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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 第4章
作者: 阿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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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瑞士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更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6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二

    最早,李方乐感兴趣的并不是钟表。

    李方乐八岁跟父亲到上海,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20岁,他高中毕业,分配到百货公司系统,做过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后来进入文具厂,专门生产圆规。1979年,上海百货公司将部分钟表修理作坊组成钟表零件厂,统一承接零件加工业务。李方乐也调到了零件厂。

    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切时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钟”系列在欧洲问世的时候,上海有了亨达利、亨得利,大量进口瑞士钟表,浪琴、劳力士、欧米茄……通过上海,销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钟,尚可购买零件组装,但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精密机械,是欧洲工匠几个世纪的智慧累积而成,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只能进口。

    1949年之后,进口之路几乎断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指示,要“填补空白”,制造中国自己的手表。但是,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工人们以洋伞骨、绣花针、自行车钢丝为原材料,进行研制。在这样的条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后,这两座城市分别成为钟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乐进入零件厂时,中国的钟表行业正在进入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人心有期待。生产力和消费力都在释放,人们结婚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块,是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昂贵又够得着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钟表行业已连续九年每年生产手表一千万支以上,有24家工厂,一个研究所,20个经销部门,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全行业在编职工31720人。

    零件厂一时壮大,有三百多人。厂里的工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1960年代以来钟表技校的毕业生,他们好比唱戏的科班出身;另一类是1949年之前就在钟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熟悉进口表的结构,能够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外宾送给他一只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头像的手表,不慎损坏,别的地方无法修理。钟表零件厂受理后,指派技师画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头像,整旧如新,使他非常满意,赞扬该厂是一家“钟表医院”。

    李方乐不是钟表修理工,他是金属加工车间的机修工。当时,尽管手表可以国产,机芯、齿轮、游丝[1]都可以国产,但是制造手表的关键机器全部是瑞士进口。李方乐负责维护、修理机器,也常常去其他钟表厂,参观生产线上的瑞士设备。他觉得钟表修配没什么,机器,才是最复杂最现代的工作。相反,厂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师傅,还在用十几岁学徒时的机器,手摇操作,制造零件。他边看边想,这实在太土了。

    1990年代,钟表业的好日子结束了。市场的盖子一旦打开,暴风雨就会到来。原来在隔绝和保护下生长的工业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地进口零件,组装廉价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贵的进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终于又来了。作为实用物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作为奢侈品、装饰物,上海手表没有竞争力。

    1998年,钟表零件厂关门。在那前后,钟表制造厂、纺织厂、仪表厂、热水瓶厂……纷纷关闭。上海曾经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好质量的象征,这一页沉重地翻过去了,页面上是一百多万下岗工人,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历史。上海新的野心,将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岗工人一样,李方乐过了一段蛮讨厌的日子。55岁的他,每月拿325块补贴,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们还要供女儿读书。同事们各寻出路,有的去名表维修店,有的下海做买卖。李方乐靠修理音像设备,撑过了许多年。

    尽管如此,他对机械、机床仍然有很大的兴趣。2000年之后,女儿大学毕业,家里经济好转,但仍有债务。这时,李方乐在朋友的厂房看到一台别人存放待售的机床。他一眼看出,这是瑞士著名车床“肖别林”。他请朋友留一留,先不要卖。他四处借钱,凑足了7000块,加上运费、请客,8000块,车床到手。李方乐立即动手拆解车床,再重新安装。在关键部位反复了无数次,花了一两年,才完整装好。拆装的过程中,他无数次感叹,这部车床零件加工之精细,对精度考量的缜密,国产机器根本无法相比,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零件厂里,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毕业于钟表技校,长得五大三粗,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聪明、技术最好的。下岗后,小董什么都做,修表、卖鞋、倒卖水货钟表……一年能赚三十多万,但是他不甘心,想研发陀飞轮——这是当时最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小董找来李方乐,帮他做加工设备。

    一天,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他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他拿出一座钟,透明的表面之内,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机芯由一百多个、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关系复杂。圆形最适宜摆放,所以一般来讲,机芯都做成圆形,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温饱而已,从未有过这样特别的设计。李方乐想: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那么,我也可以试一试。

    2007年,他决心动手。

    第一步,画图纸。他不懂用电脑,画图全靠手工。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再做改进。在一张工程图纸上,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支一米长的圆规。

    第二步,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支的价格,买了许多上海手表,把机芯零件拆下来,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设备,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他存够钱,就去;没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机芯做好了,但是没有走动。

    2009年,李方乐再次试验,做出了第二款机芯。形状不错,一条长形的夹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游丝、摆轮。但是上完发条,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后悔,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但是调试、寻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乐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几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没能做成陀飞轮。他和李方乐所做的,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最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

    2013年春节,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最后下了决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问道,老李,怎么还没搞好?李方乐呵呵笑道,完成之后,一定请你们吃酒。心里想的是,这次如果搞不出来,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图纸,四处找数据,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土”机器,手工操作,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每只齿轮有84齿。

    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转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三

    按照北方话,李方乐会被称为“李大爷”。他连声说:“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爷。”“叫我老李。”他说。最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李师傅”。

    李师傅穿着朴素,同事送的羽绒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机芯、图纸、眼镜……他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这个:钟表。

    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

    1990年代初,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旋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

    1999年,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名表之苑》,在杂志里,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欧米茄。之后,他又看到《名表论坛》,这本杂志由香港“表王”钟泳麟创办。钟泳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写得最多的是腕表。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机构、历史……他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日常佩戴、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而钟泳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每天一块,一年不会重复。

    这些表没有一块是李师傅买得起的。李师傅讲了一个故事,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无意中在仓库里看到一批古董钟表,迷住了。他退休后,在世界各地收集钟表。有钱,此事也不难。可是有一次,在拍卖会上竞拍时,他最后差一口气,心爱的腕表给人买走了。大班生了一场大病,幡然醒悟,连开两场拍卖会,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了。李师傅说:“彻底解脱了。再也不动这个念头了。”

    月薪两千多块的退休工人,谈着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却丝毫不令人觉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怀表、腕表一直是有钱人的财产,阔太太小姐的首饰。“一战”后,尽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档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珐琅、镶钻,向来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李师傅却用这个故事,想说明名钟名表背后财富的虚无,没有也罢。他最在乎的是:这些机械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从钟表爱好者,李师傅最终走向了制造者。

    李师傅决定做机芯之后,很少告诉别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别人笑话。你也能行吗?他怕别人这样问。尽管第三只机芯走动了,但走了几天,又停了。有时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劳力士,你这是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决定再拿出一年时间,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师傅也清楚,自己的机芯,只是个人的玩具。把机芯改变形状,重新排列,在钟表行业,也只是简单的、已成型的工艺。至于更复杂的功能,只能望洋兴叹了。在卡地亚的展览上,尽管他感激瑞士工匠,但是对着满室的名钟名表,他觉得自己的机芯,好比丑媳妇,难见公婆。

    然而谈论这些复杂的工艺,仍然是李师傅最开心的事。比如积家的“空气钟”,利用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作为动力的来源。“相当于永动机了。”他赞叹。

    还有“三问”。何为“三问”?报时,报刻,报分。李师傅翻开一本砖头厚的杂志,大半本杂志包着一个“三问”的简易机芯,机芯旁边写着12:59——一天中数字最多的时刻。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钥匙扣电池,小心地放进去,压上开关。

    “叮,叮,叮……”杂志的小洞里传来了12下声响。12点。

    “叮咚,叮咚,叮咚。”李师傅伸出三个手指,示意这是三刻。

    “叮,叮,叮……”报分的声音与报时相同,却要高八度,听起来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身后是一排排电脑。通常,我们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开手机,看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时间。人类曾经努力将时间实体化,在小小的表壳内玩弄炫目的把戏,穷尽了心思。以至于今天,钟表已难以再有技术创新,只能把一百年前的花样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再看表,更不问表了。

    如果晚五十年出生,或许李师傅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懂电脑,让他在制表时很吃亏,现在学,也来不及了。李师傅说,时间已经在倒数了。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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