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头费有多少？”

    “一年八万左右。”

    “办公经费呢？”

    “五千吧，是去年涨的，原来只有三千多块钱。”

    “够吗？”我问的是办公经费。

    “马马乎乎，多给就多花，少给就少用。当然了，上边要是能多给一些办公经费，学校的办学条件就会更好了。您能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吗？”

    “黄校长，如果把人头费的一半转到办公经费上，学校的办学条件不就改善了吗？”

    “那当然了，我要有四万多块钱，能干多少事啊！可惜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学校的编制是根据学校规模定的，定下来以后就不好再变了。”

    “二百个学生也用不了那么多教职员工。”

    “学校的规模是五百个学生，招不上来，山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太少了。”

    “既然招不上来，那就把人头费砍下来，补充办公经费。办学条件好了，对学生就有吸引力了，来的学生不就多了吗？”

    “我也这么想过，可乡领导说我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人头费砍下来了，办学条件好了，学生多了，如果再想增加人头费那就太难了。乡领导说，人头费是国家给的，即使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能砍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保持人头费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办公经费。”

    “我明白了，已经得到的就不能放弃，没有得到的还要努力争取。”

    “是这个意思，您不愧是市里来的领导干部，一听就明白。您一定要帮我们争取增加办公经费，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再上一个新台阶。”

    告别黄校长，我的调查报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经费的内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国家教育经费流失，杜绝滋生腐败的温床。

    失学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为我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第二部分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和乡办秘书小白正往王家坡小学赶，走在深山老林中，忽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枪响后，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二十米外的地方蹿了出来。少年手提一杆猎枪，像只豹子，动作异常敏捷，连蹦带跳地向前冲去，在树林中时隐时现。我和小白跟着少年跑，大约跑了百十来米，少年站住了，举枪就要射。在少年的枪口下，是一只东张西望的小麋鹿。

    “不要打！”我大吼一声。我知道野生动物是不能随便捕杀的，面对偷猎行为，本能地表示出强烈愤慨。

    少年扭过头来，看到两个陌生人，脸上一片茫然。他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长得虎头虎脑，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透着寒酸。

    “不能滥杀野生动物，你知道吗？”我走过去，大声训斥少年。

    “俺不知道。”少年放下枪，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四五十米外的小麋鹿。小麋鹿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

    “你是哪儿的人？”我问，口气缓和了一些。

    “王家坡的。”

    “带我们去吧，我们正要去王家坡小学。”小白说。

    “俺爹会生气的。”少年说。

    “为啥生气？”小白问，“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你爹他不会生气的。”

    “俺没打着东西，俺爹不让俺回家。”

    “我们陪你回去，你爹不会说你的。”我拍了拍少年的肩头。

    路上，我和少年边走边聊。少年很纯朴，毫无顾忌地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少年名叫朱同，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那一年，他爹把腰摔断了，从此卧床不起。他妈妈在一天清晨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残废的爹以外，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三四年来，他一直在山里打猎，一家人就靠他的猎枪生活。少年说他不知道打猎违法，也不知道不让打猎之后一家人怎样生活下去。

    “想上学读书吗？”我问。我认为少年需要用智慧武装头脑，我就是靠头脑里的知识从井下跨进北大校园的。

    “想，俺当年的学习成绩可好了，可俺进不了学校。”朱同回答道，“家里没有钱供俺读书，俺需要挣钱养活一家人。俺家到了。”

    朱同的家是三间低矮的石头房，小院是用树枝和玉米秸圈起来的，一群土鸡在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寻食，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迎了上来。

    “奶奶，他们是客人。”朱同对老太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