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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2002 第二节

  4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

  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士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

  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

  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采访,那是我去参加开罗电影节,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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