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在庙门口聚集。向导和两头驴子已站在庙墙下。军官和老彭说话，梅玲和玉梅走出来，玉梅一手提她的行李，一手拿自己的铺盖，他们看到梅玲戴着毛边帽，耳罩低严在双耳后面，不觉笑出声来，她没有化妆，但是皮肤仍然很光滑，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似的，灰棉袍男女通用，但是她丰满的臀部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尤其她又站得直挺挺的。

　　“我看起来如何？”她微笑着问大家。

　　“像富家的儿子么？”老彭说，“我想你可以混得过去。”

　　玉梅忙着把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她的臂腿都属于乡下劳动妇女的一型，结实、黝黑而坚硬，她帮忙用绳子捆行李，动作也很快。

　　军官向老彭指引道路：“走山路到夏宫的寿山，别往城市走，一直向东，在大学附近穿过铁路，在码头镇过夜，离开夏宫后，一路都是平地，很好走，这段路日本人不多。但是一靠近河西务，就要小心些了。向导会带你去见我们的同志。但是你必须一路和我们自己人在一起。”然后他要向导带回河西务同志的口信。“如果是急信，就接力传回来。”他又说。

　　“什么接力？”老彭问道。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信差系统。一件消息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传到五十里，一根特殊的棍子会随口信送出，指明消息应该在某时刻到达某一地点，通常都做得到，村民自动逐城传过去。”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扶梅玲爬到那头没有装货的驴背上。老彭和玉梅走路，后者带了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和梳子，除了破旧的被褥，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了。

　　他们开始走下了石阶。驴子在路滑的石道上挑路走。梅玲觉得驴背扭来扭去，有些害怕，身子愈来愈往前倾，最后整个人趴在驴的双肩上。

　　“喔，我要摔下来了。”她大叫说。

　　她穿了腿鞘，不过现在她腿露了出来。

　　“石头路上驴子不会滑跤的，”老彭说，“不过你得往后坐——并且要把身子遮好。”

　　梅玲很不好意思，小心翼翼把棉袍遮好。

　　道路一山连一山，放眼望去尽是高大的山脊，驴夫照例是最好的伙伴，他们快快活活聊天，又能对一切玩笑置之，他们的事业就是赶驴子，赚一顿饱饭，到达某一个目的地，接受来临的一切，晴雨不改。他们的肌肉和驴腿一样走惯了山路，像岩石一样的健康、坚硬而黝黑，也像一切靠阳光和空气滋长万物，充满了生机。刮伤或瘀伤会自然痊愈。他们随驴子前进，足尖开展，稳稳地踏在岩石上。他们的生活像西山一样贫穷，忧虑也不比山中的树木多。

　　“西山很大。”梅玲惊叹说。她在平地生长，只见过孤零零的小山。

　　“你以前没见过大山吗，姑娘？”驴夫问她。

　　“没有。”

　　驴夫和向导不觉嘻嘻笑起来。

　　“你见过大山吗，玉梅？”梅玲问道。

　　“还有更大的，在长城附近。”

　　玉梅和驴夫一样，现在正得其所哉。她开始把梅玲当做新潮派的女学生之一，那些人的言语态度她都无法了解，但是第一次携手散步后，她发现梅玲比较像她以前见过的太太小姐们。她羡慕梅玲的毯子、手提箱、梳子和精巧的玩意儿，现在她以身边的行李为荣，也以东西的主人为荣。她在驴子身旁疾行，专心看护行李，不让东西滑下来，挂在驴子身旁的橘红色黑条毯子似乎深深迷住了她。梅玲看到她沉默又羡慕地注视着那条毯子，不时用手轻摸两下，喃喃自语一番。充满砂砾和岩石的路似乎一点也难不住她。她以自在、快活的步子行进，又快又稳，不断就近和驴夫讲话。以乡下姑娘来说，她不算难看，只是牙齿没长好，不能完全被嘴唇包住。她的头发梳成一个旧式的圆髻。梅玲骑着驴，想到她的情况，就问她：“你能跟得上吗？”“这不算什么，”玉梅答道，“如果有扁担，我还能扛行李哩。在军中我得背铺盖走。”然后她开始聊起来。“小姐，我是乡下女孩，我不懂庙里的那些女学生。我叫李小姐‘小姐’，她很生气，不准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能了解你，但不能了解她们。她们讲的简直像外国话。我说‘老婆’她们都笑我，我问她们该怎么说，她们说一个人的太太要称为‘妻’。我说我从来没听过，她们说是我不识字的关系。我说‘老婆’有什么不对，她们说这样是瞧不起女人。我说‘太太’呢，她们说的我根本听不懂，一直说我‘封建’。‘封建’是什么？”

　　梅玲无法向她说明“封”就是“潘国制度”，只说是“保守”或“老派”。

　　“那她们为什么不说‘老派’呢？郑大哥和他太太在那儿的时候，我叫他郑大哥，叫他太太郑大嫂，她们说我不应这样叫，要叫他‘同志’。我不明白我们农家的话有什么不对。大家都是叔叔、婶婶、大哥、大嫂——全世界都像一家人。郑大嫂走后，我就没有一个人可谈了。我是听你叫那位先生‘彭大叔’，我才敢叫你‘小姐’。”

　　“你知道，”后面的驴夫表示意见说，“现在他们叫年轻的女孩子‘先生’。连女人也可以叫‘先生’了。”

　　“我就这么说嘛，”玉梅又说，“我说女孩子‘出嫁’，她们说这样也不对。我说‘杯子破了’，她们说‘杯子被人打破了’。我说杯子破了就是破了嘛，她们说了一些我不懂的话，又说外国人对‘破了’和‘被人打破’分得很清楚，我生气了，就说我何必管外国人说什么呢！我一辈子都说‘杯子破了’，如果她们不喜欢中国话，她们可以不说。我再也不敢和她们说中国话了。”老彭很感兴趣，就问她：“她们教你‘出嫁’要改用什么？”

　　“李小姐说，我应该说‘结婚’。我问她理由，她说现在男女平等，我说‘出嫁’就表示男女不平等，是女人嫁出去，我应该说‘结婚’，表示男女结合。她们之间和我老是谈‘女权’，‘女权’是什么？”

　　“女人的权利——和男人平等。”梅玲解释说。

　　“她们也这样告诉我，我以为‘拳’是‘拳头’哩，我就说：在乡下，你不必谈起女人的拳头。我们乡下女人的拳头向来很大，可决定我们和男人不平等。”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包括向导和驴夫，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梅玲问她。

　　“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烧饭、缝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谁还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过去了，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

　　“没有不同啦，”玉梅说，“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如果他们能打仗，就算游击队。他们不想走远，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等他们必须逃命，他们就变成难民了……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往往发现家园被烧，牛、鸡、猪全不见了，只有老狗还在。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看见路上布满鸡毛、鸡爪和鸡头，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还有家畜的尸体、猪脚、羊头，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发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就丢在路上——简直滥杀滥糟蹋嘛。如果肉还没臭，是好肉，我们会切下来煮。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那是我们的鸡、猪，他们不是——偷我们的吗？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喔！如果我们活不下去，谁不加入游击队呢？”

　　“嗬！”有一个驴夫说，“由这儿到天津，整个乡下都充满我们的自卫团体——我不知道有几万人。有些团体比较大，像孙殿英的游击队，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这些装备比较好。还有些留在村子里，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现在谁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着毛驴。

　　现在他们走出一个山头，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天上云层密布，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盖满翠绿、姹紫和金黄的颜色，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才十点钟。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铺在一块岩石上，对老彭和梅玲说：“老爷、小姐，你们若不嫌脏，就坐在这上面。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

　　“我们没关系。”老彭说。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边，”老彭指着城市说，“发光的圆屋顶，那就是天坛。”

　　梅玲静坐着，睁大眼睛看远方。她这样坐了几分钟，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

　　老彭扶她起来，平静地说：“博雅没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

　　他们下山后，路很好走，只在通清华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就横过铁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时跳下驴背，改用步行。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大家还叫他“队长”。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驴夫把行李卸下，将毛驴拴在院子里，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锅红糖煮蕃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人很诚恳，坐下陪他们喝上一杯。他姓上官，是罕有的名姓，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他谈起附近的情形，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美女当前，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乌溜溜的卷发披落肩上，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惨啊！真惨！”他说。“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我们输了城池，但可没输这一仗。敌人的卡车、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务。我们得坚守河西务，好保卫公路。我们只有两旅人，后援又断了。我们明知会输，还是打下去。敌人轰大炮，铁鸟也在空中飞翔。炮弹太密了，躲都没有用。没有一个人退缩。两个钟头后一旅全军覆没，后来另一旅也完蛋了。如果这还不算打仗，我简直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了。你能说我们失守吗？我们的弟兄硬是不肯逃。我从未看过一天死那么多人。冠县也一样。整营人死光了，却没有一个人逃走，真是血肉敌钢铁。你还能说我们军队没有尽力打吗？”

　　现场并没有人说士兵不尽全力打，但是队长继续反驳他想象中的苛责。

　　“我们挡住了敌军的侧翼，使涿州的我军能够安全撤退。我昏迷不醒一段时间，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我挣出同伴的尸体堆，一路由战场爬回来。”

　　第三天，向导奉命回去，驴夫也不肯再走了。“河西务是坏地方——日本兵太多啦，”有一个驴夫说，“我靠这头畜生维生。万一日本兵或保安队把它收去，我怎么办呢？我该向谁去讨价钱？”但是老彭答应给驴夫每人五块钱，看在这笔大钱的份上他们同意走到河西务。队长说他们可以在午饭后再出发，而且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竟说要陪他们走。

　　“你们若有钱，我可以安排保安队一路送你们到天津。”他说。

　　“怎么可能呢？”梅玲问道。

　　队长大笑说：“他们只要钱。你们可以搭他们的船直下大运河，不必走路。”

　　“那你又何必亲自来呢？你不能派一个向导跟我们走吗？”

　　“我要去办事。你们若有兴趣，好戏在后头哩。”

　　“你是说打日本人？”梅玲问他。

　　“还有谁呢？”队长怀着高兴、不要命的表情，用正要说出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说。“我们要去救几个女人。”

　　“什么女人？”

　　“中国女人哪。还会有谁？离这边三十里有一个村庄。日本兵抓了十个女人，用铁线穿住她们的耳朵，排成一串，带出村子。过去在这条路上，村民常玩一种把戏：散漫的日本兵会到村子里要女人。村民交出几个妇女，带敌人进屋，等他们污辱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年轻男人就夺枪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再这样了……喔，这次这十个女人被带出村子，三天前架到日本军营去，她们的丈夫和她们都很害怕。村里的族长来看我，要求枪支。我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他们说一两百人左右。我叫他们静候观望，昨天他们报告说，有连兵向南迁，女人还在那里，留下五六十个日本兵。你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一些行动，一种流血的行动，旅长的侄女也在里面哩。”

　　他说话当儿，梅玲的脸色红一阵子，玉梅咒骂说：“鬼子他娘的！”

　　“但是日本兵不会再回来吗？”老彭问他。

　　“会，”队长静静说，“他们会烧村子。不过这是战地的生活。你若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你，到了这一地步，谁还有时间考虑后果呢？”

　　老彭关心他所照顾的两个女人。

　　“你们会平安无事，”队长说，“战场距村庄有十五里。只需等我们的人回来，听听消息，然后赶快上路。两位小姐应该好好改妆一下。”

　　“我不改妆。”玉梅说。

　　午餐后，他们马上出发，穿过无垠的玉米、小麦田和泥土屋，傍晚到达那个小村子。

　　四处闹哄哄的，邻近的村庄集结来三百个男人。大家都拿着木棍、铁钳、长柄叉和斧头。大约有三十个人带了大刀，是二十九军撤退时留下的。他们正站在刀石附近磨刀子，磨刀工大吼说：“白刀进，红刀出。来，我免费替大家磨。”有几个拿大刀的人臂上挂着“敢死队”的字样。老彭听说这些人大都是被俘女人的丈夫、兄弟和儿子，还有几位志愿军。有十来个人穿着日本兵身上剥下来的沙棕色制服。十五六个青年携带步枪，包括有老式的滑膛枪。

　　队长走过街道，民众一阵欢呼，他比别人高出一个头，左边空荡荡的袖子一路拢来拢去。他召集各村兵勇的负责人，叫大家到庙场集合，集结在一起。然后他随敢死队到王旅长家，敢死队青年大都是族长的孙儿或侄孙。一行人在大庭院里解散聊天，梅玲和玉梅则被带到屋里去。

　　族长年过六十，留着稀疏的白胡子。他是地主，也是村里的仲裁者。村里很少人和他没有亲戚关系，他的话就等于法律。今天晚上他宴请敢死队和邻村的长者。打从帝制时代起，他就不曾募集村民打过这样的仗。这有如家族战争的前夕。他来到聚集的院落，欢迎队长，并说：

　　“罗大哥呢？他怎么不在这呢？”

　　有人回答说，曾在街上看到他。

　　“去找他来。”

　　“你最好还是请他来吧。”一个亲戚说。

　　“好吧，拿我的名帖说我请他来。”

　　大家告诉老彭，罗大哥是村里的英雄。据说他参加过南到山东，北到蒙古的战役，当兵、当强盗很多回，简直没办法区别他是哪一种人了。在曹锟的时代，他曾通过义和团朋友的推介，在军中教武，至今他还自称为教练。曹锟死后，军队四分五裂，罗大哥变成“红枪会”的一位头领，这是农夫对抗军阀的自卫组织。他在“红枪会”绰号“响尾蛇”，但是村民一向尊敬他，总是叫他“罗大哥”。据说他有一次在街上杀了一条狗，带到客栈，逼掌柜替他切片煮熟。那是一条小狗，他一餐就吃完了，不过村里的少年都传说他独自吃下了一整只大狗。

　　罗大哥不久就出现了，对于这项邀请非常高兴。他的外衣搭在背上，露出光光的胸脯和膀子，他进入庭院，对大家微笑，也等大家还礼。他的裤管在脚跟扎紧，上部罩着宽宽的红腰带，紧紧绑在臀部上，完全是义和团的打扮。他走向族长，笑笑说：“你没有忘记罗大哥。”

　　“我没有忘。我看你不在，马上派人找你。”

　　“但是你不需要我啊！日本龟已经困在瓮里了，你有三百人了。去抓瓮中之龟吗。他们逃得掉吗？你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当然需要。”老人说。

　　“我在街上看到四五十个带大刀的伙伴。日本人最多只有五十个。五十把大刀杀五十个日本人用得了多少时间？不是只有一对一吗？这样才能过瘾吗？老罗可不过瘾。”

　　院子里的人大笑。

　　“日本人有手枪和机关枪，”队长说，“你要不要步枪？”

　　“不，谢谢你。手枪也许管用，步枪肉搏时又有啥用呢？眼明手快，大刀方便多了。如果我的弟兄在这儿，十个人只要半顿饭的工夫就可以将他们全部解决。”

　　“好吧，你跟大刀队去，”队长说，“事后我答应送你一把好枪。”

　　“响尾蛇”听过队长的名声，愿意参加他的队伍，就用绿林英雄的老话说：“好吧，既然上官大哥看得起我，我今天晚上要好好表现一下。”他对族长说：“老伯，准备三斤好酒，我亲自把你侄女带回来给你，否则我就不叫响尾蛇。不过有一个条件，掳来的牛肉罐头都算我的，我老罗已有三个月没尝到牛肉了。今晚你烫好三斤酒，天亮前我就把你侄女带回来，这样公平吧？”

　　“如果你带她回来，我可以给你十斤好酒。”老人回答说。

　　酒菜摆好，老彭、队长和各村长者都在大厅里用饭。年轻人部分在厅内吃，部分在院子里吃，妇人则在厨房里帮忙，屋内充满紧张情绪，亲戚们很少说话，只有各村长者、队长和老彭开口。

　　“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战略，”响尾蛇说，“敲锣猎虎，还是猫捉老鼠计。有了三百个人，我们可以放火把他们逼出兽窝。”

　　“困难的是，”队长说，“我们必须救女人。我们用大刀，开枪只是引日本人出来。我们不知道女人关在哪里。”

　　“这很重要，”一个妻子被囚的年轻人说，“在黑暗里我们不能误杀了自己的女人。”

　　一个那天曾偷探敌营的十八岁少年说：“士兵都在以前是一所学校的大花园里。我问一个自卫队警察，他说女人锁在那间大房子内。”

　　“救人比杀敌人更重要。”老彭指出说。

　　女人弄好饭菜也出来站在门边，用心听着。梅玲和一位少女站在一块儿，她母亲就是族长的侄女，也在被抓之列。听说送去的女人只有一个闺女，其余都是已婚的妇人。男人的脸色都很不耐烦，很紧张。只有响尾蛇喝了老酒，兴高采烈的。他用手指敲桌面，开始唱一首北方哀调，是一句描写三国时代关公出奔的戏曲中的片断。

　　长空里野雁声声啼

　　一颗心跳到眼角边……

　　这是京腔，调子很高。响尾蛇正在唱英雄关公的曲调。他绷起面孔，眼睛转来转去，自己一面倒酒一面说话，一面断断续续唱着。

　　“我响尾蛇今晚有机会替国家和村里服务，你们看日本兵还逃不逃得掉。我和你们谈一笔生意，今天晚上打完后，春姑算我的。”

　　“没有人敢和你争。”有人说。

　　“这才对。没有英雄，就没有美人；没有美人，也就没有英雄。”

　　大家告诉老彭，春姑是一个寡妇的女儿。她是送给敌人的女眷中唯一的未嫁姑娘。她们母女一起被送去，一方面因为她和男人随便惯了，一方面也因为这次打算用计，她们母女自愿前往。她们献出自己来救其他女人，村民对于寡妇母女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唱骂曹歌！”有人叫响尾蛇唱，观众一致赞成。他又倒了一杯酒，咳嗽几声，准备唱。

　　他一开始唱，脸色就变了。他是个十分不错的唱戏者，开口骂奸相曹操，声音起初带有学者的韵味，后来愈唱愈紧凑，愈大声，就露出自己的本音，他的拍子愈快，脸孔也涨红了，眼睛也发出愤恨之光。

　　突然他打住说：“不，我不唱这个。”

　　他的眼睛扫瞄群众。然后他开始唱“四郎探母”，是叙述一个流离的战士探望久别的母亲。大家都静坐着，他唱到“喔，娘！”的时候，那个十八岁的少年放声大哭，其他人也纷纷落泪。

　　然后族长起身叫大家集合。他转向女人说：“我送他们出发就回来。整夜点着火，把一切准备妥当。叫医生来，整夜在屋内等候。”

　　老彭要大家从庙里出发。他们分成三组，带枪的打头阵，带刀的是攻击的主力，拿代用武器的人分别埋伏和增援。他们还派遣一个特别小组负责解救女人。

　　队长走上庙宇的台阶，简单指示几个要项：

　　“记住三件事，”他说，“第一，要完全肃静。如果我们还没到就被敌人发现，我们就输了。第二，紧跟着自己的队伍。我会作信号，你们再呐喊攻击。第三，协助伤者撤退。混战中若有疑问，就叫‘老乡’，否则你们会杀错自己人。”

　　天色完全暗了，开始飘着细雨。他们等了半个钟头，群众开始不耐烦了，但是队长坚持要等，因为他们得等到半夜敌人熟睡的时候才到达。大约十一点钟，命令下达了，他们冒着细雨，沿着运河岸出发。

　　那天晚上全村没有一个人睡觉。老彭陪族长和医生坐了一整夜。大家劝梅玲和玉梅上床，村妇们则在厨房里烧火。外面雨丝不断。族长几次跑到其他人家去，看到灯火低燃，女人和大孩子们都熬夜等消息，等男人回家。

　　五更天左右，第一批壮丁回来了，消息在凌晨传遍了全村。他们全身湿透了，又累又饿，鞋子也沾满污泥，但是脸上却挂着笑容。

　　“怎么样？”

　　“全胜！日本兵一个也没逃掉！”

　　“我们的妇女平安吗？”

　　“全部平安，她们随后面的人一起回来。”

　　然后他们的脸色暗下来，说他们村里有两个青年被杀，还有人受伤。

　　又有一批人慢慢回来，坐在地上。屋里和庭院乱哄哄的，女人端出一盆热水、面条、葱饺和一些高粱酒。男人们立刻谈论，叙述他们的战绩，纠正或补充别人的说法，女人则挤过来听，还问问亲友的消息。

　　日本人像网中鱼，被逮了个正着。除了卫兵，他们全在一间大宅里呼呼大睡，那儿本是一富人的住宅，后来改作学校。攻击者扑到卫兵身上，默默地用大刀杀死他们，然后分几个方向冲进屋里。战斗七八分钟就结束了。很多日本兵一醒就被干掉了，连摸枪的时间都没有。有些人跳出窗口，被村民夺来的机关枪射中了。有些人想游过运河，却被岸上的一组人打死。奉命救人的小组凭女人的尖叫声找到了她们。除了春姑母女，她们都睡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

　　响尾蛇四处搜索，在暗夜里呼叫春姑。她被找到时，她说一听到枪声，就拖着母亲往外——越过墙顶，向边门跑去。“我抓起一根长柄叉，也不晓得是哪来的。一个日本兵正向我冲过来。‘你这个王八蛋！’我说，‘今天看我的了。’我在暗夜里乱刺一通，我想我叉中了他的咽喉。他像老鼠一般窒息了，呼呼直喘气。我感到那老狗的鲜血喷到我身上。”

　　另外一个壮丁插嘴大叫大笑说：“是啊，忽然她骂我们：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你们要来？她说，我可以在里面多杀几个。”

　　这时候响尾蛇走进族长家，春姑母女跟在后面。他肩膀受伤扎起来，太阳穴也有一道伤口，被雨水冲干净了。

　　梅玲好奇地打量春姑。她是一个年方二十二三岁的少女，面色黝黑，不难看，但是只穿了一件破旧的黑衣，衣服和手上都沾满鲜血。

　　接着族长的侄女也跟她丈夫进来了。她女儿由厨房里冲出来，伏在母亲肩上痛哭。母亲揉揉眼睛说：“没想到我们母女还能再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族长也乐得发抖。

　　“老伯，我的十斤好酒呢？”响尾蛇叫道。

　　“别担心！有一整罐哩！”老人说。

　　“就算我现在喝得下整罐，也要请大家。”响尾蛇大吼，“记住，我还要牛肉哩。”遇救的女人被带进屋里，她们说出这几天的遭遇。

　　“春姑真勇敢，”其中一个说，“她咬了一个日本兵。”

　　“她用长柄叉杀掉一个。”响尾蛇说。

　　“是啊，”那个女人说，“不过我是指两天前的一个晚上，有一个日本兵叫她替他洗脚的时候。”

　　“怎么不呢？”春姑说，“想想我的心情，我跪在地上端着一盆热水，那个日本兵大笑。我抬头说：你笑什么？那个日本兵用脚踢我的脸。我怒火中烧，我继续帮那老狗洗脚，突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就弯身咬他的小腿，他大叫一声。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会杀我，我知道，因为他要我陪他睡觉。他们的媳妇在家一定是跪下来替丈夫洗脚，再陪他们上床。咦，我是中国女人哪，如果他要我洗脚，他可得付出一番代价。”

　　队长带伤患回来，已经天亮了，医生替他们洗伤口，敷上防毒的特殊药石，然后用新鲜的药草扎起来，他开了止血和强心的药品给他们。两位死者已经抬回家，大清早外面就听见他们家属的哭嚎。

　　队长很累，把老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老彭则和梅玲、玉梅一起坐着，分享今夜的恐惧与欢乐。

　　最后他走向老彭说：“你看见我们的同胞如何自卫了吧。”

　　“万一日本人发现是谁干的，跑来报复呢？”

　　“那就全看命运了。不过我们今天晚上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还有两挺机关枪。你和这两位小姐必须休息休息，今天下午就动身。等日本兵来，这个村庄就不是乐土啰。”

　　下午队长安排了两头毛驴和一位向导带他们去杨村，送他们来的驴夫就回去了。

　　到了杨村，向导替他们找了一条小船，安排自卫队警察的蒸汽艇替他们拖船，老彭付了五十元贿款。那天傍晚就到达天津。

　　两天后，他们在报上看到他们歇脚的小村被烧的消息，不知道族长一家、响尾蛇及他的心上人春姑，以及全村村民现在的遭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