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如果你从未看到过一个男人用高压水管洗内衣，你就永远不会真正体会到新旧大陆之间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

    这是初冬的一个清冷、静褴的早晨，高压水管声有节奏地响彻在整个村庄的上空。我悄悄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靠近，透过花园的围墙，看见一条晾衣绳上晾满了五颜六色的男式内衣。还有一些衣服正在洗灌之中，在水流的冲击和拍打下，它们猛烈地扭动着，好像射击场里高悬的标靶。洗衣服的男人远远地站在水珠溅不到的地方，戴着帽子和手套，穿着一双高到脚踝骨的绒拖鞋，他站立的姿势是士兵在战场冲锋时的典型姿势，两脚大大地分开，水管握在胯下，水珠像冷酷无情的子弹一样扫射出来，来回掠过，内衣无一幸免。

    仅仅几天以前，我和我的太太返回了普罗旺斯。我们已经同这里分别了四年，四年的时间我们大都在美国度过。在那里，我们轻而易举地回到了那种令我们感觉温馨而舒适的语言环境中，这是一种无拘无束、令人畅所欲言的氛围。尽管并非完全运用自如，但讲这种语言不会有礼仪是否适度、性别用得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无须再考虑与人打招呼时用“您”和“你”的细微差别，也不需迫不及待地在字典里查从桃子到阿司匹林的每个词的阴性或阳性。即使我们的耳朵对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生疏了，即使有些时髦的辞藻还得花些时间去适应，但我们说的毕竟是英语。

    一位个子矮小的朋友告诉我，不再有人认为他身材矮小，而是认为他在与地面垂直方面受到了挑战；从前，一小时就是平淡无奇的六十分钟，现在，却已经萌生出跌宕的高xdx潮和低谷；没人注意你离开房间，而看到的是你在退出；经济波动不已，仿佛是一颗爱捉弄人的智齿；凭直觉就可以知道，伟大思想中的哪个部分是用玄想来补缀的；那些对人们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褒义词正在泛滥成溢美之辞。重要人物冥思苦想，试图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一个个重要的谈漠筹划之间。

    在日常闲谈中，许多法律术语被妄加引用，有关体育运动的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这些都着实令人厌烦。商品过剩也是众多可怕问题中的一个。我也注意到，那些老于世故、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人——也就是经常在传媒中露面的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将事情做完，两是更倾向于达到某种结果。我总是有一种很卑鄙的隐忧，觉得这种每况愈下的景况很快就会流传到那些自命不凡的餐馆传者那里。我现在已经能听到：“你吃完沙拉了吗？”（当然，这话只是在你看了一会儿菜单之后才会说。）

    我们是第一次遇到外人，尽管我们从未见到一星半点比他更幸运的亲戚——内人——的迹象。我们被教导要放弃过时的全神贯注的习惯，试图以集中注意力代替之。刺激人感官的新词汇层出不穷，但是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情境，怎样花样翻新的语言氛围中，我们都应该安之若素，泰然处之。

    然而，总是有什么不对头，这当然并非不受欢迎的缘故，尽管我们遇到的每个美国人都不枉负美国人待人友好、随和、慷慨、大方这一美名。我们曾在长岛（LongIsland）尽头东汉普顿（EastHampton）的一幢房子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这里一年中倒有九个月的时间，安静怡人。我们沉洒在美国的便利、高效、无数的机遇、挑战和选择中，渐渐被当地的风俗习惯所同化。我们开始品尝加利福尼亚葡萄酒，电话购物，悠闲地开车兜风，只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偶尔留意一下我们的身体，为胆固醇的升降而我棘不安，测览充满肥皂剧的电视，在餐馆里绝不吸烟，只在私下里偷偷过瘾……甚至，有一个时期我们谨慎地遵照生活小百科的吩咐，每天定量喝几杯水。换句话说，我们在尽最大努力，适应我们所面临的一切。

    可是，仍然还有什么不对头，我们总是若有所思，若有所失。确切点说，我们在普罗旺斯那纯然清澈的全部视觉、听觉、嗅觉和感觉，全都消失了。从田野里席香草的清香，到星期天早市的繁华和嘈杂，喧嚣和浮躁，都让我魂牵梦绕，没有哪一个星期、没有哪一天，我不是在思乡病的折磨中度日如年。

    在许多人看来，重返失魂落魄的旧地，重拾久违的、沸腾的思绪，是一件再愚蠢不过的行为。记忆是一位带有太多偏见和情绪的编辑，他时常按照自己的选择，自作主张地保留下它所喜欢的东西，而对那些并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充耳不闻。在这种剪辑下，玫瑰色的往事清晰如昨，一切美好的时光也被注入了神奇的魔力，不开心的日子却慢慢消褪。直至最后消失，只留下一片颇具魅力、朦朦胧胧的阳光岁月和朋友们的欢声笑语。果真如此吗？往日是否真的能够重视？

    当然，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找到它。

    对直接从美国来到法国的人来说，在这个国家最先碰到的令人头痛的冲击就是交通的混乱。一离开机场，紊乱的交通系统，像一股气浪向我们迎面袭来，我们立刻被卷入高速的混乱之中，感受被汽车包围的四面楚歌的感觉，到处都有人开飞车，好像抢劫银行的逃犯正在仓皇逃窜。很快，我们就被告知，法国司机喜欢将他前面的每辆车都视作一个挑战，他会从侧翼包抄或者从后面奋起直追，完全无视红绿灯的存在，甚至对提醒开车人小心的路牌置若罔闻。高速公路每小时限速八十英里，这被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难以容忍的约束，或者仅仅被认为是专对旅游者制定的一些奇特规则，而不予理睬。

    假如人的应变能力和设备应变系统能够达到要求，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令人惊慌失措了。但是，当一辆小雷诺车轮几乎不沾地飞驰而过时，你忍不住会想：为何不将小汽车设计成突破安全障碍型？如果你瞥一眼开车人的样子，你可能更加六神无主。你知道，法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要是两只手臂不交插在一起，就不会说话。他们表示强调时，手指要上下晃动；表达沮丧时，胳膊要高高抬起，这是这个民族的语言管弦乐。你要是有幸看到酒吧里有两个人在争论，其手舞足蹈的情景一定非常有趣。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辆车速为每小时九十英里的小车里的司机正将手臂交叉在胸前，如此这般开车的话，你的心说不定会碎然停止跳动。

    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我此时的感觉，在偏僻的道路上，像开拖拉机一样将我的车开得慢悠悠的，不时地停下来欣赏一下周围始人的景色，快慰不已。自从我第一次走进普罗旺斯，我就爱上了那些画在粮仓和荒凉冷落的石头小屋上的褪色广告。那是邀请人们品尝早已难得一见的开胃酒、巧克力或求卖肥料的广告。油漆早已剥落，斑斑驳驳，七八十年间的夏日迅猛的阳光早将湛蓝、深褐和奶油色晒得褪了色，现出底料中的白来。

    许多年来，那些标新立异、花样翻新的现代广告早已令这些质朴的乡村广告黯然失色，类似的情况、类似的侵略正与日俱增。在这里，城镇和村庄现在通常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古老的普罗旺斯拼法，比如，M6nerbes写成M6nerbo，Avignon写成Avlgnoun，Alx写成Aix－en－Prouvenco而这一切，也许只是个开始。如果普罗旺斯道路标牌员依旧健在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FrequentRadarsContrds（繁忙的雷达控制台）或Low－Flyingaircraf（低空飞行的飞机），甚至能看到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ederiCMistral）用诗歌语言改编的《大麦克之家》（TheHomeoftheBigMao）。

    标牌随处可见，到处播撒信息，有建议，有教育，还有所有权等各方面的。牌子大多钉在树上，挂在田边的柱子上，搁在栅栏上，粘在混凝土上，都是葡萄酒吧、蜂蜜、薰香精和橄榄油、餐馆和不动产代理的标牌，大多数颇为引人注目。也有几则提醒说，“当心野狗”。还有一个——我比较喜爱的——特别令人泄气。我在普罗旺斯山上看到它，系在一棵荒郊野外的树干上，写着：Toutcontrevenantraabattuiesr－vivantspoursuivis。大意是：擅自闯入者将会被打死，幸存者将会被指控。我倒宁愿相信写标牌的人有这样的幽默感。

    还有另一类警告，我想我们在法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见到。在圣特劳普的竞技场中，这类警告举目皆是，那儿每礼拜都有集市，警告通常是写在钉在栅栏上面的瓷牌子上的。它以奔放的风格和严厉的语言提醒路过者绝对禁止在附近地区大小便。有的人会想，对于东汉普顿这样一个以和谐和严格的约束性而自傲的城镇，这种警告似乎是有点画蛇添足。

    这个警告在法国却非常必要，因为法国人有随地即时小便的爱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生理上有要求，他们便会很快作出反应。城镇和城市里有成百上千个僻静的角落；到了乡村，更有数百平方英里的空地和上百万灌木丛可以提供隐蔽的方便之处。据我所知，法国人无所顾忌地对场所加以选择，隐蔽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有时站在岩石上，他们在天空中衬托出的轮廓像海湾里的牡鹿。有时离路边那么近，你不得不转过头去避开他。而他呢，正在那儿做不得不做的事情，没有丝毫的尴尬和不安。你从他身边走过，眼睛碰巧跟他对视，他会礼貌地冲你点点头。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他两眼朝天，悠悠哉哉地数着天上的云朵。

    幸运的是，禁令布告并不是大多数公共场所典型的打招呼样式。在法国，对陌生人表示礼貌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并不一定十分友好，但总是彬彬有礼。一大早出去办事，每个停留处都会给你令人愉快的小小招呼，表示注意到了你的存在，这在别的国家并不常见。比如，在英国，许多店主表现得似乎你根本不在眼前，也许因为你没有被正式介绍过。在美国，这块极其不讲究规则的土地上，却常常看到另一种极端，即面对有关身体状况以及过得如何的好意询问，如果顾客对这些探询没有未雨绸缎，那他就必须立即作出反应，然后喋喋不休地痛诉和询问家世、衣服、古怪发育和长相等情况。我以为，法国人在亲热和冷淡之间分寸掌握得十分合适。

    有些问题则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表达出来，即便是最基本的小问题，也不能不使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不，先生，你吃饭时没有显出馋相；你只是在遭受一场危机。那能是我们听到角落里的先生发出的肠胃气胀声吗？当然不是。它是穷人的钢琴的哗啦哗啦声，穷人的钢琴。至于胃口，我们看有撑开衬衫钮扣的兆头——好啦，只有女佣人做的奶油蛋卷。还有一部西部片的特别著名的优美字幕。牛仔：给我一点红色素字幕：UnDubonnet，s’ifvonsplait。无疑，法语是这些年来最得体、最动听的语言。

    还有烹饪语言。在一个常常使人——至少在路上一一误吃午饭或正餐的国家里，你期望看到这个民族对美食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证据。更多的精肉，更多的男人，从一餐吃到下一餐。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普罗旺斯不是这样。当然有这样的人，他们是餐桌上的庞然大物，但这种人毕竟为数甚少。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数男男女女的确令人沮丧地比他们应该拥有的体形苗条得多。我听到来自其它国家的人把这种状况解释为遗传基因的某种良性合成物，或者说成是太多的咖啡和法国政治带来的过分旺盛的新陈代谢的结果，但是真正的答案在于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以及吃喝的方式。

    法国人不吃快餐。他们匆匆撕下新鲜的根状面包的一头（如果面包是热的，其诱惑更将难以抗拒。），边吃边离开面包房。在法国街头，你经常会看见人们吃这种食品。你可以拿它跟美国公众的食品对照一下：比萨饼、热狗、玉米片、煎玉米卷、小面包、炸土豆片、三明治、五加仑咖啡和半加仑桶装可乐（当然是节食者的量），天知道还有什么该吃的东西，而这顿午餐经常设在去有氧健身课的路上。

    一旦一个法国人在餐桌前就坐，两餐之间的食物限制就会迅速找补回来，这是令其他民族甚感不解的地方。对一般人来说，如果一天两餐都填得满满当当的，怎么可能不变成一个大肉球，或者因胆固醇导致动脉硬化而突然昏倒在地呢？当然，法国人的饭菜份量适中，但是许多会将美国医生吓坏的食物竟然这样被吃进肚子里——加奶油的猪肉酱、配着阿马尼亚克酒的肉末饼、包裹在黄油酥馅饼里的蘑菇、肥鸭油烤的土豆，而这些还仅仅是上主食之前的开胃餐。当然，接下来还有奶酪，不过不会太多，因为甜食还没端上来呢。

    如果不是为了肚子的缘故，谁会对那种没有一两瓶葡萄酒的午餐感兴趣呢？几年前，美食家们“发掘”出许多法国人多年前早已耳熟能详的东西，就是红葡萄酒对人的身体大有神益。某些美食家们在探究一个被称为是“法国悖论”的理念时，不觉注意到法国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国人多十倍。这就对了！悖论得到阐释——一定是葡萄酒使法国人身体那么健康苗条。

    我倒宁愿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不能不承认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对法国人的胃的强烈刺激比较小。我相信——虽然没有一丁点儿科学依据——这里的食物原料成分中所包含的添加剂、防腐剂、颜料和化学新玩意儿比美国要少得多。我也相信，正儿巴经坐在餐桌前吃的食物要比趴在桌子上、站在柜台前或一边开车一边吃的食品要有营养得多。我还相信，无论你在哪儿吃，匆匆忙忙地结束一顿饭局对消化系统不仅仅意味着脂肪肝。不久以前，纽约一些餐馆里有种流行的风尚，即确保午饭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以便使事务繁忙、身份显赫的经理们能在一小时之内款待两拨不同的受害者。如果那不是导致紧张和消化不良的原因的话，我同你打赌，我会把我的手机电池吞下。

    是的，在普罗旺斯，时间不像在世界上其他闹哄哄的地方那样受到崇拜。屈服于最终避免不了的事情，摘下手表将时间锁在抽屉里，这些花了我一两个礼拜的时间。从准时的意义上讲，时间已经不具备任何重要性，因而瞬间便有了独特的滋味。显然去餐馆吃东西；在街头谈话；玩滚球游戏；挑选一束鲜花；在咖啡馆里坐坐；小小的快乐得到了其应得到的东西。没有匆匆忙忙的情景，有时候让人生气，更多的时候是令人感到愉悦，最终极富感染力。我进城去办事只需十五分钟，然而两个半小时后方才回来，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做，我努力享受每一分钟的时间。

    也许，缓慢、舒展的生活节奏塑造了当地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开朗、愉快。法国人不以兴高采烈而出名，而是恰恰相反。许多外国人喜欢根据他们与巴黎侍者初次令人难堪的会面来判断这个国家的基调，不知道他是否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也许是对待他的妻子和猫——那样阴郁、疏远地对待那些远方的游客。但是在南方，事情却有了本质的变化，差异十分明显。尽管那里也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失业率逐年膨胀，还有法国收入税造成的经济瘫痪，但是，总有一种愉快的幽默气氛洋溢在其中。

    对这些难题的一个反应是把它们远远抛在身后，置之不理。报纸上铺天盖地堆满了年轻的法国商人告别巴黎赴英国取经的长篇大论。即使普罗旺斯还存有涓埃的雄心壮志，也是日趋式微。大家都认为时代会更好，大家希望时代会更好。同时，他们还求助于“耸肩”哲学（philosophyoftheshrug）。

    让来访者入乡随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因为普罗旺斯的生活里从不缺乏引起好奇心的事物，解决难题的民族天才离得也不太远。也许在什么地方有些疯狂的逻辑在运作，但是许多时候令人难以理解。以村子的废料垃圾场为例，它只是毫不显眼地摆在那儿，经常被人清理，用来承受没有垃圾车的任何类型和体积的垃圾，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的设施。垃圾箱上有一张显眼的通知，上面写着：大物件应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过后的两天抛弃。

    一天早晨，我对这份通知仔细研究了好一会儿，起初我认为误读了它的意思，或者我的法语再次让我感到失望。但不是那样。上面说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过后的两天。为什么它不说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呢？是有些进行中的计划——无疑来自布鲁塞尔（Brussels）的官僚机构中的一纸胡言乱语——把星期五的名称改为更富有活力、政治上更加激动人心的吗？我正在琢磨这是否是为2000年预备的好东西时，一辆小搬运车到了，司机也下车看通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后他再看看通知，摇了摇头，耸了耸肩。

    不久，通知不见了。我被告知喜欢什么时候扔旧冰箱、自行车、电视机，就什么时候扔，甭管什么通知不通知。法国人对招牌的热爱抵得上他们忽略招牌的快乐。

    如果把这个民族特点和另外一个放在一起考虑，即让你的钱尽可能从紧紧挨住的手中放出来的那种民族特征，你会开始理解停车的问题。现在，普罗旺斯的每个城镇都已经留出停车的位置，这些位置用符号非常清楚地标示出来，因此极易找到，但人们却常常规而不见。另一方面，街道上却塞满极富想象力的非法停泊的车辆。两只轮子高高翘起放在人行道上，或者挤进胡同里，两边只剩下六英寸的空间，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司机在倒车时展示的驾车绝技，更令人啧啧称奇。还有一些争吵正在进行，两个人龙咆虎哮，斗志昂扬，喇叭也借此放声高鸣——为什么呢？因为官方停车场厚着脸皮，表现出赤裸裸的贪婪，每一小时收费五法郎。

    但是——我的朋友玛蒂娜让我放心，她经常把车停在别人不敢停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金钱，还因为原则。停车收费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当众侮辱，必须被抵制，即使要找个车位得开车绕城半个小时。时间毕竟不花钱。撇开道德和经济的原因，还有一种找到一个真正特别的地方的极大满足感。我曾经看见一个人把他的小车倒进损毁后翻新的时装店的院子里。他走开时，回过头来沾沾自喜地注视着他的宝马小巧整洁的外观，想象这是一个汽车展示橱窗，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时，人和车之间在一瞬间形成一种默契，似乎他们一起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对我来说，瞬间——组成日常生活的听觉、视觉和嗅觉——界定了普罗旺斯的特色、历史以及风景。如果要我选择一种我最怀念的美国东西，那么这就是乡村集市。那儿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从阿普特到络曼尼的每个城镇每星期摆出来的货摊。

    这些市场给人以视觉上的诱惑。市场上有五颜六色的花儿和蔬菜，手写的招牌，货摊在古老的悬铃木树荫下，有的靠着更古老的石墙。也许这些货摊是专为名信片摄影师安排的，艺术气息颇为浓厚。也许是因为旅游旺季的缘故，它们在夏末时节就会拆掉，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在一月和八月份，你会看到这样的货摊，因为它们销售的面包和黄油是当地居民自己制作的。旅游者只不过是一团果酱，尽管非常受欢迎，但并不一定必要。

    摊主和顾客都认识，购物过程十分缓慢，带有社交的倾向。老让-克洛德挑选奶酪时脸上绽出让人十分羡慕的笑意。他刚刚装了一副假牙，对哪种奶酪最合适自己犹豫不决。布里干酪太软，米姆赖特奶酪又太硬，也许来点波弗特奶酪最好不过了，就等着新牙适应了。达尔马佐太太站在番茄摊位旁边，带着十分疑惑的神色。当地的番茄还不到成熟的季节，这些番茄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不把产地写在标签上？她看了一会儿，捏了一下番茄，摸摸鼻子，噘着嘴唇，最后决定把谨慎抛向风中，称半公斤尝尝。一位留小胡子的男人在他的摊位前走来走去，一只手里端着一杯玫瑰酒，另一只手中拿着一个婴儿的奶瓶。奶瓶是来喂他收养的一个野猪崽。闻到牛奶的香味，猪的小黑鼻子贪婪地抽动着。卖花的妇女给我妻子找了零钱，然后急忙弯下腰去，从她的摊子下面拿出两个刚下的蛋，用报纸卷包得很漂亮。广场另一侧，咖啡馆外面的桌子旁坐满了人。来自蒙特-卡洛（MonteCarlo）电台的声音掩盖了煮浓咖啡器发出的嘶嘶声，播音员以狂喜般的热情描述本周的赛事。他们是在哪儿找到这些从来不需休息的人呢？四个老年人一溜儿坐在一堵低矮的石墙上面，等着闭市，好打扫广场，他们就能玩滚球游戏了。一条狗在挨着他们的墙上蹲着，它要是戴上一顶平平的无沿帽，看起来就像那些非常耐心、满脸皱纹的人一样。

    摊贩开始收货闭市，几乎有种伸手可触的预感。吃饭的时间就要到了，今天阳光和煦，午餐可以摆在户外。

    在大西洋这边，我们经常遇到两个出乎我们意料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却无从回答。第一个，美国人常常被视作万事通，经常被人询问有关发生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的偶然事件（现在几乎是同一地方），似乎我们本人非常了解政治家和电影明星。第二个，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我们应当为美国民族风俗习惯的传播负责，因此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被法瑞苟勒先生的指责钉在耻辱柱上。

    法瑞苟勒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自诩为法国文化和法语纯洁性的捍卫者。他对从快餐到棒球的所有东西都焦虑不安，这些东西已开始在头脑简单的法国人身上显现。但在这个特别的秋日，他的头脑中有更严肃的东西，当他从酒吧凳子上站起身走到我旁边时，他的担心显而易见。

    “这真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情。”这是他的开场白，紧跟着是一串环绕大西洋出口对法国人乡村生活结构有害影响的轻蔑评论。法瑞苟勒身材矮小，几乎是一个小人国的人。激动时，为了加强说话的语气，他的脚上下跳动，活像一只愤怒的皮球。假如他是一条狗，他会是一条猎犬。我问是什么使他不安，同时发现自己的脑袋也开始随着他的晃动而左右摇摆。

    “万圣节，”他说。“我们需要这个吗？这是一片产生了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国土，我们把路易斯安娜拱手让给了美国人的美国。可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回报？”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语调和紧紧绷着的向下撇着的嘴唇，显然这是一场大灾难，堪与葡萄架上出现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欧洲迪斯尼的到来相提并论。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说。

    “你怎能看不见？到处都有——面目全非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处都有。”

    面目全非的南瓜只意味着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一样，万圣节也来到法国，这是文化的又一个催命符。

    在加以说明之后，我决定亲自到阿普特去看看。法瑞苟勒有些言过其实，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不过，万圣节饰品确实已经妆点了一两个橱窗，普罗旺斯也是这样。我想知道，在正式印发的年历上，万圣节是否也已经登堂入室，他们是否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节日。我在阿普特的大街随意询问了几个行人，他们对此表现的只有困惑。南瓜只意味着南瓜汤。

    让万圣节在普罗旺斯谬种流传究竟是谁的主意？允许孩子们晚上在农庄四周玩“不请吃就捣蛋”的游戏，提醒他们应该注意的健康问题了吗？狗肯定会咬住他们。幸运的是，地方报纸上没有任何流血事件的报道，至少在今年，看起来万圣节是没有人出席的聚会之一。

    无论如何，法国已经拥有许多自己的传统节日，我们每月都有新发现。

    五月初有一个公众假日，接下来还有好几个；为八月的节目做好准备，那时全国都在休假。官僚机构的永远节日，以雪片般的文件为标志。每个圣徒都有每个圣徒的节日，每个村庄都有每个村庄的节日。由于大众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节日，即星期天午餐。

    星期天是与众不同的一天，是即使没在办公室里度过一周也感到不同的日子。周遭的声音改变了，工作日里有鸟鸣和嗡嗡响的拖拉机声，星期日早上却换成猎狗的吠叫声和远方枪火的砰砰声。普罗旺斯的猎人喜欢行使他捍卫乡村的权力，从不容忍作恶的野兔和歌鹤的来犯。

    今年，他面临一个比以前更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变异的野猪。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野猪的数量却逐年剧增。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认定，野猪的迅速繁衍取决于它们太过正常的生活方式，即每年定量产一窝小野猪。野猪一直与更为多产的家猪交配，其后代正威胁着葡萄园和果园。到处都能看到它们作恶的痕迹：寻找食物时在地上挖的凹痕，糟蹋的菜园，撞歪的石头墙。

    我们房子附近的地区在一个星期日被封，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驱赶野猪的运动。沿着漫长而肮脏的土路，每隔一段，猎人们已把他们的搬运车停在灌木丛里。穿着绿色伪装服的人们，手里拿着武器，正在那儿耐心等待。猎狗围成圈儿，气势汹汹地走着，项圈上的铃档叮叮档档作响，它们因兴奋而发出的吠叫声听起来十分嘶哑。我觉得我似乎被卷入一场大搜捕或者一场战争之中。

    我走近房子附近时，第一个伤者出现了。一个猎人正朝我走来，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只能看见一个依稀的轮廓。他的肩上斜挎着来复枪的枪简，胳膊抱一个毛绒绒、长着腿的什么东西。他走动时，那只掉下来的腿在晃动着。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我方看清楚那只长着腿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黝黑色的猎犬。它朝我们的狗翻着眼睛，阴郁，哀伤，而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痛悼的神情，问我早上好。我问他爱犬受伤的原因，是不是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个肥壮、凶猛、护窝的野猪的袭击？

    “唉，”猎人叹着气说，“它在养狗场度过了整个夏天，爪子不太凶猛了。今天它跑得太远，脚受了伤。”

    十一点半，道路上已空无一人。大队人马撤退了，回去重新组织一下，换换衣服和武器。战斗服和枪支被干净的衬衣和刀叉所取代，猎人们准备在餐桌上继续作战。

    无论什么时候，星期日午餐都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餐。早晨没有工作干扰，午睡也没有内疚感。我觉得餐馆周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幽默气氛，几乎是一种潜伏的节日情绪在流动。我确信大师傅们非常卖力，知道他们的客人是来享用厨艺而不是来谈生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星期日的饭菜味道更好。

    在我们房子周围大约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十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琳琅满目。众多的选择把我们的胃口宠惯坏了，我们精挑细捡，准备找一个适合天气的地方。麦斯-托特伦院落阔大，绿树成荫，酒店还提供样式繁多的草帽供顾客挑选以便纳凉，这感觉就像浴于九十度的高温里在天堂吃饭。冬天有埃格布伦客栈，这是一个户外火炉，宽敞明亮，悬挂着雪白的窗帘，甚至可以欣赏到私人河谷的风景。

    这两家与大多数当地其他餐馆——的确还有许多别的法国餐馆——大相径庭的是，厨师都是女人。传统的劳动力分工模式总是男人在灶前，女人管针线活。现在，时代变了，尽管没有女厨师像阿兰-迪卡斯那样得到国际认可。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获得的星状勋章足以在圣诞节装饰一整棵圣诞树。法国妇女的地位在医药、政治、法律方面要比餐馆厨房里高得多。这在美国却大不相同，我觉得匪夷所思，是否与男性至上主义有关呢？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个微妙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一个人才能办得到，他就是我的朋友罗杰斯。事实上，我相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饪和男权至上主义方面他都十分出众，并且非常乐意与整个世界一同分享他的观点。他对女性厨师的激烈态度一点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问他为什么法国没有更多女厨师，我的话音刚落，他的答案已经像子弹一样射出来。“你必须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被认为太重要了因而不给妇女们去做。”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都很少见，但是她们还勉强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感到怀疑和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饪是男人的工作。

    在埃格布伦客栈的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午餐，我们想他应该幡然悔悟了。刚开始时，他还相当谨慎地对付瑞土牛肉奶汁，后来便很轻松地处理炖羊肉，最后大刀阔斧地吃掉一堆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位妇女烹制出来的。

    我们走出餐馆，我等着他承认他也许错了。然而，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调整了一下他的男权至上主义，来调整此刻的尴尬。

    “只有在法国，”他说，“你才能在默默无闻的地方见识到这样绝妙的烹调手艺。”他朝连绵不绝的远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阳挥了挥手臂，“回来真好，是不是？”

    是的，回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