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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的幼儿园

  五岁,或者六岁,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她从来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打听到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办不久,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有句话让我纳闷儿: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要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喝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励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

  幼儿园实在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两个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一个胖些,一个瘦些,都那么慈祥,都那么忙碌,慌张。她们怕哪个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坏了房东刘奶奶的花,总是吊着一颗心。但除了这样的怕,我总觉得,在她们心底,在不易觉察的慌张后面,还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说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长大以后我有时猜想她们的身世。她们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们一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都弹得一手好风琴,似可证明。我刚到那幼儿园的时候,就总听她们向孩子们许愿:“咱们就要买一架风琴了,幼儿园很快就会有一架风琴了,慢慢儿地幼儿园还会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们高不高兴呀?”“高——兴!”就在我离开那儿之前不久,风琴果然买回来了。两个老太太视之如珍宝,把它轻轻抬进院门,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们围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苏老师和孙老师互相推让,然后孩子们等不及了开始嘁嘁嚓嚓地乱说,然后孙老师在风琴前庄重地坐下,孩子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然后琴声响了孩子们欢呼起来,苏老师微笑着举起一个手指:“嘘——嘘——”满屋子里就又都静下来,孩子们忍住惊叹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动……那天不再讲故事,光是听苏老师和孙老师轮流着弹琴,唱歌。那时我才发觉她们与一般的老太太确有不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涌现着天真。那琴声我现在还能听见。现在,每遇天真纯洁的事物,那琴声便似一缕缕飘来,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现出一片阳光,像那琴键一样地跳动。我想她们必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们的父母一定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们就在那样的琴声中长大,虽偶有轻风细雨,但总归晴天朗照。这样的女人,年轻时不可能不对爱情抱着神圣的期待,甚至难免极端,不入时俗。她们窃窃描画未来,相互说些脸红心跳的话。所谓未来,主要是一个即将不知从哪儿向她们走来的男人。这个人已在书中显露端倪,在装祯精良的文学名著里面若隐若现。不会是言情小说中的公子哥。可能会是,比如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但绝不是渥伦斯奇或卡列宁一类。然而,对未来的描画总不能清晰,不断的描画年复一年耗损着她们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话说:她们真正是“小布尔乔亚”之极,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做着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梦。大概会是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假定是这样吧,但是忽然!忽然间社会天翻地覆地变化了。那变化具体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很难想象,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小姐们惟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种日子了。颠沛流离,投亲靠友,节衣缩食,随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体会着沉浮与炎凉……然后,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叠精心保存的旧钞,虽已无用,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独身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坚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但全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算来算去也算不出什么万全之策,惟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欢乐。幼儿园吗?对,幼儿园!与世无争,安贫乐命,倾余生之全力浇灌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吗?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云遮雾障半个多世纪,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处房子,简单粉刷一下,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马,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是钱的问题……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回那幼儿园去看过一回。果然,转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齐备,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几倍。房东刘奶奶家已经迁走。一个年轻女老师在北屋的廊下弹着风琴,孩子们在院子里随着琴声排练节目。一间南屋改作厨房,孩子们可以在幼儿园用餐了。那个年轻女老师问我:“你找谁?”我说:“苏老师和孙老师呢?”“她们呀?已经退休了。”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们的出身和阶级成分不适合教育工作。后来“文革”开始了,又听说她们都被遣送回原藉。

  “文革”进行到无可奈何之时,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孙老师。她的头发有些乱,直着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张。我叫了她一声,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说出我的名字,“您不记得我了?”她脸上死了一样,好半天,忽然活过来:“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给冤枉了呀。”我故作惊讶状:“冤枉了?我?”其实我已经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来了。苏老师跟我说,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伤重了吧?”

  那是我临上小学前不久的事。在东屋教室门前,一群孩子往里冲,另一群孩子顶住门不让进,并不为什么,只是一种游戏。我在要冲进来的一群中,使劲推门,忽然门缝把我的手指压住了,疼极之下我用力一脚把门踹开,不料把一个女孩儿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儿鼻子流血,头上起了个包,不停地哭。苏老师过来哄她,同时罚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别的孩子们上课,心里委屈,就用蜡笔在糊了白纸的窗棂上乱画,画一个老太太,在旁边注明一个“苏”字。待苏老师发现时,雪白有窗棂已布满一个个老太太和一个个“苏”。苏老师颤抖着嘴唇,只说得出一句话:“那可是我和孙老师俩糊了好几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别了幼儿园,理由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其实呢,我是不敢再见那窗棂。

  孙老师并没有太大变化,惟头发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张。我问:“苏老师呢,她好吗?”孙老师抬眼看我的头顶,揣测我的年龄,然后以对一个成年人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们都结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为以我的年龄不合适再问下去,但从此心里常想,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家呢?譬如说,与她们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与那阳光似的琴声能否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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