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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节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

  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1936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1936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1936年10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1937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xdx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3月14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3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121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35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50000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接下来,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海一地公债应该如何劝募?杜月笙深思熟虑,他建议:

  “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买。”

  宋子文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于是,杜月笙便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己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推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便一脚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许世英回国述职,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医时期,大战爆发,中、日交涉剑拔弩张,7月13日他奉命带病返任。杜月笙闻讯,马上赶到北站迎接,然后一直送他到驶赴日本的海轮上。这时,江上风清,微波不兴,悬太阳旗的军舰就在附近停泊,许世英绝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议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明白许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动容,眉飞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刚50岁,年富力壮,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4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朋,指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的狰狞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们增派大军发动猛攻,向华北各地狂轰滥炸,宣布中国对日宣战。7月底,北平陷落,8月初,上海形势紧张,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寻获的挑衅丑剧,8月9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赴京共赴国难,举行军事会议声中,风云险恶的上海终于响起了枪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当场击毙,国军阵亡一人。

  于是,8月11日,27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备战姿态,威胁中国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从这一天起,上海人开始知道战祸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闸北成千上万的居民携带箱笼细软,像潮水般地涌向租界,人潮淹没了街道,遍地都是弃置的家俱行李,汽车被迫停在街心,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无法全部接纳,于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风露宿,抱着不曾打开的铺盖,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饬租界的慈善团体,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救济。

  8月13日,淞沪大战爆发。“一·二八”之战中力抗日军的国军劲旅中,87师王敬久部扼守江湾新市区,88师孙元良部则进驻上海北站,明晃晃的刺刀和隔阵的日本兵针锋相对。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6000人,从天通奄钢筋水泥、金汤铁池般的兵营出动,9时15分,分兵两路,向江湾及闸北两地的国军挑战,日军一开头便使用立体战术,飞机滥炸,大炮猛轰,继之以列队冲锋,第一天,我军奋身反扑,越战越勇,用手榴弹和刺刀压迫敌人节节后退。

  14日掀起了沪战的高xdx潮,使上海人一时拍手欢呼,一时悲泣哀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经我飞机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9架,造成0∶9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捷报传来,上海市民雀跃三千,兴奋若狂,奔走相告。因此,当天下午我战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时,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险,争先恐后,万人空巷的到江边观战。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空中鏖战,上下翻飞,落弹如雨,一会儿虹口被炸,腾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浓烟,一会儿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团团烟雾弥漫江面,触鼻的浓烟被江风吹到了浦西来,没有人躲得过它的侵袭,奸几百万人全在呛呛咳咳。

  在虹口、闸北,87师和88师大发神威,多次发起冲刺,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这时杜公馆电话机也一直响个不停,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国军第36师宋希濂部和第98师夏楚部即将开到;4个师的主力部队一起努力,有望将6000敌军全部包围而加以歼灭。

  正在欢天喜地,额首称庆,突然之间传来天崩地坼的巨响,华格泉路杜公馆房屋摇摇晃晃,玻璃窗哗啷啷,吓得杜月笙以及众人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万墨林刚一清醒,立刻便去接电话问出了啥个事情。哪晓得他的问话还不曾说完,接着又是一声轰炸,天摇地动,令人失魂落魄,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叠声地问讯,等到对方答复过后,他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不好了,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杜月笙勉定心神,疑惑不已地问: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

  于是,万墨林再拨电话,又去打听,这一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他报告说:

  “爷叔,是一架中国的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一共落下来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1000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个!他们说那两处地方正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极了!”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的一大悲剧,正因为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们都出来看热闹,欢欢喜喜地像是过年,不料受伤的战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了两千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抹去眼泪,态度更加坚强,他们没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称颂那位不知名的空军英雄。因为他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强使那架受创的飞机飞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如果他跳伞逃生,任让飞机坠降,那更不知要带给上海人多大的灾害。

  8月15日,沪战的第3天,日本军机全面出动,猛炸京沪沿线,闸北虹口战况空前激烈。正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极不寻常的贵宾,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叠声地在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于是,这位贵宾笑容可掬地被请进客厅,他中等身材,一举一动充满活力,高额,两道剑眉,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诚挚而热情,马脸上鼻大、嘴阔,天庭特别的饱满。他便是戴笠,字雨农。从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紧紧地握手以后,成为杜月笙最亲密的战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结合,并肩作战,使他们两人对于抗战贡献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风,又字征兰,浙江江山仙霞乡人。

  抗战前夕,戴笠所领导的军统规模已很庞大,军统人员的活动范围从都市大城市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胆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俩之间结识甚早,早在上海滩,杜月笙对与戴笠便有过交往。现在,他和戴笠分宾主坐定,数语寒暄,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然而,这却使杜月笙大为犹豫。

  因为戴笠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所提出的请求和计划,使做了半辈子太平绅士、社会领袖的杜月笙听来,太疯狂、太大胆了,几乎是疯人所为的事情。

  原来,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凭几则电令,无中生有,组成了一支2000余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700多支。抗战爆发后,戴笠也电令军统天津站长王新衡设法组织“便衣队”,在敌军占领地区从事袭击敌军。由于爱国青年的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投效,不数日间便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劲旅,这一次的成就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想用“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扩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

  戴笠极其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盟军作战。杜月笙知道这一地区是如此的繁复和辽阔,忍不住打断了戴笠的话,他试探地问:

  “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回答简洁而干脆,断然地说:

  “最低限度,要1万人。”

  杜月笙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一下子要组成1万大军,谈何容易?如果是打归打,呐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界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却是要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上海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就是自己能豪情气慨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戴笠看他沉吟不语,迟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中央,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心中也做了决定。既然戴笠极力主张,蒋委员长也认为事在必行。那么,不管成功与否,结局如何,就惟有尽量的朝这个目标去做才行。

  但是,他还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说道:

  “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去让大家帮忙。”

  “杜先生这个话说得很对。”戴笠剑及腹及,行动敏捷,答话时便已掏出了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了一张洋洋大观的名单,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两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杜月笙、戴笠都是当然委员,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战略、擅长指挥大军作战的刘军长———刘志陆。

  名单拟好了,戴笠很高兴地搓搓手说:

  “准备的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离杜月笙、姚夫人的住处不远,这个安排对杜月笙来说当然是很方便的了。

  谈到行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募集,戴笠条分缕析,轻松地说:

  “杜先生,募集1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把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绰有余。还有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3个支队,就尽够了。”

  这说得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马上答道:

  “刚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是问题。”

  “对呀!”戴笠欢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说,“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当下便说,“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了!”戴笠说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8月15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长谈,便这么奠立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基础,同时也缔结了杜、戴两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亲密挚切的好朋友,同时,更重要的,由于这一次会,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后的14年生命中,命运与前程,全部为之丕然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们在短暂的一两个月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一支出生入死,百炼雄师在指顾之间会卒成军,人数1万还超过了800人。随后这一新编劲旅,分别由蒋介石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3位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15位委员,杜、戴、刘和负责筹备诸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此外还有杜月笙硬拖进去的啸林哥———张啸林。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对他更为关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这时,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一天到晚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的枪响,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上海滩500万人触目惊心,同样的也让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涌跃输将,各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须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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