字只能是提供过去的证实,是个记载和提醒,而难以构成最有力的承接链条。其实传递的真正奥秘存在于血液之中。

  ……

  人如果不顾一切地规避危险,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欲望,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性等于尊严和理想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时代是以满足和刺激人类的动物性为前提和代价的,那么这个时代将是一个丑恶的、掠夺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聚起粗鄙的财富,但由于它掠夺和践踏的是过去与未来,那么它终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丑恶的时代就是不留退路的时代。

  我们这座大楼的"瓷眼"在实现自己的计划中,别无选择地使用了传统杀手:金钱与性。这就使他与人类所有的敌人一脉相承,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毫无二致。一方面极尽所能地、破坏性地投机赚钱,发放补贴;另一方面又对低俗的性关系暗中鼓励,并身体力行。在如此严肃的一个机构中,竟然随处可见黄色下流的图片和杂志。人的心弦松弛了,神色模糊了,锋芒折断、勇气也就丧失了。再没有人专注于原则,苟且成为普遍现象;只要不亲手去实施耸人听闻的恶行就已经是难得的好人了。人们对道德和责任的要求已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而一个真正淳朴的人,有教养和有知性的人,就会本能地做出反抗,他绝不会无动于衷。

  ——这样的人由于身处这样一座大楼中,就等于踏入了一片可怖的荒漠。他听不到回声,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边的焦沙吸尽身上最后的一滴水汁。

  "瓷眼"几乎满足了所有的"人",因为他发现并发掘了人体内的动物性,集中地代表了它们。

  我为什么感到惊愕?因为除了面对这些血痕,还要面对可怕的"雷同"。"瓷眼"与柏老的行走轨迹、他们对待"敌手"的办法、吮吸和占有的过程,都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曾攫取劳动,都曾利用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动荡和混乱,在劳改农场、工矿窑井、荒郊野地等场所,从肉体到精神地摧毁障碍。

  雷同,毫不介意的重复,既说明了一部分人想象力的枯干,又表明了某种癫狂和无忌;同时也更加凸出了人们的容忍、漠然和遗忘有多么彻底……后者才是更为可怕的。丑恶和残暴不断用"雷同"来刺激和提醒我们,可我们就是视而不见。

  但幸好还有些例外。比如我的导师,他记住了每一个细节,于是有人就要磨碎和消灭他的记忆。他顽强地回顾,有人就顽强地磨损。一场持久的抵抗最终使我的导师血气耗尽,最后患了绝症。如果不理解这场持久的抵抗,就不会理解一切的残酷是缘何而生、又为什么一次次重演——原来他们恐惧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和辐射的精神,是一种被一代代继承又一代代扼杀、最终总是存活的——精神!

  他们太恐惧了。

  就为了这一切,他们有时可笑地繁琐和用力。谁如果看到我的导师,看到他孱弱的身体、全力倾注于事业的模样,就会对"瓷眼"一伙的兴师动众产生惶惑:这是毫无必要的。

  动用黑道上的人传讯、偷查档案,这只是他们孤注一掷的举动。而这之前已经有过更为拙劣的、荒诞不经的尝试。他们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做点什么——只要对方不放弃记忆,他们就不放弃。他们不允许一个人有记忆。看来记忆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它可以燃烧、可以顺着血脉流动……

  由于我的导师在学术界享有难以动摇的地位,他的成就和品格令人景仰,所以"瓷眼"一时也没有办法。他总想设置一个过不去的关卡,可惜总也难以做到。

  在我来○三所的第二年,正赶上有关部门大面积的资格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据说是非常重要的,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票上设有"称职"、"不称职"和"基本称职"三栏,以供填写。如果一个人"不称职"票超过了半数,就将对其"重新加以考虑"。

  这其实是一场无聊的游戏。对于"瓷眼"而言,却似乎来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他们紧急动员起来,表面上却伪装得无事人一样。大楼里的气氛有些异样,但这只有仔细观察才看得出来。我那时对内情一无所知,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于是"瓷眼"身边的人就把我列为他们的一个人——他们认为新来的没有理由不投入他们的怀抱。先是给我调换办公室,把我由一个四人房间调到了二人间,待遇似乎也提高了。从此对桌就有了一个胖女人。她快言快语,爱笑,笑起来皱着眉头;里里外外携带一个饭盒,里面装有排骨、酱菜、点心,甚至是酥糖等。她高兴了随时捏一点东西吃,还非要我尝尝不可。我不吃,她就硬塞到我嘴上,咕哝说:"你个小狼嘴儿!"

  我成了"狼"。我在她眼里如此可怕吗?她塞入的是一块酱菜,咸得甜得让人发抖——一个女人没事了竟咀嚼这样的东西,真令人惊叹。

  她每一次吃过东西都一阵兴奋,在屋里走来走去,说:

  "我最讨厌那些上班时间窜来窜去的人了,他们不好好工作,从这个屋到那个屋——你知道所长跟这叫什么吗?叫窜堂!……"她常常像自语,又像忙里偷闲传授我一些知识和消息,像什么"七月十七号十九点十分月食"、"三处处长有可能提拔,一个老姑娘帮了他"、"男女都……"

  这一回她暴躁地骂起了我后来的导师——副所长,说他是"伪君子"、"下流坯","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最小气","野心比谁都大","说不定还是个色狼"……我对她骂的人当时不太了解,只觉得那是一个内向的、工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她对在我耳朵上说:"活该,这个月要考察他了——你一定要填写不称职!"

  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是个双下巴,敞得很开的胸口那儿吊着一尊金佛。

  她皱皱眉头,严厉地叮一句:"听见了吗?"

  "……听见了。"

  "你发誓!"

  我怔怔地看着她。我见她一双空洞的眼睛这会儿水汪汪的。好像她心怀巨大的冤屈,刚刚寻到了一个复仇的机会,随时会像个厉鬼一样扑过去。我说:

  "我不会为这种事儿发誓……"

  "可人家都发誓了!"

  ……再没有谈下去。我已经察觉到什么。我那时才感到这座阴森森的大楼内,原来如此地无聊和腐臭。我那次在填写考察票时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凭着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认真地给我未来的导师填上了"称职"两个字。我觉得坦然多了。

  事后我才知道,"瓷眼"身边的人得知考察的消息之后,大约提前两个月就行动起来,分别派人一盯一地做工作。大概我是被胖女人"盯"的对象。他们还派出骨干,开着车到下边的几个野外作业营地,一一做工作;并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情况,分别许愿和收买;遇到难以影响的人物,就下大力气拉拢,送礼品、请客吃饭;如果仍不成功,就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威胁对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还专门印制了所谓的"对照表",表上对应开列了所长的伟大功绩、另一个人的恶行——由于都是捏造的,所以这些"对照表"不准复印,而且原件编号,事后收回,严密得令人吃惊。那些答应投否定票的,必定要被再三叮嘱,最后发誓,还要发"毒誓"——我第一遭明白了什么才是"发毒誓":即由发誓者念出"誓言",然后说自己若有违"誓言",则自己遭受如何如何恶报、自己的至亲至爱遭受如何如何恶报……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辱骂某个人、同时对所长表达无与伦比的尊崇敬仰。

  发过"毒誓"似乎也就万无一失了。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因为投票场所设在大楼会议厅内,厅很大,投票人可以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于是所里就建议编制坐位次序表——每个人都必须坐在被指定的位置上。这样,有人就暗中警告投票人:你最终是否按誓言投票,我们都知道,因为你的前后左右都有我们的人!被警告者战战兢兢答:我一定一定……

  于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最无耻最无聊的投票就这样开始了。结果无论对于谁都不算理想。对于我的导师而言,他得到的肯定票比应有的少多了。这绝不是他的不幸。

  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导师的学生,是在他的直接和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喝干了母亲的奶水,却要接受驱使回头噬咬母亲;有可能的话,就把她撕扯得鲜血淋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耻、更无义的了。当然,这样做的都是在学业和生活上毫无指望的学生。

  这一切,简单点说只是这样一个故事:几个可怜虫怎样围困一个天才……

  对于我的导师,这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可笑之至的插曲;但从它揭示的本质而言,又足以令人绝望。人的背叛和无义、蒙羞和可耻竟会达到如此地步。

  我在那之后曾注意过几个人的眼神:他们都是在导师精心饲喂下长大的,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一滴一滴汲取营养,可是在那个时刻却残忍地投下了石块。违心和不义带来的痛苦使他们不敢正视别人,一副胆小鬼的模样,看上去比以往更显得卑琐,走起路来缩手缩脚,说话分外和蔼,像呵气一样……他们从此将被不幸攫住。

  至于那些"瓷眼"身边的死硬分子,在这之后因为失望和嫉疼,脸都灰了。他们在这之前太乐观,他们到死也不明白:按照发毒誓和收受好处、受过威胁的人数来计算,再保守也不止收获这些反对票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尽管这只是一场小测验,一次资格考查,但因为涉及到如此严重的事实而使我倍加重视——不得不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判断。

  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参加者百分之九十都是专业人员,都是有一定资历的○三所人士。那么再苛刻一点的要求都是应该的。可怜的是,一场最不可思议的无聊又无耻的游戏就在这所大楼里发生了。

  这就有理由让我们思考和怀疑:即便在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很容易就显露了自己的卑贱。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洁净。首先是心灵的洁净,其次才是专业上的造诣。污浊的人是不会有好的判断的,污浊是罪恶蔓延的根源。

  我同时还注意过我的导师。他刚开始对这一切只是有所察觉——面对一场围剿自己的阴谋毫无警觉是不可能的;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活动中,有人竟会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动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去运作。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和可笑。他在事后知道了这些,虽然略有吃惊,但还是微笑了一下。这笑容是温和的、遗憾的和藐视的,更包含了深深的同情。

  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微笑。

  那些丑类在这永恒的微笑中将永远卑贱着、绝望着;那些苟活者在这永恒的微笑中会因百无聊赖而煎熬着、痛苦着。

  他们在这无所不在的微笑中绝找不到其他出路。

  我因导师的死想到了父亲。他曾被我恨了好久,我长久以来都把整个家族的不幸、把一切的责任记在了他的身上。因为我亲眼见过他在最后的几年里怎样折磨小茅屋里的人。他去世时我没能守在身边——这也免除了一生的记忆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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