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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篇

    求雨

    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积蓄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人们戴着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

    但是偶尔也有那样的年月,雨季来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这样。因为通常不缺雨水,这里的农民都不预备龙骨水车。他们用一个戽斗,扯动着两边的绳子,从小河里把浑浊的泥浆一点一点地浇进育苗的秧田里。但是这一点点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苗已经长得过长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里却是干干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晒得结了一层薄壳,裂成一道一道细缝。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儿也抬头望天。望儿看看爸爸和妈妈,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他低头看地,他看见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狮爬过的痕迹。望儿想了一个主意:求雨。望儿昨天看见邻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过:我们也求雨。

    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就出发了。

    一共十几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一个才六岁。这是一个枯瘦、褴褛、有些污脏的,然而却是神圣的队伍。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敲着不成节拍的、单调的小锣小鼓:冬冬当,冬冬当……他们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锣的望儿把锣槌一举,他们就唱起来: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调子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按照昆明话把字音拉长了念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凄苦的,虔诚的。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书。他们有人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有个玉皇大帝,还有个龙王,龙王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连玉皇大帝和龙王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天,天是无常的。它有时对人很好,有时却是无情的,它的心很狠。他们要用他们的声音感动天,让它下雨。

    (这地方求雨和别处大不一样,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儿他们能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大概大人们以为天也会疼惜孩子,会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软。)

    他们戴着柳条圈,敲着小锣小鼓,歌唱着,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过路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看着这支幼小的、褴褛的队伍。他们的眼睛也是蓝的。

    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他们从大西门,一直走过华山西路、金碧路,又从城东的公路上走回来。

    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

    半夜里,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接着,他听见屋瓦上噼噼啪啪的声音。过了一会,他才意识过来:下雨了!他大声喊起来:“爸!妈!下雨啦!”

    他爸他妈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

    “下雨了!”

    “下雨了!”

    妈妈把油灯点起来,一屋子都是灯光。灯光映在妈妈的眼睛里。妈妈的眼睛好黑,好亮。爸爸烧了一杆叶子烟,叶子烟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脸上,也映在他的眼睛里。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到处都是人。

    望儿相信,这雨是他们求下来的。

    迷路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阶级情况摸清楚了,群众不难发动。也不是十分紧张。每天晚上常常有农民来请我们去喝水。这里的农民有“喝水”的习惯。一把瓦壶,用一根棕绳把壶梁吊在椽子上,下面烧着稻草,大家围火而坐。水开了,就一碗一碗喝起来。同时嚼着和辣椒、柚子皮腌在一起的鬼子姜,或者生番薯片。女歌唱家非常爱吃番薯,这使农民都有点觉得奇怪。喝水的时候,我们除了了解情况,也听听他们说说闲话,说说黄鼠狼、说说果子狸,也说说老虎。他们说这一带出过一只老虎,王家梁有一个农民叫老虎在脑袋上拍了一掌,至今头皮上还留着一个虎爪的印子……

    到了预定该到队部汇报的日子了,当然应该是我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个人,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夏家庄。

    回来,离开夏家庄时,已经是黄昏了。不过我很有把握。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夏家庄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转弯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就望见王家梁了。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说不行,我和静溶、老周说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青苍苍的暮色,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盖了下来。不过,好了,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

    然而,当我沿梓树向右,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却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无所有,只有无尽的山丘。

    我走错了,不是该向右,是该向左?我回到梓树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处看看:没有村庄。

    是我走过了头,应该在前面就转弯了?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长一段,仍然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

    我从梓树出发,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认不清了。

    怎么办呢?

    我倒还挺有主意:看来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攀上一个山包,选了一棵树(不知道是什么树),爬了上去,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枝杈,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我掏出烟来,抽了一枝。借着火柴的微光,看了看四周,榛莽丛杂,落叶满山。不到一会,只听见树下面悉悉悉悉悉……,索索索索索……,不知是什么兽物窜来窜去。听声音,是一些小野兽,可能是黄鼠狼、果子狸,不是什么凶猛的大家伙。我头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静的。这些小兽物是不会伤害我的。但我开始感觉在这里过夜不是个事情。而且天也越来越冷了。江西的冬夜虽不似北方一样酷寒,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结着的高高的霜花,便知夜间不会很暖和。不行。我想到呼救了。

    我爬下树来,两手拢在嘴边,大声地呼喊:

    “喂——有人吗——?”

    “喂——有人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

    然而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

    “喂——有人吗——?”

    我听见几声狗叫。

    我大踏步地,笔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脚下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树丛、山包,我走过一大片农田,田里一撮一撮干得发脆的稻桩,我跳过一条小河,笔直地,大踏步地走去。我一遇到事,没有一次像这样不慌张,这样冷静,这样有决断。我看见灯光了!

    狗激烈地叫起来。

    一盏马灯。马灯照出两个人。一个手里拿着梭镖(我明白,这是值夜的民兵),另一个,是把我们从夏家庄领到王家梁的小伙子!

    “老汪!你!”

    这是距王家梁约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叫顾家梁,小伙子是因事到这里来的。他正好陪我一同回去。

    “走!老汪!”

    到了王家梁,几个积极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静溶和老周一见我进门,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们的眼睛分明写着两个字:老虎。

    卖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飘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溜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

    “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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