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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1节

  有一天,阿宽又带我去二哥会所,说是二哥发展了一位新同志,十分了得,让我去认识一下。是下午上的山,天刚下过雨,山中湿漉漉的,草木都挂着晶莹的雨滴,放眼望去,水汽升腾着,形成山岚,飘飘欲仙。个别山头上还有壮观的云瀑,从山顶泻下,白得耀眼。那天吹的是西南风,二哥会所所在的山坞坐北朝南,成了个风袋子,水汽都往那里面钻,车子开进去,顿时被浓雾包抄,视野一下子缩小,车速不得不减慢下来。我在重庆时就学会开车,但开得不多,车技一般。为了提高车技,一般出了城阿宽会让我来开车。开车是个技术活,公里数决定车技,开得多了技术自然上去了。那天就是我开上山的,但是进了山坳,山路弯弯,浓雾作怪,我不敢开了,想换阿宽来开。

  那天阿宽在感冒,人不舒服,上山时睡着了,我停了车他以为到了,看窗外这么大雾,说:“这么大的雾你都开上来了,看来你的车技大有长进。”我说:“还没有到呢,我就是看这么大的雾不敢开了,你来开吧。”他说:“快到了,坚持一下吧。”我说:“你不怕我开进山沟里去?”他说:“没事的,开慢一点就是了。”

  我再开时,他问我:“你紧张吗?”

  我说:“有点。”

  他说:“开车时适度的紧张感是最安全的。”

  我开车时,他经常告诫我一句话:车速不要大过车技,谨慎不要大到紧张。也许是当过老师又写过诗的原因,阿宽说话总结能力很强,总是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切中要害,很容易让人接受并记住。他曾写过一首诗,是反映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我觉得写得很好,第一次看到时我感动得哭了,因为我觉得它写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阿宽遗体告别时,我心里一直在默诵这首诗。现在,我每天早上醒来,总是要默念一遍这首诗——

  清晨醒来

  看自己还活着,多么幸福

  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

  都可能是最后一个

  我们所从事的职业

  世上最神秘,最残酷

  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

  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

  死亡并不可怕

  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

  二哥的会所据说最初是清朝大臣顾同章的闲庭。顾大人是广东潮州人,到南京来做官,水土不服,经常上吐下泻,人瘦得跟晾衣竿似的。下面人给他找来一位风水先生,把四周的山走遍了,最后在这个山坞里给他选了这个向南的山坡,让他在此地建凉亭两座,茅舍一间,瓦房三间,月末来住上一天,夏日晴天在凉亭里下棋喝茶,在茅房里如厕,雨天冬季自然是在瓦房里避寒取暖,喝补汤,吃海鲜。顾大人照章办事,一以贯行,果然不吐止泻,身体日渐长肉,赢得寿长福厚的圆满。因之,后来这地方盛传是块风水宝地,房舍几易其主,被几度翻修重建,规模越造越大。最后接手的是孙文挚友、同盟会之主黄兴,他接手后这里成了同盟会经常开秘密会议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在房子里挖了地下室和暗道,暗道一米多宽、一百多米长,直通对面山坡下、山涧边的那片巨石堆,出口处隐在几块大石头和灌木丛中,很难发现。黄兴去世后,房产一直在黄兴后人手上,二哥正是从黄兴后人的手上买过来的,当然是花了大价钱的。如今,茅舍早不见了,凉亭依然在后院风雨着,当然也是几经修缮过的。现在的凉亭正眉刻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几个柱子和横梁上有孙文、黄兴、于右任、宋教仁等人写的楹联。

  以往,天气好时,我们总是到亭子里去说事,这天因为雾大,二哥领我们去了会客堂。客堂在一楼拐角处,一面向着山外,一面迎着后院,向着山外的墙上没有窗洞,窗户都在对着后院的墙上,是两扇木格子大玻璃窗。我进去后,一边给高宽泡茶,一边看着窗外,在漫漫迷雾中,我看到凉亭里有一个人影,时而金鸡独立,时而抱柱翻腾,像一个武术高手在习武。我看着不由丢下茶具,立到窗前去看,看得痴痴的。阿宽看我这样子,走到我身边,问我:“你在看什么?”

  我对他伸手一指,“你看那人,好像蛮有功夫的。”

  阿宽看一会说:“嗯,果然有功夫,看来二哥没跟我说大话。”

  我问:“他是谁?”

  他说:“让二哥告诉你吧,我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正说着二哥进来了,说起凉亭里的人,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二哥介绍道,此人姓程,名小驴,是湖北孝感人,其父是屠夫,开着一爿肉铺。小驴十六岁那年,肉铺卖了一头死猪肉,乡民知情后纷纷聚在铺子前,要退钱还肉,发生争吵,引起斗殴。十六岁的少年,如初生牛犊,斗殴起来哪里是要命的,他操起砍骨刀,砍人如杀猪,连杀两人,吓得乡民抱头鼠窜。命案在身,小驴怕死,连夜逃走,最后改名换姓上了武当山,穿上道袍,扫了十三年树叶和落雪,练就了一身功夫。

  二哥说:“他最了得的是轻功,可以在晾衣竿上仰天睡大觉,可以像猴子一样在树梢上腾飞挪位,可以像猫一样在房顶上无声起落。有一回,我看见他就坐在那棵树下,突然拔地而起,把停落在树枝上的一只红嘴相思鸟抓在手板心里。”

  阿宽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二哥说:“在广州街头碰到的,他在沿街卖艺,我看他功夫真是了得,就跟他攀谈起来。原来,前年夏天,他所在的道馆里来了一位病人,是薛岳部队上的一位团长,家就在武当山下,在武汉保卫战中受了重伤,肺部中了一弹,命悬一线。所幸救得及时,算是保住了命,却一直卧床难起,每天只能吃流食维持小命。后来几经周折,回了乡,依然举步维艰,命脉日渐衰弱,家人是死马当活马医,把他送上山,找道士来要命。此时昔日的小驴在馆中已是功夫高深的道士,名声在外,人称武师道士。他接下了团长,天天给他运气发功,配合着吃了一个时期的草药,团长可以跟他扎马步习武了。正是从团长口中,他活生生地了解到日本鬼子如何在欺负国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如今国难当头,希望团长带他下山去杀鬼子赎罪。但团长经历了生死,看到了太多国军内部的腐败,心灰意冷,已无心报效祖国,只想在家乡苟且偷生,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武汉找谁。一天早上,他带了信,下了山,去了武汉,发现武汉已经沦陷,他要找的部队说是去了株州。寻到株州,又说去了桂林,赶去桂林还是没找着,也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他无路可走,开始漂泊,就这样到了广州。一路下来,他带的盘缠早已告罄,只好靠在街头卖艺化点小钱度日,我就这样遇到了他。”

  后面的事可想而知,二哥了解到他的经历和愿望后,积极动员他加入我们组织。他听说我们也是抗日打鬼子的,二话不说跟二哥来了南京。后来,他当然成了我们的同志,当了我们行动组组长,经常出生入死,干得很出色。包括在迎春行动中,他也是立了大功的,正是靠他猫一样的轻功,我们在腾村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让我们及早掌握到诸多内幕,为我们后来进一步行动找到了方向,赢得了主动。

  话说回来,他身上的功夫真是常人难以想象,他什么功夫都有,武功、轻功、木工、厨艺,都好得呱呱叫。他还会写书法,还会看病,还会做油漆工,十几年道士生涯造就了他,他成了无所不能的人材。那天阿宽正患感冒,人很不舒服,他不但一眼能看出来,还手到病除——其实严格说手都没有到,他就让阿宽坐在茶几上,他运了气,张开巴掌,悬空在阿宽的头顶和背脊上来来回回“推摩”了几分钟,整个过程没有碰阿宽一个手指头,但阿宽顿时变得神清气爽,脸色红润。我当时看傻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

  还有更神奇的,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的,后来军统公然跟我们作对,王木天兴师动众想捣毁我们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他作为行动组长必须组织反击,还以颜色。他先后两次深夜入室拧断了包括王木天保镖在内的几个坏蛋的脖子,因之王木天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干掉他,结果有一次遭革老的手下秦淮河追杀,肩膀上挨了一枪,子弹钻进肩胛骨里,伤势很重。二哥把他送到上海,找了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取子弹,医生说那子弹钻的位置很深奥,在骨头缝里,要卸掉肩膀才能取出子弹。肩膀没了,哪还能有胳膊?没了胳膊,怎么当行动组长?他不同意。医生警告他,如果不及时手术,他有可能连命都要丢掉,因为子弹击碎了骨头,炎毒有可能通过骨髓流遍全身致命。即便这样,他还是不同意。他私自回到南京,躲在山上的会所里自己治疗,先是寻来草药排毒消炎——草药都是他自己上山采的。炎症消退后,他恢复了体力,便开始强硬活动手臂,一天多次,每一次都痛得他大汗淋漓。我听二哥说,有一次他还拿肩膀去撞墙,把他痛得昏过去了。

  真是太蛮了!

  可他就是用这种蛮办法让子弹移了位,让肩膀可以正常活动了。

  后来子弹一直在他肩膀里,已经成了他肩胛骨的一部分,平时并不影响他什么,只有在阴雨天会隐隐作痛。隐隐作痛也不会影响他什么,他对疼痛的忍受力像他的武功一样高。他是个意志和毅力超常的人,那次送阿宽走,所有在场的人都涕泪交加,只有他,像一棵树一样,伫立不动,声色全无。

  他就是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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