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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如青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爱玲这一句,可见苏青其人不俗。于是,我切切地去寻找苏青。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与爱玲相近,却也迥然相异的人和传奇来。

    苏青,本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苏青这名字,我一见即喜,喜到心里去。苏字灵透,青字又俊雅,似我这样不通平仄的人张口也能凑两句诗来:姑苏城外离人柳,别梦青青到徐家。又叫我想起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意境。冯和仪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古雅大气,又堂皇,合着“有凤来仪”之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我印象深刻。

    苏青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爱玲六岁。同样的富裕显赫家世。祖父是举人,先是经商,后由殷商变成地主,家有良田几千亩。宁波虽不及上海,却也开埠早,是上海的门户,开文明之先。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爽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草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段文字录自爱玲的《我看苏青》。

    这本书是关于爱玲的,却把苏青说了许多。因为我也有好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只能由苏青出发。因为苏青对于爱玲,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青比爱玲大,成名亦比爱玲早,却因爱玲才被广泛念及。爱玲对于苏青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辞,却其情可谅,大概是出于某种知遇之恩吧。

    借用某位女士的话,虽然伧俗,却也能说出原委来。“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又算起来,苏青是爱玲与胡兰成惊世之恋的媒人。能被爱玲和胡兰成两种不同性格的雅人喜欢并视为知交,可见她确是不俗。再有胡兰成因事下狱,亦是她拖着爱玲去说情。(彼时爱玲还不太认识胡兰成,只是偶闻其才名。)她倒是实心实意,事后也不见得了什么好处,言语上有什么炫耀之意。苏青这样的侠义,男子亦要自惭形秽。生在古代真是薛红线、张红拂之流。就是污风秽雨的上海滩,她也照样是金石玉磬响当当的。

    至于二人的交往,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交浅言深。

    “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了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爱玲如是说。

    爱玲洒脱而寂寞,华丽而苍凉,为众人所青睐。而苏青,一如爱玲所言:太正常,太普通,太朴实,当然也亲切,有一种古往今来的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

    我想,民国荒凉的世界里,有这样两位女子,也不枉为热闹一场。在喧嚣和落寞之间,二人竟然逼肖《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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