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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岁月 三、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的小说的全部中译本,包括《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罗亭》、《春潮》、《烟》、《猎人笔记》等,而最使我震动的是中篇小说《初恋》。在那段时间里,屠格涅夫的少女们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倾心于她们既优雅又充满激情的个性。接着读托尔斯泰,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巨著外,还读了一些中短篇。我当然佩服托翁笔下场面的宏阔和人物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质朴,他仿佛只是在叙述生活本身,从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觉得,他笔下性格和经历各异的男女不论与我多么不同,都是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经验理解的。我还喜欢他对人生的平实而又深邃的思考,体现了这种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尔都使我感到亲切。然后,我又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时他拿给我的,接下来读了《赌徒》、《白痴》、《罪与罚》等。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与读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经质,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xdx潮的密集,使人总是处在心惊肉跳的状态中,喘不过气来。世英酷爱陀氏,但我更喜欢托翁。此外,当时我还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果戈理、契诃夫等等。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我读得极快,囫囵吞枣,一天就能够读完一厚本。苏联的作品也读,例如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的回忆录,尤其是回忆托尔斯泰的那一篇,称得上绝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如速写一样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了托尔斯泰的凡胎和灵魂的轮廓。除了托翁自己的日记,还没有谁使我如此真切地了解这个血肉之躯的伟人。我还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把艺术体验和欣赏还原成了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当然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德莱塞,但数量相对较少。有一阵,世英在读易卜生,我也跟着读了,对于易卜生所揭示的优秀个人面对社会庸众的孤独和勇气深感同情,也很欣赏他的戏剧语言的凝练之美和尖锐的力度。

    除了小说,我还经常读诗。读什么诗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风格的诗人。放在我床头的有雪莱和海涅,也有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世英时常翻开戴望舒译的《洛尔伽诗钞》朗读几句,在一次朗读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从这位西班牙民谣诗人那里第一次领略了纯诗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卖的是什么,要把你的Rx房耸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这些句子既纯净又朦胧,美到了极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他还发现了海明威和雷马克,在他的带动下,我读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海明威的语言艺术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体会他的革命性,更喜欢保留了较多传统手法的雷马克。世英的这些书都不像是他父亲收藏的,大约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世英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经常对我谈起,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如果说一年级上学期是我的俄国文学年,那么,下学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的现代思潮年了。通过自己阅读,也通过世英的谈论,我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已经很不容易,那些东西都被判为反动,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如果没有世英,我也接触不到。

    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我在这个宝库里诚然只走了很小一个角落,但是,一旦走了进去,看见过了珍宝,我就获得了基本的鉴赏力,懂得区分宝物和垃圾了。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国文学,这正是我的幸运。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环境和课程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从长远看,文学给予我的营养必能滋养我的精神成长,日后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实包括哲学果实中体现出来。我始终相信,人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统一的,并无学科之分,只要扎根在这土壤中,生长出的植物都会是茁壮的,不论这植物被怎样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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