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凡的话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的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叙述者的话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快快的话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

    “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鸡的话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凡一块出去玩玩。正凡说：“去哪儿？”我想起爬山，就说：“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们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吃的、喝的由我们带，他就别管了。快快说：“把你的画板带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点钟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没有让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知道那天他母亲工厂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来了，招呼我们说：“妈妈叫你们进去呢！公鸡和快快哥哥你们进去呀！”

    小妹那时候只有八、九岁，还在上小学。她拉着我们俩的手，拖我们进去。正凡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对她说：“同你妈妈说，我们改天再来吧。谢谢伯母了！”

    小妹撒娇地说：“干嘛不进来？”

    正凡向我们挥挥手，意思是让我们快走，我们俩便走了。转身的时候，见小妹正缠住正凡，一个劲地嚷：“哥哥，明天我也要去爬山，我也要去！”

    正凡烦躁地推开她：“没你的事！去，去！”

    小妹却朝我们大声地叫道：“公鸡哥哥，快快哥哥，我也要去！明天带我去，哥哥不带我去。”

    我们都加快步伐走了。

    叙述者的话

    生活就是这样，有不幸，也有幸福；有痛苦，也有快乐；但生活中的痛苦与快乐，我觉得又都是美的。你不这样认为？不认为痛苦也是美的吗？只要这种痛苦是高尚的，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愿，痛苦我以为也美。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幸福的快快和公鸡同时又感受着他们的好朋友正凡的不幸。

    公鸡的话

    我爱山，也爱海。海是壮美的，可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真见过海，只是在影片里，在绘画中，看到海那样开阔，气势澎湃，奔腾不息。我真正见到海还是在肖玲死后，我两次找寻过海。这之前，海在我心中只是个热情的、单纯的梦幻，我并不认识它真正的面貌。而山的美，由于我经常有机会登山熟悉的缘故吧，我当时觉得它又比海更细致，更丰富，给人多种的情绪。有时候，你站在山顶上，看到起伏的群山，听着由远及近的松涛声，那种感受我以为可以和海比美。当你穿过幽深的树林，在浓荫下呼吸着腐烂的树叶的气味——腐烂的树叶有一种香甜的气味，在松林子里，松脂又有一种清香——每当我呼吸到这种气息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特别宁静。这种宁静，如果绘画的话，它是一种暖色调，和海唤起的那种宁静是不一样的。海有时也唤起人心灵的平静，可是那种平静，我总觉得是带着蓝颜色的，是一种冷的调子，有点单调的、孤寂的感觉。可在树林子里、荫凉下，你躺在枯树叶子上，仰望着头顶上在风中摇曳飘动着的树枝，望着从缝隙中透过的点点蓝天，或是几柱阳光，给你的那种宁静，是很善良的。它唤起你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爱，对友谊，对爱情的渴望……

    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不大的湖边，在山洼子中间。快快说：“在地质学上讲，这应该是一个断层湖。”确实，湖水很深，幽蓝幽蓝的，深邃得有点可怕。但是在正午的阳光下，又蓝得非常可爱。我们对这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个湖我不知道山里人有没有个名称，可我们把这个湖叫“蓝宝石”。因为当时，我们读过一本小说，写的是几个探险家的故事，他们好像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个水银湖。所以，有一回，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说，也给它命个名吧。叫它“蓝宝石”湖！如果能潜到水底，准能发现许多蓝宝石，因为湖水是那样透明，那样碧蓝。这个名字是我取的，以后在我们同学中就叫开了，说去找“蓝宝石”，就是指的这个湖。有时我们找得到，有时走岔了路，又找不到。它就像蓝宝石那样神秘，那样珍贵。

    那天我们不费劲就找到了“蓝宝石”。它突然出现在林子的尽头，周围安静极了，没有人迹，鸟雀的声音也听不到。快快说：“游一会吧！”我说：“对，赤条条一下！没有人上这来的。”我们便脱光了，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我和快快兴致很高。只有正凡，他在水里游了一会儿便爬上来，躺在石头上晒太阳。大家都没有讲话，因为我们都感觉到，这是在向我们的少年时代告别呢！迎接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模样。当然它也可能很美，却不会有这种单纯。在这种时候，是不需要言语的。调皮、捣蛋和孩子气也显得幼稚。我们或是默默地仰游，或是在石头上晒太阳，都不说话，只是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清凉的湖水，享受着那份宁静。

    下午，我们在山里已经走得很远了，谁也没有提出来回去。我们就信步向山里一直走去。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走到一幢颓败的石头房子跟前。快快说：“这也许原来是个别墅。”从它毁坏的样子看，我们推测，是战争中炮击或是飞机轰炸时被摧毁的。它修建在半山腰上是很奇怪的，按常理，不会有人把一个别墅修在这样的深山里。总之，谁也琢磨不出这所房子的来历。正凡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斜阳照在山腰上几棵姿态优美的松树上，给松树染上了一层金黄，再加上这栋颓败了的房屋的残迹，构成了一幅非常忧郁的画面。他叫我们到他那个角度来看，那是很美的。正凡坐下来画画了。我没有心思画，只是坐在他身边欣赏着，他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中。我们一起坐了很久，一直等他把整幅画的构图勾好，又用水彩着了些颜色。正凡的画，画得很好，他也有那种感受，可惜他得不到发挥他才能的机会。他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学美术，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往回走还是继续登山？谁也没有意思沿着老路回城里去，大家一致决定：登山！“我们同太阳比赛吧，看谁落在后边！”快快喊叫着向山上跑去。我也吆喝着，挥舞着手上的书包。我们奔跑、呼唤着，一个劲对直往山顶上爬。

    我们毕竟赶不上太阳，它很快的就消失在山梁的背后，林子里阴暗了。我们在朦胧的暮色中继续登山，穿过荆棘丛，扒着岩石，一直往上爬。

    天完全黑了，我们也已接近山顶。可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陡峭的岩壁，没有办法再上去了。正凡说：“你们站在我肩上，我把你们托上去。”他让我跨在他肩上，快快又踏在我肩上。然后，我们慢慢地伸直了腿，搭成了一个人梯。快快扒到了岩石顶，他又把我拉上去，只剩下正凡在下边，我们没法够得着他。我们把书包带子解下来，仍然不够长。正凡在岩壁底下估计足足折腾有半个多钟点，突然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伸出手来，向我们喊道：“拉住我，使劲拽吧！”他终于爬上来了，嗬！我们那个高兴劲儿！可正凡黑暗中沮丧地说：“我的裤子刮破了。”我一摸，果真，齐膝盖的地方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快快说：“怎么办呢？回去你母亲要说你的吧？”正凡说：“没关系，我就可以挣钱了。”这是我们那天听到正凡的唯一坚定而自信的话。

    我们在山顶上站了许久。山风吹来，凉飕飕的，汗水全收了。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三人中只有快快有一块旧式女表，是他考取了大学，他母亲给他的。但他不好意思戴，总是揣在口袋里。这时候他想起他的表了，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表蒙子却在爬山的时候碰碎了，表也就停摆了。我们站在山头，头顶上是绚烂的夜空，繁星满天。而远处该是城里，灯光闪烁，也像天上的繁星一般。我们便认定了方向，朝着城市的方向下山。快快突然想起说：“这里有豹子吧？”于是我们三个便大声地吼叫着，“喂——，喂——！”一方面为了鼓自己的勇气，而黑夜里这呼唤又是那么快意。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回荡在这寂静的山林之中。

    我们终于出了林子，来到城外一条小河旁，大家都洗了洗。我们精疲力竭，走到了铁路的一个岔道上，瘫坐在枕木上。想必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一列客车奔驰而来，我们只好站了起来。列车嗖嗖地从我们面前驶过，铁轨震荡着，我们心里也在震动。我们今后的道路通向哪里？这也是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的一个交叉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