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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节 陈毅拉他不回去,也不买猪鬃

  1949年5月3日,船抵香港。杜月笙在陆根泉为他找的坚尼地18号安顿下来了。5月27日,上海国军因抵抗不了解放军的进攻撤出了上海,同一日,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解放军。共产党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进入上海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流章和钱新之。

  但是,陈毅的长电却犹如石沉大海,“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的答复,于是,陈毅又派与“五大亨”关系颇好的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地位与关系,专程跑一趟香港,迎接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徐采丞却为自己脱离虎口,和陈毅耍了一起噱头,他抵达香港以后,自己从此也不回来,留在香港,不再回到上海了。

  随后,杜公馆的各色人等陆陆续续地到了香港。坚尼地18号房子不但不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

  但是,杜公馆到了香港的人可不少了,从杜月笙以下,有三楼孙太太,姚玉兰与孟小冬,长儿、长媳维藩夫妇已经有4名儿女,次子维垣、三子维屏、五子维新,都已建立小家庭,七子维善、八子维嵩还在读书,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义女养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20多人,何况还有跟出来的随从徐道生、司机小阿三钟锡良、大司务“小鸭子”及其下手、男仆陆圆、解子信、女雇阿妹、小妹等4人,佣人就占了10个之多。

  而坚尼地18号一楼一地的房子,楼上住的是陆根泉一家,楼下杜公馆,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的人朝里望,可谓“开门见山,一目了然”,全屋精华所在惟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用走廊空隙隔出来的,一间做了秘书胡叙五的办公室,另外3间住了杜美如和杜维善、维嵩两兄弟。姚玉兰和孟小冬的两间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外面,劈面相对,而且声息相通。

  将这几个人勉强分配好房间以后,再要住人,便毫无空隙。厨房边一小间只够住一两个佣人,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归。

  因此,二楼陈太太一度由台湾到香港,她反倒住进新宁招待所,三楼孙太太则在外面与儿子同住,杜维藩的太太先带小孩到香港,住过九龙李丽华的房子,后来杜维藩乘海轮抵港,一家6口便花两万港币,在建华街买了一层楼,而跟同从上海来的王新衡隔街对门。其余成了家的三儿一女,则杜维屏住堡垒街,杜维垣、维新住在渣华街,二小姐杜美霞嫁给了金元吉,她是金公馆四少奶,金廷荪由上海带出来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华街上。

  抵达香港后杜月笙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加以当时环境之所限,心情萧索,早已失却创办事业养家活口,作长期打算的壮志雄心。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他自己每月要港币两万以上的庞大医药费用,光只坚尼地一处一月开销至少也得港币6万之数,杜月笙带一大家人到香港,他打的是什么算盘?只好“坐吃山空”,用光为止。这位当代闻人、挥金如土的上海大亨杜月笙,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一共只有两笔财产,其中之一,是美金10万,当年曾因预储子女教育费的关系交给了好友宋子良,请他带到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约有美金30万,这是出卖杜美路那幢渠渠华厦之所得,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早已提出预存于香港,留下来应付杜月笙逃难到香港的生活所需。

  杜月笙一家人迁居香港不久,便有一笔找上门来的好生意。

  说起来,这是一位热心朋友好意帮忙,想给杜月笙在一进一出之间,赚一大笔钱。这位朋友是四川人,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据他所知,四川猪鬃量特多,价格又低,又碰上了时局关系无法出口,因而一跌再跌,已经跌到成本之内,这位四川朋友早已决定斥集巨资大事搜购,并且他已接洽好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代为运港,这批猪鬃运到香港以后,即使比市价再低的话,也可以有三倍五倍的利息。

  这岂不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朋友极靠得住,生意更是十拿九稳,加若干股子进去,也许便在数日之间,就可以赚个三倍五倍,有这种好生意不做,更待何时?

  但是杜月笙听过之后,却一口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他推说:“我现在没有现款。”

  而这笔生意由于争取时间的关系.必须立时立刻拿出钞票来,杜月笙放弃了大好发财机会,他身边的顾嘉棠则食指大动,他不惜倾家荡产,把他从上海带出来的30万元黄金甩下去,满心赚个百把万美金。顾嘉棠在“小八股党”首领之中最善理财,他平素的作风“只进不出”,恰与杜月笙的“挥金如土”成对比,所以他省吃俭用的积蓄,尚且超过抵港以后的杜月笙,这一次是他一生一世最大的一笔投资。

  当顾嘉棠满怀希望欣然加入的时候,四川朋友告诉他,大部分的猪鬃都已经收购好了,货色集中在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开始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这时,解放军才只攻下了巴东,川边吃紧,成都、重庆犹仍安如磐石,解放军跑得再快,也不可能猛一下便威胁到成都,因此,顾嘉棠交付过股款以后,便笃定泰山地等着赚钞票。

  万万料想不到,猪鬃方待启运,11月10日一早,翻开报纸一看,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带了12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投共,使全国各线空运全部中断。

  这是成为令人极为震撼的一条重大新闻。

  这一条重大新闻,对于顾嘉棠和那位四川朋友,震撼的程度尤足惊人,两航反戈,航线中断,运猪鬃的合同无人负责,大批的猪鬃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的交通工具可资利用,这一个打击对于当时的顾嘉棠来说未免太大,四川朋友本人蚀了美金300万,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带出来的全部家当美金30万元全部蚀光,沉重的打击使心宽体胖的顾嘉棠长吁短叹,愁眉不展,见了熟人便一声苦笑地说:

  “一票猪鬃,蚀脱我18磅。”

  他是在说家当蚀光以后,他的体重骤然减轻了18磅之多。

  在香港时,气候一变,杜月笙喘病又发,杜月笙治喘照样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子的医生,中医有4位,西医则3名,这7位医师都不是碌碌之辈,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由于中西药石兼投,医生一多,意见难免分歧,究竟该用谁的医法,该吃哪位的药,家人不敢做主,惟有杜月笙自己决定,因此之故,“久病成良医”的说法应了验,杜月笙反而变成自己的主治医师了。加以亲眷朋友,来往探病的人为数不少,人人对他表示关怀,贴心,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弄得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几个月下来的结果,他曾自嘲地说:

  “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杜月笙本人无法拿出定见,决定只请哪一位医师主治,别人更不敢代出这个主意,“群医咸集,药石纷下”。对于他的喘病毕竟是益少害多,以杜月笙的“急病乱投医”的情况,是很难治疗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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