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徒然等了墨塞里尼那么长时间。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在那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后面看见过他。

　　她没回丈夫家的那个二月里下了很多雪，我们在阿根廷街，就好像迷失在一个位于雪峰上的旅店里。我发现在一个中立地区生活很艰难。说实在的，最好是靠近中心。这条阿根廷街——我记录了巴黎一些跟它相似的街道——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它与它所属的行政区一点也不相称。它跟哪个都不相称，别具一格。覆盖了一层雪之后，这条街道的两头通向白茫茫的一片。我也许应该重新找到那些街道的名单，它们不仅仅是一些中立地区，而且还是巴黎的黑洞。更确切地说，是这种黑暗物质发出的亮光，这种黑暗物质是天文学上说到的，这种物质可以使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甚至能够抵御紫外线、红外线和X光。是的，久而久之，我们很有可能被这种黑暗物质吸进去。

　　她不想呆在一个离她丈夫的住所太近的街区。只有两站路。她一直在左岸寻找一家靠近孔岱或者居伊·德·威尔住的那套寓所的宾馆。那样的话，她就可以走路去了。可我却害怕回到塞纳河的那一边，靠近那个六区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痛苦的回忆多得数也数不清……但有什么必要再去说它们呢，一些人在那里经营奢侈品店，一些有钱的外国人在那里买房子，对于他们以外的人来说，那个行政区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个时候，我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我孩童时代的遗迹：多费那街上的那些破败不堪的宾馆，装教理书的库房，位于奥黛翁十字路口、一些美军基地的逃兵在那里从事非法买卖的那家咖啡馆，绿加朗的黑黢黢的楼梯，还有马扎利纳街那堵积满污垢的墙壁上的一行文字：“永远也别工作”，我每次去上学都要念到这句话。

　　她在稍往南边靠近蒙帕纳斯的地方租到一个房间时，我还待在星形广场附近。在左岸，我一心想要避开那些幽灵。除了孔岱和维嘉书店外，我宁可不在我从前住过的这个街区耽搁太久。

　　另外，还得弄到钱。她卖掉了一件毛皮大衣，那可能是她丈夫送给她的礼物。卖掉大衣后，她就只剩下一件风雨衣了，这风雨衣太单薄了，无法抵御寒冬。她读着那些小广告，像结婚之前一样。她时不时地跑去奥特依看一名汽车修理工，那是她母亲的一位老朋友，接济过她。我几乎不敢透露我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可是，何苦隐瞒真相呢？

　　一个名叫贝洛-贝多万的人也住在我租住的宾馆旁边那一片房屋之间。确切地说，是在西贡街8号。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我经常与他擦肩而过，但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我们第一次说话的情景了。一个头发鬈曲、属于阴险奸诈型的家伙，穿着总是挺讲究的，装出一副上流社会人士的潇洒派头。当时，我坐在他对面，坐在阿根廷街那家咖啡馆餐厅的一张桌子旁，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巴黎正在下雪。当他问我那个人们常问的问题“您呢，您是做哪一行的”时，我跟他说我想“写作”，而他呢，这个贝洛-贝多万，我不是很明白他所在公司的名称。那天下午，我一直陪他到了他的“办公室”——“离这里非常近，”他说道。我们的脚步在雪地上留下了印子。只需要笔直地往前走到夏尔格兰街就行了。我查阅了那年的一本旧年鉴，想查出这个贝洛-贝多万到底在哪里“工作”。有时，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人生的某些片段，我们需要证据来证实我们没有做梦。

　　夏尔格兰街14号。“法国商务出版社”。一定是在那里的。今天，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那里、去辨认那栋楼了。我已经很老了。那一天，他没让我上楼去他的办公室，但第二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家咖啡馆再次见面。他建议我做一项工作。为一些公司或者机构撰写小册子，他多多少少是那些公司或机构的推销员或者广告代理，而那些册子将会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会支付我五千法郎。但那些文章要挂他的名字。我只是给他做枪手。他会把所有需要的资料都提供给我。就这样，我撰写了十来部小作品：《布尔布雷的矿泉水》《绿宝石海岸的旅游业》《巴尼奥尔-德-罗纳地区宾馆和俱乐部的历史》，还有一些有关约旦银行、瑟里格曼、米拉波和德马西银行的专著。我每次坐在工作台后面，都担心自己会因为厌倦而呼呼大睡。但工作做起来还是很简单，只需把贝洛-贝多万所做的笔记整理成文就可以了。他第一次带我去法国商务出版社的所在地时，我非常吃惊：那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但在我那个年龄，是不会问自己太多问题的。那个年龄的人对生活充满信心。两三个月后，我就不再有这个编辑的消息了。答应给我的稿酬他只预付了一半，但也足够我花销了。有朝一日——假如我有足够力量的话为什么不是明天呢——我也许应该去西贡街和夏尔格兰街朝圣，那是一个中立地区，贝洛-贝多万和法国商务出版社都随着那个冬天的雪一起从人间蒸发了。还是不行，思来想去，我真的没有勇气那么做。我甚至在想，那些街道是否还存在，是否已经被那些黑暗物质永远吸走了。

　　我更愿意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义上的香榭丽舍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到了晚上，它们还能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也许，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依然能听见你唤我名字的声音……你卖掉毛皮大衣和镶嵌有光面宝石的纯绿宝石的那一天，贝洛-贝多万给我的那笔钱还剩下两千法郎左右。我们有钱。未来属于我们。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来到星形广场街区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们与“死人头”一起在河堤路那里见面、我看见你们俩迎面朝我走来的那个夏天一样。我们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馆。他们把桌子都摆到了人行道上。天色还早。街上已经没有汽车了，能听见人们悄悄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接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寻思着，黑夜是不是永远也不会降临，这是不是一个白夜，不像在俄罗斯和那些北方国家出现的那种白夜。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利沃里街上的拱廊下面还映照着夕阳的余晖。这是在夏初，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去哪里呢？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是去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或者墨西哥。也许去伦敦或者罗马。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这些

　　地方已经混在一起了。我们旅行的惟一目的就是进入夏日的中心，时间在那里停止，时钟的指针永远指着同一时刻：正午十二时。

　　到王宫的时候，夜幕降临了。我们在卢克-尤尼维尔咖啡馆的露台上歇了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路。一条狗跟着我们从利沃里街走到圣保罗。然后，它走进了那座教堂。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露姬告诉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们穿过兵工厂之前的一个中立地区，那几条街渺无人踪，从那里经过的人不禁要问，那里是否有人居住。我们发现，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有两扇大窗户亮着灯。我们坐在对面的一张长椅上，情不自禁地望着那两扇窗户。那盏电灯的灯罩是红色的，在房间的最里头，暗淡的灯光就是从那里映照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看见，在左边的墙上有一面镶了镀金镜框的镜子。另外几面墙上什么也没有。我守候着一个可能会在窗户后面出现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在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客厅还是卧室的房间出现，恐怕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应该去按门铃，”露姬说道，“我保准有人在等着我们。”那张长椅位于在两条街的交汇处形成的一个类似于土台的地方的正中间。几年之后，我坐在一辆出租车上，沿

　　着兵工厂去往河堤路。我让司机把车停下。我想找到那张长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楼的那两扇窗户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依然亮着灯。可是，我差点就在几条通往塞莱斯廷会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墙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对她说没有必要去按门铃。因为里面可能不会有人。再说了，我们坐在那里，坐在长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听见某个地方有泉水的潺潺声。

　　“你确定吗？”露姬问道，我什么也没听见……”

　　“可我，对面的那套房间住的是我们俩。我们忘记关灯了。我们一时把钥匙弄丢了。刚才跟着我们的那条狗一定在等着我们。它在我们的卧室里睡着了，它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回来，直到时间的尽头。

　　后来，我们朝北边走去，为了不偏离航向，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共和国广场，但是我们并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走对了方向。走错了也无大碍，假如我们迷路的话，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乘坐地铁，回到阿根廷站。露姬跟我说，小时候，她常来这个街区。她母亲的朋友居伊·拉维涅在附近有个汽车修理厂。是的，在共和国广场附近。我们每见到一家修理厂都要停一下，但我们一直没找到她所说的圣塞莱斯廷五世（又译圣则肋司定五世、圣雷定五世、圣切莱斯廷五世1215—1296），意大利籍教皇，塞莱斯廷修会创始者，1294年当选教皇。

　　那一家。她已经找不到那条路了。下一次她去奥特依拜访居伊·拉维涅的时候，她一定得问问他以前的修理厂的地址，要赶在这个家伙消失之前，他也会跟着消失的。这看上去没什么，但这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当中将不再有任何参照依据。她还记得她母亲和居伊·拉维涅在复活节后的礼拜六带她去过御座交易会。他们是走路去的，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荫大道，跟我们走的那一条很相像。可能就是同一条道。但我们已经偏离了共和国广场。那些礼拜六，她常跟母亲和居伊·拉维涅一起走到万森森林的边缘。

　　快到午夜了，我们俩要是出现在动物园的栅栏前会显得很奇怪的。我们会看见半明半暗的夜色中的大象。但是，到那里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块明亮的林间空地，中间耸立着一座雕像。共和国广场。我们越往前走，演奏的音乐声也越来越大。舞会吗？我问露姬是不是到了七月十四日。她知道的并不比我更清楚。一段时间以来，白天和黑夜都混在一起了，我们都分不清日夜。音乐是从一家咖啡馆里飘出来的，咖啡馆在靠近林荫大道和大修院街的拐角处。

　　法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交易会，1965年迁往万森森林里的鲁利草坪，在每年四五月份举办。1965年之前的举办地址为现今的民族广场，该广场从前叫御座广场，交易会由此得名。

　　太晚了，已经坐不上最后一班地铁了。就在那家咖啡馆过去一点点，有一家开着门的宾馆。一盏没有灯罩的裸灯照着一道非常陡峭的黑木楼梯。值夜者甚至都没问我们的名字。他只是跟我们说了二楼一个房间的号码。“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许可以住在这里。”我对露姬说道。

　　一张只能睡下一个人的床，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窄。窗户上既没有窗帘也没有百叶窗。我们开着窗户，因为天气很热。楼下的音乐不响了，我们听见朗朗的大笑声。她凑到我的耳边说：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永远待在这里。”

　　我想，我们正在一个远离巴黎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港上。每天早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沿着海滩的那条路漫步。我记住了那家宾馆的地址：大修院街2号。依维尼亚宾馆。在随后那暗无天日的几年里，时常有人问我要住址或者电话号码，我总会说：“您只要写信到大修院街2号的依维尼亚宾馆就行了。如果我不在，会按新地址转交的。”我也许应该去找找所有那些信，它们等着我去取回，已经等很久了，一直都没有给人回复。你说的没错，我们本该永远待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