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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 第一卷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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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逐渐地习以为常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对我的困扰日益减少。那些事、那个环境、那些人——仿佛一切都已经看惯了。要迁就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早就该承认,这种生活已是既成事实。还留在我心中的种种不满,我都尽可能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不再失魂落魄地在监狱里徘徊,也不流露自己的苦闷。苦役犯们粗鲁好奇的目光不那么经常地停留在我的身上了,也不再故作放肆无礼地监视我。看来他们也习惯于同我相处了,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在监狱里已经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溜达,我熟悉自己在通铺上的位置,甚至本来以为一辈子也不可能习惯的那些事也习惯了。我每周按时去剃掉半边头发。每逢周六,我们在工余时间轮流从牢房里被叫到警卫室去剃头(没有去剃的就要由自己负责了),从营部来的那些理发匠用肥皂沾冷水给我们洗头,又用极钝的剃刀冷酷地刮着头皮,我到现在一想起这样的酷刑就不寒而栗。不过很快就找到了解脱的办法:阿基姆·阿基梅奇向我推荐了一名军事类囚犯,他用自己的剃刀给人剃头,只收一个戈比,这是他谋生的手艺。不少苦役犯都来找他,就是为了逃避公家派来的理发匠,而他们这些人并不娇气啊。我们的囚犯把理发匠称为少校——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有哪一点像少校,我也讲不清。现在,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猛然想起这个少校的模样,一个又高又瘦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有点儿傻气,总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手边一定有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他没日没夜地拿自己磨得锋利无比的剃刀在那条皮带上蹭来蹭去,看来是一心扑在这个工作上,显然把它看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的确,当他的剃刀锃亮、有人来剃头的时候,他就满意极了:他的肥皂沫是热乎乎的,他的手柔和而灵巧,剃头的动作像丝绒一般地轻柔。看来他是在享受这门艺术,并引以为自豪,他漫不经心地接过赚来的一个戈比,仿佛问题真的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戈比。A在我们少校教官面前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在向少校讲监狱的坏话时,提到监狱里的理发匠的名字,冒失地叫他少校。少校教官勃然大怒,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可你知道吗,混蛋,少校是什么身份!”他口角冒着白沫狂叫,随心所欲地对A痛加训斥,“你懂不懂,少校是什么身份!就这么一个卑贱的苦役犯,有人竟胆敢称呼他少校,还当着我的面,在有我在场的时候!……”只有A才能与这种人朝夕相处。

    我从狱中生活的第一天起就梦想自由。我心爱的活动就是运用千百种方法来计算,我的狱中生活到哪年哪月才是尽头。我甚至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深信任何一个被限期剥夺自由的人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苦役犯们是否像我这样想、像我这样计算,然而他们所抱有的期望是惊人地轻率,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惊讶。被剥夺自由的囚徒的期望,其性质完全不同于生活方式正常的人。当然,自由的人也有期望(例如期望改变命运、完成某项任务),但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完全吸引着他。囚徒是不同的。姑且假定,这也是一种生活——服苦役的囚徒生活;但一个被流放一定期限的苦役犯,不论他是谁,本能地就绝不会把自己的遭遇看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某种实际的、稳定的东西。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到,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倒像是一个匆匆过客。在他看来,二十年仿佛只是两年,完全相信他在五十五岁出狱的时候,会像现在一样,仍然是三十五岁的年轻汉子。“好日子还在前头呢!”他这样想,并顽强地驱散一切怀疑和令人懊丧的想法。甚至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终身流放的犯人有时也在期盼着,说不定马上就会从彼得堡发来一道特许令:“改判流放至涅尔琴斯克的矿场服苦役,并规定刑期。”那就太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要走半年,与大伙儿结伴同行比蹲监狱可就好多啦!以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到那时……要知道,有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这样期盼着呢!

    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用锁链锁在墙边的犯人。身上拖着大约有一俄丈长的铁链;他在这里有一张单人铺。他被锁在这里是因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要坐五年牢,也有坐十年的。大多是强盗。我只见到其中的一个似乎出身权贵;曾在某地任公职。他语气温和,发咝音时有点儿卷舌;笑意盈盈。他让我们看他的铁链,演示怎样才能在铺上躺得舒服一些。果然,他想必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他们全都举止温顺,好像很满意。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坐满自己的刑期。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时他们就能走出低矮的石拱下的闷人潮湿的牢房,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走一走……仅此而已。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放出监狱了。他们自己知道,解除铁链以后,将永远被关押在监狱里,直至老死,而且还要戴着镣铐。他们是知道这些的,然而还是强烈地渴望尽快熬过这戴着铁链的刑期。要知道,倘若没有这个盼头,谁能这样戴着铁链熬过五年或六年而不死去或发疯呢?还会有谁肯这样坐牢呢?

    我感到劳动能拯救我,能增强我的健康和体质。经常的焦虑不安、精神上的刺激、牢房里污浊的空气会彻底毁了我。“多到户外去,每天劳累,习惯于干重活——我至少可以自救,”我想,“我要坚强起来,要健康、精神振奋、强健而不显老态地走出监狱。”我没有错,劳动和运动对我非常有益。我惊恐地看着我的一位难友(贵族出身),他在监狱里像蜡烛一样渐渐熄灭。他是和我同时入狱的,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出狱时却几乎完全垮了,头发白了,失去了双腿,奄奄一息。“不,”我看着他在想,“我要活着,一定要活下去。”可我却因为热爱劳动而首先受到苦役犯们的奚落,此后很久他们一直蔑视我,嘲笑我,使我很受伤。但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总是精神抖擞地出去干活,比如说去煅烧和捣碎石膏,——我最初接触的工种之一。这活儿比较轻松。工程方面的长官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贵族们的劳动,不过这并不是照顾,只是要做到公正。对一个力气小一半而又从来不劳动的人,要求他达到给真正的劳动者规定的工作量,这是令人费解的。不过这种“娇惯”并不总是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好像是偷偷摸摸的:一旁有人在严格地监视着。往往不得不干一些重活,这时与其他劳动者相比,贵族当然会觉得双倍地沉重。派去弄石膏的通常是三四个年老体弱的人,不言而喻,我们也在其中;此外还临时派来一个真正内行的工人。好几年里来上班的总是那个阿尔马佐夫,一个严峻、黝黑、瘦削的人,上了年纪了,孤僻而有洁癖。他是很看不起我们的。不过他不爱说话,甚至懒得抱怨我们。煅烧和捣碎石膏的板棚也在荒凉而陡峭的河岸上。冬季,尤其是在阴天,看着河流和远远的对岸深感寂寞。荒凉而僻静的景色勾起揪心的愁绪。不过,每当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上空艳阳高照的时候,心情仿佛更是沉重。恨不得马上往草原深处飞去,这片草原从对岸向南方延伸,恰似一幅绵延千里的洁白的桌布。阿尔马佐夫通常是严肃地默默开始工作;我们仿佛感到羞愧,因为不能真正地对他有所帮助,而他故意独自操作,故意不要求我们插手,似乎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犯有过错似的,并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歉疚。而全部工作不过是要把炉子生起来,煅烧堆放在炉子里的石膏,而石膏往往就是我们给他搬来的。第二天,等石膏完全煅烧好了,就从炉子里把它卸下来。我们每个人拿来一把沉重的木槌,给自己装满一木箱石膏,便动手将石膏捣碎。这活儿太有趣了。脆性的石膏易碎,很快化为亮闪闪的白色粉末,那么方便,那么轻易地变成了碎屑。我们挥动大木槌,于是响起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噼啪声。我们终于累了,同时又觉得很轻松:两颊泛起红晕,血液循环加快了。这时阿尔马佐夫也开始宽厚地望着我们了,仿佛在望着年幼的孩子们;他宽厚地抽几口自己的小烟斗,而在他有必要说话的时候,毕竟还是会抱怨几句。不过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其实他看来是个好人。

    派我去干的另一种活儿是在车间转动砂轮。砂轮又大又沉。要转动它相当费劲,特别是在旋工(技术工)要为某位官员的官场陈设旋楼梯栏杆或大餐桌桌腿之类的东西时,这时几乎要用到原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转不动砂轮的,通常是派两个人——我和另一个贵族Б。于是此后的几年,凡是要旋什么物件,这个活儿就由我们两个来干了。Б瘦弱无力,他还年轻,却患有肺病。他入狱大约比我早一年,是和两个难友一起来的,其中一个是老者,在服刑期间日夜都向上帝祈祷(因此囚犯们都很尊敬他),他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另一个还很年轻,他朝气蓬勃、面色红润、强健而果断,曾背着疲惫的Б走了一半路程,连接起来有七百俄里。真该看看他们之间的那种友谊啊。Б是一位非常有教养而高尚的人,生性豁达,但疾病毁了他的健康,使他饱受折磨。我们在一起操作砂轮,这使我们甚至乐此不疲。这个活儿对我的健康是极为有益的。

    我也特别喜欢铲雪。这通常发生在暴风雪之后,而在冬季这是屡见不鲜的。一夜暴风雪过后,有的房屋被雪埋到半截窗户那么高,有的房屋几乎完全被埋在雪里。当暴风雪停息,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群地,有时甚至是整个监狱被赶出来,铲除公家建筑物周围的雪堆。给每人发一把铁锹,规定一个总的工作量,有时工作量之大令人吃惊,怎么干得完呢,于是大家一齐上,齐心协力地投入劳动。刚落下不久、只有上面微微结冰的松散的雪很容易就能大块大块地铲起来,撒向四周,在半空中就化为刺眼的雪雾。铁锹不住地插进在阳光下闪烁的雪堆。囚犯们干这个活儿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冬天的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激发着他们的热情。大家更加快活了。处处响起了笑声、叫声、调侃声。人们开始打雪仗,当然啦,片刻后难免有些对嬉戏感到恼怒的理智的人们会大声呵斥,于是普遍的欢愉往往以叫骂告终。

    渐渐地我也开始扩大结交的圈子了。不过,我自己是不想与人结交的:我还是惶恐不安、心情抑郁、疑虑重重。我的结交是自然而然地开始的。最早开始来访问我的是囚犯彼得罗夫。我说的是访问,而且要强调这个说法。彼得罗夫住在单人囚室,而且是在离我最远的一间牢房里。我们之间似乎是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的;我们也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不可能有。然而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彼得罗夫似乎认为自己有某种义务,差不多天天都拐到我的牢房里来,或在工余时间在外面把我拦住,而我有时之所以到牢房外面去,只是想尽可能远离别人的视线。起初这使我颇为不快。可是不知怎么,不久他的来访简直开始吸引我了,尽管他并不是特别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体格强健,机灵好动,有一张很惹人喜爱的脸,苍白的脸上颧骨很宽,目光果敢,洁白的牙齿小而密,下嘴唇里边永远有一小撮碎烟叶。在嘴唇里边放烟叶是很多苦役犯的习惯。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岁数年轻。年约四十的人,看外表却只有三十岁。他与我谈话总是毫不拘束,保持完全平等的态度,非常得体而和蔼。如果他发觉,比方说我想独自待着,那么他和我谈上两分钟,便立刻离开我,而且每一次都感谢我对他的关怀,其实我从来没有关怀过监狱里的任何人。奇怪的是,我们不仅在初期,而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几乎从来没有疏远过,不过他对我确实是忠诚的。我到现在也无法解释:他究竟何求于我,为什么天天都溜到我这里来?尽管他后来偷过我的东西,但好像完全是无意中的行为;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可见他来并不是为钱或谋求什么好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老是觉得,他似乎并不是和我一起蹲在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很远的另一座房子里,只是顺便来监狱,以便打听消息、探望我、看看我们的生活如何。他总是急于到哪里去,好像把谁丢在了什么地方,而人家正在那里等他,又好像他在哪里有事没有办完。可又似乎并不很匆忙。他的目光也有点怪异:专注而带有一种勇敢无畏和略带嘲讽的意味,但他好像在越过别的东西看着远方;仿佛这个东西就在眼前,而他竭力想从它后面看清较远处的另一个什么东西。这就使他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有时我故意要看看,彼得罗夫离开我以后要去哪里?哪里有人等他?但他离开我就匆忙赶往某处的牢房或伙房,坐在交谈者的身边,留心地倾听,有时自己也参加谈话,甚至还很激烈,然后却突然住口,默然无语。但他谈也好,沉默也好,毕竟可以看出,所谓哪里有事要办或哪里有人在等他原来就是这么个情况,只不过是偶然地顺便应付而已。最奇怪的是,他从来就什么也不干,完全无所事事(当然,除公家的活儿之外)。他什么手艺也不会,几乎总是身无分文。但他也很少为缺钱而烦恼。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呢?他的谈话和他本人一样奇怪。比如他看见我独自在监狱后面散步,突然就急剧地朝我转过身来。他走路总是很快,转身总是很急促。他走了过来,而你觉得,他似乎是跑过来的。

    “您好。”

    “您好。”

    “我没有打扰您吧?”

    “没有。”

    “我是想向您请教有关拿破仑的问题。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亲属吧?(彼得罗夫是世袭兵和有文化的人。)”

    “是亲属。”

    “他怎么样,据说是总统?”

    他提问题总是很快、很急促,仿佛要尽快了解某些情况。就像是在查询某个容不得片刻延误的重大问题似的。

    我解释了一下,他是怎样的总统,还补充一句说,也许他很快就要当上皇帝了。

    “这怎么会呢?”

    我也尽可能解释了这一点。彼得罗夫注意地听着,为了完全听懂并迅速领会我的意思,还把耳朵向我凑了过来。

    “嗯。我还想问问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据说有一种猿猴手长及踵,身材有最高的人那么高,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有这样的猿猴。”

    “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尽我所知说明了这个问题。

    “它们生活在哪里?”

    “在热带。苏门答腊岛上就有。”

    “这是在美洲吧?有人说,那里的人是头朝下走路?”

    “不是头朝下。您说的是对蹠者。”

    我说明了美洲的地理位置,也尽可能解释了什么叫对蹠者。他那么认真地听着,好像此来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对蹠者是什么意思。

    “啊,是这样!去年我看了一本关于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的书,是阿列菲耶夫从副官那里拿来的。这是真事还是随意虚构的呢?那是大仲马的作品。”

    “当然是虚构的。”

    “好吧,再见。多谢您啦。”

    于是彼得罗夫消失了,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几乎从来就是这样。

    我开始了解他的情况。M知道了这段交往,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他对我说,不少苦役犯都使他心生畏惧,尤其是在初期,在入狱后的最初几天。但他们中的任何人,甚至卡津都不像这个彼得罗夫那样,给他留下了如此可怖的印象。

    “这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断、最无畏的一个,”M说,“他无所不为;任性起来,什么也拦不住他。他甚至能杀了您,只要他起了这个念头,就那么干脆地杀了您,决不皱一皱眉头,也决不后悔。我甚至认为,他精神不大正常。”

    这个评语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可是M却不能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奇怪的是:此后一连几年我对彼得罗夫都是了解的,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交谈;他向来真心地依恋我(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年来他在监狱里谨言慎行,没有任何骇人听闻的劣迹,可我每一次在看着他并与他交谈的时候都认定,M的看法是对的,彼得罗夫也许就是个最果敢、最无畏和不知自我约束的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也无法回答。

    不过,我要指出,他就是那个要杀死少校教官的彼得罗夫,当时他被叫去受体罚,而少校就在要动刑的那一刻乘马车走了,诚如囚犯们所说,是“奇迹救了他一命”。另外一次,那还是在服苦役之前,团长在军事训练时打了他。想必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挨打;可是这一次他不愿忍受,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展开的队列前面捅死了自己的团长。不过我不了解他的详细经历;他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当然,这些都是突然的爆发,这时全部天性整个儿地陡然显露了出来。然而这在他身上毕竟还是很罕见的。他确实谨言慎行,甚至很温顺。他的内心隐藏着激情,而且是强烈的、炙热的激情;但烧红的煤炭往往蒙着一层灰烬,在静悄悄地阴燃。和别人不同,在他身上自我吹嘘、爱慕虚荣的特点连影子也没有。他很少与人争吵,但也并不和谁特别亲近,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那也只有在需要用到他的时候。不过有一天我看到他是真生气了。起因是分配的时候少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与他争吵的是一名魁梧有力的囚犯,此人凶狠、爱惹事、好讥诮,而且绝非胆小怕事之辈,名叫瓦西里·安东诺夫,是民事类犯人。他们已经叫嚷了好久了,因而我想,闹到最后顶多也不过就是三拳两脚了事,因为彼得罗夫虽然不大会动真格的,但偶尔甚至会像最无赖的苦役犯那样打架骂人。然而这一回却并非如此:彼得罗夫勃然变色,嘴唇发抖、发青;他透不过气来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用一双落地无声的赤脚(夏天他很喜欢打赤脚)向安东诺夫走了过去。突然,喧哗吵嚷的牢房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安东诺夫跳起来迎了上去:他已面无人色……我不忍心看下去,走出了牢房。我料想,不等我走下台阶,就会传来被杀者的惨叫。不过,这一次也没有出事:安东诺夫在彼得罗夫还没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就赶忙把引起争吵的东西给他扔了过去。(原来是最不值一提的破烂玩意儿,一条包脚布。)不用说,过了两分钟,安东诺夫还是骂了他几句,以免后悔,也为了保持体面,想表明他并不是真的就那么怕他。不过,彼得罗夫对这种骂骂咧咧的话一点也不在意,甚至没有搭腔:问题不在于骂人嘛,反正是他赢了;他很满意,把破烂玩意儿收了起来。一刻钟后,他已经照旧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地闲逛,似乎在寻找哪里有人讲什么新奇事儿,好凑过去听听。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不知怎么,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对所见所闻大多抱着冷漠的态度,就那样在监狱里无事闲逛,跑来跑去。也可以把他比作劳动者,一个健壮的劳动者,他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可是在没有工作给他做的时候,他就等着,坐下来和孩子们玩耍。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蹲在大牢里,为什么不逃跑?他是不会想到逃跑的,如果他没有要逃跑的强烈愿望的话。像彼得罗夫这样的人,理智起作用只有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愿望的时候。世上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深信,他能利落地逃走,能瞒过所有的人,能整个星期不吃不喝躲在哪里的树林里或河边的芦苇里。但他显然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想要这样做。我从未发现他有深远的思虑、特别清醒的看法。这些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毕生都在无意识地驱使他们来去奔波;他们就这样一辈子跑来跑去,直至找到完全合乎自己愿望的事业为止。我有时感到奇怪,这个因为挨打就杀死自己长官的人,怎么会在这里乖乖地躺下忍受树条的抽打呢。有时他带着酒被抓到了,就会挨这样的体罚。和那些没有手艺的苦役犯一样,他偶尔会去贩私酒。但他在躺下受刑时也仿佛是自愿的,或者说,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该罚;否则他是绝不会躺下的,打死也不会。我也觉得奇怪,尽管他对我显然很依恋,却又偷我的东西。他时不时地会这么干。就是他偷了我的《圣经》,我只是托他把书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就几步路的距离,可他居然在路上找到了买家,他卖了书就立刻去喝酒,把钱花光了。想必他那时很想喝酒,既然很想做一件事,那就必须做到。所以有人会为了二十五戈比的硬币去杀人,拿这枚硬币换了半瓶伏特加来喝,尽管在别的时候他会放走身怀十万卢布的过客。晚上他亲自向我承认了偷书的事,不过没有一点窘态,也毫无悔意,完全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在讲一桩极其普通的事情。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我是舍不得我的《圣经》啊。他听着,一点不动气,甚至很温顺;承认《圣经》是非常有益的书,真诚地惋惜我现在没有这本书了,但是根本不为他偷了书而感到懊悔;他看上去是那样充满自信,以致我骂不下去了。他忍受我的责骂,想必是认为,对他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不破口大骂啊,那就让他宣泄一下,消消气,发发牢骚吧;认为其实这都是废话,很荒唐,一个严肃的人是羞于说这种话的。我觉得,他向来把我看作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连最简单的人情世故也不懂。举例来说,假如我主动跟他谈起科学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什么话题,诚然,他是回答我的,不过好像只是出于礼貌,仅限于极简短的回答。我时常自问:他平常向我问到的那些书本知识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交谈的时候,我时不时会从旁观察:他该不是在嘲弄我吧?然而不是;他通常是认真地留心听,可又并不是很上心,这后一种情况有时使我很恼火。他能明确地提出问题,但对我所提供的知识并不感到惊奇,甚至只是三心二意地听听而已……我还觉得,他不假思索地认定,不能像跟别人谈话那样跟我谈话,除了谈书本以外,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懂,所以多谈无益。

    我深信,他甚至是喜爱我的,这使我大为惊讶。他是不是认为我还是个未成年的不合格的人,因而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呢,强者对弱者本能地会怀有这样的同情,而他认为我就是个弱者吧……我不知道。尽管这一切无碍于他来偷窃,但是我相信,他在偷窃时也会可怜我。“唉,你说!”他在伸手拿我的财物时也许是这样想的,“这是个什么人哪,连自己的财物也保管不好!”不过他因此才喜爱我吧,看来是这样。有一次他曾无意中亲口对我说过,我这个人“心地太善良”,还说:“您是那么单纯,那么单纯,甚至令人心生怜悯。不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别见怪,”片刻后他又加了一句,“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这些人的生活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某种普遍性的激烈行动或变革的时刻,突然鲜明而洒脱地尽显其本色,从而立即投入自己的豪迈的活动。他们不是空谈之流,也不可能是主谋和领袖;但他们是主要的执行者,并首先开始行动。他们质朴地开始而不大肆张扬,然而首先驰马踏破主要障碍,不假思索、无所畏惧地直奔一切艰难险阻,——于是群起追随,不顾一切地前进,活动于决定性的战线,往往就在那里抛下自己的头颅。我不相信彼得罗夫能得到善终;他将在顷刻之间结束一切,如果他至今还没有死掉,只能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能活到白发苍苍的年纪而寿终正寝,一辈子无目的地跑来跑去。不过我觉得M说得对,他是整个监狱里最果敢无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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