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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怀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称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独对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觉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现在,仍旧会自然地称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这个活生生的人,与“河合先生”这个具有社会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离开来,区别使用。我与河合先生曾经多次见面,亲切地聊过天,可对我来说,河合隼雄始终如一,就是“河合先生”,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兴许他一旦回到家里,三下两下便将社会使命脱下来扔掉,仍旧变成那个名叫河合隼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叔。

  只是我感觉,我与河合先生见面时,不管私底下关系何等亲密,彼此却从未脱去“小说家”和“心理治疗师”的戏装。这倒不是生分见外,恐怕只是彼此的处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会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始终有种类似职业性的紧张感。不过那说起来倒是一种神清气爽的紧张,是内容充实的紧张。

  所以,我打算仍旧维持那种心旷神怡的紧张感,继续称河合隼雄为“河合先生”。虽然我对随处可见的大叔河合桑也颇感兴趣,不过姑且这样吧。

  我第一次见到河合先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到他来的前一个学期,两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时已前往波士顿近郊的塔夫茨大学,在那里教日本文学课。

  因为在普林斯顿待过两年半,结交了许多好朋友,所以时不时开车去普林斯顿,就是在那里有了与河合先生相遇的机会。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还不太了解。以前我几乎对心理疗法、精神分析这类东西毫无兴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没读过。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丝,好像在热心地读先生写的书,但我们夫妻两人的书橱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就仿佛从前的东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读河合先生的书。

  不过,她极力游说我:“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但这个人你应该去见一见,肯定会有好事的。”于是我也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便决定去拜访他。

  她之所以说“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我猜大概是觉得小说家和创作者这类人尽量不去读分析类的书为好。我也基本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这话不宜外传)几乎没有读过河合先生的书,只读过先生写的一部荣格评传。顺便一提,卡尔·荣格的著作,我连一部都没有好好读过呢。

  我想,小说家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向公众提供尽可能优秀的文本。文本这东西是一个“总体”,用英语来说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职责说到底就是作为整个文本发挥作用。而文本的职责,便在于让每一位读者来咀嚼。读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传递到读者手中前就被作者处理过、咀嚼过,那么文本的意义与有效性将大大受损。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终远离荣格、远离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感觉上有“距离过近”之处,才疏而远之。对小说家来说,没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时宜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两人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阴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时间,他对此也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总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异的面谈,或者说会面。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异的眼光,真是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一切都改变了。河合先生突然变得很快活,眉飞色舞,连珠炮似的说着笑话,表情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那双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几乎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一夜,一个人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这个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状态。”大约是抹杀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接近于无,试图将对方的“存在状态”自然地——比如说作为文本——原封不动吸噬进去。

  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也时不时做这样的事情。尽力屏息凝神,将对方的模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尤其在做采访时更是如此。这种时候集中心力聆听对方发言,抹杀自己心中意识流般的东西。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提问也有问必答,交谈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换成了“交流”。从那以后,我们就平平常常地见面闲聊,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大概说明我基本达到了河合先生的“基准”(好像有点恬不知耻)。我自以为是地这样理解。自此以后,河合先生会时不时地联系我:“怎么样,一起吃个饭?”于是我便接受邀约,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相谈甚欢。每次交谈总是和和气气、十分愉快,当然,我从中获益匪浅。至于都说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几乎记不起来了。要是留下些记录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欢,左耳进右耳出、边说边忘,没办法啊。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都是先生总不离口的那几个令人无语的俏皮段子,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我担任“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座谈会主席的时候,还是小渊总理的时代,前去出席过一次所谓的内阁会议。那一次,大概是有什么事吧,小渊先生迟到了。其他内阁成员都到齐了,正在房间里等着呢。“对不起,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只见他一面口中客气地道着歉,一面走进来。哎呀,做总理大臣的可真是伟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语道着歉走进来的,嘴里念念有词:I’m sorry, I’m sorry。[日语中,“总理”一词与英语单词“sorry”发音相似。 ]

  说起来有点那个,不过就类似这样,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还真是挺无聊的。就是所谓“贬义上的大叔笑话”。但我觉得,那原本就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的东西,不然就没有了意义。我想那对于河合先生来说,恐怕就像“除魔”的行为。河合先生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很多情况下,得随着咨询者一起下降到灵魂黑暗的深处。这往往是伴随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归途,一去不返,说不定从此便沉沦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复一日,他坚持着这种费力的本职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像线头一般紧紧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恶的气息,就不得不满口说些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俏皮段子。每当我听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会生出这样的感触。或许我过于与人为善了。

  顺带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来也坚持跑了大约三十年了,我觉得自己是通过每天出门跑步,把因为写小说而纠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摆脱干净的。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码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感到无力,岂不是为害较少吗?

  刚才说过,我们虽然见面交谈,但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记住。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可能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我们在那里共同分享了某些东西,是这种“物理性的真实感”。我们分享了什么?以一句话来说,我想应该是故事这个概念。故事就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理应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正因为它存在于灵魂的最深处,才能在根本上将人与人串联起来。我通过写小说,会日常性地下到那个地方去。河合先生则是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里,或者说不得不去。我有一种感觉,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临床性地”相互理解。尽管没有特意说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凭借气味了然于心一般。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一个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过某种与之相近的共鸣。

  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对象,至那时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个人也没有,说实话,现在仍旧是一个人也没有。近年来,“故事”一词常常被人说起,然而当年我说出“故事”这个词的时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认定的形态——实实在在地予以综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无他人了。而至关重要的事就在于,传出去的球是否被对方用双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无遗漏地得到理解,无须说明、无须理论,会清晰明确地反馈回来。这样一种感受,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乐事,它会成为至高的鼓励,让我切实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绝对没有错。

  下面的话说出来可能会有些小小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在文学领域里从来没有感到过可以与之匹敌的实实在在的鼓励。这对我来说是件有点遗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还是一件伤心事。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专业领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后,我想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长寿,哪怕只多一点点,只多一天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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