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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在路上

    新年前夕我又收到了力钧寄来的贺年片。贺年片寄自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县,上面绘着早已过时的动物和花卉图案,边角已经在邮路上磨损得又皱又破,而且沾有些许莫名的灰黄色的污渍。这样的贺年片每年都从力钧手上寄出,邮戳上的地址每年都在变化,北京、昆明、海口、伊犁、哈尔滨,现在却是一个从未听说的旅行者足迹罕至的安塞县,它说明我的好朋友力钧还在路上,

    在路上。

    ——这是力钧在数年前为自己订立的生活方式。我注意到贺年片上那句格言的风格较去年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向!只有简短响亮的一个词组,令人沉思却又不得其中之味。我联想到去年力钧赠我的格言——人类思考,上帝发笑——当时也使我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哲理的光辉。后来我曾把这句格言写在贺年片上转奇给别的同窗好友,再后来我就发现那句话原来出自一个声名鹊起的东欧流亡作家之口,那人叫昆德拉。我查了桌上的汉语词典,词典里居然没有变向这个词条。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遗漏,还是出于编撰者的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力钧赠我这个词组(似乎是物理学名词?)包含着什么劝诫意义。但我知道作为力钧的朋友,必将受到他这种特殊的友情的滋润。变向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呢,用另外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对于力钧你不必那么认真,就像你不必去探究他跑到陕北的安塞县去干什么一样。中国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力钧的朋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回忆起与力钧最初的交往,至今令我感慨。那时候我们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同窗共读,但平素很少看见他的人影,只是经常在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看见他突然举手站起来,向授课的教师提出一些深刻的质疑。他的声音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尖细而充满激情,每逢这时前排的女孩们都回过头来,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崇拜地望着他。力钧的头发是乱而蓬松的,力钧不苟言笑的仪态和锐利善辩的谈锋使人联想到康德、萨特这样的名人的青年时代。

    力钧经常买书,也因此经常向别人借钱,借了钱往往无力偿还。所以力钧在大学里的形象是毁誉参半的,那些索债不得的人骂他是个骗子,而没有这种际遇的人仍然崇拜着力钧,终于有一次我也被力钧借去了二十元钱,他说书店里只有一本《存在与虚无》了,迟一步就会被别人买走了,于是我就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但那些有前车之鉴的人的警告果然被印证,我手头极为拮据,却无法向力钧索取那二十元钱。更加令我气愤的是,有一次我发现力钧居然在校外的一家小餐馆独斟独饮。

    那天我愤愤地坐在力钧对面,看着他微闭双目呷饮二锅头白酒。那本《存在与虚无》就放在酒瓶和油炸花生之间,我伸手去抢书的时候听见力钧发出一声鄙夷的冷笑。你想拿就拿去吧。他说,不过你读不懂它,世俗之人无法领略其中的真谛,你会一无所获的。

    可是你得把钱还给我。我放还了书,恼恨自己在力钧面前为什么总是显得虚弱而委琐。

    不要跟我谈钱,这个字最让我厌恶。力钧皱着眉头说,他把酒瓶推到我一侧,我请你喝酒,他说,别去想钱的事,别去想围墙里的学校和校规,想喝酒的时候就尽情地去喝,这样你的心里就会充实了。奇怪的是我竟然就此驯服了,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在酒意朦胧中听见力钧对我说,冲破围墙到外面去,去看真实的世界,去找寻你的自我。我像一个虔诚的教徒经受了力钧的洗礼,也就此成了力钧最为忠实的朋友。

    在路上。在路上。

    多年前力钧提出的这个口号在大学里风靡一时,激荡了许多人的青春激情。毕业分配前夕,正是这股激情驱使我的许多同窗学友报名去了遥远偏僻的新疆、青海或西藏工作。力钧选择了西藏,在毕业典礼上力钧的发言再次语惊四座,他说,不要表扬我,不要赞美我,我并非听从祖国的召唤,这是我自己的需要,我需要的是在路上,在路上——

    在路上。

    毕业典礼上于是响起海潮般的回响。那种狂热的回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几年以后我读到了一个美国作家写于六十年代的书,书名就叫《在路上》。我怀疑力钧当时的口号源于这部小说,但作这种考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力钧早就在路上了,追随力钧的那些同窗学友也早已在路上了。

    力钧初到西藏那阶段经常给我写信,信封里还夹寄了他在布达拉宫、耗牛队或大昭寺前的留影。照片上的力钧神色疲惫,眼睛里却闪烁着一如既往的梦幻似的激情之光。其中一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她似乎是被无意摄入镜头的,她蹲在照片的左下角,侧脸注视着骑耗牛的力钧,我觉得她的表情略含一丝嘲谑的意味。

    那个女孩就是力钧的初恋。这是力钧后来在信中告诉我的,而且力钧还用含蓄的语言透露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那种关系。力钧说他们也许会像马克思和燕妮一样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最后力钧当然忘不了在信尾催促我去西藏和他会合。看看你的人欲横流铜臭市侩的城市,不要留恋它。力钧在信中这样写道,到我的西藏来,到我的西藏来呼吸纯净清新的空气。我曾经被力钧说动了心,曾经想收拾行装就此离开沉闷乏味的学校,但在动身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阻碍我挥手西行,我知道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优柔寡断和瞻前思后,这恰恰也是我与力钧本质的区别。我因此只能在这个繁华而嘈杂的南方城市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力钧却像一只自由之鸟在广袤而高远的天空中飞翔。

    一个微雪的初冬的夜晚,有人敲响了我单身宿舍的门。是一个陌生的穿着男式军大衣的女孩,那张圆脸那头乌黑的短发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是谁。女孩摘下绒线帽晃动着头发,她说,我从力钧那里来,我是小米。我一下就想起面前的女孩就是力钧的那位恋人。我在游历南方,到这里来当然就投奔你了。小米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莞尔一笑,你是力钧的朋友,当然也算是我的朋友了。深夜来访的女孩从外面带来一股清冷的寒气,我正在为如何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发愁的时候,小米已经蹬掉脚上溅满泥浆的皮靴,坐到了我的床上,我听见她用一种略带怨气的语调说,南方怎么也下雪呢?我又冷又饿,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来?我找出了两包方便面,与此同时小米在后面发出了一声怪叫,又是方便面,她满面惊恐地盯着我的手,我看见方便面就想吐,难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吗?然后她撇了撇嘴不满地说,你们南方人就是小气,哪能跟我们西藏人比?在西藏不管来什么客人,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招待。我被小米的话说得无地自容,急忙去邻居家里借鸡蛋。后来我就站在一边,看饥饿的女孩吞咽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女孩在谈话中经常提及力钧的近况,说他正在研究西藏的宗教,但她说得更多的是一个叫老刚的人,我不知道老刚是什么人,根据女孩提及这个名字时的虔敬的表情分析,老刚才是她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哲人。大概在凌晨一点钟,高谈阔论的女孩终于打了一个呵欠,我就抱了一条被子准备去学生宿舍借宿。女孩惊异地说,你去哪里?我说。找地方睡觉去。女孩指了指地上,你可以打地铺睡,在西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摇了摇头,有点窘迫地去开门,这时候女孩在后面嗤地笑了一声,她说,你真封建,你这种人就应该让老刚来给你上上课。

    我假装听不懂小米的话,但心里却为自己的古板和委琐感到羞愧。雪后初晴的早晨小米跳上南行的火车,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但是由力钧介绍来的西藏朋友开始像潮汛一样涌到我这里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三五成群地登门作客。整个冬天我至少接待了十来拨力钧的朋友,他们或者是力钧在拉萨新结识的朋友,或者是在旅行途中结识力钧的陌生路人,每人都带来了力钧亲笔写的便条。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我必须以好酒好菜和自己的床铺招待他们,可我平素一直经济拮据,于是我只能到处借钱,我借来的钱有时又被来客借去,我知道他们能否归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的事业比我重要,也比我更需要钱。那个叫老刚的人是在一个更冷的冬夜登门的。他的体格魁梧健壮,满脸灰黑色的络腮胡子,但说话的声音却柔韧而富有弹性,他像一个北方农民盘腿坐在我的床上,破烂的尼龙袜子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萨特与海德格尔相比是肤浅的,只有力钧这样初出茅庐的人才会迷信萨特。老刚不停地用纸条卷起莫合烟抽,他的神态安详而自信,我记得他在说话过程中突然跳下地,走到宿舍窗前用双手摇撼着铁条窗栅,他说,为什么要钉这些铁条?你看看你自己,就像一个囚徒被关在牢笼里!我解释说宿舍的窗户都是这样的,老刚突然大吼一声,不,把它砸碎,把它砸碎你才可以获得自由。老刚眼睛里突然迸发的一道白光使我敬畏而惶惑。老刚来去匆匆,临走时他明确地要求我为他们的一份叫做《高原思想》的刊物捐资,我告诉他我一文不名,连菜票都要向学生要。老刚就笑着抓住了我的左手,他指着我腕上的手表说,你还有一只手表,我们许多朋友已经在为《高原思想》卖血了。我摸着手表犹豫的时候,老刚又说,不要留恋身外之物,你应该知道思想比手表更为重要。我终于无法抗拒,那只父亲送我的手表后来不知被老刚典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学院的名声渐渐变得很坏,力钧当年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欠了一屁股债。我躲着那些曾借钱给我的人,而另外一些人也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唯恐我一张嘴就要借钱。那段时期我情绪消沉,郁郁寡欢。我知道是力钧在千里迢迢之外将一张魔网罩住了我,我必须逃脱这张魔网了。我的工作调动原因就缘于力钧,说起来显得荒唐,事实上确实如此。到了秋天,我已经到另一所学院任教了,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而美满,当然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也恋爱了。有时我把力钧给我带来的厄运告诉女友小韦,小韦对这事愤愤不平,她说,什么好朋友?这样的朋友不如不要,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跑来了,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但力钧自己终于没来这个城市,我想这是我将工作调动刻意隐瞒起了作用,或者是我的回信中充斥了大量牢骚和埋怨,使力钧感到有所不安了。秋天匆匆过去,冬天就来了。没想到冬天一到力钧的信也到了。我不知道力钧是怎么知道了我的新的通讯地址,在这封长信中力钧告诉我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和小米已经互相厌倦直至分道扬镳,这个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吃惊的是力钧说他对西藏已经找不到感觉,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藏去徒步考察黄河流域文化了。最后力钧兴味盎然地告诉我,他的一个诗人朋友将在元旦前夕来访,他以为与那个诗人朋友交谈将对我有所裨益,他还认为那个诗人目前虽然穷困潦倒,但未来也许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力钧的朋友又要来了。我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焦虑和恐慌。我如临大敌,元旦前夕和小韦一起匆匆到她祖母家住了几天,后来我回到学院宿舍,看见门口的水泥地上躺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想像那个诗人在我门前久久等待的情景,我说不清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后来我还在烟蒂堆里捡起了一些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是那个诗人即兴创造的新作,可惜无法把它们拼凑起来,只有一块纸屑上的字是我所熟悉的,我情不自禁大声地念了出来:

    在路上在路上

    关于力钧离开西藏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从西藏回来说,力钧在失去小米以后终日借酒消愁,有一天他在酒醒以后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一支苍凉古朴的陕北民歌,力钧被深深地打动了,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暂时忘却了失恋的痛苦,也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最后踏上了浪游中国的漫漫长途。他们告诉我小米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孩,她抛弃力钧投向老刚的怀抱,半年后又被博学多思的老刚所抛弃,最后小米南下广东,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据说小米在某个海滨城市从事一种难以启齿的职业。

    我想起那些遥远的朋友,他们像浮动的岛屿朝各个方向浮动,他们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每当我收到力钧在浪游中国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看到东南西北美丽的自然风光,看到那些不断变化的模糊或清晰的邮戳上的地名,看到力钧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的箴言赠语,我总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我觉得青春是一簇月季花,有的正在盛开,有的却在凋零和枯萎。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我与小韦结婚成家了。新婚之日恰逢又一个飘雪的冬夜。我和新婚的妻子围着火炉听萧邦的钢琴曲,有人敲响了小屋的门,小韦跑去开了门。门外是一个陌生的穿旧军大衣的青年,他的头发、眉毛和肩上的登山包都结满了一层白白的雪片,看上去他比我们要更加年轻。你找谁?小韦只把门打开了一半,她用一种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那个不速之客。我是力钧的朋友。门外的青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说,我从大兴安岭来,力钧让我来拜访你们。小韦没有去接那封信,她的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小屋的门。然后我听见她冷淡地说,我们不认识力钧,你大概找错门了。小韦说完就做了一个准备关门的动作,我在后面看见那个青年惊讶而失望的脸部表情,他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小韦就果断地关上了门。我没想到小韦会这么做。小韦靠着门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这样了,这么小的屋子,这么晚了,这么冷的下雪天,我不想接待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的脸色,又说,他满腿泥浆,他会把地毯弄脏的。

    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也不该这样对待我朋友的朋友。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妻子自然有妻子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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