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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堕落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魁力的存在。有一位剃光头的电影导演说。那是前年春天的事。他从香椿树街上走过,方向是由西向东。这样他在行走了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就看见了和尚桥,正是雀背驮着夕阳的黄昏,和尚桥古老而优美地卧于河上,状如玉虾,每块青石都放射出一种神奇的暖色。而桥壁缝里长出的小扫帚树,绿色的,在风中轻轻摇曳。出于职业的敏感,电影导演轻叹一声,缓步沿阶上桥,他数了数,上桥经过了13级台阶。13,他想为什么是13而不是其它数字。这不吉利。他站在桥头,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河的尽头依稀可见一往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远景可以省略。电影导演关心的主要是桥以及桥的左右前后的景色,从理论上说,和尚桥是那种以南方水乡为背景的电影的最佳外景点,有桥,有水,有临河而立的白墙青瓦的房子。最令人炫目的是桥边有一座两层老楼的茶馆。

    那就是梅家茶馆。到了1979年,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首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捕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无疑这一切都是多年风雨侵蚀的缘故。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茶馆门上的横匾,黑底烫金边,但上面没有字。一块无字匾,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细节。无字匾一般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其一:一时没有合适的称号。

    其二:一时来不及烫上合适的称号。

    去证实这两种原因对于香椿树街是毫无意义的。那些过着闲适晚年的老人每天去茶馆赶两个奈会,那些从来不进茶馆的居民每天匆匆经过茶馆,人们一如既往地把茶馆叫做梅家茶馆。

    从前当我还是个爱好幻想的少年时,多少次我站在桥头,朝茶馆那排帖满旧报纸的西窗窥望。茶馆很容易让一个少年联想到凶杀、秘密电台、偷匿黄金等诸如此类的罪恶。我的印象中茶馆楼上是一个神秘阴暗的所在。我记得一个暮春的傍晚,当我倚在桥上胡恩乱想的时候,那排楼窗突然颤动了一下,许多灰尘从窗根上纷纷舞动起来。吱呀一声,面对我的一扇窗子沉重地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幽暗的窗边,我记得他的苍白浮肿的脸,记得他戴着一只毛茸茸的耳朵套子,滑稽而不合时令。桥与茶馆紧挨着,所以我的僵傻的身体也与他的一只手离得很近,我看见了他的手,一只干瘦的长满疤瘢的手,像石笋一样毫无血色,抠着窗框,每根手指都在艰难地颤动。他的眼睛漠然地扫过我的脸,扫过桥头,然后张大嘴说了一句话。小孩快跑。

    许多人告诉我金文恺是哑巴,我不相信。我确实无法相信。要知道我是亲耳听见他说话的,嗓音温和略带沙哑,他对我说,小孩,快跑。

    小孩,快跑。

    我将永远铭记金文悄临终前给我的箴言。以后我每次经过和尚桥的时候,确实都是快步如飞。我不知道自己是惧怕什么,是怕全文恺说的话还是怕他再次出现在楼窗边。事实上就在我看见金文恺后的一个月,金文恺就过世了,据说是死于癌症。

    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茶馆楼上的梅氏家族,到了金文恺是最后一代。金文恺没有子嗣,金文恺的姚碧珍。

    姚碧珍就是现在梅家茶馆的老板娘。香椿树街对姚碧珍的了解远胜于幽居楼上的金文恺,到了后来人们说到梅家茶馆时往往淡忘了一代一代的梅氏家族,而代之以姚碧珍如何如何的种种话题。

    姚碧珍年轻时候肯定美貌风骚,肯定使金文恺拜倒在她裙下魂不守舍好多年。好多年过去了姚碧珍仍然有半老风韵,唇红齿白,腰肢纤细,尤其是她的肤色雪白如凝脂赛过街上的任何少女。那是由于终日与水接触的缘故,人们都相信这一点。姚碧珍自己并不这样看,当茶客们当着老板娘尽情赞美她与水的妙处时,姚碧珍说,人跟水有什么关系?水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水沾了人气,哪有人沾水气的道理?茶客们说,怪不得你烧的水好喝,味道不一样。姚碧珍双手叉腰朗声大笑,你们听说过狐狸精烧水的故事吗?茶客茶客,不喝清水要喝骚水,就这么回事。

    姚碧珍仪态之骚情、谈吐之放肆是香椿树街闻名的。她本人就像茶馆窗外的和尚桥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景供人观赏。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我粗线条的世界观里,一直把姚碧珍这个人物作为南方生活的某种象征。我讨厌南方。我讨厌姚碧珍。

    当我回忆南方生活时总是想起一场霏霏晨雨。霏霏晨雨从梅家茶馆的屋檐上淌过,变成无数整齐的水线挂下来,挂在茶馆朝街的窗前。窗内烟气缭绕,茶客们的险像草地蘑菇一样模糊不定,闪闪烁烁。只有姚碧珍的形象是那样醒目,她穿着水红色的衬衫,提着水壶在雨线后穿梭来往。我看见她突然站在某个茶客面前,伸出手做了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动作。

    香椿树街的妇女对姚碧珍的历史了如指掌,姚碧珍的轶事经常是脍炙人口的,譬如姚碧珍夜里在楼上洗澡,有个男人给她搓背,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清晰地映在窗上。妇女们着重强调的是,那个男人不是金文恺,而是一个真正的野男人。那么,他是谁?你说他是谁呢?

    有人说是李昌。

    说到李昌,他是又一个令我厌恶的人物。他其实是个小伙子,至少比姚碧珍年轻20岁,头发梳得又光滑又考究,经常穿一双白色的皮鞋。印象最深的是李昌的桃花眼,长着这种眼睛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摊又粘又稠的烂浆糊。我认为李昌就是一摊烂浆糊,糊在姚碧珍丰满的臀部上,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我很恶心,扳指一算,那段时间正是金文恺绝病在身之际。金文恺辗转于黑暗的内室,闻见死亡的气息从他心爱的耳朵套子上一点点地滴落。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经常在半夜里听见一种痴人的嚎叫,悲怆而凄清。他们认为是野猫在房顶上争食,他们一直认为金文恺是个哑巴,或者干脆是个白痴。这些愚钝的居民人兽不分,忽略了全文恺弥留之际的背景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椿树街似乎很早就无视活幽灵金文恺的存在了。他们窥视活蹦乱跳的人的时候,常常省略了其它更有意义的内容。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李昌这个可恶的名字。李昌属于无业游民一类人。最早时糊口靠的是贩卖蔬菜。在香椿树街西侧的早市上,李昌混迹于许多女人中间叫卖芹菜,莴苣或者韭菜。如鱼得水,悠闲自在从来没有过丝毫羞怯,他在卖菜时也穿着那双矫揉造作的白皮鞋,试图引起别人的艳羡。

    李昌是个小伙子,他一般不会有泡茶棺的雅癖。那么他是怎么撞进梅家茶馆的呢?茶客们后来说,是骚货姚碧珍勾引了他。姚碧珍没有工夫去早市上买莱,就让李昌送菜给她,

    一开始两个人还为菜钱菜的质量讨价还价,后来不管李昌送什么菜,姚碧珍就掏钱,再后来,李昌把菜往灶上一扔,姚碧珍也不掏钱了。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茶客中有细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人跟姚碧珍插科打诨说,你跟李昌到底谁掏钱?姚碧珍就顺手把一杯剩茶往人家脸上泼,她郑重地声明,李昌是她的干儿子,干儿子给干娘送点菜,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李昌后来就是以干儿子的身份住进梅家茶馆的。李昌就是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家伙,说句粗鲁的活,李昌就是姚碧珍的月经带,恬不知耻地挂在那儿。他后来一脚踩烂了两只菜筐子,把扁担扔到河里,说是洗手不干了。别人说李昌你以后靠什么糊口呢?李昌竖起一节细腻的大拇指,朝梅家茶馆挥了挥,他说,老板娘有的是钱,我怕什么?

    茶馆有钱是确凿无疑的。梅氏家族经营了几百年的茶馆生意,虽然几经灭顶之灾,钱还是有一批的,金文恺健在的时候别的本事不大,敛财有方却是很出名的。即使到了1979年,金家还有好多金器,据说装在一只老式手电筒里。手电筒在金文恺手里,还是在姚碧珍手里,别人无从知晓。直到金文恺病死后,有一条消息使众人震惊不已:金文恺到死也没有交出手电筒,姚碧珍摇他、亲他、骂他、拧他都没有用,金文恺怀着一种深刻的冷漠溘然故去。姚碧珍没有得到那只手电筒。

    这消息是李昌走漏的,金文恺的寿衣是李昌穿的,李昌用一盆开水浇到死者身上时听见死者的皮肤噼啪噼啪地响,而且喷出一股呛人的腥臭。他估计金文恺有十年没洗过澡了,腋窝、生殖器上都长满了疥疮。李昌说。老家伙好可怜,到头来还不如一头猪的下场,从李昌的话里不难推断金文恺与姚碧珍的关系。他们这对夫妻做到后来完全是名存实亡了。其原因一半是金文恺的孤僻自闭造成,另一半肯定是姚碧珍放浪淫逸的结果。还有一种原因难以启齿,茶客们都清楚。不说而已,倒是姚碧珍自己毫无羞耻之心,大肆暴露男人的生理缺陷,说金文恺比棉花团还软,该用的地方没有用,不该用的地方乱用。

    描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障碍重重。我对于香椿树街粗俗无聊的流言蜚语一直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我厌恶香椿树街的现实,但是我必须对此作出客观准确的描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回到南方风景的线索上来,南方确实是有特色的地域。空气终日湿润宜人,树木在深宅大院和河岸两边蓬勃生长,街道与房屋紧凑而密集,有一种娇弱和柔美的韵味。水在人家的窗下流,晾衣杆从这家屋檐架到那家屋檐上,总是有衬衫、短裤和尿布在阳光下飘扬,充满人类生活的真实气息。这是香椿树街,香椿树街的人从街上慵懒散漫地走过,他们是真正的南方人。

    有些人走过和尚桥。

    有些人走过和尚桥,又走进了梅家茶馆。

    地方史志记载,梅家茶馆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初叫做玩月楼。玩月楼这名字总是让我心存疑窦,我觉得玩月楼像一座妓院而不像一座茶馆,但是地方史志只此寥寥几笔,没有交待玩月搂的性质。我对几百年前的那座楼字只能是空怀热情而已。

    关于和尚桥的传说在香椿树街流传甚广。这传说分为多种版本,其中一种是牵连到梅家茶馆的,也就是说,传说中的祖奶奶就是梅氏家族的某一位女前辈,她有可能是金文悄的八代或九代祖奶奶。

    传说祖奶奶是个老寡妇,她的独子仕途通达;当时是本地县令,而且以孝顺寡母闻名于世。祖奶奶本来可以倚靠儿子颐养天年,但她却丢不下茶谊这份家产。所以祖奶奶一直是梅家茶馆的老板娘。传说祖奶奶有一天对镜梳银鬓,听见窗外莺歌燕舞,一派春光,祖奶奶撩起窗前几枝新柳,看见窗下是一河春水,两岸是鸟语花香。这是几百年前的香椿树街景,我绝对没有见过。但传说就是这样的,传说描述祖奶奶在年近花甲之时突然春心萌动,对着河那边的一个和尚嫣然一笑。这里的斧凿痕迹很明显,细节显得荒唐滑稽。但是梅家茶馆的对岸至今有一个青云寺的遗碑,看来寺庙确实有过,那么和尚大概也有过的。传说描述和尚也是个老和尚,身披袈裟,脚蹬草履,正在河边的菜地里锄草。老和尚在所有文学经典里都是风流成性的,所以老和尚对祖奶奶的隔河挑逗是心领神会的。这么看来,两个老东西的眉目传情及至后来私通姘居也有点合情合理了。

    传说描述那时候是没有桥的,从青云寺到香椿树街来要绕三里地。传说老和尚欲火难熬趁夜阑人静之时泅水而来,天天潜入祖奶奶的房中。春天河水依然冰冷,老和尚的身体也像河水一样冰冷。祖奶奶势必要用自己的身体把老和尚焐热。不焐热不行,这一点稍诸房中术的人都能理解,我皱紧眉头抖开这种所谓"包袱",心里实在羞愧。但茶客就是这样津津乐道地谈论"冷热"问题的,我只是转述而已,我用不着羞愧。

    传说祖奶奶渐渐地冻出病来。祖奶奶请医师来诊病,只说是受了寒。但是绝药吃了几十罐,病势却不见好转,祖奶奶的县令儿子,也就是金文恺的七代或八代祖宗闻讯焦虑万分,不知道母亲大人患了什么绝病。传说是一个快嘴丫头说漏了嘴,说,全怪对岸的老和尚,县令严加迟问,终于知道了实情。县令又羞又恼,当即要派兵丁去青云寺捉拿老和尚,但祖奶奶却不依。祖奶奶说,你要捉他不如先捉了我,把我绑到大街上去示众,把破鞋挂到我脖子上来,把我的头砍了去吧,你要他死不如先让我撞死了吧。祖奶奶说着就往墙上撞,县令抱住母亲大人,双膝跪下,涕泪交加。县令说,母亲的养育之恩至今未报,怎敢惹母亲生气?既然母亲是冻出来的病,儿子就有办法了。祖奶奶说,有什么办法呢?那秃厮就是不肯走路,他情愿在河里受冻。县令说,修一座桥好了,一头架到青云寺,一头架在家门口,只要能让母亲身体无恙,儿子也不论什么廉洁自好了。

    传说和尚桥就是这样修起来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段历史大概是梅氏家族最辉煌的一页了。我想起这传说有如吞食一只金头苍蝇,但是整个少年时代,我几乎天天要从和尚桥上过,从家里去学校。理智地说,过桥人是不应去败坏桥的名声的。

    站在和尚桥桥头,俯视人来人往的香椿树街,数数梅家茶馆共有多少窗户,想想历史真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东西,它虚幻而荒诞,远远不如厕所前的一排红漆马桶真实可靠。

    有个破绽迟早是要收拾的。谁都会发现金文恺姓名上的问题,为什么梅氏家族到了末代会舍弃悔姓而改成金姓?对于南方人来说,任何一个宗族都不可能改姓,这种罪过无异于挖自己的祖坟,永远不可饶恕。

    是金文恺自己把梅姓扔掉的,他有一天突然就跪到香椿树街派出所要求更改姓名,宣布他从此姓金。派出所方面提出种种质疑,全文恺只说一句话,你们救救我吧,再不改姓我就要没命了。那是1953年的事,正在搞公私合营,梅家茶馆也在合营之列。金文恺的改姓弄得新茶馆里的茶客啼笑皆非,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姓,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姓金。终于有人一语道破天机,说,梅是霉,金是财,那家伙还在做发财梦。又有人说,应该报告政府。

    金文恺自作聪明耽于钱财的性格可见一斑,他的梅氏家族遗传的命脉对新社会的气候没有任何适应能力。从1953年起,金文恺一直是香椿树街每次革命运动的靶子,粗略地估计一下,金文恺被游衔、批斗大概有80余次。这个数字超过了他的寿数,也超过了他储藏的黄金盎司量。

    到了1979年全文恺绝病而死的时候,香椿树街的人普遍用因果逻辑谈论此事,结论自然简单,金文恺是应该死了,梅氏家族早就气数已尽了。有的老人则睿智地指出,梅氏家族在天之灵也会把金文恺这个异姓孽子揪住,像在香椿树街一样让他继续游街,批斗。

    我想起金文恺这颗死魂灵,想起那双苍白干瘦的手在午后阳光下簌簌颤动的情景,心里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说说也无妨。

    我认为金文恺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魂,几年后他会重归梅家茶馆,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他的理想,或者就是现在,某个深夜,他悄然出现在香椿树街上,挟着一只老式手电筒,冷不防对你说,孩子,快跑。

    一年一度,秋风吹到南方来,吹落许多黄叶在香椿树街上旋卷。有一年秋风乍起的时候,红菱姑娘来到梅家茶馆,红菱姑娘搭乘一条运煤船进入香椿树街的河面,船过和尚桥桥洞后,红菱纵身一跃,就跳到了岸上。她把铺盖卷扔到地上,站在那儿舒了一口气,她站在梅家茶馆的西窗外,茶客们隔着玻璃都看见了红菱,秋风吹起她桔黄蓬乱的头发,红菱突然呼噜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她的出现并无一点诗意。

    红菱姑娘走进梅家茶馆,向老板娘姚碧珍讨水喝。姚碧珍顺手抓过一杯茶客喝过的剩茶递过去,说,随便喝吧,红菱就坐在她的铺盖卷上喝那杯水。她的乌黑灵动的眼珠自由地逡巡着梅家茶馆,审视每一张陌生的脸,最后停留在姚碧珍的耳朵上,姚碧珍的耳朵上挂着两片黄澄澄的金耳环玛瑙坠子。"

    这是什么地方?

    香椿树街。

    我是说这儿是什么地方?

    梅家茶馆。我的茶馆。

    怎么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开会?

    不是开会,是喝茶。

    姚碧珍说着笑弯了腰。姚碧珍是经常发出这种不加节制的浪笑的。茶客们都转过脸看她笑,姚碧珍笑够了指着红菱姑娘说,她问你们在开什么会,你们到底在开什么会?谁来告诉她?你们不说我就说了,姚碧珍的嘴凑到红菱姑娘的耳边,突然说,他们在开XX大会。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两个不负责任的XX,要知道姚碧珍的嘴一贯下流透顶,我写她的语言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很明显红菱姑娘是不知茶馆为何物的,贫乏的知识与她聪慧的眼珠子极不协调,茶客们一眼可以判断她来自某个穷乡僻壤地区,香椿树街有时是能够见到这些愚蠢的外乡人的,他们大多是从河上来,背着那种庸俗的红底大花被子,香椿树街居民凭借他们灵敏的嗅觉,一下子就能把他们从人堆里区分出来。

    你从哪里来?

    射阳。

    我一猜你就是那一带人。来这里干什么?

    走亲戚。

    不对。你说谎了。香椿树衔每家的底细都在晒太阳,没有哪家有苏北亲戚,你说说你的亲戚姓什么?

    姓张。

    又说谎,姓张的人像蚂蚁一样多。你的亲戚到底姓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才是真话。你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来了,香椿树街可不是逃难人呆的地方。你准备再去哪里?

    不知道。

    那你就在这里呆几天吧,你不是要找亲戚吗?你的亲戚姓李名昌,就是我,我是你的表哥好了。

    与红菱姑娘说话的是李昌,李昌的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踩在方凳上。他正在用抹布蘸了油擦他的白皮鞋,擦完这只脚又擦那只脚。红菱姑娘的黑眼珠炯炯地盯着面前的白皮鞋看,她喝完那杯剩茶舔了舔舌尖,然后她的干哑的嗓音就变得甜媚清亮了。

    表哥,你的皮鞋可真白。

    梅家茶馆收留了红菱姑娘。准确地说是一种暂时的收留,就像邻里之间互相收留被风刮过院墙的一块毛巾、一只袜子。这符合南方残存的人情味和道德观念,但是不符合老板娘姚碧珍的利益,问题出在李昌那里。李昌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通了姚碧珍,李昌那个下流东西对红菱姑娘打算盘简单明了,姚碧珍不会不清楚,但姚碧珍对别人说,我怕什么?花点钱买个女长工,看得顺眼留,看不顺眼再撵也不迟。姚碧珍还说,谅她一条獭狗也扶不上墙。言谈间充分体现出她的自作聪明颐指气使的老板娘风格。

    1979年秋天这段时间里,红菱姑娘在梅家茶馆烧灶。她身手矫健如鱼得水,枯黄的脸不知不觉有了桃花色,仔细一看,她的眉眼是符合某种茶客的审美标准的,眉眼端正,丰乳宽臀,下巴上的一颗红痣长得也不败胃口。茶客们开始注意红菱姑娘,有一天他们么笑着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发现红菱姑娘的乳罩穿反了,茶客们尖锐的目光穿过红菱姑娘的的确良衬衫,发现她的乳罩穿反了。

    红菱姑娘无所察觉,那天她有可能是仿效香椿树街女子,头一次给自己穿了乳罩。从道义上讲,穿反了不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头一个发现穿反了的茶各。茶客们多不要脸,他们不去提醒红菱姑娘,却去提醒一个又一个进门的新茶客,他们都对红菱姑娘笑,红菱姑娘仍然无所察觉,她对众人报以知足的不免受宠若惊的微笑。直到姚碧珍疯笑起来。姚碧珍笑够了用一根手指捅了捅红菱姑娘的腰,不会穿就别穿,你里面穿反啦。

    茶馆里的人们对红菱姑娘的作弄至今让我愤慨。这种作弄庸俗到了残忍的地步,使任何自尊的心灵无法承受。红菱姑娘当时的反应却远非我这么激烈。她低眉一看,说,反了?商店里的大姐让我这样穿的。姚碧珍又笑起来说,她逗你玩呢。红菱姑娘淡淡一笑,这么说,大家都在逗我玩了。

    细品红菱姑娘的话,还是能发现她对茶馆周围人的态度的。其中味道有谦卑,也有警惕,有盲从,也有敌意。这很符合一个外乡人初到我们香椿树街的心态。

    红菱姑娘并没有离开梅家茶馆。她第二天就搬到死鬼金文恺生前蜗居的房间里。有一天我走过和尚桥头,猛地发现梅家茶馆楼上的西窗被人打开了。一个陌生的姑娘倚窗而立,她一边用塑料梳子梳头发,一边弯腰俯视着和尚桥上来往的行人,南方的阳光一如既往投洒在梅家英馆古老的青瓦上,也投洒在红菱姑娘青春勃发的脸上。

    我在南方度过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空虚无聊的,往往是早晨起床时对生活还充满信心,一到傍晚看着夕阳从古塔上一点点坠落,人又变得百无聊赖了。

    我觉得香椿树街上尽是吃饱了没事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打发日子,就想到开茶馆,泡茶馆的计策,可见人类是多么投机取巧,多么善于苟且偷生。

    找祖父死于1969年,他生前是梅家茶馆的常客,我记得茶馆关门的那两年里,他因为无法泡茶馆脾气性格变得暴躁刁钻,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老混帐东西,遭到家人一致唾弃。他在院子里摆了张八仙桌,妄图开一个家庭式茶馆,纠集了一批老眼昏花委琐不堪的茶友来喝茶,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没有几天,他的事业就给全家人齐心协力搅黄了。茶叶、开水、杯子,椅子均遭封锁。后来我祖父只好蹲在门口,用一只漱牙缸子泡一角钱买一两的茶末子喝,一边喝一边大骂不迭,全家老小,骂时事风云,驾鸡骂鸭,骂到最后他的神经末梢出了毛病,成了一个讨人嫌的老疯子。

    我这么百无禁忌地端出家丑,主要是申诉一下梅家茶馆与我间接的利害关系。我多年来厌恶梅家茶馆就源于此事。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借口。南方生活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的好恶一钱不值。我祖父死了好几年了,梅家茶馆又重新兴旺起来,这对于我是一种情感打击,对于我死去的祖父则具一种戏剧效果,现在他在天堂路上遥望梅家茶馆的风景,不知作何感想。

    依稀记得祖父曾经在家庭茶桌上与老茶友大谈梅家茶馆昔日的茶道,他们深深陶醉在种种繁琐累赘华而下实的形式中,充满激情,望梅止渴,要知道那时候梅家茶馆被封条封住,尘封三尺,那群老茶客的怀旧显得有点动人,但是究其实质是可笑的,他们不过是在为怎么把一杯茶喝下去蝶蝶不体,纯粹是作茧自缚或者是脱裤子放屁,毫不足取。对此我是有清醒认识的。

    南方的陋习即使披上美丽的霓裳,也不能瞒骗我的眼睛。梅家茶馆迷惑人的茶道,我总结了一下,不过就是几种喝茶的方法。

    一、温水泡新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二、沸水冲陈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三、水泡茶,先倒水再放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四、茶泡水,先放茶再倒水,然后也要用嘴喝下去。

    1979年秋天梅家茶馆是香椿树街闲言碎语的中心。中心的中心则是姚碧珍、李昌和红菱姑娘三人之间暖昧不清欲盖弥彰的关系。

    有一天茶客们看见红菱姑娘像一只油桶般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被姚碧珍从楼上推下来的。姚碧珍趿着双拖鞋站在楼梯口,柳眉怒竖,唾沫横飞,嘴里骂,偷看,偷看,当心我剜了你的眼珠子喂狗吃。红菱姑娘从地上爬起来,捋捋衣角,脸上不改颜色,走到一个熟客那里给他续了一杯茶。

    姚碧珍已经多次把红菱的铺盖卷扔出来,一次是因为红菱偷搽姚碧珍的雪花膏,一搽就搽掉大半瓶。一次是因为红菱在水锅里偷煮鸡蛋。结身鸡蛋壳煮碎了,蛋黄蛋白漂了一锅。更多的原因都是偷看,据姚碧珍说,红菱心怀鬼胎,心术不正,无比下流,经常扒着锁眼偷看她的卧室。姚碧珍用牛皮纸把锁眼从里面堵住,没过几天,又让红菱给捅开了。红菱坚持对女主人实行监视,不知道动了什么糊涂心思。

    姚碧珍曾经一手揪住红菱的胳膊,一手提着红菱的铺盖卷把她往门外推,但红菱却死死抱住门柱不肯走,两个女人都颇有力气,旗鼓相当,堵在门口进退两难。姚碧珍跺着脚朝街上行人喊,快来看看这条不要脸的懒皮狗,快来看吧,不收钱的,不看白不看。红菱似乎是配合姚碧珍对她的宣传,她突然双脚朝地一跪,抱住姚碧珍的腿,含着眼泪说,别赶我走,求求你,别赶我走了。你赶我走就是送我的命,姚碧珍说,你吓唬谁?你不明不白的来我们这里捣乱,谁知道你是哪路货色?你死了活了关我屁事。红菱说,老板娘你就积点德吧,你只要留下我,我活着给你做牛做马,死了也给你洗衣做饭。姚碧珍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偷看,你长的是人眼还是狗眼呢?红菱说,不看了,以后再也不偷看了。姚碧珍说,人要有个人样,你偷看了我我就会瘦点你就会胖点吗?姚碧珍环顾一下围观的人,又说,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看见李昌从楼梯上踢踢沓沓地走下来,他走到人堆中间,推推这个拨拨那个,说,好了好了,别在这里看热闹,回家做饭去,回家抱孩子去,守在这里也没有饭吃。李昌嘴叼海绵头香烟,一副气宇轩昂趾高气扬的架势。李昌他算个什么玩意儿,立即就有人与我深有同感,说,李昌,这是你家地方?我站在这里关你屁事,轮到你来吆五喝六的?李昌怒睁桃花眼,喂,你是不是骨头太紧,要我给你松一松?那人就把袖子往上一捋,嘴里喊,那就来吧,看看是谁给谁松?旁边的人立刻群情激奋,齐声嚷起来,打呀,打呀,哪个不打下面没把儿。关键时刻李昌就脓包,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李昌说,卖拳头也要约个时间,现在不跟你计较,走着瞧吧。有人喊,李昌李昌下面没把儿。李昌嘻地一笑,说,我下面怎样,你去问你姐姐。

    李昌大概这时候才想起来下楼的目的,他把姚碧珍拉过来,一只手托着她的腰,他说,你们何必这样认真?她偷看归偷看,干活是挺卖力的,五块工钱的好劳力,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我听见李昌这番话,再看看偎缩在角落里的红菱姑娘,她的脸上充满低贱的痛苦,黑眼珠紧张地瞟着李昌和姚碧珍的表情。她明显也听见了李昌的话,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当李昌把铺盖往她脚边扔过去的时候,红菱姑娘惟恐形势有变,拎起铺盖飞也似地逃上楼梯,酷似一只可怜的过街老鼠。

    一切都令人作呕,我要是有什么办法,宁死也不会去看这种庸俗的闹剧,可是偏偏我又看了,而且从头至尾看得津津有味。

    一切都令人作呕。人们想象中的温柔清秀的南方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不管别人是否说我有意给南方生活抹黑,反正我就这么看。我承认我是南方的叛逆子孙,我不喜欢潮湿、肮脏、人头簇拥的南方,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有一条巷子叫书院弄,我上学的时候每天从那里经过,看见弄堂口一年四季排着一长溜可恶的马桶。它们在阳光下毗牙咧嘴,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我就是不能忍受马桶,并且坚信这是一种懒惰的产物,他们为什么不把满脑子的生意经、小算盘和阴谋诡计匀一点出来,想想他们的排泄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布置一项爱国卫生任务,每人必须向学校上缴100只苍蝇尸体,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只杀掉了五只苍蝇,就跑到书院弄弄口去找。我举着一只苍蝇拍,在那些各式各样的马桶上乱拍一气,结果很轻松地拍死了另外95只苍蝇,我完成了任务,如果我要超额完成也很容易,书院弄那里的苍蝇多得不计其数,蔚为壮观。

    从一滴水中可以看见大海,后来我就列出了一道富有哲理的公式:

    南方=书院弄=95只苍蝇

    公式是否成立,熟悉南方的人可以参加讨论。

    一个下雨的早晨,梅家茶馆空荡荡的,茶客寥寥,姚碧珍与李昌一个坐在桌子上,一个坐在椅子上,对唱《双推磨》。姚碧珍从前唱过摊簧戏,把个情焰汹涌的嫂子唱得煞有介事、丝丝入扣。李昌则挤眉弄眼扬首弄姿的,完全违背了人物原型,也糟蹋了地方戏曲艺术。

    一个茶客说,李昌,你别唱了,再唱我的茶就发臭了。

    这时候看见红菱姑娘从雨中撞进茶馆大门,浑身精湿,标准的落汤鸡形象。她以一种极其惶惑的目光朝唱戏的听戏的扫视了一番,然后踉踉跄跄地朝楼上走。红菱姑娘的异样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姚碧珍立刻从桌上跳下来,追上了楼。

    "你死哪里去了?水瓶都空的。"

    "我见今天客少才出去的。"

    "你死哪里去了?"

    "医院,去看病了。"

    "看病,你别撒谎,你会有什么病?"

    "我真的有病,骗你是畜生。"

    "谁管你有病没病,下楼灌水去,"

    "我有病,一点劲也没有,你让我躺一会儿吧,医生说要躺三天呢。"

    "躺三天?你到底得了什么富贵病?"

    红菱姑娘摇了摇头,咬着嘴唇坐在床沿上,她的双腿有意无意地绞在一起,她坐在死鬼金文恺生前睡过的床铺上,发黄的头发上还在不停地淌着水珠。姚碧珍双手又腰,审视着木偶般毫无表情的红菱姑娘。忽然姚碧珍冷笑了一声,她说,骚货,我知道你是什么病了,你是偷偷跑出去打胎了。

    "不是,医生说我营养差,要多吃肉。"

    "是谁的种?李昌的?"

    "不是,医生说只要多吃肉。"

    "多吃肉,你也不怕撑死?一顿吃三碗饭,还要吃肉?"

    红菱姑娘抓到一块毛巾,擦着头发和脸,她的目光现在无动于衷。姚碧珍继续审视着她,目光由上至下,停留在红菱姑娘身子比较隐秘的地方,她突然踢了一下红菱的脚,说,把你的腿叉开。红菱下意识地松开了紧张的双腿。姚碧珍的火眼金睛立刻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证据。红菱姑娘薄薄的化纤裤子上,有一滩隐隐的血迹。

    "我说呢,你的屁股怎么看也不对劲,"姚碧珍说,"几个月了?"

    红菱姑娘至此完全失去了抵御能力,她茫然地扳起指头,扳到第三个指头,停住了,她说:"大概三个月,"

    姚碧珍翻了翻眼睛,她也在心里算了一下,算完了她说:"这么说,我冤枉了李昌。还真没李昌的事。"

    红菱说:"老板娘又拿我开心,李表哥那样的,怎么能看得上我?"

    姚碧珍说:"那么要不要我给你们牵个线?"

    红菱说:"他怎么看得上我?"

    姚碧珍朝地上呸地唾了一口,然后换了一种温和的口吻:"告诉我,你肚子里是谁的种?"

    红菱说:"不能说,说了你也不认识,他在射阳呢。"

    姚碧珍说:"哎哟,你还假正经,说吧,我就喜欢听这些事。"

    红菱说:"不能说,你打死我也不说。"

    姚碧珍说:"你要说给我听了,这个月多付你五块工钱。"

    红菱沉默了,她的手在床铺上划来划去的,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姚碧珍:"你说的话当真?不骗我?"

    姚碧珍说:"老娘说话算数,从不反悔。"

    红菱说:"你要真给我就真说了。"

    姚碧珍说:"说吧,一句话值五块钱呢。"

    红菱闭上眼睛,很干脆地说出两个字。

    我爹。

    姚碧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追问道,是谁?

    红菱这回睁开了眼睛,漠然地迎着姚碧珍凑过来的脸,她又说了一遍。

    我爹。

    这回姚碧珍听清了,她拍了一下巴掌喊,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又问,是你亲爹?

    于是红菱不得不冉说得详细一点。

    我亲爹。

    红菱最后拉住姚碧珍的衣袖央求,你可别告诉别人:你要是告诉了别人,我就没脸见人了。姚碧珍拍拍她的肩膀,说:我不告诉别人,女人知道女人的苦,你今天就躺一天吧,明天下楼干活。那五块钱下个月给你。

    第二天还是个雨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关于红菱姑娘的新闻像雨水一样沿着香椿树街尽情流淌。几乎每一户香椿树街的居民都知道了这条惊世骇俗的新闻。在这个缠绵的雨天里,他们终于知道了红菱姑娘出逃到此的真正原因,从而感到如释重负。

    我拎了一只酱油瓶子,打着一把油布伞走过和尚桥,看见桥下的梅家茶馆里人们眉飞色舞,处于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红菱姑娘站在老虎灶边,隔窗凝望桥上的人。她看我,我也看她,她不认识我,我却认识她。我就是不理解,在这种蒙羞忍垢的时候,她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朝桥上东张西望的。

    我走进酱油店,听见卖酱油的女人问买酱油的女人,是亲爹还是后爹?买酱油的女人说,是亲爹,亲爹。

    整整一条香椿树街,这类传言像雨水一样充沛,飘飘洒洒,或者就像冰雹打下来,打疼我的头顶。我又走过和尚桥,看见茶馆里的红菱姑娘依然故我,朝桥上张望,她除了看见一个拎着酱油瓶的少年,还想看见什么?我对她的厌恶之情油然升起,我模仿香椿树衔的妇女,朝我厌恶的人吐了一口唾沫。红菱姑娘只是眨了眨眼睛。

    很久以前我信奉一种悲观哲学。人活着没有意思,人死了也没有意思,而那些不死不活不合时宜的隐居者有可能是时代的哲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梅家茶馆的末代子孙金文恺是这种哲人,他躲在阴暗紧闭的小楼,沉思冥想,陶醉在种种白日梦中,弃绝了多少尘世的烦恼。他拒绝与人交谈,所以别人认为他是哑巴,他拒绝与姚碧珍性交,所以姚碧珍诽谤他阳萎不举,他甚至拒绝正常的饮食,他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度蛋。一白一黑这两种简单明快的食物引起我的幽幽思古之情。

    香椿树街普遍认为金文恺是精神病患者,他们分析了他得病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家庭原因以及自身原因,认为金文恺的悲剧是势在必行的。

    历史原因:

    梅氏家族的光辉业绩对于金文恺是个大包袱,他无法超越前辈,因而极度恐惧。

    社会原因:

    新旧社会两重天。社会主义制度使金文恺的金钱梦彻底破火,产生绝望情绪。

    家庭原因:

    金文恺没有物色到贤妻良母,风骚淫荡的姚碧珍对瘦弱多病的男人施以过多纠缠,金文恺的体质因此每况愈下。

    自身原因:金文恺心胸狭窄,凡事爱钻牛角尖,对钱财看得过重,所以承受不了革命运动的打击。

    我对这些故作深刻的总结嗤之以鼻,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是香椿树街独一无二的隐居者,在万物苏醒、春雷声声的1979年,他显得多么清醒,多么飘逸,他对我说,孩子,快跑……

    又有人告诉我,金文恺生不逢时,死得遗憾。他偏偏在1979年夏天一去不回。那正是有关部门决定把梅家茶馆资产归还金文恺的前夕。金文恺的一生是一无所获,即使是他偷藏的那只装满金器的手电筒,总有一天也会落到他人手里。

    对这一点我深表赞同,在香椿树街上,一切都有可能落到别人手里去,包括一只鸡雏,一只拖把,一双臭袜子,甚至你不小心放了一个屁,也会有人怀着惯常的觊觎之心把它偷去。

    姚碧珍是一只母老虎,在她盘踞梅家茶馆的年代里,一些真正的茶客对梅家茶的质量怨声载道,直到彻底绝望,他们情愿穿过香椿树街,再穿过南瓜街,再拐到宝带街,去那里的王家茶馆喝茶,而梅家茶馆的常客一旦被撕破外衣,他们的面目就显得可憎可恶,他们不过是些心术不正、图谋不轨,喜好聚众闹事的地痞、淫棍和二流子。名义上是喝茶,实质是去捞便宜。

    有人经常去拍姚碧珍的屁股,让姚碧珍臭骂一顿,然后姚碧珍就会忘了收他们的茶钱。到后来这种方法被许多人尝试,都灵验了,这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我不问她要手工费,她不问我要茶钱,正好两清。

    姚碧珍是一个少见的风骚女人,要不是新社会,她肯定挂牌当了妓女。

    姚碧珍年轻的奸夫李昌是一个标准的二流子,他毫无理想,更不要谈什么觉悟。他认为伦敦是美国的首都,英国的首都是黎巴嫩。

    至于姚碧珍用五块钱雇来的红菱姑娘,她算什么,对于可怜的红菱姑娘,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说起她在香椿树街的种种表现,我总是气恨交加,我这辈子也没再见过如此愚昧如此下贱如此苦命的妇女。

    到了这年冬天,红菱姑娘又怀孕了,姚碧珍到时候就去检查她的马桶,一下发现了问题。姚碧珍说,你倒是有福气,跟头母猪一样,说怀就怀了。红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啦,说怀就怀了。姚碧珍说,这回是谁的?这回跑不了是李昌杂种的。红菱羞怯地默认了。姚碧珍又说,你准备怎么样,红菱想了想:很坚定地说,我要让孩子生下来,姚碧珍说,生下来又准备怎么样?红菱不解地说,什么怎么样,生下来就是生下来,我心里要他的骨血呢。姚碧珍挥手打了红菱一个耳光,她骂:贱货,亏你说得出口。

    红菱姑娘在楼梯上拦住李昌,她不习惯说怀孕两个字,光是对着李昌谄媚地笑着,然后用手轻柔地抚摩自己的腹部。

    你肚子疼?李昌说。

    还没疼呢,到肚子疼还有好几个月呢。

    肚子疼就去医院,打一针阿司匹林就不疼了,那针很灵验,包治百病。

    不是肚子疼,是肚子坠,往下坠得慌呢。

    那你吃得太多了,以后别那么死吃。

    咳,表哥你真不懂?我是怀上了。

    怀上了?怀上什么了?

    孩子,你的孩子呀。

    谁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跑到你肚子里去呢?

    表哥你忘了,那天夜里你钻到我被窝里来了。

    李昌的脸就立刻变色了,他揉了红菱一把说,少他妈说梦话,我才不会去钻你的被窝,你认为你是世界流行大美人?我怎么会钻你的被窝?

    李昌踢踢沓沓地往楼下走,红菱姑娘在后面追,红菱一把抱住了李昌的白皮鞋,她就躺在楼梯上对着那双皮鞋倾吐衷肠。她说,表哥,你这么说我可怎么办?我是真想要你的骨血呀,是男是女不要紧,只要是你的骨血,我就要。

    李昌实际上是拖着红菱的身体往楼下去,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他说,什么骨血?要它派什么用场,是能吃还是能花?说完他就把手撑在楼梯扶手上,身子腾空,象猿猴一样灵巧地飞过红菱的头顶。李昌回头看看躺在楼梯上的红菱,朝她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就走出了梅家茶馆。

    留下红菱姑娘独自坐在楼梯上,面对午后一时空寂的茶馆。阳光从南窗里跳进来,跳到窗边的几张积满茶垢的八仙桌上,现在八仙桌很温暖,而红菱姑娘身处幽暗的方位,感到一种钻心刺骨的冷意。她抱着双臂独自坐在楼梯上,依稀想起李昌钻她被窝的那一夜风流,她想李昌怎么会忘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忘了?又不是喝一杯茶,又不是撒一泡尿,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忘掉呢?

    畜生。

    红菱姑娘怀着一种湿润的温情骂了李昌一句。她握起一双长满冻疮的拳头,朝楼梯上李昌站过的地方捶了一拳。

    姚碧珍睡过午觉下楼去,看见红菱还呆呆地坐在楼梯上,姚碧珍端详着红菱健壮的背部和宽大的骨盆部位,她说,你坐在这儿子什么,等着下崽了?

    红菱回过头,目光迷惘地看着姚碧珍,说,他怎么忘了?

    姚碧珍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完了她说,你是没见过男人,男人什么德行,我最知道了。

    红菱说,他怎么会忘了?

    姚碧珍往楼下走,一边走一边说,可不是忘了吗?男人都一样,干完事就把什么都忘了。

    红菱说,他还喝了酒,一进屋就全脱光了,他还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都说不出口。

    姚碧珍怒喝了一声,闭上你的臭嘴,也不嫌恶心。你说吧,这事怎么了?你想要多少钱,就开个价吧。

    红菱说,这回不要钱,我就是想要他的孩子。

    姚碧珍冷笑道,要孩子?你想的也太美了,你以为你屁股大能生会养就想要孩子?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没有结婚怎么生孩子?生了孩子没人肯当爹,你怎么生孩子?

    红菱这时候开始抽泣,她抹着眼泪说,那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再挺着肚子回射阳去。

    姚碧珍咬着牙说了一句,打掉,打掉。像上回一样,去打胎吧。我再给你五块钱好了。

    红菱的身体哆嗦起来,她的眼睛黯淡了一会儿,猛地又亮了,她站起来,捂着小腹朝楼上跑,边跑边喊,不去,不去,我就是要这孩子。

    姚碧珍就拍着楼梯扶手朝上面喊,不去你就给我滚,给我滚到你爹床上去。你要生就回家跟你爹去生吧。

    这时候喝午茶的第一批茶客进门,正好听见姚碧珍在喊,跟你爹去生吧。茶客们哄堂大笑,笑完了说,跟爹生孩子多不好,生下孩子到底是兄弟还是儿子,不好称呼,谁要是愿意生就跟我来生吧,保险一枪命中,根红苗壮。

    多少年来,阴私和罪恶充满人间,也充满这条短短的香椿树街。无须罗列事件,只要找到清朝年间地下刊出的《香街野史》,读罢你便会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所有杰出人物有所了解。

    《香街野史》这本韦现在几乎绝迹。记得我还是个小学生时,有一次偷偷潜入旧货收购站的仓库里淘金。在一捆发黄的积满灰尘的旧书里,我随意抽出一本,抽到的就是这本《香街野史》。我把它连同一批连环画偷回了家。这本书在我床底下的鞋箱里湮没了许多年,直到我的青春期来临,在一个烦闷的雨天里把它细细地浏览,羞于启齿的是我竭力寻找一些与性有关的章节,但是让人恼火的是每逢紧要关头,书中就发生缺页、涂墨等现象,当时我认为这本书的前主人一定是个货真价实的下流胚。

    现在,当我努力回忆《香街野史》中的有关片断并为南方的现实寻找种种历史根源的时候,我发现我几乎是一个新的野史作者,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居心叵测地添油加醋,揭露庸俗使我的行为本身也沾上了庸俗色彩。这就印证了香椿树街居民对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古怪促狭、鬼头鬼脑、半瓶子醋晃来晃去的家伙。如果他们知道我写了这篇小说,他们会朝我吐来无数浓痰和唾沫,直到把我淹死为止。

    《香衔野史》中有一段记叙的是梅氏家族的艳闻软事,摘录如下:

    清康熙年间,梅家茶馆因夫妻不睦、各有私情,闹出一个大笑话。说的是梅二郎与妻子张氏素来不睦,在外各有私情。偏偏二郎之母与张氏婆媳之间嫌隙己久,婆婆一心抓住媳妇与人私通的把柄,可谓用心良苦。一日,婆婆发观张氏与人在东邻王家幽会,婆婆喜出望外,无奈王家高楼深院,难以潜入,婆婆灵机一动,返身回家欲取梯子,不料心急事难成,梯子无影无踪。婆婆又上楼找,找到二郎房里,看见窗户洞开。梯子竟然架在窗外,一头搭在西邻刘家院子里。婆婆抓好心切,急忙上去抽梯子,正待把梯子抽上来时,猛听得刘家后厢房里传出二郎的声音,说,抽不得,梯子抽不得。原来二郎也正与刘家媳妇鸳鸯成双。可怜那梅家老婆婆,对着梯子欲哭无泪,哭笑不得。

    《香街野史》中还有一段记叙了梅家茶馆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钉子杀人案。读后让人毛骨悚然。

    明末清初,梅家茶馆由梅家兄弟共同经营,兄弟俩齐心合力,茶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及至后来,为了钱财的分配,兄弟俩屡屡争吵,拳脚相加。弟弟五大三粗,颇有气力,哥哥却是瘦弱不堪,不善动武,因此在斗殴中每每吃亏。天长日久,哥哥便对妻子说,无毒不丈夫,我必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妻子说,他身体那么强壮,你怎么置他于死地?哥哥说,身体强壮的人必定是暴死,你等着吧,明天那厮肯定暴死床上。他还未娶妻生子,你当嫂子的明天一定要抱尸大哭一场,以慰祖先在天之灵。第二天早晨嫂子进了小叔的房间,看见小叔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摸鼻孔,果然冰凉冰凉的已经咽气。嫂子当即大哭,并在茶馆门楣挂上白布与麻片,引来众多茶客和街人看死人,看死者面色依然红润,似仍沉浸在美梦之中。说是暴死,人皆深信不疑,哥哥请了验尸人来,验尸人遍查尸体各部,没有发观伤口,扪其舌苔,也非毒药所致,于是盖棺论定,梅家弟弟暴死身亡。停尸三日,人殓送葬,不料一个聪明的钉棺人对死者死因有所察觉,其时钉棺人一手执锤,一手执钉,正等把最后一颗长钉打进棺木,钉棺人眼睛一亮,猛然失声尖叫,钉子,钉子。他打开植板,解开死者头上的髻子,果然发现死者的天灵盖上嵌着一颗铁钉。此时哥哥跪地告罪,所谓暴死原因真相大白。翌日,哥哥被投入大牢。梅家茶馆一时人去楼空,独由孤儿寡母支撑度日。

    苦不堪言。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历代小说野史中实属多见,但是《香街野史》中记载的是我们这条街道的如烟如云的历史故事,尤其是书中两次提到我所熟悉的梅家茶馆,提到金文恺的祖辈逸事,我想书的作者对今天的生活早已充满了预见,几百年前的生活仍然散见于这条街道的每个角落,捉奸和谋杀充斥于现实和我们的梦中。书中的每一篇章读来都使我身临其境。

    有人猜测《香街野史》的作者草木客就是金文恺,说他晚年幽居在家就是在撰写这部充满罪恶虚伪和欺诈的怪书。我不能苟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书是清末民初时由地下刊出的,它不可能出自金文恺之手。我为证实自己的观点,曾到床底下细细翻过所有的藏书,结果很蹊跷,那本书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珍贵的《香街野史》弄丢了,也许已经丢了好多年了。现在我面临某种绝境,一旦香椿树街居民对我的这部作品群起攻之时,我再也拿不出别的证据来了。

    冬天下第一场大雪的时候,红菱姑娘的尸体从河里浮起来,河水缓慢地浮起她浮肿沉重的身体,从上游向下游流去。

    红菱姑娘从这条河里来,又回到这条河里去。

    香椿树衔的居民都拥到和尚桥头,居高临下,指点着河水中那具灰暗的女尸,它像一堆工业垃圾,在人们的视线中缓缓移动。当红菱姑娘安详地穿越和尚桥桥洞时,女人们注意到死者的腹部鼓胀异常,远非一般的溺水者所能比拟,于是她们一致认为有两条命,她的肚子里还有一条命随之而去了。

    有人用竹竿把红菱姑娘的尸体戳到岸边,然后把死者装进一只麻袋里,由东街的哑巴兄弟一前一后扛到姚碧珍的梅家茶馆前。在茶棺门口,哑巴兄弟受到了姚碧珍的阻拦,姚碧珍双臂卡住大门,她说,谁让你们把死人往我家里抬的?她是我妈还是我女儿?给我抬回去,抬回去。哑巴兄弟不会说话,就把大麻袋往地上一放,边上会说话的人就说话了,你老板娘也说得出口,抬回去?抬回到河里么吗?她是梅家茶馆的人,不回茶馆回哪里去?姚碧珍就破自大骂,谁说她是茶馆的人?她死赖在这里,打她不走,骂她不定,死了还要我来收尸吗?你们谁去捞的,好事做到底,不关我的事,捞尸的是哑巴兄弟,这时哑巴兄弟朝姚碧珍摊开手,等待着什么,姚碧珍说,你们张着手要什么?哑巴兄弟细细地比划了一番,原来是要钱。姚碧珍气得跳起来大骂,还跟我要钱?老娘赏你们一人一条月经带,你们要吗?

    姚碧珍蛮横恶劣的态度没有吓退前来瞻仰死者的香椿树街人,他们对着地上湿漉漉的麻袋啧啧悲叹。好端端一个大姑娘,怎么就死在河里了?你去掰开她的嘴问问她,怎么就死在河里了?我也想听一听呢。这时候人群里响起一个尖锐的声音,蓄意谋杀,梅家茶馆蓄意谋杀。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懂蓄意谋杀的意思,他们朝那个人看,那个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用鸭舌帽压住了激动的眼睛,一转身就逃出了人群。

    那个人就是我,我当着众人宣布了我的判断后,一转身就逃出了人群,我与大批的前去梅家茶馆看死人的人擦臂而过,逆向而行。天空中的雪花一片片飘向我的肩头,飘在香椿树街头,很快地积成薄绒般的雪层,回头一看我们的香椿树街被白雪覆盖了一天,自茫茫一片真干净。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红菱姑娘的确是被蓄意谋杀的。1979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李昌把熟睡中的红菱姑娘从沿河窗户中扔出去,扔到河里。李昌在出逃新疆途中被抓获,扭送回到香椿树街的老家。李昌不成功的出逃纯粹是误会所致,或者说是错误的距离感的原因。李昌以为新疆距香椿树街不会超过到上海的距离,他跑到长途汽车站,向售票员要到新疆的车票。售票员就给了他一张到新姜镇的票。他就上了去新姜镇的长途汽车。需要说明的是李昌只上过一年小学,他认识"新"字但不认识"疆"字,所以人们对李昌潜逃的失败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

    李昌被收审时与审讯人员的对话后来在香椿树街流传甚广。

    李昌,你杀了人,你知罪吗?

    知罪。要不然我就不跑了。

    李昌,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没有什么动机。我也没用枪没用刀的,我把她从床上抱起来扔到河里,她一声没吭。

    李昌,为什么要杀人?

    她说她肚子里有孩子了,说是我的,她要我带她去私奔,说是吃糠咽菜也愿意。我烦她,我警告她三次了,让她不要来烦我,她不听,这就怨不得我了。

    李昌,你知道她掉下河就会死吗?

    我本来想吓她一下,谁想她睡得那么死,一声不吭,也不喊一声救命。

    李昌,既然吓她,后来为什么不下河救她?

    我想下河的,可是又怕冷,那天下大雪,穿着棉衣都嫌冷,下河就更冷。

    李昌,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不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了,人都死了,找谁对证去,她说是我的,就算是我的,只可惜我没有当爹的福份。

    李昌,不许泊腔滑调,严肃一点。

    我没有油腔,更不敢滑调,句句是真话,要是有假话,你们现在就一枪崩了我,让我前胸通后背,透心凉。

    李昌收审后更大的一条新闻引起了香椿树街极大的震动,梅家茶馆令人瞩目的手电筒竟然一直拴在李昌的裤腰皮带上,据说李昌是从金文恺监死前睡的枕头芯子里找到的。据李昌自己交代,他盗金之前金文恺还没有死,金文恺睁着眼睛看着他把手伸到那只枕头芯子里,然后就一命呜乎了。

    有一天姚碧珍提了一只篮子去探监。她给李昌带来了他最爱吃的卤猪头肉,隔着铁栅栏递给李昌,李昌在里面闷头大吃,姚碧珍在外面默默静视,李昌吃完了还想吃,姚碧珍一手按住李昌的手亲着吻着,一手从蓝子里抽出一把菜刀,飞快地朝李昌的手剁去。两个人都尖叫了一声,李昌的三个手。指头被剁下来了,它们油腻腻血淋淋地躺在姚碧珍的竹蓝里,像三颗红扁豆。

    姚碧珍说,李昌,我挖不了你的心,只要你三根手指头,回去喂狗,姚碧珍面不改色心不跳,提着竹篮就走。姚碧珍就这样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用一手电筒的金器换了李昌的三根手指头。

    南方在黑暗中无声地漂逝。

    年复一年,我在香椿树街上走来走去。我曾经穷尽记忆,掏空每一只装满闲言碎语的口袋,把它们还给这条香椿树街。但是我现在变得十分脆弱,已经有人指责我造谣生非,肆意诽谤街坊邻居,指责我愧对生我养我的香椿树街,问题是我有什么办法,使我不出卖香椿树街,别人会比我更加阴险狠毒地出卖香椿树街,毕竟它已成为一种堕落的象征。

    梅家茶馆现在是越来越破败,越来越古老了。到了1989年夏天,茶馆门庭冷落,冷冷清清。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看见茶馆虚掩着门,十几张八仙桌,50张靠背椅都在休息,做着怀旧的梦。姚碧珍已经是一个臃肿苍老的老妇人,她伏在一张桌上瞌睡,花白的头发被电扇的风吹得乱蓬蓬的,散发着永恒的风韵。

    我走过和尚桥桥头,习惯性地看看茶馆二楼糊满旧报纸的窗户,听见已故的茶馆主人金文恺的声音,沉闷地穿越这个炎热的下午和这些潮湿发粘的空气,撞击着我的耳膜。

    他说,孩子,快跑。

    孩子,快跑。

    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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