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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零碎话

    老家的村子离县城不远,我对城里的印象却不深。上小学时,每个学期会看一场电影,多半是反复看过的《红灯记》、《沙家浜》之类。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钱,上街吃一碗面或米糕,还有余钱吃一根冰棍。这个印象保持了十几年,直到我二十二岁去县城工作。我去县政府报到之前,从来没有进过那个大院。小时偶尔在城里逛街,也不曾注意过那个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县政府办公室,派给我的直接领导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岁,或者更大些。同事们都叫他老周,我却叫不出口。我感觉叫“老周”不太礼貌,平辈之间才可这么称呼。老周见面就说起我父亲,似乎他们是有旧缘的。于是,我依着父亲这层关系,叫他周伯伯。老周略为犹豫,愉快地应了。

    过了些日子,隐约听得有领导说,同事之间最好是称职务或同志,别的称呼都太庸俗了。我着实吓了一跳,却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头上没有职务,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于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终于有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说:干到快退休了,混了个伯伯级别。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愿意我这么叫他。

    周伯伯最后被提拔了,职务是副科级秘书。人们开始喊他周秘书,我仍叫他周伯伯。秘书在我看来似乎不是职务,跟在领导背后屁颠跑的都算秘书。我还听到一种说法,秘书不带长,打屁都不响。县政府不设秘书长,他永远只能是秘书。何况,他眼看着就要退休了。

    周伯伯是我官样文章的启蒙老师,为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却快到退休,才弄了个副科级秘书。他退休那天,单位开了个欢送会。同事们说尽了他的好话,似乎这个同志早该当更大的官。那时候,单位有人调走,也得开个欢送会。通常是买些糖果,大家嘴里嚼着东西,拉拉杂杂地说上几点。被说的人必做得很谦虚,微笑而不露骄傲之色。

    周伯伯退休欢送会那天,我心情很有些忧伤和灰心。我想自己临到退休,假若也是个副科级秘书,人生未必太黯淡了。过了些日子,偶然听人说起周伯伯的过去,我心情愈加灰暗。大概是说周伯伯年轻时很有才气,就因为某事得罪了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从此,多年抬不起头。他的家庭出身又不太好,历次运动都如过街之鼠。好不容易捱到八十年代,却已老之将至。

    我的官样文章很快上路,真得感谢周伯伯。外人都以为官样文章好写,不过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实不然。官样文章,难就难在学校没教过。中文系都有应用文写作课,可课本上的东西在官场完全应用不上。我因为官样文章渐有名气,比周伯伯早二十多年成了副科级干部。记得有回去县瓷厂调研,厂长坐在山顶的会议室,俯瞰着山下的县城,不由得豪情万丈,说:有些欧洲小国,不就只有我们县这么大吗?这么想啊,我就是一个国家的瓷器大王!我听着实在好笑,暗想自己就相当于小国家的副部长了。

    县政府工作那几年,过得很开心。官样文章得心应手了,多年的文学梦开始苏醒。最初写散文,一篇叫《书房小记》的小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的“湘江文艺副刊”。很有些兴奋,印成铅字的豆腐块,总共一千多字,我反复看了好多回。那个日子我也记得:1988年8月8日。数字很吉利,做生意开张,大概应该选这种日子。

    那时候的小县城里,谁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被看作人物了。我听着人家称呼才子,心里颇有几分得意。机关才子的名声早有了,如今又是人们眼里的作家。我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就开始写小说。起初找不着路数,好几个小说都只开了头,或写了个大半就放下了。第一次把小说写完,应该是1990年。我把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寄到《湖南文学》,很快就发表了。小说是黄斌兄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刊物有所谓约稿和自然来稿之分,总以为编辑凡稿必看的。看来,凡事都有机缘。当时刊物的几位老师,王一平先生、潘吉光先生、李慕贤先生,都对我大加勉励。

    那时候,通讯不太发达,不方便同作者联系。《湖南文学》发表我小说时,就在作者简介里写道:王跃文,二十四岁,毕业于湘潭大学。我后来向黄斌兄求证简介的来历,他说听别人这么介绍我的。可是,黄斌兄哪里知道,有人背地里说我简历造假。我那年二十八岁,也不是湘潭大学毕业的。我的母校是怀化师专,现在叫作怀化学院。我对母校怀有深情,她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一直慈祥地对我微笑。此一节不可说得太深,日后有机会再去“钩沉”吧。

    1995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获《小说选刊》主办的文学奖。当时,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评奖早已中断,鲁迅文学奖没有设立。《小说选刊》有位编辑说,过去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就是我们刊物为主操办的。那意思似乎想告诉我们:如今评的这个奖,就相当于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我听着有些幽默,同进士跟进士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当时,我调到长沙已有一年。去北京领奖,正是冬季。住的宾馆是北京老四合院,暖气大得只能穿衬衣。记得《小说选刊》的招待很客气。但伙食越开得好,我就越吃不下饭。有顿饭据说最贵,我却吃得最少。我忍不住叫过服务员:小姐,上一碟辣椒行吗?服务员很客气:我去给您看看。南方人是“你”“您”不分的,听人客气地称呼“您”,感觉很受尊重。过了几分钟,她回来说:对不起,你们没点辣椒。我差点喷饭,心想北京人怎么这么幽默!

    我刚调到长沙,感觉未来无限辽阔。似乎能做很多事,眼前一片云蒸霞蔚。可是过了四十岁,方知自己越来越渺小。1998年写成《国画》(1999年出版),2009年出版《苍黄》。匆匆十年,苍黄翻复!我期间写了两百多万不痛不痒文字,头发白去大半。经历了一些事,见识了一些人。酸甜苦辣,生生吞下。曾经有些争强好胜,如今通通都放下了。

    有那么两年,我的文字在有些地方见不得报。有家报纸约我写专栏,我给了编辑十几篇文章,就出门旅行去了。一个多月回来,方知自己的文章署名“浦人”。原来刚发了一篇《常识性困感》,报社就接到某部门电话。编辑爱惜我那些文字,就做主把我的文章换名发表了。过了几年,我在某地签名售书。一位老者拿来一本剪报,问:请问浦人就是您吗?老者说:您的文章,再怎么变名字,我都认得出来。

    我于写作原来很自信的,现在却是越来越惶恐。每次翻阅新出版的书,都是无尽的遗憾。自己明知的不足和可笑之处,又未必是下次可以弥补或改进的。我渐渐明白怎样才是好作家,而自己穷尽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学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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