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八年的伦敦，是一座藏污纳诟的城市。英国各地，乃至于在德国等欧洲大陆无法谋生的人们，像污水流入水沟一样第流经伦敦。

    这些人毫无列外地都都住在东郊，也就是所谓的伦敦东区（贫民区）。当时经常有七万五千人在那个贫民区里蠕动着。

    散发出腐臭味道的成排出租房子里，一个房间住着好几个家庭，地下室还有人与猪同居的情况。

    偷猎炉子、狗、老鼠等人住的房间最可怕。为了把那些动物的毛皮卖给商人，他们在房间里剥皮，所以总是弥漫着动物的毛发臭味，而他们的妻子做手工糊火柴盒的浆糊味，则与厨房腐败的鱼鱼蔬菜混在一起。可是，住在那样房间的人，却绝少打开窗户。因为房子的外面也一样臭。

    然而，他们的生活还算好，因为贫民的下面还有将近十万人口的赤贫阶层。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被迫过着比贫民更低等的生活。他们衣着简陋，没有鞋子可以穿：有鞋穿的人，对他们而言鞋子比较像是装饰品，并没有太大的实质用途。

    最让人惊讶的是，还有人过着比赤贫阶层更糟糕的生活，他们是乞丐、流浪汉、罪犯等等。这些人的数目不下于一万一千人，他们饿着肚子，整日像狗一样在东区徘徊，四处寻找食物，睡在建筑物的屋檐下或空地上。他们虽然是人，却过着和动物没有什么差别的生活，只求能活下去。

    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中，女性大多站在街头拉客，靠出卖肉肉体为生：男人能做的工作则是捡狗大便，把狗大便卖给皮革的鞣皮业者，因为狗大便能让皮革有更好的光泽。

    不管怎么努力，他们辛苦了一天所能赚到的钱，大约只是西区的有钱人们赏给擦鞋匠的小费。上一个世纪末伦敦东区的边缘，就是这样的状况。

    上层社会的人有钱有地位，温饱思淫欲；下层社会的人因为贫困与绝望，铤而走险地过活。一般人虽然不支持他们的行为，但是自己的所做所为武器是和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们对特殊的犯罪行为或性虐待狂的发泄行径，总是给予异常的关注、

    就想去奇观马戏团观看“象人”一样，到监狱前看处决犯人，都是一种残酷的嗜好。一八六六年废除在监狱处决犯人的惯例之前，人挤人地为成人墙，把执法者拿着斧头当众砍下死刑犯头颅的事情当成一个节目。

    “开膛手杰克”的连续杀人事件，便是发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地方。“杰克”像在对那个无趣的世界挑衅般，将层层累积起来的怨恨注入刀子中，砍断了妓女的咽喉，并且一刀从妓女的心窝口迫切到下腹，把内脏一一来出来放在桌子上。

    那真的是令人作呕的事件，可是就某种意义而言，却是那个时代必然的产物，杰克和被杀死的妓女一样，都是可悲的被害者。

    时光流逝，经过了百年之后的现在，世界的中心早已经远离伦敦。伦敦变得安静了，街道干净得仿佛是公园的墓地，以前在街头上徘徊的妓女和贫民们的身影消失了，可是，从前聚集在这个世界中的富豪们也同时离开了这里。海德公园内拥有百年树龄的柏树，应该可以见证伦敦的这一页兴衰史吧！

    谁也看得出文明的中心已经往西度过大西洋，而一九八八年的现在，与百年前的大英帝国首都一样充满矛盾的城市便是柏林。

    西柏林是一个奇妙的都市，像孤岛一样地独自飘浮在可以说是希特勒千年帝国遗产的东德“红色大海”里。他的四周是高耸的围墙，住在里面的人虽然仿佛被关在围墙里的囚犯，其实却是“自由”的。

    一九六一年，无数想翻跃耸立在柏林中央围墙的德国人留血了，而开枪射击他们，让他们流血得人，也还是德国人。

    因为有高耸的围墙，所以围墙边缺少绿化的公寓租金也一直无法提升。围墙带来的压迫感和象征危险的意念，让多数人对这个地区敬而远之。

    像这种房租低廉的公寓地区，如果只租给学生的话也还好，可是当从外国迁度而来，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阶级也住进来以后，这个地方就渐渐变成贫民窟了。而这个像百年前伦敦东区的地方，也位于这个都市东边的围墙边，在克劳兹堡（kreuzberg）或莫阿比特（moabit）一带。

    西边的政府不承认东德是一个国家，也不认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因此，有不少从土耳其、波兰或南斯拉夫等过流窜出来的难民，经由东柏林，进入了西柏林，在克劳兹堡停下流浪的脚步。西德政府因为希特勒时代所欠下的人权债务，所以无法拒绝难民的流入，刀子如今西柏林两百万人口当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土耳其人。随着克劳兹堡的贫民窟化，柏林围墙边变成了二十世纪的“伦敦东区”。

    流窜到西柏林的难民只能从事清道夫或简单的餐饮从业员的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色情行业、开设色情商店，女人变成了妓女。她们大多是公娼，但也有站在街上拉客的私娼。

    西德的人民很想离开这样的西柏林，住在西德的本土境内，所以仿佛孤岛的西柏林曾经出现大量人口外移的现象。西德政府为了守住西柏林这个据点，便免除西柏林年轻男子服兵役的义务。

    如此这般，西柏林颓废了。如今的西柏林已变成外国势力与观光客获取短暂快乐的边塞地区，实质上从北到南依序成为法国、英国、美国分割统治的殖民地。

    这里街头上的年轻人对政治十分冷漠，他们不愿对政治的事情发表言论的理由，是他们感到矛盾；而导致他们矛盾的，单纯只是因为他们正巧出生在这里。