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科幻世界》2005年第2期,银河奖征文)

　　穿过康定的那条河非常清澈，河水湍急，仿佛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流水的奔涌之声。

　　康定是一座小城，据导游说，旧城大部分毁于几年前的一场洪水，现在的康定城几乎都是之后重建的。群山环抱的小城被这条十几米宽的河纵向分成两半，河水恣意、纵情地高唱。水总让人联想到柔美的女性，而康定的河，是男性化的，蕴藏着曾经摧毁一座城市的狂野力量。

　　那是一个闲适的夜晚，科幻世界笔会附加旅游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刚刚去38公里外的木格措领略了野人海的风貌，一堆同行的姐姐妹妹穿着藏装热闹地拍照。回来已经不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才是我之所好。城市太小，就一条沿河的主干道，很快就走到了头。环顾四周重重山影，倾听一路隆隆的水声，这高原小城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带给我心灵的宁静。

　　快到宾馆的时候，看见大刘、姚夫子和小罗在路边小店挑旅游商品。没说几句，大家就争着做东找地方吃东西，最后大刘以得奖为由坚持请客。那一顿烧烤吃罢，小罗告退，剩下的就都是“老人”了。大家抚今追昔，怀念起历年开会时出现过的面孔：有的是一闪而过的星，有的是共同在科幻圈努力的老友，偏偏今年的老面孔少而又少，让我们“老人”感叹不已；也说自己和对方的小说，种种实现的、未能实现的想法。不大沾酒的我不知不觉间被劝下一杯又一杯冻啤，脸也烧得红扑扑的，在酒精作用催发之下，放出了许多豪言壮语。

　　快十一点我们退席，刚走出小店，我忽然晕眩起来，仿佛从远处黑沉沉的山影里透出一阵怪风，吹得天旋地转。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身子也不再摇摆，我回头寻大刘和姚夫子，两人居然都已不见了，店里只见靠门边的一对食客，好像与片刻前不同，而本应在收拾桌席的老板袖着手坐在柜台里，我们刚刚饕餮一顿的乱席已被收拾得了无痕迹。

　　我定了定神，认为自己一定是酒劲上来了，又冲前方的夜幕里费劲儿地寻找同伴。

　　河岸边的小店还有三成依然在营业，灯火映照的街道上全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走得真快。”我嘀咕一声。

　　夜色中浮着乌黑的山影、沉郁的河流，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列出无法辨识的阵势。

　　回房时又遇到一个意外。给我开门的居然是张卓。

　　“你回来啦，”她说，“后来又去哪儿玩了？”

　　“你什么时候换来的？”我问。

　　“是你要换的呀，说方便照顾我。”张卓路上水土不服生了病，下午都没有去木格措。但她出来一路都和杂志社的编辑同屋，我一直和秦姐一间。

　　我忽然觉得古怪，离店的片刻间那种怪异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全身发虚，心里特别没着落，但要因此和张卓核对事实，又仿佛有点小题大做。

　　我试探地说：“晚上去哪儿了？我和大刘他们吃烧烤去了。还有姚夫子和小罗。”

　　“你什么记性啊！”张卓狐疑地横了一眼，“我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吃的嘛？小罗没去。我把他想买的藏刀全买完了，他满街找藏刀去了，根本没和我们一块儿吃。”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扑到镜子面前，脸上还泛着异样的潮红，酒劲儿还没有下去。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张卓穿着我几天前见过的那件大T恤（?）正在我身后梳头，用的是一把黑色宽边牛角梳，我曾经怀疑这把梳子是硬塑料的。

　　这应该就是原来的那个世界，难道是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

　　“我有点累就早回来了，你们刚完啊？”张卓继续说。

　　“是。”我迟疑地点点头，胃里有什么在搅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下午休息一下还是有效果吧。”

　　“你还没老吧，怎么就得上老年病了。”张卓把脸凑到我跟前，瞪圆眼睛盯着我看，她很仁慈，没有直接说我老年痴呆，“我下午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吗？我们五个人还一起穿藏装玩COSPLAY呢。”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卓那双熟悉的带点懵懂的眼睛，和她面颊上几粒可爱的浅褐色小雀斑。

　　我百分百肯定这个人确实是张卓，但我也百分百地肯定她下午没去。不过我没敢说，那种“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愈加强烈。当然，下午她有没有去是很容易证明的，我的相机里有四女的藏装合影，倘若如她所说，那么我拍下的就应该是五女同戏。

　　我面对着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房间，一股寒意却从脚底升起。含糊地支吾几句后，我洗漱上床，临睡前有习惯要翻几页书，但我从包里掏出来的不是这次带出来的《小说月报》，而是杂志社新出的《计算中的上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弄来了这本书。好在阅读的过程相当愉快。我喜欢看聪明人写的书，同时我发现自己片刻前的惊惶是那么可笑。

　　不就是张卓逗我，开了几个玩笑，我怎么可以幻想自己到了另一重时空——是的，我知道自己暗地里是这么揣测的。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写科幻的。或者怪酒精。也许我还未完全清醒。

　　我翻转过身看张卓那边，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桌儿。”我笑着叫她。

　　“嗳？”她双臂挣出被子，手掌在被沿上扑打了一下。

　　“我们约个暗号。”

　　“什么？”

　　“梳子。记住，暗号是梳子。”我瞪着浅褐黄色的天花板，心里有一种自嘲的恶意。真的，我是在讽刺那个曾经害怕过的自己。

　　“你真喝高了。”张卓很认真地点点头。

　　没多会儿我就睡着了。梦里云山雾绕，身体浮在波浪上，又像是趴在一台发动的马达上面，震得有点恶心。这个梦似乎特别长，我一直带着微弱的意识期望闹钟把我叫醒，但我却是被推醒的。大客上和我隔了一条空走道的女孩拍着我的左肩：“泸定桥到了，还睡！”

　　我猛睁开眼，天光让我不习惯地又闭上眼帘。应该是在昏暗的客房里的，难道是我做梦做得魇住了？

　　但是，日光的热度、带着汽油味的空气是真实的。我疑惑地重新睁开眼，车子正在下客，我坐在第一排靠门边走道右手边的位子，这位子是没错的，问题是上上下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得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我跟错团了！

　　想想，再想想。

　　我按了一下腰间，硬硬的包还在，有钱有证件，就算跟错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不过要马上通知杂志社的人才好，免得他们担心。

　　可是我怎么会跟错团呢？我坐第一排，导游不可能没有确认过我这个位置。我也完全不记得何时早饭、何时上车了。难道是我间歇性失忆？太夸张了。相比之下，走错时空的解释似乎都还正常一点。

　　我迟疑地下了车，打量车子的外观，黄色的旅游大客，但和原来那辆不太一样。我不敢走远，只努力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却总是徒劳。泸定桥入口离车子不到30米，我左顾右盼地走近时，守在桥口那个挂着导游证的圆脸黑皮肤女孩塞给我一张门票。“十点半上车啊，十点半！”她对我嚷。

　　这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导游。我尝试着和她搭话，问道：“什么时候能回成都？”

　　“下午五点左右吧。”她显然因为劳累而不耐烦，“你今天都问三遍了。”

　　我被吓得不敢吱声，觉得像误入沼泽的旅人，每一步试探都可能陷入吃人的泥淖，坠入不可知的虚无。

　　我几乎是被导游赶着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梦游似地躲过桥心站着拍照的旅人，朝对岸摸索过去。这时，横里叉出一个挂着一次成相机的老倌，拦路兜搭生意：“小姐拍照吗，一分钟成相三分钟可取，十块钱。”

　　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有点虚，其实我看谁都觉得对不准焦距，应该是心理问题。

　　“好吧，拍一张。”我听见自己说。

　　老倌身手矫捷地蹦到桥尾，让站在桥心的我做个姿势。我左手抓住充当栏杆的铁索，咧嘴露出比死还难看的奇怪笑容——当然这是照片显影后我才见识到的。

　　我早早回到了大客车上，拿出手机找电话簿，里面却没有随同旅游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手机号码。只能给成都的杂志社打电话了。接电话的居然是姚夫子。我瞬间失语。整个笔会人马的旅行团应该还在泸定桥前后的路上，离成都还有六七个钟头的车程。

　　“……你什么时候回成都啊？”

　　回过神来时听到姚夫子在问。

　　“我……今天傍晚吧。一路没什么熟人挺没意思的。”后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试探。

　　“前面去九寨沟回来大家都累得够戗，也就你还有精力继续玩。对了，还有潘海天他们去西藏了。”

　　我支吾了几句挂了机。

　　九寨沟？

　　杂志社举行的会后旅行去了九寨沟？我去完了又一个人来康定？而且还是用我一贯厌弃的跟团方式？

　　我翻过泸定桥的过桥票，明信片式的票后印着当日的戳：20040801.时间是对的。

　　我默默看着到时间后一个个上车的旅客，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然后那个圆脸的黑姑娘上了车，坐在梯级上，司机——一个长得有三分像赵本山的师傅，发动了引擎。

　　车到成都，导游的任务就结束了。我随便找了个旅馆，搁下东西就直冲卫生间，一身的冷汗，肠胃里直搅和，吐得我昏天黑地。勉强冲了个澡，也懒得吃东西，一直趴在床上想东想西。

　　感觉稍稍好些后，我给张卓家打了个电话。她到现在还不肯使手机，也不知她到家了没有，只能姑且一试。不料居然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张口就问我旅行如何。我说：“累吐了，我连日子都记不清了。笔会是几号开始的呀？”

　　“20号呀。”电话那头说，“连会带玩26号结束，你歇一天居然又去海螺沟、康定了，真够有劲的，还是不行了吧？”

　　可笔会明明是27日才开始的，我见过邀请函。我又问：“笔会是去的九寨沟？”

　　“你怎么了你？老年痴呆？”

　　“记不记得那天我说的暗号？”

　　“哪天啊？我说，你病了就别说话。吐过了好好睡一觉，省得说什么错什么。”

　　我无力地搁下电话，脑子是木的。我想我要好好面对这次特殊情况了。

　　假设我一直熟悉的世界是A，张卓换房的世界也许就是B（B与A的区别还是不确定的），而眼下所在的世界却是C，感觉我离自己熟知的那个“时空”越来越远了。这种正在远离的恐惧催促我立刻打了下一个电话。

　　我拨了大刘的手机，然后惶恐地等待。

　　应声的人是大刘，我松了口气，至少这个号码还是正确的。

　　大刘正在北京，他说开完笔会就去北京办事，还要过几天才回山西。

　　虽然不好意思耗费他的漫游费，我还是厚着脸皮和他展开了一个科幻设计的讨论。

　　讨论的主题是，人是否可能由于某种奇妙的频率波动，进入不同的平行宇宙。

　　“很多科幻小说中，在A时空的主人公，我叫他张一号，进入B、C、D等不同时空时也会分别遇见张二、张三、张四……他和自己的变体是共存的。不过我认为，不管进入了哪一个平行时空，只有一个张，如果那是张一，就不会存在张N.”

　　“你说。”大刘说。

　　“不过很多故事里的张进入平行时空是希望改变A中的自己，结果却无谓地进入了B、C、D，他永远无法改变张一。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不是平行宇宙概念的，《谋杀了默罕默德的人》中，张一不断求变的结果是颠覆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张一完全不自觉地、没有任何原因就进入了B、C、D等等平行时空，而且每当进入，他就顺势成为了张二、张三、张四，但同时还保留着张一的意识。”

　　“这里的B、C、D之间有关联吗？”

　　“也许，它们和A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那也许只是一次波动。”

　　“波动？”

　　“任何生命都是一种波粒二向性的存在。这里我们只谈波。张存在的波偶然发生单向峰值的波动。比如从0升到100，假设100是峰顶，而每变化10个单位值就会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坐标值的一次波动，那么它很快会恢复正常值。张也就会回到A时空。”

　　“但为什么只有张一的意识存在？张二、张三到哪里去了？”

　　“被张一暂时占频了吧。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许张一会发现自己拥有张二的身体，只是意识在频率混乱的情况下抢占了片刻的地盘。”

　　“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状况？”

　　大刘沉默片刻，“这就要看你小说的需要了。不过没必要纠缠具体技术，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我冒着被当成神经病的危险战战兢兢说了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频率波动的赵一，已经进入了空间C，而且可能还会继续远离。”

　　电话那边显然迟疑了。

　　“在康定一起吃烧烤的，除了你我姚夫子小罗，有张卓吗？”我是豁出去了。

　　大刘很平静地回答：“我没有去过康定。”

　　我害怕夜晚，别提有多怕。我怕醒来发现又是一个世界。我怕那个世界里“我”的生活逐渐超出自己掌控的能力。

　　我怀疑梦也是一种频率变化的结果，也许所有的梦境都是源于睡眠中自身频率不稳定，被其他平行的时空接收，进入了另一个自己。

　　但夜幕还是温柔地降下来，月亮圆得太规整，我查了查日历，发现今天是阴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在康定的夜晚就是阴历十五了，不知这和我的“波动”有没有关系，可我那夜并没有看到月亮。

　　我努力回想整个的变化过程，意外发现以前的我——这里应该叫“赵一”，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那个我是真正存在过的吗？还是那只是我的一次“波动”，而现在的时空才是我的原乡？

　　眼帘越来越沉重，我听到自己熟睡的呼吸——这不是语病，也不是逻辑错误。我真的听到自己熟睡后均匀、平静的呼吸。然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依然是在振动中醒来的。仿佛我不是熟睡了一夜，而只是眼皮子打架，打了几秒钟的盹儿。而且我是在小三轮上，这种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是成都的一大特色，一般短途选用比较划算。望着蹬车师傅穿着红色汗衫的后背，我好久没回过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他在一栋熟悉的院子前停下车，转过头用四川话对我说“科协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地交给他十块钱——不知道说好的是多少，但肯定是够了。师傅找了我五块钱，我梦游般地说声“谢谢”，一仰头，看到了大楼顶端写着“科幻世界”四个字的大牌子，牌子很朴素，并没有如A时空里那样安上霓虹灯。

　　我走进一楼大厅，电梯边的介绍栏灰扑扑的，上面找到了：十楼，科幻世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A时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新楼的六楼。

　　我坐电梯上了十楼，带着做贼心虚的感觉往里走。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科幻世界杂志社，但依稀有些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进入了D时空，还是时光倒转，回到了六年前。

　　我一路走过了挂着“社长室”、“总编室”、“邮购部”门牌的房间，房间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直到“编辑室”才看到一扇虚掩的门。我在门边礼貌地扣了两下，不，这不是六年前的科幻世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编辑部的门是双面的木门，而不是这种单面的红色铁门。

　　房间里有人用带川音的普通话应了一句：“请进。”

　　我推开门，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埋首工作的编辑们对我置之不理，只有那个应门的编辑转身问我：“找哪个？”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嘴唇发干，报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另一个编辑的脑袋从最远一排桌上垒得高高的书和杂志上冒了起来：“你就是刚才打电话问买书的那个吧？去邮购部。”

　　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打扰了”，一边退出房间。这一刻我不知如何是好，仿佛因为杂志社的改头换面，我和原来世界的联系也彻底断了线索。

　　我不知道我进邮购部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后面该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昨晚入住的宾馆很可能也属于“上一个波段”。

　　于是，我敲响了邮购部的门，一个中年男子拉开门：“有事吗？”

　　“我……”无奈之下，我只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哦，你刚查过邮单的。已经给你发出去了呀。”

　　我松了口气，仿佛又抓到了另一根线，虽然是那么纤细的一条线索。“我……我还想再买几本别的，请你们用原来的地址给我发出去就可以了。”

　　果然在电脑里存了发货的地址记录。他打了一张出来，我把随便挑的四本书递给他，看着他打包。同时，我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记下了那个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福心路285号302室.记忆中杭州并没有这样一条路。

　　付钱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和多少有几分原来面貌的科协大楼，在人民南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似乎就是我熟悉的人民南路，但是气息、感觉却不尽相同。

　　与本原越来越远的世界让我措手不及。所幸有过之前几次渐进的铺垫，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

　　成都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即使在晚上，也很难看见清晰的星群。也许这个世界里的星星，和别的世界是一样的吧？我像一个白痴那样坐在花坛边的水泥板上瞪着天空，等待黑夜的降临。其实我根本不熟悉星星的位置，我的天文学知识完全不具备实践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挂在腰间的小包忽然震动起来。

　　“在我意想不到时候，你居然就在那里——”一个女声唱着，伴着丁丁冬冬的和弦。

　　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手机来电。

　　我急忙去掏那个包，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手脚这么笨拙，终于掏出这个跳动的小东西，我又迟疑了，不是我的西门子，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牌子，我不确定应该如何接听。

　　那个女声依然唱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等待了那么久，你来的时候我却已经放弃…

　　…”

　　管他的，手机反正都差不多。我按下屏幕上的C键，希望那个符号代表话筒。

　　和弦停了。女声安静了。然后又一个声音，细细的，从手机一端传来：“喂。”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去听。

　　“听得到吗？”

　　“听到了。”我心虚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啊？”

　　“你不是说昨天定票吗？告诉我航班号好去接你。”

　　一个男声。陌生的男声。

　　我灵光一闪，立刻在包中翻找，果然找出了一张机票。2004年8月3日上午9点30分起飞。CU3850，成都到杭州。我在电话里报了一遍。

　　那边笑了。“明天我调休吧。你想想要怎么庆祝？”

　　我就像个临时顶替的B角，在舞台上忘了词：“庆祝什么？”

　　“你当我忘了？三周年嘛。锡婚，还是陶瓷婚？我是搞不清那些的。反正我已经准备好节目了。”

　　我干笑两声挂了电话，这才真正地傻了眼。大刘说波动也许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复原。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现在就复原。现在。我对着翻得一团糟的挎包许愿，让我立刻回去吧，实在不行的话，一切在明天中午之前结束也行啊。

　　我抓住这只新鲜的手机，努力寻找电话簿，但是里面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有一个“家”的号码，但我怕会是那个陌生的男人接听而不敢尝试。

　　我拨了一个A世界中杭州家里的电话。

　　无尽的长音，之后喀的一声，一个很粗鲁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应声：“喂？”

　　“喂。”我畏缩了，我已经料到这个电话也失效了。

　　“找谁？”话音是凶横的。

　　我忽然来了气，因为这一段无端的颠沛，我用同样凶横的口气说：“找我妈！”

　　“打错了！”电话被重重地撂断了。

　　包里有一张薛涛宾馆的房卡，我不明白赵四——这个空间原来的住客，为什么要住得那么远。还有一个红色的皮夹，塞了十张纸币和各种颜色的银行卡、贵宾卡。纸币是绿色的，正面印着毛主席的全身像，反面好像是革命圣地延安，都印着阿拉伯数字100和“壹佰圆”字样。

　　皮夹里还有一张两人合照。一对年轻男女刻意摆出肉麻的姿势。这两个人我谁都不认识。

　　然后还有一盒兰蔻的两用粉饼，一支DIOR的口红。

　　我打开粉盒，镜面因为沾了粉不太清晰，但还是可以看到一双陌生的眼睛从镜子里望着我。

　　我被唬地哇了一声，几乎把带镜的粉盒摔在地上。

　　镇定，镇定。我对自己说。

　　我把镜子重新举到面前，镜子里还是那双陌生的眼睛。

　　等等，好像见过。我拿起皮夹，和镜子并排举着。

　　是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正是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

　　见鬼，我也许真的是和一个赵四撞在一起了。她的身体，我的意识。或者她的意识也是存在的，我们正在抢占同一个波段。

　　“我不干了！”我仰起头，好像这个城市天空的云层之后有张嗤笑的脸正在取笑我的慌乱，“我他妈的不干了！”

　　下一次的震荡发生在飞机下落时分。一个柔美的声音提醒我，飞机正在下降，请收起小桌板。我这才发现自己刚才又睡过去了，手表显示时间是11点30分，还有20多分钟就要到杭州机场了。

　　窗外是白茫茫一片，没什么值得看的风景。而我，软弱地遵从了赵四的生活轨迹，终于还是在昨晚回到了薛涛宾馆，并且一早出发赶飞机。不是没有想过愤然反抗，留在成都不走，或是换一班飞机回杭州，让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再也找不到我。但是钱包里只有1000块钱，卡再多不知道密码也白搭。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想我和赵四共处的时间也许非常短暂，如果同前几次一样，可能还到不了一天。

　　现在我已经杯弓蛇影到了每次瞌睡醒来都立刻会查证是否进入了另一重世界。我按了按腰部，没有那个包。我急了，先搜座椅后的袋子，除了卫生袋还找出一本南方航空的杂志。噫，不是川航的航班吗？终于从T恤衫的胸袋里掏出一个皮夹，蓝色的，大夹层里只有薄薄两张纸币，一面印着一个不认识的头像，另一面是长江三峡，标明面值是“壹仟元”。“哈！”

　　我情不自禁叫出声来，左边座上的一对老夫妇白了我一眼。记得上机时邻坐还是一对小夫妻呢。

　　虽然又换了个世界，但打了个盹儿的工夫就多了一千块总是好事。我觉得这个世界，按顺序应该是E，一开始就给我带来了好运。反正一切都不由自主，那就只能等待尽快复原，同时把当下的经历当成一次小小的冒险，或者，看成大学时在英语剧社里演出的短剧好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但仍然觉得七上八下，握皮夹的手掌心汗津津的。

　　两张银行卡，三张名片，一张照片。

　　名片居然是同一个人的，“章之延，中国美院国画系，家庭地址杭州市南山路540号302室”。A世界里的南山路没有那么大的号数。但为什么会有三张？一般只可能是本人的名片，出门时带了几张备用的。难道赵五连名字都换了？当然，事实上不能叫她赵五，她只是E世界里正好和我同频的人。

　　还有那张照片，那张让我一个激灵的照片。

　　一个小小的女孩儿坐在画面正中，粉蓝色的婴儿裙，贴耳根的短发，黑圆的眼睛瞪得很大，照片上沿印着：章咪一周岁。

　　在这个世界等着我的，也许是婴儿的纸尿片。

　　皮夹从我汗湿的手掌里滑落，我弯腰去捡时，前额撞到了左边的扶手。“啊呀！”我边揉着额头，边把皮夹放进衣袋，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再也无法应付这一波又一波的新生活了。

　　从飞机临降落前一段的广播中我知道，这是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南航班机，降落时间是中午12点零五分。我最后一个下机，因为没有别的方式从行李柜中找出“我”的包——所有附近乘客都拿剩的才是我的。

　　机票上没有额外的贴纸，应该没有托运的行李。我木然地跟随人流向出口走去，全然忘了可能会有接站的人。走路的感觉也有点异样，但也许是我不习惯脚上的高跟鞋。

　　“之延！之延！”一个男人匆忙地挤到了我的身边，“幸好没晚。一路还好吧？”

　　我看着他的眼神一定很奇怪。我没有见过他，他甚至不是赵四的皮夹里那张肉麻合照中的男人，声音也不合。

　　他比我高一个头，特瘦，眉眼棱角有些过分突出，并不是我喜欢的型。

　　我下意识和他比个子的时候忽然发现，赵五，或者是章之延，个子是很矮的——大概不到一米六，那这个男人其实也并不算高了。

　　刚才的异样感觉就是因为陡然矮了一截，走路、看周围的环境就都不大一样了。

　　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像初上战场前的女兵。但我说不出话，一句都说不出，只是一言不发地跟着他走，实在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呜呜两声。

　　我跟他上了一部吉普，途中他非常安静，说过一句“阿咪特别想你”之后再无他话。这种安静让我觉得不正常，只好隔三岔五瞥他一眼，以确认他没有睡着。五十分钟后，车停在了南山路口一个古怪的弄堂外，只见一块小牌子上写着：“纤花巷，南山路520号—546号”。

　　“那我就不上去了。”男人说。

　　我狐疑地推开车门，走到巷口向里张望，而男人的车居然在这片刻就开走了。

　　我东张西望地找着540号，有路过的小姑娘和我打招呼：“章阿姨回来啦！”

　　我局促地笑笑。

　　然后就看到540号楼，非常古色古香的五层小楼，楼道有点窄，采光也不太好，上到302室，看见一扇青漆的木门，正中盘着一串深红的珠子，其中一粒嵌着门铃。

　　我四下里看看，忽然有一种想要从这里逃跑的冲动，终于叹口气，又作个深呼吸，按响了门铃。

　　珠子最上一粒突然透出一簇光来，原来下面藏着个猫眼儿。有人正从门内打量我。

　　门还没开声音就先出来了，是带点安徽口音的年轻女声：“阿姨回来啦！”

　　我吓了一跳。赵五怎么有这么大的侄女？

　　门后站着的小姑娘不到二十岁，穿着朴素，脸上透着都市里少见的淳朴，很灵光地接过我手上的行李包。我松了口气。这是个小保姆。

　　“是叔叔把你送回来的？”小保姆一边放下行李，一边去冰箱里拿了一瓶冰水给我。

　　我估计她是指刚才来接机的男人，便随口嗯了一声。

　　“阿姨，其实叔叔对你那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定住了。一贯讨厌这种多管闲事的碎嘴娘，但这次却幸亏她多嘴，让我松出一口大气。紧张感退却后就感到了疲惫，全身上下都酸痛得要命，不是因为坐飞机，也许是因为换波段。

　　我脱下脚上的高跟鞋，把肿胀的双脚套进门边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双水绿色篾编拖鞋，走过湖蓝色的客厅，左右观望了一下，立刻找出了属于赵五的卧房：淡青色地板，浅一个色号的墙，深一个色号的衣柜、梳妆台和一张大床，并排还放着一张婴儿床。

　　保姆在身后追着说：“咪咪睡着呢。叔叔一早把她送回来的，他说咪咪这几天很乖。”

　　我叹了口气，走向另一段串线的命运。

　　婴儿床上的孩子正在酣睡，圆圆的脑袋陷在松软的枕头里，嘴角挂着一串白亮的口涎。细眉毛，睫毛黑簇簇的一大圈，鼻头有点塌，小小的嘴巴，翘翘的嘴唇，肉鼓鼓的两只小胳膊摊成一字形。我没有养孩子的经验，看不出她到底有多大，但显然比一周岁的照片上大了许多。

　　正看她时，她就醒转了，睁开的眼睛像杏仁，圆鼓隆冬，转起来好像会有声音似的。

　　她在静静地观察我。都说小孩的感觉最敏锐，难道她发觉自己的母亲已经换人了不成？

　　她黑色的瞳仁那样宁静，我在里面看到了赵五，不，是章之延的影子。我忍不住戳了一下她肉呼呼的胳膊，试探地叫了一声：“咪……？”

　　不知道章之延平日怎么叫她，但是这一声试探的“咪”却立刻在她身上激起了回应。

　　小胳膊呼地朝上举起，仿佛是召唤一个怀抱：“妈妈。”

　　嫩生生的小姑娘的声音。带着亲昵的撒娇的尾音。

　　我好像玩游戏走对了第一步，顿时被逗起了兴趣，把孩子从婴儿床里掏了出来，觉得不稳当又换了姿势，很舒服地把她抱在怀里。

　　孩子笑了。第一次发现婴孩笑起来眼角也会有这么厚的褶皱。她拿柔软的迷你手掌戳我的脸。戳腻了又抓。我喜欢那柔软皮肤的触感，但讨厌她的动作，心下嘀咕：“真不知是怎么管教的。”

　　我用手臂做摇篮，回转身却看到保姆正目瞪口呆地站在卧房门口。

　　“怎么了？”我奇怪地问。

　　小保姆一边比划一边支吾：“阿姨你……不是不喜欢抱孩子吗……可以交给我来。”

　　我的动作僵住了，低头看了看怀里欢天喜地的小家伙。原来，她这么兴奋是因为很少被妈妈抱。章之延随身带着咪咪的照片，应该很喜欢她，但或许却不习惯用肢体语言表达。

　　小家伙又伸出手来摸我的鼻子，嘴里嚷着：“咕噜！”

　　我闻到了她身上的奶腥味儿，那是一种暖哄哄的、让人心软的味道。“没什么。”我对保姆说。我把丫头搂得更紧了一点，任她折腾我的脸。

　　我们的交集，或者不会超过一天。

　　我抱着孩子完成了对整套房子的检阅，两室一厅，设计非常简洁，配色很干净，保姆在客厅搭铺，卧房外的另一间是书房兼画室。两面书墙，靠窗则是宽大的长桌，能铺下三米长卷。

　　桌上两排红木笔架上，像挂兵器一样悬着粗细不一的毛笔。砚台造型古朴，上次研的墨早已干了，却仍让整个房间都充盈着浓郁的墨香。

　　但是，桌上没有画。

　　一转身，就看见屋梁位置横着一根线，一幅水墨丹青飘飘悠悠地挂在那里。湖畔荷花图。在盛放的白荷花的花苞、荷叶之间弥漫着淡青色的雾气，让这画幅像轻纱一样灵动。

　　我忽然嫉妒起来，怨自己为什么不是赵五。

　　晚饭后，我带咪咪去湖边散步。出了巷口到湖滨不过几十米的路程，我就觉得怀里的小丫头越来越沉，谁让我把孩子当玩具呢，这下子吃到苦头了。

　　刚下过小雨，眼前的湖山迷迷蒙蒙，如在梦中。近湖粉荷大放，荷花独特的香气伴着晚风阵阵袭来。我抱着咪咪在石椅上坐下，指着湖畔的花朵问：“咪——那是什么？”

　　“荷发——”咪咪激动得手舞足蹈。

　　忽然，一个小小的黑影从荷塘中一跃而上，轻悄悄地停在岸边的青石上。

　　“咪——这是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下地，让她可以仔细观察那个刚跳上来的小东西。

　　她撅起小屁股朝前探身，但幼小的她还不知道如何保持身体平衡，于是“噗”地扑倒在地上。娇嫩的手臂和地面摩擦，一定很疼，她哇地哭出声来。我慌忙把她抱起来，轻轻摇晃，一面查看她擦红的手臂，心里埋怨自己玩得太过火。

　　“蛤蟆！”她忽然停止哭泣，瞪着我说，手臂指向那个受惊跳回荷花丛里的小影子。

　　“是呀，这是蛤蟆。”我不由得有些惊讶，小丫头牙牙学语不久就教会了她这么难的词，章之延真有点本事。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把孩子抱起来，异常认真地对她说，“咪，我们约定一个暗号吧。”

　　“暗号。暗号。暗号。”小东西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只一个劲儿地点头重复，好像在做一个游戏。

　　“蛤蟆。”我兴奋地对她说，“暗号是蛤蟆。记住了吗？”

　　她挥舞着小胖手，拍在我的脸上，啪啪地响。“蛤蟆！蛤蟆！”

　　“蛤蟆是什么？”

　　“暗号。”

　　“暗号是什么？”

　　“蛤蟆。”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一笑，她也笑了，露出没张齐牙齿的牙床，黑眼睛格外地晶亮。我心中一动，仰头看，夜空突然放晴，一整面洁净如透明蓝水晶的天空，嵌着深深浅浅的星座，遥远的星光隐约形成一条宽阔的乳白色河流，无声地从天宇中流过。只有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才能见到这样的星空！

　　我抱紧怀中的孩子，在星空神秘的注视下激动得全身颤抖。

　　入睡前，我在镜子前面好好打量了一下章之延的容貌。小脸尖下巴，不习惯。放肆的浓眉毛，我喜欢。有点塌的翘鼻子，过得去。黑洞洞的圆眼睛靠得太近，怪怪的。小嘴巴和鼓翘的嘴唇，还算可爱。我知道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永远无法与她相见，除非是像现在这样：她在镜子里面，我在镜子外面。

　　我把咪咪从婴儿床上抱到大床上。在床头柜上准备了奶瓶和纸尿片。然后我搂着这个小小的肉包一起睡，她粉红的舌头不停地在我脸上舔来舔去，痒痒的，但很惬意。

　　“咪，暗号。”我在逐渐侵袭的困意中下意识地嘟哝了一声。

　　然后，一个温软的童声用跳跃的语调在我耳边放声说：“蛤～蟆！”

　　梦一个接着一个来了。

　　在梦里我穿越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又好像穿越了不同人一连串不同的梦境。而且一直在波浪上震荡。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

　　我晕眩得想吐，我什么都忘了，以为自己在做一个晕车的梦。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我不知道梦里这一次又一次的流浪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这几天的颠簸也许都是梦吧——这起伏翻滚的波浪，像穿越康定城的那条河，滚着汹涌的波涛，发出隆隆的声响，而河水又是那么清澈，可以看见波涛拍打着的河底青石。

　　然后隐约有什么声音。在那河水的咆哮声中，有什么声音，像是一个孩子欢欣的笑声，渐渐地远去。

　　晨光中。有清晰的吱啦吱啦的声音传来。

　　我睁开眼，看到淡褐色的天花板。然后，看到BABY正在拉窗帘，逆光中的她，被勾勒出一个苗条的背影。

　　“我要上班去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刚才一直在翻身。”她回头问。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呆呆地望着她。

　　“电脑开机就自动上线，你要想上网直接打开就行。”她指指桌上的东芝笔记本。

　　我头部酥麻的感觉渐渐消散，然后慢慢地接上了线——在A世界的我，原计划从成都返回后径直去上海的同学家小住两天。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BABY家醒来的原因。

　　“好的。”我应了一声，声音有些虚弱，像大病初愈的人。

　　我慢吞吞地起床，在卫生间找到了我的洗漱用具，在镜子里看到熟悉的面孔，每一个早晨，这张脸总是有些浮肿，无精打采的。

　　“你好。”我摸着镜子里的自己，“欢迎回来。”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生活又回到了正轨，跟随忙碌的齿轮不停地旋转。我后来才知道，有这种经历的并不止我，康定夜晚的那阵怪风，吹散了三个人，而那次暂时性的波动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在同一时间消失。在我们不在A世界的几天里，也有别的赵二刘三姚五占据了我们的频道吧？所以生活依旧沿着正常的轨迹继续。其实，大刘和姚夫子的经历比我更刺激有趣，但只有我总是念念不忘在不同空间的日子。

　　我经常怀念章之延的生活，也对赵四的丈夫有一点好奇。还有，还有，我想念咪咪那柔软皮肤的触感，和那对沉淀了璀璨星空的黑色眼睛。我知道我的人生中永远不会出现那样一个孩子，她存在于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我经常幻想，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人，愿意和他有一个孩子，而那是一个女孩，在她牙牙学语的时候，忽然靠在我耳边神秘地说——“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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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在我的空间永远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这是一篇伪科幻小说，也应有它内在的逻辑规则。其实我对现世的生活并无不满，但是，偶尔，我也想探望一下其他世界的其他自己，就像一次小小的旅行。

　　大刘说波动可能是偶然的、无序的、不可再生的。但是我想试试。许多事都是从偶然开始，逐渐被人们摸清规律的。

　　2005年的夏天，同一个阴历十五的晚上我又回到了康定。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

　　又是一个繁星若尘的十五夜晚，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深吸了一口高原清新的空气，沿着跨河大桥桥墩处的梯级，一级级地走下去。水声越来越响地拍击耳鼓。最下面的梯级没在河水中，我紧张地放下一步，又一步，河水没过了我的凉鞋，清凉的水，夜里带着冰一样的寒意。

　　我咬咬牙，继续下行，身体逐渐没入寒流，我紧抓住梯级旁的扶手，用被冰水冲得几乎麻木的脚去探最近的一块河心石。果然河水并不深，但是汹涌的浪头让我几乎站不住脚，如果不是双手紧扒住扶手，那片刻就会被巨大的水流冲走。

　　但是我感觉到了，在这波浪冲袭的一波又一波中，我感到这个世界的声音逐渐遥远，一种似曾相识的震荡感代替了水流的波动，将我送向一个、又一个比邻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