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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譬如说,那时候O在哪儿?

  Z9岁的时候,O大约4岁,O已经存在了。当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突然进人Z的视界,那一瞬间O在哪儿?当Z

  面对那根大鸟的羽毛魂惊魄荡默然无语之际,或者是当后来的事情发生之际,当Z走在回家的路上并且恨着他自己的时候,小姑娘O

  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她会做着会想着一个4

  岁的小姑娘可能做可能想的一切事,但她不可能知道,一个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虽然还要过很久,还要过将近30年,那事件震起的喧嚣才会传到她的身边才会影响她的生活,但就在近30年前那寒冷的下午,小姑娘O

  的归宿已不可更改。如果你站在4岁的O

  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无限,你会说她前途未卜,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作一点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

  以计

  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

  我醒来,我睁开眼睛,虚无顷刻消散,我看见世界。

  虚无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直到现在。

  现在我首先记起的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捱。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里面有一群比我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不是本来该我有理的事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追在母亲的腿底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他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他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我凭白地相信,这样的记忆也会是O

  的记忆。但她的那个院子更大、更空落,她的那片夕阳也更大、更寂静,她的母亲也如我的母亲一样惊惶地把一个默默垂泪的孩子搂进怀中。不过O

  却一生一世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她死了还是她活着,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看,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O一生一世都没能从那春天的草丛中和那深深的落日里走出来,这便是我与O的不同,因故我还活着,而O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Z

  呢?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直至夜晚,他并没有落泪,也没有人把他搂进怀中,这就是Z和O

  的不同。看似微小的这一点点不同,便是命运之神发挥它巨大想象力的起点。

  备忘三

  那个冬天的晚上,9岁的Z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晚饭,对儿子。情绪的变化一无觉察。Z

  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做了很多很多馒头。蒸汽腾腾之中母亲的面容模糊而且疲倦,只问了一句:“你这一下午跑到哪去了?”Z

  本来想问蒸这么多馒头干嘛,但没问;厌倦,甚至是绝望,一下子填满在心里。这些馒头,这么多馒头,尤其是没完没了地做它们蒸它们,蒸出满屋满院它们的味儿,心里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圆鼓呆呆的惨白都是它们庸卑不堪的味儿!Z

  掉头走开。走进屋,把屋门关紧。不开灯,趴在床上。感到一阵彻骨的心灰意懒。整个下午的情景仍在他心里纠缠不去,满院子蒸馒头的味儿从门窗的缝隙间钻进来,无望的昏暗中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一遍遍雕刻着9

  岁的心。怨恨和愤懑就像围绕着母亲的蒸汽那样白虚虚地旋转、翻滚、膨胀,但没有温度,也还没有力量。然后他起来,在黑暗中心绪迷乱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肯定是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抑或是寻找着——一那架老式的留声机。然后肯定是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地走近它。然后肯定是急切地抽出唱片,手甚至抖。然后音乐响了。乐曲,要么悠缓,要么铿锵,响起来。可能是《命运》。可能是《悲怆》。可能是《田园》。可能是《月光》。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这些飞扬神俊的乐曲使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也不敢骄妄,甚至在这样的旋律中9

  岁的Z

  不再胆怯,又能坦然向往那个女孩儿居住的地方了——那座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房子。借助厨房那边流过来的灯光,他仔细读着唱片套封上的字,可能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赫、圣桑、德沃夏克……。那是他的父亲写的字,清隽,遒劲。他抚摸它们。Z

  把它们端平看它们,抚摸着它们。音乐震响黑暗的冬夜。也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也许是李斯特的《耶稣基督》。Z想到了死。9岁那年他想到了死,比O

  想到这件事要早很多年。先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再是想到了母亲,他朝厨房那边看了看,要是母亲死了可怎么办?他有点想哭。最后他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他也要死。要是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得无边无涯,只有一种感觉往那无边无涯的黑暗里飘,再什么都没有。他想哭。但最终他是跑了,仓皇而逃。留那音乐在黑暗中空响,他推开门丢魂丧胆般地跑向厨房,跑到母亲身旁。

  母亲说:“你这一下午都上哪儿去了?”

  儿子愣着,还没有从恐怖中逃脱似的。

  母亲说:“好啦,快吃饭吧。”

  儿子才长出一口气,像是从心底里抖出许多抽泣。

  母亲心事重重的,一双筷子机械地捡着碗中的饭菜。

  馒头,今天甚至还有肉,有胡萝卜半透明的桔红色,有豆腐细嫩颤动的奶白色,酱色的肉汤上浮着又圆又平的油珠儿,油珠儿闪烁、漂移、汇聚,不可抗拒的肉香很快便刺激起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旺盛的食欲。死亡的恐吓敏捷地回避了,躲藏到未来中去等待着。现在呢,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平日并不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儿子问:“干嘛蒸这么多馒头?”

  “这几天,”母亲停下筷子,“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做饭了。”

  “怎么啦?”

  “明天咱们要搬家了。”

  “明天?”儿子盯着母亲看,“搬到哪儿去?”

  母亲把目光躲开,再把目光垂下去,低头吃饭。

  这工夫儿子又想了一下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想它在黑夜里是什么样子。是灯火辉煌,还是烛光恬澹?他们也吃馒头吗?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母亲,一尘不染连说话的声音都一尘不染,难道她也会一锅一锅地蒸馒头吗?儿子悄悄地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他想重新再看一回。(9

  岁,他还不懂,照我的理解,他是想排开主观偏见再来看一回。)毫无问题,毫无疑问,穿透母亲脸上的疲惫,剔除母亲心中的憔悴,儿子看到的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甚至当母亲老了,那时儿子仍这样看过母亲不知几回。甚至在她艰难地喘息着的弥留之际,儿子仍这样看过她最后一回。结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那个9

  岁的冬天的夜晚,画家Z感到,母亲的疲惫和憔悴乃是自己的罪衍。

  母亲说:“你怎么今天吃得不多?”

  “妈。”

  “快吃吧。再吃点。吃完了我有话对你说。”

  “我饱了。真的。妈,你说吧。”

  母亲沉了沉,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明天咱们要搬家。”

  Z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现在他问:“搬到哪儿?”

  “搬到……”母亲又把目光躲开,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眼睛。

  “妈,搬到哪儿去?‘”

  这一次母亲飞快地把目光找回来,全都扑在儿子的脸上。“搬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爸爸?”

  母亲的目光都扑在儿子脸上;但不回答。

  “我爸爸他在哪儿?”

  还是那样,母亲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他住在哪儿?”

  “妈,妈,爸爸有信来了吗?”

  母亲说:“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Z回头看看。四下里看看,然后看着母亲。

  “Z,”母亲叫他的名字,“Z,去,去看看你自己的东西。”

  “他怎么不来?他怎么不来找我们呢?”

  “把你自己的东西,把你要的东西,去,都收拾在一起。”

  “妈……”

  “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搬过去。”

  母亲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Z回到卧室,把几十张唱片都摆开在床上,站在床边看了它们一会儿。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它们。这些唱片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还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他想,明天应该给父亲看,让父亲知道,他和母亲把它们从南方带到了北方。他抽出一张放在唱机上。依我想,他最喜欢的是鲍罗了那几首关于北方的作品——关于辽阔、荒茫的北方和它的历史。即便他的父亲更可能远在南方,但他想起父亲总觉得那个男人应该在相反的方向,在天地相连的荒原,在有黑色的森林和有白茫茫冰雪的地方,父亲应该在天高地阔风起水长的地带漂泊。在唱机上缓缓转动着的,我希望正是那张鲍罗丁的歌剧《伊格尔王》。Z

  对那张唱片的特殊喜爱,想必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的。……伊格尔王率军远征,抗击波罗维茨人的入侵,战败被俘。波罗维茨可汗赏识他的勇敢、刚强,表示愿意释放他,条件是:他答应不再与波罗维茨人为敌。这条件遭到伊格尔王的拒绝。波罗维茨可汗出于对伊格尔王的敬佩,命令他的臣民为伊格尔王表演歌舞……Z

  有见过父亲。他从这音乐中看见父亲。天苍苍,野茫茫,落日如盘,异地风烟……从中他看见父亲。那激荡的歌舞,那近看翩翩,远闻杏杏的歌舞!从中他自恋般地设想着一个男人。但是他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从落生到现在,父亲,只存在于Z

  设想中。

  1998一份报刊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分别了40夫妻在港重逢,分别时他们新婚未足一载,婴儿才过满月,重逢之日夫妻都已年近古稀,儿子也在不惑之年了。1978晚上,是从戎的丈夫在家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们即将分别40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只有在未来的年年月月里才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那个晚上,年轻的夫妇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头一次拌了几句嘴。那样的拌嘴在任何恩爱夫妻的一生中都不知要有多少回。但是这一对夫妻的这一回拌嘴,却要等上40头把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等过去才能有和解的机会。那个夜晚之后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军官,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跟妻子打招呼就去了军营,那只是几秒钟的一次任性。丈夫走后妻子抱上孩子回了娘家,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一次赌气。但这几秒钟和几分钟不仅使他们在40天各一方,而且等于是为画家Z

  择了一生的命运。我想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Z我见过Z亲。我借助Z和Z母亲想象Z的生身之父,但幻现不定,总是一块边缘模糊的人形空白。在我读到那则报道之后,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才把它勉强填补出一点声色。那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是个飞行员,他到了军营立刻接受了命令:飞台湾。“家属呢?”“可以带上。”他回到家,妻、儿都不在,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没时间再去找她们了,“下一次再带上她们吧。”他想,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是40年后在香港……或者,对于Z的父母来说,下一次仅仅是我对那篇报道一厢情愿的联想。

  Z非常简单地说起过他的生父:“他是一个老报人。”

  不过,这话也可能是画家的妻子O说的。

  Z的生父不是什么军官,也肯定不会开飞机。Z的生父是40年代中国报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1948年他乘船去了南洋,再没回来。他最终到了哪儿,Z不知道。先有人说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又有人说他死了,从新加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已葬身太平洋;可再后来,又有人说在台北的街道上见过他。Z的母亲问:“你们说话了没有?”回答是:“没有,他坐在车上,我站在路边。”Z的母亲又问:“你肯定那是他吗?”回答是:“至少非常非常像他。”所以,Z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最终在哪儿落了脚是死是活。那个年轻军官与Z的生父无关,这是事实。但那年轻军官的妻儿的命运,在40年中如果不是更糟,有可能与Z和他的母亲相似。

  Z的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Z的父亲走前他们一起住的那所宅院。南方,一般是指长江以南日照充足因而明朗温润的地域。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核实那所宅院具体所在的地方了。不管是在哪儿,“南方”二字在Z心中唤起的永远是一缕温存和惆怅的情绪。任何人3岁时滋生的情绪都难免贯穿其一生,尽管它可能被未来的岁月磨损、改变,但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这尘世的一切诱惑从而远离了一切荣辱毁誉,那时他仍会回到生命最初的情绪中去。与这情绪相对应的图景,是密密的芭蕉林掩映中的一座木结构的老屋。雨后的夜晚,一轮清白的月亮,Z能看见一个3岁的男孩蹲在近景。南方夜晚温存的风轻轻吹拂,吹过那男孩,仿佛要把他的魂魄吹离肉体。那男孩,形象不很清晰,但Z知道那是他自己。在空间中我们无法把自己看得完全,但在时间中可以办到。他看见3岁的自己用石子在土地上描画母亲的容颜。他顺着这孩子的目光看,月光照亮老屋的一角飞檐,照亮几片滴水的芭蕉叶子,照着母亲年轻的背影。老屋门窗上的漆皮已经干裂。芭蕉叶子上的水滴聚集,滚落,叭嗒一声敲响另一片叶子。母亲穿着旗袍,头发高高地挽成髻,月光照耀着她白皙的脖颈。那便是南方。或许还有流萤,在四周的黑暗中翩翩飞舞,飞进灯光反倒不见了。“妈——!妈——!”在月光下南方的那块土地上,他想画出母亲美丽的嘴唇,不仅是因为她们常常带着淡淡的清香给他亲吻,还因为他以一个男孩的知觉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人。(我有时想,女教师O和Z的母亲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一想她们两个人的形象都模糊了。单独去想,每一个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块想却越来越想不清。)“妈——!”“妈——!”但他看不清母亲的脸。母亲窈窕的身影无声地移进老屋,漆黑的老屋里这儿那儿便亮起点点蚊香的火光。母亲想必又在四下飘摇的烟雾中坐下了,烟烟雾雾熏燎她凝滞而焦灼的眼睛。那就是南方。南方的夜和母亲不眠的夜。Z

  偶尔醒来总看见母亲在沉沉的老屋里走来走去。“噢,睡吧睡吧,妈在呢。”母亲走近来,挨着他坐下或躺下。黎明时香火灭了,屋顶的木椽上、墙上、地板上、家具和垂挂的字画上,浮现一层青幽的光。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的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母亲把Z

  的耳朵捂住,并且吻他:“不怕不怕,”Z还是怕。Z又恨它。Z以为那就是母亲彻夜不能入睡的原因。那就是南方,全部的南方。那时,料必Z对父亲还一无所知。

  Z从未对我说起过他的童年。

  南方,全部的南方就是那个温存而惆怅的夜晚,那不过是我生来即见的一幅幻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会以为那可以是Z

  的童年。这幻象不一定依靠夜梦才能看见,在白天。在喧嚣的街道上走着,在晴朗的海滩上坐着,或是高朋满座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按响门铃去拜访一个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说起南方,我便看到她。轻轻地说“南——方——”那幅幻象就会出现。生来如此。生来我就看见过它:在画面的左边,芭蕉叶子上的水滴透黑晶亮,沿着齐齐楚楚的叶脉滚动、掉落,再左边什么也没有,完全的空无;画面的右边,老屋高挑起飞檐,一扇门开着,一扇窗也开着,暗影里虫鸣唧啾,再往右又是完全的空无;微醺的夜风吹入魂魄,吹散开,再慢慢聚拢,在清白的月光下那块南方的土地上聚拢成一个孩子的模样。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南方。除此之外,月光亘古不衰地照耀那年轻女人的背影。最为明晰最为虚渺的就是那婷婷的背影。看不清她的容颜。她可以是但不一定非是Z的母亲不可,也许她是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的化身。在我生来即见的那幅幻象中而不是在我对Z

  的母亲的设想中,她可以是我敬慕和爱恋过的所有女人。说不定前生前世我的情感留在了南方,阵阵微醺的夜风里有过我的灵魂。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次次生灭无极的轮回,可能上一次我是投生在南方的,这一次是流放到北方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与女教师O

  说起过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溶溶月色,细雨芭蕉。”她说:“你完全可能到过那儿。”“没有,”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南方。”她说:“我不是指的今生。”“你是说,前生?”“对。也许来世。”O

  是在南方降生的,她是从那儿来到北方的,我想她现在一定又回到那儿去了。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她们应该来自南方又回到南方,她们由那块魅人的水土生成又化入那块水土的神秘,使北方的男人皓首穷梦翘望终生。我这样想,不知何故。我这样希望,亦不知何故。我大约难免要在这本书中,用我的纸和笔,把那些美丽的可敬可爱的女人最终都送得远远的,送回她们的南方。不知何故。也许只好等到我的心魂途经残疾人C

  、诗人L、F医生和他的父亲(还有谁,还有谁?)的心路之时,只好等到那时才能明了其中缘由。

  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

  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Z到了北方。

  Z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7

  天,看见而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带在山脊上绵延起伏。Z

  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Z的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在那条船上,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Z

  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这消息来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Z

  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Z

  的父亲在40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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