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份或一片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情理精神即大部分为直党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

    从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主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共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德（Fronde）说：亨利八世之与卡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今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中居其半，这样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思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影响，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牡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发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激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像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连用到绘画上，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我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其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其为太逻辑的。对于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自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相同于moxderation的字为“节”字，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书经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公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它的意义是说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地位，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可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她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至力于逻辑。实际上，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n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我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戟，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

    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遍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智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盂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现在来谈性欲问题。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的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自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其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

    像哈佛洛克·霭理斯（HavelockElli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目为淫书，其唯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于尴尬之环境。但是它的最大效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唯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后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份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乎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之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看过重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定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它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看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我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中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候，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国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被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赞成贤人的政府。贤人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

    这是一个大胆的理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谟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主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缺乏纪律，这个癖性，成为我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样、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泡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而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无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讷著的“卖花女”吗？在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的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镑，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镑。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以知道怎样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自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义，还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最后可以决定把他送进伯明罕。（Birminghan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罕。他恰恰行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罕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表面之威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