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沃拉吉米尔也疯癫得够可以的。他已经离不开他的黛卡娜，已经开始怕她，他一心只想能同她去民族委员会登记，如今对他来说，爱情简直成了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总是容光焕发地跑到我们永恒的堤坝巷来，如今他已经不把我丈夫当回事了，可我却成了他宠爱的对象：“年轻的太太，”他开始胆怯地说，“您是女人，肯定能理解我……您知道，当我的那位来了那些个东西……您知道我指的那些个东西是什么吧?”我点了点头，有点感到不安。“那我太高兴了，您知道，当她来了那东西，我就得在她身边照顾她，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她的未婚夫，作为她的未婚夫，未来的丈夫，我得了解她，看到一切!于是我得极严肃认真地给她换棉花。第三天我得护理她，我给她擦洗、重新包裹好，因为我想，一个恋爱着的男人有权这样……”这时沃拉吉米尔几乎在喊着说话，因为我一直目小转睛地看着他。我丈夫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来，望着窗丁外面，两只手趴在窗玻璃上，仿佛外面屋顶上有个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他。然后走回来，添柴火。我知道，沃拉吉米尔这番话是冲着我丈夫来的，他不只是对我说说而已，而是故意吹嘘一番，因为我丈夫很可能半途截住他，我丈夫不喜欢谈这些事儿，因为他害臊……而沃拉吉米尔这一下又神气了，又称好汉了，因为他对我说的这些话肯定也对泊仁卡·瓦尼什达太太、工厂里的女工们说过、咨询过，让尽量多的人被这些东西、这纯属隐私的厕所之事弄脏。所以我了解了沃拉吉米尔，他实际上真的是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地能够亲手触碰女人，感觉很好，因为她也爱着他。当黛卡娜换了工作，在电车上卖票，又赶上冬天时，沃拉吉米尔便到停车场去接她，可能的话他跟她一块儿坐电车，这里那里一直到电车回厂或售票员换班。沃拉吉米尔在大冬天光着身子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毛衣和短外套，冻得哆哆嗦嗦跑到我家来烤火。

    我丈夫往炉子里添些劈碎的旧柜板，那是他每周一次到维特什的诺瓦科维街买来的。等沃拉吉米尔烤暖和了，便莫名其妙地说：“博士，我在科特采商场看到几件漂亮便袍，都是出口次品，您不想去买一件回来?可能对您很合身，我说什么呀尸沃拉吉米尔改口说，“不是合身，而是适合您眼前的思想状况。”他这么说，我立即看到，我丈夫被击中了。我正希望用几句简单的话冒犯我丈夫的秘密，只有沃拉吉米尔最知道了。我说：“沃拉吉米尔，您为什么穿得这么少?”沃拉吉米尔脱下他的短外套，装做他已经很热的样子，但他脱短大衣是想让我甚至我丈夫看到他光着身子穿的那件毛衣满是窟窿和脱了线……沃拉吉米尔以发牢骚的口吻说：“年轻的太太，您该理解我，当我的女友作为一名电车售票员，在风雪交加的大冷天坐在那些敞着门的电车上来回来去，连卵巢都冻坏的时候，那我该咋办?我该穿着便袍坐在家里等着她回来?或是穿上皮大衣戴上羊皮帽去接她下班回来?那我会难受极了。可是这样，当我也亲身尝试她上班的体会，即使挨冻，我也感到幸福。她为人们受冻，我则为她受冻，我们俩都受冻，但我们谁离了谁都没法活，我们彼此还说，不管谁离了谁也都不能不受冻。”沃拉吉米尔谈话时，我看到我丈夫如何弯着腰又在往炉膛里添柴，后来又踏着地毯到隔壁屋里拿来一把大刀子，在过道里磨起刀来。沃拉吉米尔一直像鸭蹼一样地叉开指头，张着他那双大手接着烤火。思量着如何将他那位在寒冷的日子里受冻的电车售票员、他心爱的姑娘更紧地拴在自己身上。我丈夫磨完刀回来，站在窗口亮处用指头试试刀锋，他喜欢锋利的刀子，因此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指头被包扎着。沃拉吉米尔接着说：“年轻的太太，您知道，我不能什么都凭想像，我所做的一切都得首先自己去亲自体验一番。

    自从我那位在电车上工作，由于穿堂风和行车时的震动损伤了她的卵巢的时候起，我的两个肾就痛，我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呢?”我笑了笑说：“您的肾病是由那电车上的过堂风和震动引来的，沃拉吉米尔先生，等到您的黛卡娜辞去这工作或者生上个病呆在家里，您的病就会好了。”沃拉吉米尔一边听着一边慢慢地穿上他的短大衣，说：“这有一定道理。要是她的身子往下坠，要是她怀了孕，要是我们将要有孩子那就最好不过了！”我丈夫无缘无故地大声吼道：“可他妈的沃拉吉米尔啊!海明威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写他如何跟他那位当大夫的爸爸到一个印第安产妇那里去，准备替他接生。海明威的爸爸一掀开床单，只见那里躺着一个用刀子杀死了自己的印第安男人，这是由于他为妻子分娩紧张得无法忍受所致。他妈的您也会在您老婆分娩时坚持不住的!”沃拉吉米尔后仰着脑袋，他那卵状的颅骨更显得高傲了。他轻蔑地说：“那我也可能割断自己的咽喉，我将会有一种纯粹的感受。主要是免得让我穿着便袍坐在家里去读别人所感受的东西……博士!科特采商场有出口土耳其的便袍啊尸沃拉吉米尔得意地说。

    我丈夫像木鸡一样站在那里。可又无缘无故抬起眼睛、大笑着喊道：“沃拉吉米尔，您知道除您之外还有谁患羊痫风吗?先知穆罕默德和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征兆完全一样!可是请注意，不能超过三十秒钟!这可毫不含糊!最舒服的死是淹死。”沃拉吉米尔就像遭闪电雷击的塔一样站在那里。他一步跳到炉子旁，我连忙上去挡着他的路摊开双手说：“您又想搬炉子?沃拉吉米尔，您若敢搬，我到死也不会理睬您的!’’沃拉吉米尔咬着舌头强忍着怒气跑到院子里。外面下着雪，他匆忙：跑下台阶，连帽子也没戴，他的脑袋一下就消失不见了。我知道，在恋爱这方面他简直成了天字第一号，真是一个大疯子。我知道这一点，不禁点点头，觉得本该这样……后来我和我丈夫穿上婚礼服去参加沃拉吉米尔在日什科夫区政厅举行的世俗婚礼，所有婚礼客人也都是俗套的，所有婚礼上的公职人员也是俗套的。先做一个老一套的报告，然后按惯例互戴戒指。沃拉吉米尔就是我所见过的依从俗套的新郎，被这婚礼弄得张惶失措，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得到这么大的幸福，能娶上这么一位因为这习俗化的幸福而容光焕发的俗套新娘。后来，开来一辆俗规的汽车，随着又一辆、再一辆，然后便去瓦茨拉夫大街上俗规的旅馆，在一个俗规的婚宴厅里吃了一顿俗套的午餐，在同一个碟子里新郎新娘按老一套喝俗规的汤。惟一不落俗套的便是沃拉吉米尔的妈妈，她像一位曾经打过篮球的运动员，长得跟沃拉吉米尔一模一样，简直像他的姐姐。

    而黛卡娜一家简直让我受不了，也很俗套，但是像平常的富人那样，一眼就能看出，他们都是些贵族老爷、太太，举止得体。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沃拉吉米尔。他真让我失望，竟然如此地俗套，如此小市民，是一个为了他那俗套妻子的一个微笑而情愿放弃自己的行动版画的俗套丈夫，因为他坐在瓦茨拉夫大街这家俗套的沙龙里既没意志也无幽默，只是一个摆在陈列柜里的俗套木偶。最后，到下午，那对年轻的新婚夫妇便无影无踪、进行那俗规的结婚旅行去了。

    只要院子里有太阳，我丈夫便把椅子搬出去，呆在外面。太阳晒到哪里，他便将椅子搬到哪里，有时还有那张小桌子也跟着。当太阳跳上了板棚的屋顶，院子里因阴影而变凉了时，我丈夫便端着他那锯断腿的椅子坐到有太阳的地方，脱光衣服晒太阳，因为他太喜欢阳光。当我们上街，走到利本尼的巷子里，赶上出太阳时，我丈夫总是走在阳光的那一边人行道上。坐电车也这样，他总要坐到晒得着太阳的那一边窗子旁，乘火车、坐公共汽车都这样。有时我们一道到利本尼的旧港湾对面桥头去晒太阳，那里有一口破舱船，岸上还码了些养鱼池用的橡树木桶，人们在圣诞节或复活节用这些桶装鱼出售。我丈夫喜欢来这里躺到毯子上晒太阳，也喜欢在这里和沃拉吉米尔一块儿游泳，连依尔卡·什梅卡尔都爱在这里画那只旧舱船和那条长堤。那里整个秋天都结着香气扑鼻的苹果。我丈夫在这里跟一群小男孩在一起。

    这些男孩根本没去注意他，我丈夫似乎也没注意他们，其实呢，他们的一举一动、哪怕一声喊叫、说出的一字一句都被他注意到了。我丈夫呆在这里很惬意，由于这里曾经是个港湾，从这里有一条两边长着老洋槐的大道一直通到卡尔林，然后沿着河岸再通到贝尔茨·迪罗克。这里还有家僻静的长形饭馆名叫“伏尔塔瓦人”。我丈夫说那里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有上两百顾客，因为布拉格人喜欢全家到这里来郊游。我在这里只游过一次泳，因为那次我从河岔的水里钻出来时，身上粘着一个恶心的避孕套，我气得把它扔得老远，我丈夫笑得尖叫起来，呆在旧船上的男孩们也哈哈大笑着从船上往河里撒尿。我丈夫还对我说，有个住在什瓦布基名叫萨尔茨曼的老太太专靠早上在什特拉斯堡附近山麓下码着木柴的篱笆旁、在太阳街上捡那些到处扔着的避孕套为生。她将它们清净卷好，放在一些粉红色或蔚蓝色用来装情书有香味的信封里，到晚上再便宜卖给什特拉斯堡的姑娘和婊子们、拉巴罗马小卖部的野鸡们和站在尼特拉旅馆门口的娼妓们，那里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房间出租。

    如今我们躺在这里，我丈夫突然向我谈起当年他小时候，在日德尼采的小屋里从窗口观看出殡的情景。后来跟父母住在波尔纳时，他参加了每一次的出殡行列。穿着缝有金扣子的红色短外衣，戴着插羽毛的礼帽，作为哭丧队的一个成员参加送葬。他紧跟在哭丧队的后面，他们一哭，他也跟着哭，跟着哭丧队伍往前走，因为他热爱那出殡乐队，热爱那金灿灿的小号、有活塞的短号和黑管，热爱整个出殡行列摇晃的步伐，大家都左右一致踏得重重的步伐，按照哀乐的节奏、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下前进。队伍进了墓地便停止前进，哀乐仍在演奏，人们和我那位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丈夫按照这哀乐的节拍踏步站在这坟墓的一旁，牧师和侍祭们站在坟头，送葬的人们在墓坑四周围成一圈，黑棺材停在两块厚木板上。当殡仪馆工人从车上抬出这棺材时，人们便献上花圈和花束。然后一片静寂，教区牧师讲话，后来又有一个手臂戴着黑纱的人讲话。所有送葬的人都摘下帽子……我丈夫在港湾岸边给我详尽地描述着：“我也脱下礼帽，也跟着那些死者亲属一样哭着，根本没法看见他们的脸，因为他们都裹在黑纱里。随后牧师将侍祭递给他的水盘里的圣水洒在棺材上，接着有个人挥一下白纱巾，乐队开始演奏告别哀曲，四个穿得像元帅一样的殡仪馆人士提起帆布带子，将棺材放进墓穴里。那些死者家属、几个穿戴一身黑的人活动起来，仿佛要扑上棺材，仿佛要跟着死者进到墓穴里去，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响起一阵号哭声和喊叫声。总有——个穿黑丧服的人瘫倒下来，另外两个穿黑丧服的人不得不使劲扶起他。

    牧师用挖坑人递给他的铁锹扔几锹土到墓穴里，随后我们便一个挨一个地边走着边扔一锹土到墓穴里，土块儿像敲鼓一样地打得棺材啷啷直响。接着，牧师跟死者家属握手，跟他们轻声说上几句什么，便第一个离开坟地，随后送葬的人也纷纷离去，乐队已经走到了坟地门口，掘墓坑人将钱放进口袋，我又戴上帽子，带着哭红的眼睛站在殡仪尔队旁边，送葬的人列队走在乐队后面，演奏过哀乐的同一个乐队如今奏出了进行曲，所有送葬的人、所有回城去的人如今伴着这进行曲迈着统一的步伐轻松愉快地行进着。小号、有活塞的短号和黑管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像我们哭哭啼啼走到坟地那样，如今又高高兴兴地走回饭馆，在那里为死者干杯，我们大家都再没有眼泪，彼此望上一眼，微笑着。曾经站在坟地门前的乐队，如今站在饭馆门前，演奏着欢快的歌曲，我们挨个儿走进这暖洋洋的饭馆里，乐队最后走进里面，乐师们坐在一张桌子旁，我每次都跟他们坐在一起，我成了一个公众共有的孩子，谁都喜欢我，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乡下小孩……”行驶在利本尼桥上的电车铃叮当作响，我们躺在旧舱船旁的草地上，男孩们已在那脏得教人恶心的水里游泳，他们不停地钻进水里，一直游到拴着装载苹果的船只的粗绳那里，然后又从那里游回来，再游去，然后回来……呆在岸上自然冷些，男孩们全身发紫，他们蹲在地上，紧握着的手塞在下巴底下，牙齿直打颤，尽管披着毯子、短外套和衬衣，可还是暖和不过来。为了好受一点儿，他们又从旧船上跳进水里，一直拍打到冻得发抖了为止。我们一直躺着没再下水，天黑时回到家里。

    我丈夫的朋友卡雷尔，马利斯科从小就以变魔术出名……他将孩子们叫到城堡街排成一行，问他们天空怎么样，孩子们说正在出太阳。而卡雷尔·马利斯科对他们说：“你们站在这平台下，我是个大魔术师，请你们闭上眼睛，一分钟后我便把雨召来。”孩子们于是站到平台下方，闭上眼。马利斯科从平台栏杆那儿尿了一泡尿把他们都浇湿了……有一天他来串门，走过院子的时候已经没有半点魔术师的影子，相反，还瘸着腿，因为他熏猪肘吃多了正在闹痛风。等我递给他一把椅子时，他还怯生生的。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可喜的消息，说他的朋友波列克要办宰猪宴，说他只为我丈夫，为他在巴特克的布拉特院子里养了一头小猪崽，这猪崽已经长得相当大了，准备宰了过宰猪节。说头一天只请男士去，第二天去女士，指的是马利斯科的妻子和我。马利斯科先生一边说一边折着指头节咯咯响，非常胆怯的样子。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对我说，要是我怀上孕，到四个月的时候把它取出来或者刮宫……

    “什么?”我吓一大跳。而马利斯科先生给我上了一堂关于荷尔蒙的课，说这激素是世界的动力。漂亮的女人一怀孕，那些漂亮汁液便在妊娠过程鼓胀起来，流进她的Rx房和臀部，并激发性要求，在这头三个月男人用不着注意什么、不需避孕工具、避孕套……总而言之跟这样的女人同床是很美妙的。艾丽什卡太太，您脸色有些苍白，在性方面有些胆怯，那么在怀孕四个月之后就能成为像丽丝·泰勒和梦露一样的性感女郎。可是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您详尽描述您那位又在哪儿磨蹭的丈夫的光辉形象。我年轻的时候，和我父亲一道在他的卡列姆沙龙乐队里演出。我记得我们在奥斯特拉瓦演出的那时节您丈夫还是个学生，想成为波特莱尔那样的人物。那人曾经将头发染成绿色、穿着漂亮的服装去听歌剧。您丈夫那时也想采取这类革命举动，于是到理发店去剃个光头，因为他爱上了扎拉比的美少女格奥吉娜，可又没有时间和本事去拢住她。我那时在沙龙乐队演奏钢琴《小吉戈罗》。

    忧伤的吉戈罗回忆不起他的青年时代来。您那丈夫剃个光头真难看，因为他的脸晒得很黑，而脑袋却光得发亮，大家都盯着他脑袋看。他原以为能吸引住他的格奥吉娜，结果反而使她羞得满脸通红，不愿跟他跳舞，而跟一位人们叫他巴夏的工程师跳去了。而那位巴夏却相反长着一头浅色的漂亮鬈发。您丈夫没因剃了个光头而获得任何欢乐，却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他溜出大厅，跑到灌木丛中，爬到舞厅窗外的围栏上，背对着墙，穿着晚礼服一步一步地蹭到窗子边，在那里，他看见了他美丽的格奥吉娜正在跟工程师跳舞，还一直面带笑容。那巴夏是划船俱乐部中最高明的网球手，也是最棒的田径运动员和排球运动员，他将格奥吉娜紧紧搂在怀里，您那位光头丈夫背靠着舞厅的墙壁转过头来望着奥斯特拉瓦舞厅的中心，妒忌得快要死去。我为什么对您讲这些呢?好让您明白，您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您这位丈夫一谈恋爱便爱得死去活来的，是养熊人用链子牵着的一只熊，这链的末端是个环，就拴在熊的鼻子上，而您丈夫总是被他爱的姑娘牵着走，她们很善于勒紧那时拴在您丈夫鼻子上的链子。他就这样靠墙站着，看着他的格奥吉娜如何勒紧链子、弄伤他的鼻子。他痛苦极了，后悔自己不该让人剃掉他那也是淡黄色的头发，这浓密得必须抹上发油才能梳理的头发，而且也带着波浪，仿佛被氧化物染褪了色。我知道，”马利斯科先生叹一口气，像我丈夫一样地望着窗外，“您知道，这样一位约尔·布林纳是女人崇拜之王。

    可是您丈夫却没有了头发，这可是真正的不幸，他沮丧得决定在他的头发长出来之前宁可戴个贝雷帽。我白费劲地苦苦哀求他继续光着头，继续学超现实主义者的样子。格奥吉娜就因为他这头发而抛弃了他，让他落个跟我一样的下场。我曾爱上一名肉铺女郎。我总是到民族剧院对面的赫麦里去吃勺：饭，我的女神、我的对象跟我打招呼说：‘马利斯科先生您要点什么?’我像每天一样要了一百五十克烤肉卷，她有着一头秀发，笑容满面地拿着那热乎乎的肉卷，一按开关，切了一块给我，，马利斯科先生，这还是热的哩!’于是我给她写些小诗，爱着她，每天都到她铺里去用午餐，吃那热气腾腾的肉卷，看看我那位肉铺女郎。可是没想到她头发里起了疹子，不得不剃个光头，于是总戴着头巾。我继续去那里吃饭，午饭后走过民族大街，忽然有厂个主意：到假发部去订了个假发套。我继续到她铺里去吃肉卷。町是我那位肉铺女郎调到贝莱思施特因去了，还是在肉铺里工作，我不再写诗给她而是给她送去假发套，可是当我走进贝莱思施特因的肉铺时，我看见什么啦?只见我的心上人站在柜台后，头上已经戴了一顶漂亮的假发套，只不过她的发套是她经理给她的，从此对我不再理睬，我拿着我的这个假发套走出来。

    那里正排着一个申请出国许可证的长队，大家都跟我一样疲惫不堪，我拿着这个花了六百克朗在民族剧院假发部做的假发套给他们看，我举着假发套向这个队伍表示祝福，还大声说了一句：：我好心没得到好报啊!’您瞧见了吧，艾丽什卡太太，剪头发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只有像约尔·布林纳或者我们年轻时的斯特罗海姆……就这样，我该走了。艾丽什卡太太，请转告您那一位，小猪已经长大，宰猪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如今我得回家了。在出了那挡子倒霉事之后我再也不写情诗了，如今我根据伊拉塞克教授的著作在写论文，不过写砸了。我所写的是与哲学一生物学有关的补充和注释……”马利斯科先生说话时，弄得我不知怎么回应是好，我的救命稻草是照着《披着冬装的大地风光》的样子绣图画。

    我选厂一些黑色棉线，马利斯科先生看着我这作品劝慰我说：“没事儿．只管干您的，我的孩子……直到现在有幅画面还浮在我的眼前．那就是从奥斯特拉瓦的舞厅里跑掉的您那丈夫的画画，我瞅厂一下他侧着的脸，他正在盯着他的格奥占娜。我没弹钢琴，我跑出来，走到修剪了的枫树·下面，穿过花园餐厅，走进黑暗小，那里只有从舞厅窗口射出的一线光亮。在那里我看见您丈夫背贴着墙，我看到他穿着晚礼服的身影跟这些线一样黑，您那位站在窄窄的、高达两米的围墙上的丈夫，正为我也见到了的格奥吉娜如何跳舞的情景而怒火满胸膛。格奥吉娜被搂在那英俊的工程师的怀里，工程师对她于／着耳语，向她说着只有您丈夫、这鼻子上拴着爱情与渴望之环的小傻熊才可能轻声说出的情活。面对这情形您丈夫只得自嘲而傲气地走向垂危。”马利斯科先生站起来，就像他来时那样，没有跟我握手，我也没有把手伸给他。我虽然觉得马利斯科这人还可爱，但是我知道，他对我说的，我只衬等他走厂之后，等我不仅从他那使人难堪的现时中、而且从他对我所讲的内容中清醒过来之后，才能去进一步思索……我已经开始对我丈夫这些朋友感到恼火，我已经开始受不厂啦!我自言自语说、反复地说：“你得掐住他们的舌头，你得川他们捉弄我的办法来对付他们！”我提着包从古力基采购回来，便拐到通往瓦尼十卜达酒馆的那条小巷里，恰塞克电影院的门一开，只见挤挤嚷嚷拥出一群孩子，沃拉占米尔像一根棍子拄在他们中间。

    他也像这些孩子一样在看滑稽片、教育片和新闻片，放映了整整一个下午。从这敞着的门传出音乐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正在恰塞克电影院冲着观众嚷道：“安静!要不把你们撵出去尸沃拉吉米尔一看见我，马上这样对我说：“年轻的太太，您的夫君大人在干吗呀?已经买下那双绣了猫的拖鞋吗?是不是在写他那本让我们的读书界感到大吃一惊的破天荒的书啊?”我挨近沃拉吉米尔，对他说：“他会让他们吓一大跳的!我的那位宝儿爷跟-个叫萨尔茨曼的老太婆在拉·巴罗马小酒铺，也就是在当兵的常去嫖娼的太阳街上捡那用过的避孕套，我丈夫还帮老太太用网子到伏尔塔瓦河、到那个死港里打捞那些东西，然后跟那老太太将它们洗干净、晾干、撒上粉末、重新卷好，放进装情书的粉红信封里，到晚上由萨尔茨曼老太太又将它们拿去卖给拉·巴罗马小酒铺附近的野鸡……”沃拉吉米尔惊瘫了，我则非常惬意，我把从丈夫那儿听到的乌七八糟的事情一古脑儿编到他自己的身上。沃拉吉米尔惊得只会含糊不清地喃喃着：“这么回事啊!这博士可真是一鸣惊人太了不起啦!如今我确信，他会成为出类拔萃最棒的、他会成为文学上的世界冠军，因为他现如今已经算得上人民艺术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