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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一场 第六节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

  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

  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捡到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

  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欲,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

  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

  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

  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来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

  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从她的神情上不难看出似有灾祸发生。姐姐嘱我作好思想准备,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

  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士喂哺时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

  医生还告知: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我不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

  我问医生: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

  医生做出肯定回答: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作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

  我说:“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哪。

  医生笑了,我也笑了。

  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

  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小兔仔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

  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子:冯思语。

  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女儿长得像我,但不难看。

  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向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

  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作了手术。

  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

  术前医生叮嘱: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

  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

  他说: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

  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罗嗦几句,至于读者是不是有兴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不是专业作家,著书立说,文以载道。我就是一糙人,人到中年,一腔废话,不吐不快。

  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

  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

  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条:

  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

  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

  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和投资的人交待?

  他回答: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

  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

  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巩哥,真的很抱歉。

  写这本书时,适逢刘威的话剧《叫声哥哥,泪流满面》首演。刘威邀我去看戏,说句不客气的话,戏很一般。节奏拖泥带水,三个多小时的演出,说了很多车轱辘的话。老想上剪接台重新给他剪一遍。

  但有一点很可贵,真挚。

  戏中一声声对哥哥的呼唤,令我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是泪做的人。年龄大了尤其爱动感情。这一点王朔最了解,在一起时,见到我眼圈发红,他就先不好意思,忙说:求你了,千万别哭。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硬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困惑。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洋洋洒洒,一地鸡毛。是接着往下写,把刘老师也捎进这一章,还是另起一章,再不拐弯?

  我又打电话向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说:一句话。觉得说完了,也可以作为一章。几万字,还觉得有话没说完,就接着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挂上他的电话,我决定抽根烟,接着把这一章写下去。

  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不知道是因为只是第二次见面不熟悉的缘故,还是急着回城里,离去时,他们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

  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得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慌、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

  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形中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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