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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全传)》->正文
第三部(3) 烟消云散 一、甲申之变(2)

    “枪价是小事,只要快。应春,你今天就去办。”

    古应春依他的要求,奔走了两天,总算有了头绪,急于想要报告胡雪岩,哪知寻来寻去,到处扑空,但到得深夜,古应春正要归寝时,胡雪岩却又不速而至,气色显得有点不大正常。

    “老爷只怕累坏了。”瑞香亲自来照料,一面端来一杯参汤,一面问道:“饿不饿?”

    “饿是饿,吃不下。”

    “你去想想看,”古应春交代,“弄点开胃的东西来消夜。”

    等瑞香一走,胡雪岩问:“七姐呢?睡了?”

    “是的。她睡得早。”

    “那就不惊动她了。”胡雪岩又问:“听说你寻了我一天。”

    “是啊!古应春很起劲地说:“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小爷叔,枪有着落了。”

    “这好!”胡雪岩也很高兴,“是哪里弄来的?”

    “日本。说起来很有意思,这批枪原来是要卖给法国人的。”

    “那就更妙了,怎么个来龙去脉?”

    原来法国仓卒出兵增援,要就地在东方补充一批枪支,找到日本一个军火商,有两千支枪可以出售。古应春多方探查,得到这么一个消息,托人打电报去问,愿出高价买一千五百支。回电讨价二十五两银子一支,另加水脚。

    “那么,敲定了没有呢?”

    “敲定了,照他的价钱,水脚归我们自理,已经电汇了一万银子去了。”

    古应春又说:“半个月去上海交货。”

    “二十五两就二十五两,总算了掉一桩心事。”

    胡雪岩忽然问道:“应春,你有没有听说,老宓瞒住我私底下在做南北货?”

    古应春稍一沉吟后说:“听是听说了,不晓得详细情形。”

    “据说有一条船碰到法国人的水雷沉掉了,损失不轻。”

    “损失不会大。”古应春答说:“总买了保险的。”

    胡雪岩点点头,脸上是安慰的神情,“应春,”他问,“你看我要不要当面跟老宓说破?”

    这一点关系很大,古应春不敢造次,过了好一会却反问一句:“小爷叔看呢?”

    “只要风险不大,我觉得不说破比说破了好。俗话说的‘横竖横、拆牛棚’。一说破了,他索性放手大做,那一来,我就非换他不可!苦的是,找不到合适替手。”

    接下来,胡雪岩谈他的另一个烦恼,应还洋商借款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即在十月底,宓本常是十月初就不断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所得的答复是:备省尚未汇到。及至胡雪岩一到上海,去拜访上海道邵友濂,答复如旧,不过邵友濂多了一句话:“老兄请放心,我尽力去催,期限前后,总可以催齐。”

    “只能期前,不能期后。邵兄,你晓得的,洋人最讲信用。”

    “我晓得,不过钱不在我手里,无可奈何。”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一句话将胡雪岩堵得开不出口,“他的话没有说错,我垫一垫当然无所谓,哪晓得偏偏就垫不出。”胡雪岩说:“不巧是巧,有苦难言。”

    何为“不巧是巧”?古应春要多想一想才明白,不巧的事凑在一起,成为巧合,便是“不巧是巧”。细细想去,不巧的事实在很多,第一是市面不景气,银根极紧。第二是屯丝屯茧这件事,明知早成困局,力求摆脱,但阴借阳差,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未能成功,目前天津、上海都有存丝,但削价求售,亦无买主。第三是左宗棠先为协赈借了二十万银子,如今又要拨付王德榜二十五万两,虽说是转运局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调度的头寸。第四是十一月初五的吉期在即,场面大,开销多,至少还要预备二十万银子。最后就是窗本常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存款去做南北货生意,照古应春的估计,大概是十万银子左右。

    “今天十月二十五了。这个月小建,到十一月初五,十天都不到。”胡雪岩说:“这笔头寸摆不平,怎能放心去办喜事。”

    “小爷叔亦不必着急,到底只有五十万银子。再说,这又不是小爷叔私人的债务,总有办法可想的。”

    “要想就要早想。”

    古应春沉吟了一下说:“如今只有按部就班来,一面催上海道,一面自己来想法子调头寸,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如意,还有最后一着,请汇丰展期,大不了贴利息。”

    “这一层我也想到过,就怕人家也同邵筱村一样,来一句‘你先垫一垫好了’。我就没有话好说了。”

    “不会的。洋人公私分明,公家欠的债,你们不会叫私人来垫的。如果他们真的说这样的话,小爷叔回他一句:‘我垫不如你垫,以前汇丰要放款给阜康,阜康不想用,还是用了,如今仍旧算阜康跟汇丰借好了。’看他怎么说。”

    “这话倒也是。”胡雪岩深深点头。

    “小爷叔愿意这样做,我就先同汇丰去说好了它。小爷叔不就可以放心了?”

    “慢慢、慢慢!”胡雪岩连连摇手。

    原来他有他的顾虑,因为请求展期,无异表示他连五十万银子都无法垫付。这话传出去,砸他的金字招牌,不但左宗棠对他的实力与手腕,会生怀疑,十一月初五那一天,盈门的贺客少不得会谈论这件事,喜事风光,亦将大为减色。

    “我们先走第一步同第二步。”胡雪岩说:“第一步我来,第二步托你。”第一步就是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第二步“自己想法子来调度”。这一步无非督促宓本常去办。古应春因为有过去的芥蒂,不肯作此吃力不讨好,而且可能徒劳无功的事,因而面有难色。

    “怎么样?”

    “我想跟小爷叔调一调,头一步归我,第二步小爷叔自己来。”古应春说:“小爷叔催老宓,名正言顺,我来催老宓,他心里不舒服,不会买帐的。”

    “也好。”胡雪岩说:“事情要快了。”

    “我明天一早就去,上海道衙门我有熟人。”古应春说:“小爷叔明天中午来吃饭,听消息。”

    “好。”胡雪岩说:“这几天我们早晚都要碰头。”

    第二天中午,古应春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各省协助的“西饷”,已快收齐了,最早的一笔,在十月初便已汇到。

    “有这样的事!”胡雪岩大为困惑,“为啥邵筱村同我说一文钱都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哪里来的?”

    “我有个同乡晚辈,早年我照应过他,他现在是上海道衙门电报房的领班。

    “那就不错了!”胡雪岩既喜且怒,“邵筱村不晓得在打什么鬼主意?我要好好问他一问。”

    “小爷叔不必如此。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请左大人打个电报给邵筱村。”

    原来古应春从他同乡晚辈中,另获有很机密的消息,说是李鸿章正在设法打击左宗棠,因而想到,邵友濂对胡雪岩有意留难,是别有用心。但这个消息,未经证实,告诉了胡雪岩,反而会生出是非,只有用左宗棠出面,措词严厉些,带着警告的意味,让邵友濂心生顾忌,在期限之前拨出这笔代收的款子,了却胡雪岩的责任,最为上策。

    但胡雪岩又何从去了解他的用心,他仍旧是抱着在左宗棠面前要保持面子的用心。在江宁时,左宗棠原曾问过他,有什么事要他出面,意思就是指上海道代收“西饷”这件事,当时如说请他写封信催一催邵友濂,是很正常的回答,左宗棠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已经回答没有什么事要他费心,而结果仍旧要他出面,这等于作了垫不出五十万银子的表示是一样的。

    因此,他这样答说:“不必劳动他老人家了,既然各省都快到齐了,我去催他。”

    胡雪岩一向沉得住气,这一次因为事多心烦,竟失去了耐性,气冲冲地去看邵友濂,门上回答:“邵大人视察制造局去了。”吃了个闭门羹,心中越发不快,回到制造局命文案师爷写信给邵友濂,措词很不客气,有点打官腔的味道,而且暗示,邵友濂如果不能如期付款,只好请左宗棠自己来料理了。

    这封信送到江海关,立即转送邵友濂公馆,他看了自然有些紧张,因为“不怕官,只怕管”,自太平军被平息后,督抚权柄之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左宗棠是现任的两江总督,如果指名严参,再有理也无法申诉,而况实际上确也收到了好几省的“西饷”,靳而不予,也是件说不过去的事。因此,他很不情愿地作了个决定,将已收到的“西饷”开单送交转运局,为数约四十万两,胡雪岩只需垫十万银子,便可保住他对洋人的信用。

    但就在写好复信,正待发出之际,来了一个人,使得他的决定整个儿被推翻。

    这个人便是盛宣怀,由于筹办电报局大功告成,不但成了李鸿章面前有数的红人,而且亦马结上了醇亲王的关系。此番是衔李鸿章之命,到上海跟邵友濂来商量,如何“救人”?

    “救火”是盛宣怀形容挽救眼前局势的一个譬喻,这也是李鸿章的说法,他认为由越南危局引起的中法冲突,他有转危为安的办法,但主战派的行动,却如“纵火”,清流的高调,则是火上浇油。但如火势已灭,虽有助燃的油料,终无所用。意思就是打消了主战的行动,清流便不足畏。

    那么,谁是“纵火”者呢?在李鸿章看,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玉麟。至于西南方面如云贵总督岑毓英等,自有办法可以控制,即使是彭玉麟,倘无左宗棠的支持,亦可设法让他知难而退。换句话说,擒贼擒玉,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到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筱村兄,你不要看什么‘主战自强’、‘大奋天威’、‘同仇敌忾’,这些慷慨激昂的论调,高唱人云,这不过是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听不见的声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中堂如果不是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也犯不着跟湘阴作对一一湘阴老境颓唐,至多还有三、五年的富贵而已,何必容不得他?反过来说,如果容不得他,就一定有非去他不可的缘故在内。筱村兄,中堂的心事,你先要明白。”中堂是指李鸿章。

    盛宣怀的词令最妙,他将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态度,说得忠厚平和,一片恕词。但在邵友濂听来,是非常明白的,李、左之间已成势不两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是的。”邵友濂矍然警觉,“我明白。不过,我倒要请问,是哪些听不见的声音?”

    “第一是当今大权独揽的慈禧皇太后,她辛苦了大半辈子,前两年又生了一场死去活来的大病,你想,五十岁的老太太,有几个不盼望过几年清闲日子的,她哪里要打什么仗?”

    “既然大权独揽,她说个‘和’字,哪个敢不奉懿旨?”

    “苦就苦在她什么话都好说,就是这个字说不出口。为啥呢?洪杨勘定大乱,从古以来,垂帘的太后,没有她这样的武功,哪里好向廷臣示弱。再说,清流的论调,又是如此嚣张,只好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懂了,这是说不出的苦。”邵友濂又问:“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当政的恭王,他一向主张跟洋人打交道,以和为贵,如今上了年纪,更谈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了。”

    “英法联军内犯,恭王主和,让亲贵骂他是‘汉奸’、难怪他不敢开口。可是,醇王一向主战,怎么也不作声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今的醇王,不是当年的醇王了,这几年洋人的坚甲利兵,”盛宣怀停下来笑一笑说:“说起来倒是受了湘阴的教,西征军事顺手,全靠枪炮厉害,这一点湘阴在京的时候,跟醇王谈得很详细。醇王现在完全赞成中堂的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正在筹划一个辟旅顺为军港,大办海军的办法。醇王对这件事,热中得不得了,自然不愿‘小不忍而乱大谋’。”

    “嗯!嗯!有这三位,中堂足足可以择善固执。”

    “提到择善固执,还有个人不能忽略。筱村,你是出过洋的,你倒说说看,当今之世,论洋务人才,哪个是此中翘楚?”

    “那当然是玉池老人。连曾侯办洋务都得向他请教。”

    “玉池老人”是郭嵩焘自署的别号,“曾侯”指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事实上不仅曾纪泽,连李鸿章办洋务亦得向他请教,因为李鸿章虽看得多,却不如郭嵩焘来得透彻,同时亦因为李鸿章虽然亦是翰林,而学问毕竟不如郭嵩焘,发一议,立一论,能够贯通古今中外而无扞格,以李鸿章的口才,来解说郭嵩焘的理论,便越觉得动听了。

    “现在彭雪琴要请款招兵,王阆青已经在湖南招足了四千人,这就是湘阴派出去‘纵火’的人,一旦祸发,立刻就成燎原之势。中堂为此,着急得很,不说别的,只说法国军舰就在吴淞口外好了,人家已经亲口告诉中堂了,随时可以攻制造局,这是北洋的命脉之一,你想,中堂着急不着急。”

    听得这话,邵友濂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中法如有冲突,不在广西,便在云南,如果进攻高昌庙的制造局,便是在上海作战,他是上海道,守土有责,岂不是要亲自上阵跟法国军队对垒。

    转念到此心胆俱裂,结结巴巴地说:“上海也有这样的话,我总以为是谣言,哪知道人家亲口告诉了中堂,是真有这回事!”

    “你也不要着急。”盛宣怀安慰他说:“人家也不是乱来的,只要你不动手,就不会乱挑衅,你要动手了,人家就会先发制人。”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邵友濂立即答说:“无论如何不可让湘阴把这把火烧起来。放火要有放火的材料,没有美孚牌煤油、没有一划就来的火柴,火就放不起来。杏荪兄,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这就叫釜底抽薪。”

    “要釜底抽薪,只有一个办法。”邵友濂说:“煤油、火柴都在胡雪岩手里,没有胡雪岩,湘阴想放火也放下成。江宁官场都不大买湘阴的帐,他说出话去,多多少少要打折扣,只有一个人,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胡雪岩,譬如”

    譬如山东火灾助赈,江宁藩座无法支应,左宗棠向胡雪岩借银二十万,如响斯应,这一回王德榜募兵援越不但四千杆洋枪由胡雪岩筹划供给,补助路费亦雪岩负责等等,邵友濂举了好些实例。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期限,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

    “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看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筱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

    “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帐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帐了,总在四十万上下。”

    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察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踉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幄,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问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了,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象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恼,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

    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亦,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

    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那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而两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诅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帐跟流水帐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六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的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

    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帐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头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的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去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在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场,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心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幄。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毛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慢,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他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样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赔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这次一见面,姓朱的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

    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由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帐。”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掮木梢’,就不象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惟有赔着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窗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社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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