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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一位外商,拟投资十亿元人民币,在紫东县建设中国最大的浮法玻璃厂。全称为“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紫东县最初将这个合资项目报到市里时,全称为:“中外合资紫东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郑向洋市长看到这份报告后,眼睛一亮,略作思忖,拿起炭素笔,将紫东的“东”字勾掉,改作一个粗粗的“雪”字。然后在材料上面批了一段话——

  “紫东县依托优势资源,下大气力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市各县区、各行业、各部门带了一个好头。紫东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经验和作法值得我市各级各部门学习,以使我市招商引资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打开我市对外开放工作新局面。”

  这段话写在紫东县上报材料的天头。随即郑市长又将那支吐水流利圆润的炭素笔像“浏阳河”一般一勾,绕了几道“湾”至“地角”处,再批一段话:

  “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请市政府办公室与玻管局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即赴紫东县,尽快拿出一份有分量、有高度、有说服力的经验总结材料,一周后报我。此事由玻管局牵头,市政府办公室出人参与。”

  市政府办公室出的人是郑向洋市长的秘书小雷。

  玻管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迅速成立两个组。两个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一个组是联合调查组,老板亲任组长,郑市长秘书小雷任副组长,组员是我和李小南。第二个组是材料组,郑市长秘书小雷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组员为李小南。

  市长批示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带我们直奔紫东县。按照老板的安排,材料须在第六天呈报郑市长,比市长要求提前一天。为啥不迟不早提前一天?这里有讲究呢!若刚批示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报上去,即使材料写得好,也会给市长留下“不认真”、“敷衍塞责”的印象。若超过了市长要求时间,市长又会觉得“工作拖拉”、“不紧凑”、“误时误事”。任何事情,一旦脑子里留下“印象”,再要消除就困难得多。

  白衬衣若沾上墨水,用超强力洗衣粉洗涤,要想不留一点痕迹也非易事。我凭什么在老板那儿受宠?就是因为老板包括老板妻子都对我印象好。冯富强为什么被贬“邓州”,就是因为前任老板(指亲爱的阎水拍局长)对他印象差。阎水拍局长向马方向局长交接工作时,一句话就葬送了冯富强一生的前程。这句话有点像海湾战争中美军发射到伊拉克境内的“飞毛腿”导弹,一下就钻进冯富强瘦弱的身躯里,将这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炸了个粉碎。令人尊敬的阎老局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意识差一些!”

  当年范仲淹贬居邓州,写出了《岳阳楼记》这样气象万千的美妙文章。冯富强连南开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像“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般“谪守”在局工会,能写出什么狗屁文章。恐怕只有“满目萧然”,只会“感极而悲者矣”!

  可见“印象”之重要!陶小北从我认识她那一刻起,就给我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印象”。此“曲”只应天上有,此“人”宛若画中来——天上掉下个“陶妹妹”,立脚就在玻管局。李小南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太差,但与陶小北相比还是差一点儿。至于康凤莲那张莫测高深的脸,从一开始我就不大喜欢。好在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心眼儿尚可。否则我做了政秘科长之后,真敢让她“谪守”到门房与老乔为伴,甚至“贬居”到炊事班与小高相依。

  所以人对人的“印象”好恶是不以某种意志、某种常理而转移的。这种好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两个人便开始恋爱;第一印象不好,两个人见一面便“拜拜”。陶小北之所以像一根线,始终紧挽在我心头,不能说与我的“玻管第一天”她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得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然后表现出似有所悟的样子,可又吃不准,不知自己揣摩得对不对?离真理还有多远?或者干脆就是谬误。于是再将“电风扇”转过去,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一般,将这种疑惑向老板提出来。老板当然会耐心地露出那种“智者的微笑”,向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

  “电风扇”转得久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脖子仰得久了,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不舒服就能不转吗?不仰吗?小虎开了多少年车,总是跑那些跑过多少次的路,他心里就很舒服吗?不舒服他就能不跑吗?恰恰相反,小虎总是跑得那么稳当、欢实。他将双手握在方向盘上,双目专注地凝视前方,车开得快捷而平稳。坐小虎的车,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睡觉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坐小牛的车,感觉则完全不同。这小子将车开得忽快忽慢,有时又突然来个急刹车。就像搂着一个河东狮吼般的悍妇,不是这儿踹你一脚,就是那儿踹你一脚,转过身去时还会抵你一屁股。

  局里这几个驾驶员,我最看重的是小虎。不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

  脑子好使,是个人精。几个驾驶员中,只有他是个“可造之才”。

  人的社会地位常常与其职业相关联。不同的年代,职业的位置高低反差挺大。七十年代,像小虎小马小牛小唐这样的驾驶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当时有一句话: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到九十年代,律师这个职业牛逼起来,据说可与县长媲美。紫雪市有一对双胞胎,因生得漂亮,人称姊妹花,追求者众。后姐姐嫁给县长,妹妹嫁给律师。妹妹常到姐姐家玩。某日,县长就像酒醉后签发文件签错那样,不小心弄错与妹妹做了爱。妹妹自此去姐姐家更勤了。后来失口对一闺中密友说:还说律师顶个县长!县长做爱都像在台上讲话一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连“讲”几个小时都不累,底气足,后劲大,节奏掌握得多好!可律师伏在身上,没讲几句就被法官“驳回”了。律师对妻子红杏出墙有所耳闻,常在家中喝闷酒。一日,一记者朋友来访,见他情绪低落,问他缘何烦恼?律师叹曰:虽然我妻子的所有权属于我,可使用权却属于县长!记者为律师朋友抱不平,心想:这姐儿俩又不是国有资产,他县长怎能想占有谁就占有谁。回家后仍不能释怀,和妻子说起此事,最后忿忿地挥挥手说: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和她离婚!《三国演义》里刘备对关羽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想脱就脱,有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只是一个地市报的小记者,所在部门又是最无油水的副刊部,而妻子却在电力局,一月的收入是记者的五倍还要多一点,对记者向来像美国对其他国家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记者则像那些须臾离不开美国经援的弱小国家一样,在妻子面前惯小伏底,曲意逢迎。妻子听他这么说,勃然作色,将纤细的手指像一支圆珠笔一样指过来,怒曰:你给我再说一次!记者忙赔笑说:你别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女人是裤子,怎么能随便脱呢!

  那天在车上,我将县长——律师——记者这一串故事讲给老板听,老板抚掌大笑,乐得合不拢嘴。老板平时一上车便垂下脑袋打瞌睡,可那天却说了一路话,就像运动员偷偷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跑起来比平日快得多!他谈了很多个话题。展望了我们玻管事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回顾了玻管事业伴随共和国脚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兼及了那位后任省长的老局长的若干个人趣事。同时还掐指算出省长是我们玻管局第五任局长,他是第十三任。老局长(指省长)特别幽默,尤其善于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五六十年代,我们玻管系统有大量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仅清华毕业的就有三个。有从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省城来的,还有从广州、杭州和大连等地来的。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一个北京来的男大学生闹开了意见。闹意见的原因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儿匪夷所思:当时一玻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局机关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两个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冬天,寒风凛冽。这天,建设工地出了点问题,必须有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跳进冰冷的水池子里去。见已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女大学生纵身一跃,却没有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将她后襟扯住了。女大学生甩开男大学生,再次纵身一跃,还是没能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又将她扯住了。女大学生十分生气,质问男大学生为什么三番五次扯她衣襟。男大学生红着脸小声说:“你不是昨天刚来那个吗?”女大学生这下不依了,一边哭一边扯着男大学生来见局长。一进局长门又哇地哭起来,说男大学生向她耍流氓。老局长搞清原委,问男大学生怎么知道女大学生“那个”来了?“莫非她‘那个’来了还像洪水来了政府在高音喇叭上喊话通知群众撤离一样通知你?”老局长当时严肃地对男大学生这样说。男大学生急得抓耳辩白,说昨天他们一块儿在食堂排队打饭,他在她身后,她和另一个女伴耳语时,他无意中听到的。老局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偷听女孩子的私房话!”女大学生见局长批评男大学生,已破啼为笑。可此时老局长却又板着脸对男大学生说:“检查就不用写了,不过你必须完成我交给你的一项任务!”老局长以手指着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说:“从现在开始,组织批准你对她‘耍流氓’——你俩从现在开始谈恋爱,半年后我亲自为你俩主持婚礼!”

  后来老局长对局里同志讲,他当时看到小伙子那么斯文,女孩子那么伶俐,一个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一个毕业于上海的名牌大学,真是天造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再不“拉郎配”更待何时!可那个傻姑娘当时却只懂得往水池子里跳!半年后老局长果然为这一对主持了婚礼。以后两人调回上海后,一直与老局长保持联系。老局长去世时他们专程从上海赶到省城参加了追悼会。

  那天老板侃侃而谈。他说话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脸向着我,给人的感觉他是在和我“说”。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嘴上是在和我“说”,心里却是在和李小南“说”。有句话这么说,不将辛苦意,难得世间财。原来不将辛苦意,也难得美人心啊!你瞧老板这一路上,为了博取李小南的芳心,有多辛苦——我看着都辛苦!相反李小南很少说话。一路上坐在那儿微笑着听我们说话。有时她又以手支颐,侧着脸凝望车窗外美丽的原野。她侧着脸时,我能看见她不停地眨动的长长的眼睫毛。这眼睫毛上若是挂上泪痕,将会多么惹人爱怜。小南那天穿一件粉色的衬衣,将她白皙的脖子衬托得格外醒目。我当时突然觉得小南像那种水萝卜,将粉红色的皮像脱衣服一样扯下来,咬一口定会汁液四溅。

  我觉得这个联想有点“色儿”,在心里对小南说了声对不起。老板此时却说:“在河,你刚才那个故事讲得不错,再讲一个轻松一下吧!”老板这样说时,含笑瞥了小南一眼。

  我没加思索,脱口讲了个“女人八八八”:女人十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和你睡;女人二十八岁,不用编故事主动和你睡;女人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哄你和她睡;女人四十八岁,你会编故事不和她睡。故事讲完,才觉不妥,含义有点下作,对女性有一种明显的性侵犯,可要收口已来不及。李小南后来对我这个故事的评价是:“鱼在河那家伙文质彬彬一个人,看不出来竟有一肚子坏水!”这句话对我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扪心自问,鱼在河同志,难道你不是一肚子坏水吗?在玻管局这些年,你这一肚子坏水何曾停止过向外涌流?连传达室老乔都能听到“咕咕咕”的涌流声呢!

  这可真是生命不息,“水”流不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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