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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小恒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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